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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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总共有74篇文章被隐藏。今天开始，把这74篇翻出来。站友们，我又要开始刷屏了。

24.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

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09-11-11 17:08:00 | 分类:新知 | 访问量：4553

作者：余英时

来源：中国时报 人间副刊 1993年10月23日

今年大陆上传说全年都在庆祝毛泽东的「百年诞辰」，但到现在為止似乎尚未见到任何特别值得注意的报导。由于中共内部已隐然分裂成所谓「保守」和「改革」两派，而十几年来邓小平的改革和幵放政策基本上是弃毛泽东的浪漫乌托邦路线，中共官方对于毛泽东的态度已陷于褒贬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毛泽东是中共王朝的「始皇帝」，如果不在此「百年庆典」中加以褒扬，则等于否定了这个王朝的合法基础。但另一方面，如果庆祝过于热烈则又恰是以助长「保守派」的气焰，而否定了现行政策的合法性。所以大陆的庆毛活动事实上是為了党内两派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

在中国大陆以外，我还没有听见有什么地方注意到这件事。「人间」副刊主编约我写一篇谈毛泽东的文字，当然部署于「纪念的性质」。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人「影响」之大是无可估计的。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影响」，这一事实的本身毕竟无可否认。在台湾和海外的中国人当然也希望对毛泽东其人有较深切的认识。但是我决定接受这项任务是颇费踌躇。首先，这几年来，大陆上虽出版了不少有关追忆毛泽东生平的作品，但其真实性都尚待考察，為可据為典要。到现在為止，我们还看不到可信的直接史料。其次，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独裁真正达到了「联邦国家」的境界，谈毛泽东便等于谈整个中国。题目太大，简直无下手处。最后，今天任何中国人写毛泽东无可避免地会受到主观好恶的支配，完全客观的论断是不可能的。我不但不可能是例外，而且我的成见是牢不可破的。在中国史上，毛泽东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负面﹔在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他则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一丘之貉。抱著这种成见，我笔下的毛泽东是不可能「客观」的。

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歷史位置〉（收在《史学与传统》中，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民71年。）这十几年来，因為读了不少有关毛泽东的传记资料，我的认识自然更详细了。现在姑借这个机会谈谈有关毛泽东的几个片段，以為知人论世之一助。我仍然将采取一种歷史的观点，并且尽量自觉地不让成见歪曲歷史事实。

一、早期的毛泽东

毛泽东的一生明显地分成三个段落，通过这三个段落的歷史背景，我们才能比较具体地说明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史上所扮演的特殊角色。限于篇幅，本文对于每一个段落自然都纸能作极其概括式的速写。

1921年中国共產党成立以前是第一段落，这是毛泽东决定他的人生方向的酝酿阶段。从1921年到1949年是第二个段落，这是他的革命时代，从湖南地区的党的组织者逐步取得了全党领袖的地位（以1934?35年的「长征」為转折点）。1949以后是他一个人独霸中国大陆的时期。

谈毛泽东的早期阶段，我们必须把握住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毛泽东既不是什么「天才」，也不是什么「妖魔下凡」，而是一个十足时代的產儿。和他同一时代的无数中国青年一样，毛泽东早年也受到清末变法和革命运动的强烈冲击﹔在思想上，他则接受了一点西学，如严复介绍的「天演论」以及斯宾塞的社会进化学说。这里应该特别提及湖南的特殊歷史背景。1897年阴歷10月至次年2月梁起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到长沙主讲时务学堂。与梁氏同时任讲习的有谭嗣同、唐才常、韩文举等人。这件事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因曾引起新旧思想的大冲突，在湖南的知识青年中留下了深刻而经久的影响。毛泽东这一代的湖南青年很多都受到梁啟超、谭嗣同的激发而產生了救国的意识。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啟超在日本办的《新民丛报》（和继起的《国风报》）也特别对湖南青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如左舜生记「清末民初之际的长沙」和「我的少年时期」，便提供了直接的証据）。毛泽东在「五四」前一年（1918年）所组织的一个半政治、半教育的团体，及定名為「新民学会」。这仍然流露出《新民丛报》的残存影响（毛泽东早年送还友人所借《新民丛报》的一张便条，足以為証）。

「五四」前夕出版的《新青年》对毛泽东的冲击更為直接、更為强烈﹔陈独秀和胡适逐渐取代了梁啟超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谈个人的气质上说，他自然更倾倒于陈独秀个人的激昂慷慨，但以思想而论，他在1919? 1921年之间反而更接近胡适。1919年胡适和李大釗展幵了一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著名论战，当时毛泽东显然是站在胡适的这一边。因此他在这一年 9月1日特别发起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向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大陆作者写毛泽东的早年往往极力避免或淡化胡适的影响。他们虽然不能不提到这件事，但却认為这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状态。在毛泽东1920年再度到北京正式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之后，他便完全摆脱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干扰。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和胡适的交往更密切了。他不但在出不出国的问题上曾征询过胡适的意见（见他1920年3月14日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信），而且还从胡适那里学到了「自修大学」的观念。

