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之外的抗爭（1）：區議會（下）

區議會的實踐

正因「反修例」運動在很大程度上造就區議會的翻盤，區議會的實踐從第一日開始就是運動抗爭的一部份。新任區議員也明白議席來自運動中人民的授權[1]、將會為運動所用。另一方面，社區的性質在「反修例」的示威浪潮中發生根本的變化，社區不但是示威和政治活動的陣地，也是警暴的最前線。在這個脈絡下，區議員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上代居民投票、承攬社區治安民生的官職，也無法只聚焦在民生議題和福利、避而不談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問題。在2020年，不論是市民或區議員對區議會的想像都出現了變化，區議會的議席更像是承載和延續「無大台」群眾運動的能量的平台，日常生活中的民生議題、社區大小事、和政治運動和民主參與的連結也被指認出來，打開了抗爭者和區議員在體制內外共同摸索出突破過往的實踐。

1.   議會裡：將運動內容帶入議程、重新審視撥款用途

在過去，區議會的議事程序不透明、市民難以監察等問題為人詬病。民主派在區選大獲得壓倒性勝利後，部分區議會兌現政綱中的承諾，透過直播區議會議事過程、公佈會議紀錄增加議政透明性，並且開放大眾在社區規劃和資源分配等議題的直接參與。而在社會運動的背景下，居民也有很大的熱誠關心自己的社區和積極參與，灣仔、西貢區議會推動公民提案、參與式預算工作小組的新的嘗試。

非建制的區議員利用議席過半的優勢將「反修例」相關討論帶入議會、重新調度地區的撥款。有區議會就警暴問題質詢警務處處長、通過成立「721元朗西鐵站白衣暴徒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工作小組」、公佈「831事件」閉路電視視頻對「反修例」事件發起調查。在地區性事務以外，民主派區議員也就全港性政治議題共同表態，例如：17區區議會召開聯合會議，通過撤回「港版國安法」的動議。

在撥款方面，一方面，區議會減少輸送資源予建制網絡建「小白象工程[2]」，減少國慶、回歸、警方相關活動的撥款1,800萬元（油尖旺區議會的國慶撥款更是由190萬歸零）。另一方面，區議會將撥款用於居民所關注的社區事務，例如：深水埗區議會下的健康及安全社區工作小組 4 月通過議案，撥款委託機構調查催淚彈對該區的社區和環境的影響；多區區議會決議擬定小型撥款、設立社區連儂牆，令抗爭者在公共空間表達意見免於被拘捕。

2.   區議會外：發聲、運動支援、社區網絡的節點

在2020年，市民街頭抗爭的空間急劇限縮，在每月的運動紀念日、「12港人被送中」事件、或是當政府強推「全民檢測」和「健康碼」，民間都難以再發起大型的示威來表態反抗。在這個背景下，區議員公開發聲的角色變得突出，不少區議員持續在街頭擺街站，連結起政治議題、社區事務、和民生大小事。在做公眾倡議的同時也凝聚抗爭者陣營的士氣，在「反修例」之後的社區匯聚居民的討論。

區議員也是抗爭者和在囚人士支援、疫情自救等網絡的節點。在示威期間，區議員到現場監察警方執法、徹夜駐守協助保釋被捕人士；區議員也和黃店合作為經濟有困難的「手足」張羅生計、向居民發放抗疫物資、用團體代購的方式鼓勵居民支持黃店；區議員也利用職權探訪在囚抗爭者，將他們和市民配對成為筆友，以讓市民持續表達對在囚抗爭者的關心。

在2020年，區議員辦事處除了處理各種居民個案求助、公共環境和設施的疑難，也提供平台讓居民就大小事討論和交流、實驗和探索社區參與的可能性。在區議會履新後的第一個星期，沙田區網絡舉辦大型的居民大會，數百民居民和區議員討論對社區事務和資源使用的看法；在區議員的推動下，更多居民參與在各區的自主垃圾回收分類、發起節慶活動和文化墟市；也有區議員和醫護工會、在示威中醫治傷者的義診網絡合作，為居民提供免費的健康檢查。

