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作者：沙尼·奥加德；研究性别理论与传播政治经济学
一、引言
1.研究问题：为什么在大力提倡妇女家庭和生计两手抓的文化和政策环境中长大，而且负担得起家政或托儿服务，本不必辞去带薪工作的高学历妇女们，会做出这种倒退的“选择”？
2.现状描述：列举美国和英国的数据，接受高等教育女性→其中进入职场的女性→生育后回到职场的女性
3.现有研究的回应
（1）偏好理论
（2）当了母亲之后，自信心和对工作的投入都会下降（冒牌者综合征和野心差距）
（3）当前关于妇女、工作与家庭的争论中大多没有谈论到现实中高学历妈妈辞职的亲身经历，也没有认识到她们的个人选择如何受到社会文化环境和压力、经济结构以及就业常态的限制。
（个人问题vs社会问题；亲身经历vs文化再现）
第一章 选择与自信文化vs有害的工作文化
20世纪五六年代别无选择的”俘虏式妻子”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现代妇女完美实现职场和家庭的平衡。
1.选择理念：个人选择的自由以及个人需要承担个人选择的后果的概念是狡猾的，它让人完全忽略社会在其中应该做的事情以及社会本身所造成的阻碍。最终让女性对不如意的生活自我归因。
2.自信文化：对于母亲职场发展的障碍，媒体和政策话语提出的最终的解决方案是要女性自己提高自信和野心。
3.有害的工作文化（toxic overwork culture）：现代职场环境充斥着熬夜加班、睡眠剥夺的有害的工作文化。再者公司中的组织化措施，尤其是人力资源措施，都是建立在潜在的传统性别价值体系上的，那种家庭体系将男人归咎于公共生活，将妇女归咎于家庭生活。
第二章 平衡型女人vs不平等家庭
20世纪晚期走向的lady model是实现家庭和工作平衡
1.迪希特平衡型女人
2.斯劳特的平衡型女人
——尚未分明白这两类平衡型女人有何不同。总的来说，这类理想中的女性形象，是成功兼顾母职与事业的自信、职业化的平衡型女人。她认识到障碍的存在，但依旧执着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主要通过监督何调整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来达成目标。
3.政策话语中的工作生活平衡论
（1）工作和家庭平衡的理论应该同时涵盖男性和女性，但一直以来都是透过妇女就业的视角来讨论的，被表达为一个妇女问题，而且至今依然如此。067
（2）政策话语中宣传的男性工作生活平衡论更侧重于育儿环节，忽视了家务劳动方面。联系到之前阅读的内容，《看不见的女人》和《the second shift》的结论，相对于在家务劳动方面的参与，男性更愿意实际上也确实在育儿方面参与得更多。
4.不平等的家庭
丈夫在家庭中的缺位，至少在工作日时是如此，造成、维持并继续制造了日常婚姻生活中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尤其是在（但不限于）育儿和家务方面。
5.兜了一圈，回到迪希特的平衡型女人
最终还是选择了家庭和工作平衡
在toxic overwork culture的情况下，实现生活和家庭平衡是不可能的。政策话语以及媒体宣传构建了实现生活和家庭平衡的可能性，将女性处境归咎于个人因素，而掩盖了结构上的不合理。
第二部分 回归家庭：选择的后果
第3章 甜心妈咪vs家庭CEO
1.媒体和政策话语中的全职妈妈
媒体和政策话语中对全职妈妈的态度矛盾且“灵活”，既鼓励又贬低，而这取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想让谁留在家里带孩子。
一方面是对“高强度母职”的强烈渴望，对福利制度的撤销，以及保持工作生活平衡所面临的危机——这些变化都支持，甚至肯定了中产女性选择离开单调的工作，回归家庭投身全职妈妈（尤其是在丈夫挣的钱已经足够家庭开销时）。另一方面，在后工业时代，政府和媒体倡导和支持的是参与和留在劳动力市场的妇女，而不是那些已经离开的。
2.全职妈妈的亲身经历
对于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且从事过高薪职业，最后选择回归家庭的高知女性而言，回归家庭的结果是成为家庭CEO。她们并不能说服自己接受家务和育儿工作是具有价值的，远高于工作时候的乐趣。面对媒体和政策话语中构建出来的平衡型女人的理想形象，作为“逆行者”，她们需要一个方式去说明自己身份的合理性，力证自己并非无所事事的家庭主妇（事实上，家庭主妇也并非无所事事），家庭CEO就是她们选择的结果。回归家庭的母亲将家庭当做小型企业来经营，“高强度母职”将竞争的压力传递到孩子身上。毕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孩子是家庭CEO的核心产品。
最让我愤怒的是，toxic overwork culture及其背后的竞争文化对人的影响深入骨髓。妇女退出职场，看似摆脱了toxic overwork culture，但是她的丈夫还在那里，她身边的很多人都在那里，为了向主流靠近，得证明家庭主妇的价值，它并不是无所事事的。并且回归家庭的高知女性将自己的本领和竞争力都传给孩子，孩子自小生活在竞争的家庭氛围之中。“把职业技能和职场上的竞争力转移给孩子，再在他们身上间接地活着，于孩子和母亲都是莫大的压力。”