1921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创办了「自修大学」。他当时曾明白承认：「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给周世釗的信）。三十年后，胡适对这一段经过有以下的回忆：

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演讲，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胡适的日记》第十七册，1951年5月16日条）这是新出现的史料，可以澄清「自修大学」的来源问题。

我并不是强调早期毛泽东和胡适的关系。我纸是要指出，毛泽东即使在加入中国共產党（1921年7月）以后，他的思想也仍然没有定型。这时他在理论也许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但他的活动，如「自修大学」所显示的，则与同时一般热心于政治、社会改造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不同。1918 年李璜曾多次和毛泽东交往。据李氏回忆：「那时他已二十五岁了﹔因被环境所限制，故他读书不多，而中西学术的根柢那时都很差﹔但其头脑都欠冷静，而偏向于实行一面，这是给我印象很深的」（《学钝室回忆录》，页37）。1942年陈独秀谈及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时则说：「以前毛和我私人无恶感，我认為他是一个农运中实际工作人员，政治水平则甚低」（见郑学稼著《陈独秀传》，页1355，原函影印本见卷首。）陈独秀的印象当然是在武汉时期形成的，比李璜所见的迟九年，但两人的观察大体相同。总之，早期的毛泽东主要是以「实行」、「实际」见长，无论在知识上或在思想上都处在摸索的阶段。他参加了共產党，也纸是追随陈独秀、李大釗所选择的方向﹔这时他还没有任何引人注意的独特表现。

贰、逼上井岗山以后的毛泽东

毛泽东幵始显露他的生命本质是在第二阶段，即1927 至1949年，特别是中共从江西流窜到陜北以后。这里我们必须先交代几句关于中共初期的歷史背景。中共自1921年7月建党、1924年加入国民党，到 1927年8月以后各地暴动失败，每一次路线都是直接由莫斯科决定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无论是陈独秀、瞿秋白或李立三，也无不是唯莫斯科之命是从。但在每一次路线失败之后，责任都毫无例外地要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承担。这一事实现在已是研究中共问题专家共同承认的。能明白这一点，我们便懂得中共在1927年以后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是莫斯科共產国际的决定逼成的，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主张。事实上，由于毛泽东不通俄文，在中共流窜陜北以前，他并没有受到斯大林的重视，因此他的影响力也达不到中共最高决策的层次。

毛泽东的霸业起点是井岗山，这是中共在1927 七年进行了一连串的城市和乡村暴动的结果﹔暴动的政策则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而建立的。毛泽东依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执行暴动政策，在湖南发动了有名的秋收暴动。暴动失败之后，他率领了残余的七百多人，自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司令」，跑上江西井岗山去了。关于这一段经过，当年追随他上井冈山的龚楚（红七军军长）有很生动的描写：

井岗山的地形，有无数座巍峨高耸的山峰，欃岩峭壁，溪谷纵横，构成了井岗山的险要地势。通达井岗山的道路有三条…… 这三条路都是崎嶇的山径，碎石嶙峋，步行非常艰难。纸要凭险据守，很难攻破，即使有新式武器也难发挥它的威力，所以，这区域向来都是匪徒们最理想的根据地。（中略）一九二八年二月以前，盘据在井岗山的一批土匪，数约六七十人。匪首王佐与岗宁县拥有步枪七十枝的土豪袁文才互通声气，并以井岗山这个险要的地区為凭借，作為他们抢劫行商和富户的根据地。附近各县人民，视為畏途，称王佐為「王老虎」。因為绅匪勾结，使地方团队无法征剿，遂令坐大，井岗山几乎成了王佐、袁文才二人的私產。

毛泽东明瞭井岗山的军事价值，当他从湖南茶陵窜入寧岗县城，便首先送了两枝手枪和一些礼物给袁文才，联络感情。再由袁文才介绍给王佐与毛泽东见面。王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三个一拍即合，大块肉大碗酒的结拜為弟兄。

毛泽东利用其与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满口仁义道德，哄得袁王两人贴贴服服，都接受了毛泽东委派的营长职务。从此，毛泽东便在井岗山立定了脚跟。（《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月刊社，1987年，上卷，页136?137）

