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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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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抗爭背後的後勤網絡(5):被捕抗爭者支持網絡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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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萬名被捕抗爭者從被捕的那一刻、到上庭審訊、入獄服刑、出獄之後的生活,都有不同層面的需求,下面我們分作「法律支援」、「旁聽師」、「在囚支援」、「再就業支援」四個方面介紹抗爭者自發組織的各種面向的支持。

被捕抗爭者支持網絡

截至2020年年中,近萬名抗爭者因「反修例」被捕、被控以嚴重的罪名。大部分的被捕人士不具政黨或社運背景、沒有鎂光燈關注和資源。在運動中,示威者以「手足」相稱,流露出如同至親的深厚情感,並經常強調「手足不是condom」,意指被捕示威者不是用過即棄的,需要大家的關注和同行。運動初期,示威者發起在警署等候被捕人士保釋(俗稱:接放學)的行動,但隨著所面對的鎮壓風險增加,衝突性的警署聲援行動減少,但發展出更多長期支援被捕抗爭者的工作。

每一位被捕抗爭者作為一個「人」,從被捕的那一刻、到上庭審訊、入獄服刑、出獄之後的生活,都有不同層面的需求,除了經濟和法律支援、更需要社會的關注、長期的陪伴同行、以及在出獄後被社會接納的空間。面對大規模的需求,抗爭者集眾人之力付出時間和心力為被捕人士提供各種面向的支持。下面我們分作「法律支援」、「旁聽師」、「在囚支援」、「再就業支援」四個方面介紹。

在2019年7的28日的港島遊行中,首次出現示威者大規模被控暴動罪,網民旋即發起在葵涌警署聲援被捕人,超過1000名市民響應聚集。

1.    法律支援

「反修例」抗爭者成立「被捕人士關注組」電報頻道,搜羅和發佈被捕者姓名、照片、地點、被送往的警署,讓義務律師和親屬可以即時到警署跟進個案。頻道亦設有「蒐證台」替示威者徵求現場視頻以還原案發經過。

被捕的抗爭者須面對漫長的法律程序,從律師陪伴錄口供、提堂答辯、申請保釋、探訪都需要龐大的開支,而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援助申請不一定申請成功或者足夠支付所有費用,眾籌平台「星火同盟[2]」和「612人道支援基金」在整合經濟支援上扮演重要的角色。「612人道支援基金」在2019年的運動中成立,共募得超過1億5,000萬港元,主要用來為被捕及被起訴者提供法律、緊急經濟支援、醫療支援、心理輔導、還押、探監交通費等支援,至今惠及超過14,000人。在經濟支援外,自發網絡的參與也是關鍵,在運動被捕的高峰期,律師、教牧社工團隊日以繼夜在警署和法院奔波跟進案例、令被捕人士得到即時的協助


2.   「旁聽師」、「法庭直播師」、「送車師」

在「反修例」運動中,抗爭者為了陪伴和支持每個被捕示威者,彙整審訊的日程表、旁聽教學、 交通資訊、疫情安排,令抗爭者更容易加入「旁聽師」的行列。抗爭者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發佈「旁 聽師」的心得感想、也動員更多市民參與旁聽。

「旁聽師」時常也是記錄審訊過程的「法庭直播師」和護送囚車的「送車師」。當數宗「反修例」 審訊經常同時發生,媒體難以報導所有案件,而 抗爭者的紀錄就變得格外重要。當抗爭者將被捕 人士的案情、審訊詰問的過程記錄下來,並將案件整理成資料庫,政治檢控和司法的不公義被揭露也令更多人關注事件發展。在審訊結束後,「送車師」在法庭的車位聚集護送囚車,讓抗爭者見到同路人的手勢、聽見吶喊的口號。送車不僅須在審訊結束後長時間的等候,警察更常以違反「限聚令」為由滋擾。

全港九新界離島師奶反送中師奶仔2019年11月25日:

……阿姨講得眼泛淚光:『有個案件我印象好深刻,那個男生好斯文,我不相信他一個人可以在警署襲擊三個警員!他好有禮貌,第一次上庭,我問他可不可以給阿姨擁抱一下?第二次,他說他認得我。我說我支持他,他眼框泛紅。我已經請好假,下次再去他的庭旁聽。』
中年型男又說:『我平時輪班工作,週間如果放假就可以來,在一天之中旁聽幾個審訊。』他無奈地說:『星期六日如果有遊行,我要上班不一定能去,盡量去,但有時真的去不了。像旁聽這些我做得到的就趕過來!上星期11月18日油麻地242人案,幾個庭都要人旁聽,我趕緊過來。我2點半到,等到6點才開庭。每個人都不敢離開。』
銀髮A:『我擔心沒有人去支持少數族裔,會特別選他們的審訊去旁聽!雖然我都聽不懂英文!……上次少數族裔少年都會講一些廣東話,大家聊兩句,我們也支持一下他的媽媽。』


3.   在囚支援

在囚人士遭受酷刑、人權受侵害的情況並非是次運動獨有[3],然而直到「反修例」抗爭者大規模被囚,獄中的壓迫和囚權議題才進入大眾的視野。「反修例」抗爭者數次揭露因其政治立場在懲教所被辱罵、酷刑虐打的情況,獄政改革受到更多人的關注。儘管監獄制度的結構性問題難以立即出現改變,但抗爭者透過探訪、寫信、改善膳食令在獄中的抗爭者可以維繫和牆外的連結、生活得有尊嚴一些。

