“何不食肉糜”的劉瑜——自由派公知的衰落

发于端传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806-notes-metoo-liuyu/

源自美国的metoo运动，起源于2006年，有人在社交媒体上用hashtag #metoo，鼓励更多的受到过性侵性骚扰的人站出来，表明自己也受到过类似的对待。Tarana Burke最早使用metoo hashtag，得到了众多相应。metoo开始起源于职场性骚扰，后来席卷好莱坞和政界商界。揪出了好莱坞著名制片人Harvey Weinstein这样的大鳄。从被metoo指控到后来走法律程序的案子，多数都有名有实。

近日metoo运动席卷中国舆论场，先是7月23日亿友公益雷闯被曝性侵，然后有人匿名发文指控章文酒后性侵他，蒋方舟和易小荷也第一时间站出来指证章文性骚扰。春树也曝光作家张弛、《新周刊》创始人孙冕性侵她。一时间媒体圈和公益圈指认男上司男主管不检点行为的风气骤起。

7月27日，网络上传出一篇署名清华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的文章，关于metoo，指出metoo运动在中国存在的诸多不足，并表示了对运动扩大化的担忧。但是看完文章以后你会发现，刘瑜对metoo的理解是错误的。metoo运动，针对的是父权社会。metoo要求的是yes means yes，把举证责任推到了男方，要求男方证明女人说了yes，整个法律的举证天平就反转了。只有对方同意才可以实行。而no means no，在法律上让女人具有举证责任，来证明自己确实表达了no这个意思。一个女子，在对某个男人有好感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清晰地让审案的人相信她的no。刘瑜讨论的还是no means no，受害方要明确表示反对才可以，可以说是没有讲到问题的点上。除此之外，刘瑜作为国内网红级别著名公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毕业，却犯了这么多常识性错误，确实令人震惊。

刘瑜文章第12段写到好莱坞为首的大众文化，充满了性暗示，以此为性骚扰开脱，好像女性穿着暴露，交的男朋友多，别人随便碰几下就很正常。第14段又说，人是信号的动物，貌似此种穿着打扮就是给人yes的意思。别人频繁换男友，就是“open sex”吗，就可以乱摸就可以性骚扰吗，这是大大的误区，她可以骚，你不可以扰，这是基本常识吧。这种逻辑，怎么跟章文自辩文的逻辑一致呢，章文的文章说蒋方舟交了很多男朋友，易小荷离过婚，以此来为他的猥亵行为找借口。看来公知圈这种认识的不少。别人交过多少男友跟你有什么关系。虽然刘瑜后面声明这不是荡妇羞辱，但是这就是荡妇羞辱。问题是有权有势的人不会管你穿着暴露不暴露，要摸你还是要摸你。更多男权主义者会认为文人圈子本来就是这个风气，这是风流潇洒，顶多算风流韵事，根本没啥大不了。

刘瑜指责网上发声是文革式的大鸣大放贴大字报不走法律途径，且不说受害者网上发声要承受巨大压力，被人指责不检点不说，还要被人指责卖了还没达到目的所以出来指认。退一步讲，在中国走法律途径行得通吗，朱军一个小小case都被压制下来不许声张，她却以为中国真是法治国家，走法律途径可以得到公正的结果，类似于问“何不食肉糜”。

文革贴大字报跟此事有任何相似之处吗，按照邓式官方文革解读，贴大字报是冲击社会现有秩序，但是还有1978年发生的西单民主墙事件，那是公民自发的意见表达机会。

大鸣大放起始于1957年开始的帮党整风的运动，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延伸。贴大字报在文革中比较盛行，也对各级大小官员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四大作为公民自由表达的基本权利被写进了1975年宪法。文革结束后也没有马上废止，还写进了1978年宪法。直到发生了西单民主墙，矛头直指最高领导人以后，于是到1980年被当局取消。人民有了自由表达的权利就会乱套，这是官方意识形态一贯的思路，网上表达就是贴大字报，从而导致社会乱套，这是一套非常荒谬的逻辑。刘瑜哥伦比亚政治学博士毕业，主攻方向就是文革，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完全等同于暴民政治，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出身于省部级官员家庭的刘瑜可能一路顺风顺水没被人占过便宜，但是那也不应该站着说话不腰疼说穿着暴露活该被性侵。

公民个人表达就扣上一个民粹搞文革的帽子，煽动民粹带节奏的是官方公号，不是动不动就被封号禁言的个人帐号。可见刘瑜坚持的还是主流意识形态立场。

自由派公知的衰落

中国的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简称）这个概念，最早起始于2004《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早期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向公众普及现代西方文明政治理念，启迪民智，起了一定作用，这些人多数是高校或者学术机构的学者，敢于表达个人见解，有些观点不同于主流官方意识形态，也敢于向官方正统观点挑战。一些人的出版和在媒体上表达的权利收到了当局的限制和打压，也得到了相当多的人同情。

2009年中国政府在封锁了推特以后，开通了新浪微博，众多公知大V在微博上发表意见，吸引了大量粉丝，充当意见领袖，一定上引导了网络舆论。例如温州动车事件，给当局造成了一定执政压力。之后微博上的公知言论受到到政府的多轮管控和限制，在打击了薛蛮子嫖娼，作业本，李开复因癌症隐退以后，以及当局打压了新公民运动以后，公知的网络话语空间日渐萎缩。

而今时今日，尚存言论空间的所谓自由派公知，对于公权力，并非持强烈的批评立场，很多人也是体制内编制，所以跟权力之间的态度就有着些许暧昧。有些人甚至可以因为自己的名气和地位得到一定的利益。这样与体制并存，其批判意识就更为弱化。另一方面，多数体制内公知，并不反体制，还是寄望于体制内健康力量走改良路线。基于精英主义的立场，知识结构陈旧，又本能的与社会运动，平权观念等左派立场产生排斥，从而导致与草根群众的需求产生严重脱节。自由派公知的主要目标，变成了排斥极左派或者毛左对于当局政策的影响，这些努力，对于当局政策的影响并不显著。如此下来，公知一方面想要充当意见领袖青年导师希望代表民意，另一方面又做着维护体制的事。这种尴尬的境地一时半会也改变不了。公知剩余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现实环境如此，是挑战主流意识形态还是靠拢，是个困难选择。一旦坐稳了立场，有些僵化的思维方式已经彻底固化了而不自知，就并不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