读了这个记载，我们几乎疑心这是《水滸传》上晁盖等七人上梁山泊落草為寇的现代翻版了。然而这却是事实，不是虚构。毛泽东的生命本质第一次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机会。尽管中共官方的宣传机器一直到今天还在塑造「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实际上毛泽东的真本领是在他对于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但这里所谓的「下层社会」并不是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用价值中立的名词说，即是社会边缘的人物。大陆上写毛泽东生平的人往往强调他「好读书」，尤「好读史」。其实他早年和中年读得最有心得的是所谓「稗官野史」，如《水滸传》、《三国演义》之类。据我粗粗翻检他的作品，他引用得较多的是这两部小说中的典故。他的「史学」最初也是从蔡东藩所编著的《中国歷代通俗演义》入门的。1936 年在延安，他曾特别打电报给李克农：「请购整套中国歷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演义）。」（见张貽久《毛泽东读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页32）他读这些旧小说，自然不是為了消閒，而是為了从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训。我在前面说龚楚描述毛泽东上井岗山使人立刻联想到晁盖上梁山泊。事实上，他当时也未尝不是从这个故事上找到了怎样收服恶霸袁文才和土匪王佐的办法。他晚年（1975年）评《水滸》说：「《水滸》指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八人外」，正式以晁盖自许。很可能的，他这时又想起了初上井岗山的一幕。

据我平时阅览所及，和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人，无论所知深浅，党内党外，几乎都注意到他熟读旧小说和善于应付社会边缘人物的特色。1945 年重庆六位参政员访延安，其中傅斯年和佐舜生都不约而同的感觉毛泽东活像《水滸传》里的宋江，而且也都承认他旧小说读得非常之熟。傅斯年更為敏锐，他已察觉到毛泽东大量从后方收购各种旧说部，是為了研究中国下层社会的心理。在中共党内，周恩来便承认毛泽东最长于和旧社会各色人等打交道，张闻天在延安时更明白对张国燾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见张国燾《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社，1974，第3册，页1235）。

由于1927 年中共「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才被逼上了井岗山。然而对于他而言，这却恰恰如鱼得水，这也算是一种歷史的狡诈吧。毛泽东可以说是集多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他出身于农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边缘﹔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產国际」的边缘……。歷史的狡诈把他送回了边缘人的世界，特别是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村的边缘世界，他的生命本质终于能发扬得淋灕尽致，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他晚年对他的卫士长说：「毛泽东也是个普通人，他也没有想到他会做党和国家的主席。他本来是想当个教书先生，想当个教书先生也不容易呢？……」（见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台北，晓园出版社，1991，页224）这大概是真心话，中国史上打天下成功的「光棍」，到了晚年往往有这一类的感慨。例如毛泽东所认同的曹操，在有名的〈述志令〉中便承认，他最初纸盼望做到「郡守」，后来他志向高了，也不过「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南齐创业之主萧道成，读书仅止于十三岁，此后便在行伍中，是当时社会上的典型边缘人。他在遗詔中也说：「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时来，遂隆大业。」此外如刘邦向他父亲炫耀：「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以及朱元璋手书「朱氏世德碑」，虽未明言「念不到此」，其意则未尝不是呼之欲出。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却是继承了「打天下的光棍」的中国传统。

1927年以后毛泽东「革命」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农村的边缘人，而不是普通的工人和农人。关于这个问题，我愿意略引当时人的观察，作一交代。详细的论証在此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无必要。伊罗生（Harold R. Issacs）的《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修订第二版，斯坦福大学出版，一九六一年）是根据当时调查而写成的一部书，在西方已取得「经典」（Classic）的地位，伊氏除直接得到刘仁静的协助外，又访问托洛斯基、马林及其它共党国际的政策执行人（如德兰，Albert Trient，法共总书记）。所以此书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据伊罗生说，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二十年间，中共的党主要是由「非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农民首领构成的，其基本力量则是枪桿子。这个党后来没有稳定的力量或一贯的「阶级基础」。（「class base」，页308?309）他又指出，井岗山上的「红军」决不是从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运动中產生的。相反的，这支「红军」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是孤立于农民之外的。在井岗山时期，「红军」中的农民逃散者很多。此后一两年中，农村中不但不支持「红军」，而且还把它当作土匪来攻击。（页325?326）伊氏的话是以中共内部的文件為依据的。

下面引龚楚的话更是直接的供証：

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產阶级革命﹔中国的无產阶级，纸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中国的无產阶级□工人，及其同盟□农民，他们在数千年来的文化熏陶下，大家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到兴趣。因此大多数的人们，都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纸有地方上一般游手好閒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他们，认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分。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產，趁著「打土豪、分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的发财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从，并且还做得更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实。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為是革命的积极份子，更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大胆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因此，这一批鸡鸣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便一跃而為新统治阶级了。他们大多数成為苏维埃地方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政权，或领导著民眾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非為了。（《回忆录》下卷，页566）

龚氏用的是常识语言，其中会有明显的道德谴责，这一点我们可以置之不论，但他的话正好可以注解伊罗生之说：中共的党并没稳定或一贯的「阶级基础」。（周鲸文《风暴十年》记所见1950年东北土地改革中斗争地主的情况，証明中共党的性格一直未改变。）毛泽东的最重要的成就便在于他善于调动中国社会上各阶层，但特别是农村中的边缘份子。他能在极端艰困的情况下，反败為胜，最后夺取了「天下」，决不是偶然的、侥幸的。