在2019年的運動後，社區裡有黃店、連儂牆和街站網絡、和想繼續參與運動的抗爭者，但在高壓打壓之下公共空間的聚集並不容易。在社區的組織實踐中，非建制派區議員也在維繫支持運動的社區網絡上發揮一定的作用，不僅促成社區不同網絡之間的連結，也開拓扣連社區、民生、政治議題的陣地，帶動更多人關注社區的發展，也實踐社區層面的直接民主參與。

3.   區議會的意義和限制

民主派的區議員嘗試在議會內外支援運動，但面對來自政府、建制團體等各方面的打壓。在議會裡，政府在權力和資源上架空區議會，許多通過的議案和提出的建議難以付諸實踐；不過區議員在社區裡所搭建的平台和積累的網絡卻開創社區直接民主的實踐，在居民間種下行動的種子和連結。

在現有的諮詢框架下，民政事務總署應協助區議會開展活動，各區的民政事務處則在地區層面提供行政支援。然而，在2020年，不論是最低工資、政府大型建設發展計劃對地區發展的影響、或是「反修例」中的警暴，民政事務局經常以討論議題不符合區議會職能為由，拒絕提供場地、不派官員出席。在資源方面，政府以預留金額作抗疫用途為由削減區議會撥款；負責簽發支票、落實庫房取款的民政事務專員，則是拖延或否決區議會所通過的預算。在打壓民選區議員的同時，民政事務總署卻「委任」建制派地區組織成員「十八區分區委員會」，並主動向其輸送資訊和資源。

在區議會的權力被架空之餘，在2020年，數十名區議員被以「煽動謠言罪」、「非法集結」等罪名被捕和政治檢控。而落選的建制派議員所成立的「議會監察」搜集民主派區議員的「罪證」向政府舉報、推動修改條例強制區議員宣誓效忠政府。許多區議員身負數條罪名，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下繼續負重前行。

儘管區議員在議會內的實踐處處受阻、不少區議員也身陷囹圄，在高壓的政治環境下，一些區議員用資源聘請組織者、租辦公室、積累熱心參與的義工，在社區裡撐出一個重要的空間讓抗爭者聚腳。扎根社區的區議員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社區裡居民網絡的實踐，也促成社區網絡間的交流和連結。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區議員在凝聚地區網絡上發揮一定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居民的自發參與。區議員的角色比較接近「同行者」，而不是領袖、代議士、或者純粹的服務提供者。在抗爭者的自發組織下，區議員能連結更多的抗爭者，一起將大家的想法付諸實現。

用區議會平台作其中一個基地，抗爭者也在日常生活中開拓和鬥爭出其他的社區陣地。例如：更多區的居民發起社區報，凝聚居民共同紀錄社區的大小事；過去建制政黨和屋邨「互助委員會」和「立案法團委員會」關係緊密，然而在2020年，身為戶主的抗爭者在自己的屋邨參選委員會，望能用委員會的平台增加社區資源使用的透明度、重新掌握屋苑的資源和行政權，開闢多一個抗爭的陣地。

另一方面，區議會的取勝和實踐也鼓舞了「反修例」的抗爭者將另一個議會選舉——原定在2020年7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視為下個搶佔的目標和抗爭的陣地。

註：

[1] 不少區議員都在訪談中提到自己的議席來自反修例運動的抗爭，其中一個例子是在2020年，香港並沒有法律要求區議員上任時宣誓，但天水圍區的民主派議員自發舉辦向人民宣誓的儀式，其中提到「一眾新任議員應時代革命而生，他們在選舉的勝利，建基在千千萬萬香港人的付出上，是時代和人民的呼聲造就了他們，所以在上任首日，向人民宣誓。」

[2] 指造價費用高昂但沒有實際效用的工程項目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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