【note：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 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中产和中上层家庭实行的一种养育模式，重担主要落在母亲身上，特点是一系列由父母或其代理人安排和掌控的紧张忙碌的活动，旨在以一种协作模式来培养孩子的天赋，激发他们的认知和社交能力；社会学家梅丽莎·米尔基（Melissa Milkie）和凯瑟琳·沃纳（Katherine Warner）认为，这种高强度母职做法的实质是“地位保障”（status safeguarding），母亲为确保孩子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维持或提高原有社会和经济地位而做出的警觉性劳动。】
第4章 偏离常规的母亲vs被禁锢的妻子
这章节实际上说的是私人理解的母职/妻职以及公共希望的母职/妻职，以及讨论私人和公共的认识如何混合在一起。在整体的叙事当中，母职占据核心地位，掩盖了妻职的存在。母职的私人表述中，受访者认为辞职是孩子需要母亲，实际上暗含“为了丈夫”的意味。毕竟，当女性辞职在家带孩子，孩子有什么事情，女性就可以去应对，而不会打断或者干扰男性的工作。”为了丈夫“过于传统，往往不会放在台面上讲。但在实际的情况中，妻子的角色在家庭中的分工尚且处于传统的角色。女性在家务劳动中承担了主要角色，并且依赖于丈夫的经济收入，还无奈地维护男性在公共领域的空间。
这种“为了丈夫”的需求暗含在“为了孩子”的需求之下，“为了孩子”这种说辞掩盖了她内心的遗憾和不满。“情感上的掩饰要起作用，需要来自外界的支持何认同。成功压制妇女作为妻子的重要角色“。母职的公共表述为私人表述提供了“文化掩饰”。在母职的公共表述中则要更加复杂一些。母职在公共场域中受到极大的关注，与之并存的是对妈妈们的审查和监督，包括记录了她们的所作所为，行为地点和方式。互联网在推动对母亲的审查、批判何自我监督日益强化的同时，也为表达和阐述更为复杂的母职状况提供了空间。对母职的关注忽视了妻职的存在，然而，高要求的母职顺带着完成了妻职的要求。
在这个个人认同感本质上依赖有偿工作获得，而照护和其他生育领域的工作不断受到贬低的时代，她们的自我认同感流失了，不知不觉成了卫护妻道的共犯。“母职的文化幻想掩饰了对妻职的矛盾心理”。
第5章 妈妈企业家vs模糊的渴望
1.工作、自我和模糊的未来
或许出于自我发展的治愈论，受访者都觉得应该“做点什么”。20世纪60年代，对于家庭主妇“想做点什么”的渴望，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充分挖掘她们做母亲和妻子的潜力，把头发染成金色，或者再生一个孩子。”现今媒体和政策话语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案，“零工经济”和妈妈企业家，向女性描绘了妇女创业，在家办公的幻梦。受访者表达了对零工经济和妈妈企业家的选择性亲和，然而从她们的表述当中，这个选择具体意味着什么，需要怎么去实现，是模糊不清的。妈妈企业家本质上是在个体身上为制度性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幻想。“它给妇女提供的现成脚本要她们否认自身的渴望——让自己‘走出去’——与阻碍它实现、把她们束缚在家照顾孩子的制度性障碍之间的根本矛盾。”
【note：学者莉萨·阿德金斯（Lisa Adkins）和玛丽安娜·德弗（Maryanne Dever）描述的工作积极性（work-readiness）——后福特式经济对连续工作或时刻准备工作的要求。这点抹杀了职工生活与工作的边界，还给了国家不断削减对个体工作者扶持力度的借口。】
第6章 自然的改变vs无形的枷锁
16岁的女权主义自我一直萦绕在她心头，但她感觉无法再像过去一样，无法打破现状。
为什么大家渴望改变，却无能为力？当下的改变并没有触及制度性问题。挑战制度性不平等太骇人，太过艰巨，因此是不现实，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相反，强调以不断的自我调整和自我督促来实现微小改变确实可行的，并且假以时日，微小的改变最终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从而实现真正的改变。
媒体、政策再现都鼓励妇女个体去实现这种微笑的改变，例如前几章所讨论的劝导妇女拿出自信、鼓励她们向前一步（第1章），崇尚巧妙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型女人（第2章），把妇女描绘成自由选择，精明能干的母亲形象（第3章和第4章），媒体和政策还强调妇女在零工经济中的创业精神和自主赋权。以上的例子都表明，并没有批判支撑和维持性别不平等的制度条件，只要求女性做个人层面的改变，是无法动摇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制度原因——资本主义和父权体制。
这种无能为力甚至会影响对女儿的培育。一方面，受访者期待或者希望下一代女性生活在更加平等的环境当中。另一方面，她们又深刻地意识到，制度的改变可能性低，又无形中在培养女儿适应现在不平等的体制。“或许说来有些糟糕，但有时你私下会想，要给孩子们最好的，要给女儿们最好的，你希望她们长大以后成为聪明、独立的女人，但也希望她们成家。你几乎想告诉她们，知道吧，你在学习上付出的所有时间精力，都要想想等你成家了怎么办。因为有可能，如果你当了全职妈妈，就不得不放弃学了那么多年才得到的东西，所以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工作，是在你成家后还能继续做的，还能保留的……”
摘要：比阿特丽斯的职业规划师要她“享受这段时光”的建议，还是那套鼓励女性要“活在当下，享受当下”的说辞。它弱化了当下以外的时间视域，而那正是政治动员所必需的视野，是畅想未来的基础。
我不是很理解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