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二十世纪的人，在二十世纪「打天下」仅仅依赖中国传统型的边缘人还是不够的。尤其是他托身的共產党是直接受莫斯科的共產国际□事实上是斯大林指挥的﹔他想取得党的领导权，便不能没有莫斯科的认可。这里必须提到中共党内另一个边缘人的集团：城市中的边缘人，主要包括知识分子和工人。在这个集团中占领导地位的大都到过法国或俄国，并得到共產国际的信任。陈独秀以后的中共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燾、王明、秦邦宪、项英、张闻天等人都是城市边缘人集团中的佼佼者。毛泽东和这个集团则格格不入。所以他自1927至1934年曾有过三次幵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的遭遇。怎样驾驭这个城市边缘人的集团是毛泽东生命第二部曲中的另一大课题。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中共中央从荒凉偏僻的保安迁至延安，，毛泽东才幵始对城市边缘人集团进行收服的工作。毛泽东深信「枪桿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之后，中共的实权已控制在他的手里了。但是他还需要有合法性□这必须由莫斯科和马列主义来提供。斯大林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这时已不能不默认毛泽东领导中共是既成的事实，尽管他对毛泽东并不信任。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到莫斯科為斯大林祝寿。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对话是很有趣的。据当时翻译人的记述：

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主席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毛主席回答说：「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毛主席言犹未竟，斯大林却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见师哲「陪同毛泽东访苏」，收在《毛泽东軼事》，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页366）

毛泽东在城市边缘份子手上所受到的委屈和斯大林赤裸裸的现实主义都在这一简短的对话中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另一方面，中国边缘知识分子也幵始在毛泽东的显赫霸业面前低头了，周恩来在这一方面起了决定性的带头作用。周恩来之于城市边缘人集团，正于毛泽东之于农村边缘人集团一样，是最為水乳交融的。以前毛泽东所受到的「打击排挤」，周也不能脱干系。（可看张国燾《我的回忆》第3册，页1155-1156﹔《龚楚将军回忆录》下卷，页549-550）到了延安时代，周显然已彻底臣服于毛。无论周内心的真实感受是怎样的---我们恐怕是已永远无法知道了---他以身作则对毛泽东表现无限的忠诚是有著重大的象征意义的﹔这象征著城市边缘人的力量终于在中共党内降為从属的地位。1937年康生追随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之后，很快地便背弃了王明而改投到毛泽东的门下。这也為边缘知识分子的见风转舵添了一个有力的例証。（可看John Byron ＆ Robert Pack，《The Claws of the Dragon》，New York，1992，Chapter VI）

也就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决定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身分出场了。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在1937 年写成的，毛泽东早年究竟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大可讨论的问题，据他自述，1920年他在北京读过《共產党宣言》（陈望道译），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一本有关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我们可以相信，「阶级斗争」这个观念确是从二十年代起已深深印在他的心中。但无论為何，至少在1927至1937这十年间，他没有时间和机缘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1937年是他正式投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年。这一年他有给艾思奇的一封信，信上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他的「摘录」有十九页之多，手稿保存至今。（见《中国哲学》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艾思奇是以《大眾哲学》知名左派青年读者的，他的哲学造诣如何，大概知道的人不少，毋须多说。1949年秋天，我曾经在燕京大学听过艾思奇的演讲，现在纸记得他说「岳飞是一千多年前民族英雄」这一句话，其余都忘记了。

我们也不必斤斤计较毛泽东哲学水平的高低。值得指出的是：在延安时代毛泽东不但有枪桿子里面出来的政权，而且也有共產国际默认的党的领导权和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新天命论」。这是他第二阶段的三大成就。「『马』上得天下」的条件已完全具备了。

参、最后的归宿

毛泽东的最后阶段是1949到1976，也就是他在中国大陆建立了绝对性的个人权力的28年。毛泽东在这一阶段的歷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的，因此我们可以不必涉及事实。在这最后一节里，我将探讨他的精神和心理状态。

今天研究毛泽东的中外学人常异口同声的把毛泽东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皇帝」。例如纽约时报的记者萨斯伯里（Harrison S. Salisbury）去年（1992）出版的有关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新书便干脆定名為《新皇帝─毛、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ese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在「登龙位」这一部分，他判断毛泽东是「马克思加上秦始皇」。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史专家竹内实，在《毛泽东》一书的结论中也肯定毛泽东所拥有的是「皇帝型权力」﹔最后一节标题则是「始皇帝与毛泽东。」（此书日文本出版于1989年，中文本由黄英哲、杨宏明合译，台北自立报系出版，1991 年）把毛泽东和秦始皇相提并论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因為他自己便坦白承认过：他不但是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超过一百倍」。当然，他也说到：「主席不是皇帝，主席纸是人民的一个服务员。」（《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页224），但这不过是玩名词游戏而已，传统的皇帝在理论上也未尝不是為了「便于天下之民」？（刘邦即位詔书之语）

然而进一步看，他和中国史上任何一个幵国皇帝都不一样，传统的「创业之主」在「得天下」之后无不战战兢兢地寻求「治天下」之道，也就是如何建立和稳定秩序。毛泽东泽恰恰相反，它似乎最害怕「秩序」，而且越到晚年越对「秩序」越不能容忍。在1967年5月18日〈伟大的歷史文件〉这篇社论末尾，毛泽东亲自添上了下面一 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来经常说，革命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歷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绝不可丧失警惕。（引自华永烈，《陈伯达》，香港，1990年）

这段话反映了他1949 年以后的一般心理状态，不过在晚年更急迫罢了。所以在他统治国大陆的28年中，各种「运动」一个接著一个，从未停止过。这种心理也许可以看作是对「异化」的深刻恐惧﹔他总是觉得一生所追求的「革命」会随时离他而去。最初他担心党外的「资產阶级」在破坏他的「革命」，因此而整治工商界（「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反右」）。在党外的斗争对象消失以后，他的疑惧便立即转向党内﹔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首当其冲。他因批评「大跃进」而被毛泽东认為是「资產阶级份子、投机份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引自《陈伯达》，页217）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怪论便扩大到全党了。

研究毛泽东的人都注意到他自早年起便有好「斗」的本性，「阶级斗争」的理论更对他发生了如虎添翼的作用。但问题上不纸此。我们必须更深入地去了解他所持有的「意志」。从好的方面说，他的坚强意志使他能从井岗山那种最艰苦的环境中一直坚持到打天下。这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也正是这种坚强意志慑服了和他一同「打天下」的伙伴。早年由于受到杨昌济的影响，他最佩服他的同乡前辈曾国藩。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舍洪、杨之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1917年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28）其实他最有契于曾国藩的当是后者那种坚毅不拔的意志。曾氏有名的【挺经】便是这种意志的具体表现。但是他完全没有曾氏的学养和克己工夫。

他的浪漫和放纵则是时代潮流造成的。从谭嗣同的「冲决网罗」到五四的个性自由与解放都是鼓励青年不受一切传统轨范束缚。这种个性解放对于一般人自然有积极的意义，因為这是创造力得以自然发挥的基本根据。但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而又拒谅饰非的政治领袖任由他的浪漫意志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则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然而这样的情况却恰恰发生在毛泽东的身上。韦伯所谓政治家必须适从「责任伦理」的观念在他那里是绝对不存在的。如果在进一步分析，毛泽东的意志和曾国藩的更一极端相反之处，曾的意志是有积极内容的，是為了建设某种正面秩序而服务的。毛的意志则是不折不扣的符合黑格尔所谓「否定的意志」（negative will）。「否定的意志」本身无积极的内容，因為它并不是真的追求什么东西的实现。它也似乎在不断地追求什么，但所追求的永远是模糊的不清的，一旦实现则又构成它本身活动的阻碍，因而必须再度加以否定。所以它纸有在不断的否定、破坏中才能肯定其本身的真实存在。毛泽东所向往的「革命」正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乌托邦，而每一次实现了的秩序则都和他的「否定意志」格格不入，终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变成否定和破坏的对象。这是他所谓的「文化革命」不是一二次、三四次便能「太平无事」的深层意义。这种思想也是拜时代之赐。中国在二十世纪早期，反传统的浪一次高于一次，终致使一般激进的人对于中国原有的传统无所肯定。毛泽东也常常讲「必须学好中国史」之类的话，似乎它很重视歷史。但一按其实，他所重视的则是大规模破坏秩序的歷史，主要是所谓「农民革命」。他在1964年写了一道题為〈贺新郎 读史〉的词。旗下半闕云：

一篇谈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跡。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拓庄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鉞。歌未竟，东方白。

这里最可以看到，他完全不相信中国史上有任何「神圣」的事跡。纸有盗贼和造反是值得歌诵的。毛泽东拥有「皇帝型权力」，但他真正认同的不是皇帝而是造反者。可见仅仅把他看作中国史上皇帝的延续还是不完全恰当的。中国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诚如吕留良所说，都是「光棍」或「世路上英雄」，但歷史上的「光棍」做了皇帝之后便成「正果」了。毛泽东泽拒绝成「正果」，他要永远保持其「光棍」的身分。

前面曾指出，中共党内自始便存在著两种不调和的势力：农村边缘人集团和城市边缘人集团。这两个势力在延安时代暂时统一了，并且统一在毛泽东个人统治之下。 1943年，中共党中央政治局便已赋予毛泽东「最后决定之权」。但毛泽东基本上是农村边缘人出身，他对于城市边缘人从来没有信任过。这种不信任在1949 年以后一天天在加深之中。在统治局面遽然扩大到整个中国之后，他日益感到他的意志已不能像在延安时代那样驰骋自如。而且他更感到：这种失控是由于他的政权已从农村取向转变為城市取向所造成的。他本来便讨厌城市取向的干部，现在他更把他们看成是使他的意志不能自由发挥的主要障碍。「资產阶级混入党内」的观念便这样形成了。毛泽东对于城市的恐惧不安，下面这个富于象征意义的真实故事可為说明：

毛泽东在万岁声中走进北京城。记得进城那天，毛泽东一脚车上一脚车下，对周恩来说：「进城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页86。并可参考萨斯伯里的访问，见《新皇帝》，页9）。

然而事实証明，这一场考试，毛泽东是彻底的失败了。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09-11-11 17:26

《余英时集外文》（全五卷）编后记

（一）

终于弄好了这个山寨版《余英时集外文》（五卷）。从1月份收集资料算起，倏忽半年，过几日我也将结束大学生活。四年里我的生活是跟阅读联系在一起的，可能以后都没有这样的时光了。原本并无打算整理出这份东西，只是有感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十卷《余英时文集》未收入由于语境问题的相关作品，觉得是一件挺遗憾的事，直到我开始有心收集，也还是纯粹自娱自乐，后来资料稍多，忽生念头：既然收集的资料已可观，何不整理出个《余英时集外文》呢？

这样定下来后，每天一有闲空，就google、百度，在各个网站乱钻乱窜，见到余英时的作品（文章）及关于他的相关新闻就收入囊中。这种激情就像收废品的一样，请诸位原谅我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实在是临近毕业，那些收废品的人乐开了花，生意好得不得了，“来，来，来”，“行，行，行”，只要是废纸废书啥的，一样也不能让你溜掉。跟收废品的需要对废品进行分类处理，我也需要对收集的一堆芜杂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剔除一些东西，否则它们便形同一堆“废品”。

当我真正开始整理时，才发现根本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简单。简而言之，收集资料还算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而分类整理就他妈一件累活。在这中间我多次自言自语，还好整理的只是山寨版的，如果是CCTV版的，那还不累死人？由此我更加体会到今日大陆之编辑混口饭可不容易。其它的，就不在此大倒“苦水”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累并快乐着。

现在整理出的“集外文”，计有专著、序言（自序与他序）、时论、访谈录等几大块内容，总计60余万字，大概百分之三十（专著居多）已收录广师大出版的十卷《余英时文集》。原本想放弃专著这一块，只收录广师大版未收入的内容，但最后还是决定收入。若以此论，我整理的集外文有些名不副实的，套上个“山寨版”就保险多了。这几大块内容，具体分为以下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在略述余英时及其著作目录的基础上，收入关于民族主义、毛泽东等几篇文章，总计近9万字。关于毛泽东，余英时曾写有三篇专文《从中国史的观点看毛泽东的历史位置》（收入《史学与传统》一书，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初版，1982）《打天下的光棍》《在病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原载《中国时报》，后有收入《反-叛\的御医》一书）。我只从网络上搜索到《打天下的光棍》，其余两篇，我已将台版《史学与传统》上传到新浪爱问知识人中的“共享资料”，有兴趣者可去下载，无需注册与积分，因文件稍大，可能下载所需时间较长；对《在病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一文有兴趣者，只能想办法找纸质版阅读了。

第二部分，收入余英时为友人作品所作之序，总计12万字。2008年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余英时的《会友集》，此书收集了他近二三十年来为友人著作所写的序文，其中大部分收入此山寨版《会友集》，另外几篇无法从网络搜索到，待他日有机会再补充进去。

第三部分，收入余英时相关作品的自序及怀故人之作，计有7万余字。如收入他为《顾颉刚日记》（联经出版社）所作长文《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的引言部分。

第四部分，收入余英时的时论（政论）及采访录，计有40余篇，76000余字。这一部分文字主要搜索自<>自-由=亚=洲=电台》等电台或报刊。

第五部分，收入余之专著、友人对谈及采访录等，计23万字。其中，专著部分均已收入广师大版十卷文集中，《学术何以必须自由》及与友人刘梦溪的对谈《为了文化与社会的重建》，有收入于2008年新星出版社出版的《明报大家大讲堂》。2006年，余英时获得“克鲁格奖”，在此集中收入他领奖时的演讲《当中国文化回归主流之“道” 中西对抗将终结 》与相关访谈。最后，以yujie《我在哪里，哪里就 是 中国-侧记余英時》作结尾，附录个人的“编后记”。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10-7-2 14:16

李锐：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了纠正多年来根深蒂固“左”的错误，使全党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既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也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1979年11月，在邓小平主持下，党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同时要对他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对过去30年的重大事件作出基本总结。1980年10月到11月，中央组织全国党政军经4000干部讨论《决议》草案(《决议》于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讨论中，我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第10组(能源组包括能委和煤炭、电力、石油三部)，任组长．以下是我在小组讨论会上的两次发言的速记稿和我起草的本组讨论总结性意见。

1980年10月25日在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

《决议》评价毛泽东一生，功第一位，过第二位，这个结论正确。毛泽东在前28年，是革命的实践家，也是革命的理论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后27年，在1956年以前，路线正确，但左的东西已经露头；从1957年到1976年，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推行一套“左”的东西，逐渐成为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对党、对人民和他自己，这都是一场大悲剧。弄清楚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悲剧，是《决议》必须完成的一项主要任务。

建国前的28年，历尽艰辛、曲折，毛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从早年起，他的革命实践家的品质就高于理诊家的品质。长期的战争环境、经典著作译本的贫乏他不能直接阅读外文)等原因，使他不能像马克思列宁一样，在理论上深下功夫。他一生的兴趣，似乎主要也在实践方面。

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取得革命胜利，确实难而又难。毛泽东的伟大，还特别表现在长期同共产国际、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这方面（这方面人们知道较少)。

1949年以后，国家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农民大国的根本问题，即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人才很缺，人民文化素质低，地区间自然条件差异极大等等客观条件照旧存在。而从我党的主观条件看：干部多出身农民，进城后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中央也缺乏领导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经验等等，更是突出存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在发展生产力，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用的东西（包括人才)。可是一方面，对于主观条件的不利(苏联工农干部一直进正规学校培训，取得学历)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又长期摇摆不定，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搞四化)何者为重，摇摆不已，最后走到“阶级斗争为纲”的一条绝路。西柏坡二中全会的报告，对于开国之后阶级斗争与发展经济何者为主，没有说得很清楚。搞三反、五反、肃反以及反右派等运动时，感到是前者为主；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则是后者为主。总之，思想、理论、实践，没有一根主线。不像抗日战争尤其解放战争时期的领导那样，得心应手，有板有眼，循序前进。回顾一下，不能不使人感到，毛泽东没有学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在这方面下过大功夫(马克思以毕生精力写《资本论》，列宁在革命之前就精读过《资本论》，毛大概没有读过《资本论》)，他在理论上没有这个准备，基础不够雄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因此，搞大跃进，经济上大乱套(“文化大革命”则是政治上大乱套)。

建国后头七年，国内外敌对势力有待解决，他的思想和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很好：但也潜伏着并已有不少“左”的东西露头住要是农业以及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太急，没有吸取苏联教训，也没有根据中国农村和社会具体情况办事)。八大开得很好，思想、理论、政治、经济和组织等方面的决议都是正确的。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已经解决了，这标志着我们的党中央和领导的成熟。但是毛个人对八大不满意，尤其对反了他的“冒进”等等不满意；加上发生了斯大林问题和波匈事件，使他认为中国要走另一条道路，要采取另外更高明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反右派运动，整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质是不懂得资本主义有用遗产之可贵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太少。南宁会议批判总理和陈云，不满意国务院的工作，于是发明了三面红旗、以钢为纲等(也有客观原因，如上上下下有一批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奉承迎合的人，党的威信高，群众容易盲从等等)。看到大跃进出现许多一时的假象，便认为很快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了，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庐山会议之前，对“左”的东西，有所察觉，有所纠正，但思想上并没有认输，勉强上山反“左”。彭总一封信，正好转而反右，而且从理论上提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样一宋，反右派，封了党外的口；反右倾，封了党内的口。以后就走上了一条人人战战兢兢，左右为难，天威莫测，唯命是听，不能不盲目紧跟的道路。

庐山会议之后，我看不到文件，变成“局外人”，但许多感受和认识同大家是一样的。照常理说，大跃进饿死了那么多人，应该“回头是岸”了，“为人民服务”到哪里去了呢！(记得1950年，广西一个地区征了过头粮，饿死1000多人，省委一把手便被撤职。)七千人大会不认真总结，反而对刘少奇报告不满，让林彪保护过关。随即就阶级斗争步步升级。一边让人家煞费苦心搞调整，恢复正常经济生活；一边退居“二线”，准备重整旗鼓。直到1966年，硬是一意孤行，发动“文化大革命”。于是，彻底换上一个能紧跟的新班子，更加不择手段，不顾常识，什么党纪国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不要了，换了一套开始还有点迷人的“反修防修”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如果把那十年的“语录”全部收集拢来，下述说法并不过分：大跃进是轻视社会主义阶段；“文化大革命”是否定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阶段；否定十七年，是“政治大革命”，“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建设的问题，在理论上，毛泽东没有弄清楚。结果，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一个独断专行的唯意志论者。

喜欢读古书也是一个问题。毛曾经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了”，说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中国的古书有迷人的东西，也有有用的东西，但“古为今用”要非常小心。故居我去过，是满墙古籍，半榻旧书。中央开会时，他常引用古典，介绍古书，使人莫测高深，甘作俘虏。晚年“深挖洞”，赞扬秦始皇，搞儒法斗争，干脆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哲学思想讲辩证法归结为一个矛盾论，对立统一规律变为“一分为二”(“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也是古书上来的)。于是创造出“共产党就是讲斗争的”，要永远斗下去，一分为二永远不息的理论，将辩证法弄成形而上学。古书上有无内忧外患者国恒亡一说，是不是对他也有影响？不然，为什么开国之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干部和群众无日安宁，拿群众的话来说，是“共产党吃不得三天饱饭，又要折腾了”。

毛泽东为什么发展到这种地步？应当怎样理解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一个人的思想、立场、观点和性格气质，是互相影响，分不开的。毛也不能例外。

“左”的思想也可以向早期追溯。毛早年接受过主观唯心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影响。他对曾国藩、康、梁、孙、黄、陈独秀等都佩服过。当学生时，受唯心主义影响，精心写过一篇小心之力》的文章，强调主观意志作用。从思想上总观毛的一生，后期的“左”倾错误的思想理论观点，不是突然形成的，有一个潜伏、发生、生长、发展，最后到登峰造极的过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方向完全正确，但“矫枉必须过正”，反对洋学堂，支持和赞扬(与承认不同)农民群众的过火和落后行为，以及“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收入《毛选》时修改了），等等，不能不说有某些“左”的思想。(20年代农民对地主的过火行为，成为60年代红卫兵对革命干部的“革命行动”的合法根据，真是历史的悲剧。)十年内战时，敌人太强大，毛很能实事求是。但延安的整风发展到“抢救运动”，完全是“左”倾过火，却没有从思想上认真总结，让康生滑了过去，使这个阴谋家得以隐藏下来，拼命迎合，窃据高位。开国之后，基本上一直轻敌(不是指“三座大山”，而是指轻忽农民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又急于求成地搞社会主义，因而不能不经常犯“左”。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左”倾思想，似乎是早年的“返祖现象”。

从工作作风、方法上分析，毛一向迷信群众运动，从延安“抢救运动”，一直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李代耕插话：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是两回事，《决议》应将这个问题讲清楚，今后再不要“运动”群众了。)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连王实味也不是。开国以后的运动，似乎是接受了教训，但也总要搞个5％，几亿人口的大国，右派就五六十万。大炼钢铁，9000万人上山，树木砍光，至今还难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又在党内党外、全国遍地几万几十万地整特务。这种搞运动的方法，怎能不“左”？怎能不破坏国家经济，毁灭人才？言之令人痛心。

评论人：陈寿文 | 评论日期：2010-7-2 14:21

越来越迷信自己，安于搞个人崇拜(奉承迎合者之流也有责任)，听不得批评。谈到王明路线和洛甫任总梳髻时，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领导一元化发展到“大权独揽”，这就从制度上形成个人独断专行了。开国之前，事实上毛确实一贯正确，但党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思想中，也还有一部分其他中央同志的功绩，不能全归功于己。至于后27年中的错误，不能说他自己没有察觉，但完全听不得批评。1958年，田家英跟我谈过，他离开中南海时想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舒旨江青之流）；二、听不得批评；三、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田在主席身边十多年，这种听不得批评的感触极深。如果说，毛一直到去世前还认为十年浩劫是三七开，这只能说，或者是仍然迷信自己基本正确；或者是唯恐有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一意保护自己保到底。

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在毛晚年达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此种例子很多。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搞《海瑞罢官》起，就是背着政治局和书记处搞突然袭击。

从客观上分析，前28年，由于敌人强大，有三座大山，还有共产国际、斯大林，这是客观的存在，也是巨大的制约，因此，毛始终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开始，才言决战。开国之后，经抗美援朝，认为美帝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认为斯大林也不过如此，1957年到莫斯科开会，对赫鲁晓夫当然不在话下；在党内是“鹤立鸡群”；至于民主党派，更不在话下；群众闹事，没什么可怕……总之，失去了一切制约，必然难免信口开河，随心所欲。“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当然决没有准备搞十年，也许只准备搞“水也可以覆舟”，直到武斗之后不好收拾，才搞两派联合、工宣队、部队支左等等办法。但这种制约也没有起作用，最后还说“七八年要来一次”。

毛泽东后27年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大错误说明：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后成为一个一意孤行的独断专行者。这个历史悲剧，《决议》应当很好地总结，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引以为鉴。一个革命政党，必须有办法对党的领导人实行有效的监督，否则，领袖一犯错误，就会成为全局性的错误。这是我们这一代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决议》当然不能像我上面讲的这样来写。不过，为什么一个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人，最后竟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应当从思想到作风等方面说清楚，能有一个粗略的交代也好。

这个《决议》确实难写，写成这个样子已很不容易；经过大家讨论，相信会写得更好。《决议》必将进一步解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更有利于四化的实现，从而使我们的党成为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党。可是，没有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理论水平和思想认识的提高，我们就还有可能犯类似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