不少民主派區議員在選舉勝出後,想以公務探訪在囚的抗爭者,但沒有編號、對囚權議題也不甚了解, 長期關注囚權的議員和「被捕人士關注組」、義務律師團促成「區議員探監協調」電話熱線,整合在囚示威者的資料,協調各區區議員的探訪。

抗爭者也透過節錄網絡文章、和「牆內的手足」通信令他們知悉外界的動態、有固定的交流和連結。在監獄裡無法上網,但「解悶工廠」透過節錄網絡文章,令在囚的抗爭者知悉外界動態。「解悶工廠」成立於2017年,在反新界東北規劃撥款的抗爭者與「雙學三子」入獄後,為讓他們仍能掌握到社會的脈動,朱凱迪議員辦事處的職員和義工分工搜集網媒報導和網絡熱話,排版後打印為信件的形式,每週分數次寄給在囚者。在「反修例」運動爆發後,有收信需要的在囚人士激增,但也有更多的新晉區議員和義工「開設分廠」分攤部分工序。

很多抗爭者成為「寫信師」,數個「電報平台」搜集來自公眾的信件再寄給在囚人士;每逢節日,多區的區議員擺設街站,將市民寫下的節日祝福轉交其律師團隊、為獄中抗爭者配對筆友[4]。2020年年初,邵家臻創立公司「石牆花」,持續向被捕人士和家屬提供情緒、物資支援、推動筆友計劃和獄政改革。

解悶工廠義工:

你能夠給他一點資訊,讓他不至於與外面的世界脫節,也支撐了很多坐緊的手足的意志。」「對於一個被困住嘅人嚟講,定時定候嘅 connection 好重要。

在獄中,不僅環境衛生欠佳、膳食更是惡劣。儘管法律容許「候審囚犯」申請持有合法牌照食物供應商提供的私人膳食,俗稱「私家飯」。但懲教署的條件嚴格,數間懲教所長年沒有餐廳成為供應商。在「反修例運動」後,數間「黃店」申請成為供應商,最終由「潮食閣」成功申請成為勵敬懲教所的供應商,不惜虧本也以低廉的價格為還押人士提供膳食


4.   「再就業」支援

截至「反修例」運動一週年,被捕人士僅兩成人被起訴、逾六成案件仍在調查中。雖然被捕人士在審訊前是「無罪之身」,但由逮捕、檢控、辯護到判刑,需要面對冗長的司法程序。即使被捕人士獲得保釋,也需按法庭要求於指定時間到警署報到,有被捕人士因此失去工作。另外,在香港干犯刑事罪行被定罪後會留下刑事記錄(俗稱案底),令求職變得困難重重。為令被控或完成服刑的示威者不用再為生計、前途憂心,民間紛紛成立再就業平台,為手足媒合支持運動的「良心僱主」。

其中,「我要返工良心平台」在2019年7月成立,創辦人眼見朋友因「暴動罪」而失去工作,開始構思這個配對手足及良心僱主的平台。示威者可以透過電報頻道聯繫平台,在平台義工核實身份、了解需求後再和雇主的職缺進行配對。平台更義務提供就業培訓、寫履歷面試技巧分享、情緒支援,幫助失業的抗爭者度過難關。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平台累積超過1100位良心僱主,服務超過4000名失業人士。在2019 年年底,隨著「黃色經濟圈」的網絡逐漸成熟,不少商舖公開表示會優先聘請被捕的示威者。

「我要返工良心平台」創辦人:

我的感受是法律支援是一定有的,這個不需要擔心,但其他事呢?你的生活、家庭、情緒⋯很多生活的細節是社會不會照顧到你的⋯你定期要上庭,要找一個怎樣的雇主?如何跟別人解釋『我是暴徒』、背著暴動罪?


街頭沉寂後這些網絡去哪裡了?

在2019年,大量「去中心化」的微型自發網絡因應「街頭行動」的需要而誕生,各方面的後勤支援不僅增強街頭抗爭面對政治打壓的韌性,也在如水聚散的示威浪潮中,創造不同年齡和背景的抗爭者參與和連結的節點。在運動初期,參與前線示威被視為「勇武」;參與「自發組織」支援則被視為「和理非」。但隨著政治打壓日益嚴峻,這些後勤網絡所面對的風險急遽增加、成為被抓捕的對象。

在2020年,部分後勤網絡因示威的減少而活躍度下降,公共空間的活動空間也持續收窄、連儂牆凋零、街站不再蓬勃發展。 然而,隨著疫情的爆發,過去統整資訊、動員群眾的文宣網絡立即投入抗疫的實踐中。抗爭者所架設的區議會候選人資料站變作新冠肺炎一站式資訊站;社區的「連儂牆」小隊張貼和疫情有關的新聞、對防疫政策的剖析批判、公共衛生的知識,在提高民間抗疫意識上發揮很大的作用。同時,書寫社區的「社區報」也蓬勃發展

在2019年的運動中所凝聚的抗爭者網絡並沒有完全消散,部分「遍地開花」的網絡所乘載的信任和連結在其他的抗爭陣線(黃色經濟圈、工會、區議會)發展;部分則在社區中扎根、投入民間的自救抗疫中。在2020年,大量的示威者面對審判和漫長的刑期,抗爭者陣營籠罩在運動被強硬打壓所帶來的創傷裡,被捕和在囚抗爭者支援、情緒支援的網絡獲得更多的關注。


註:

[1] 示威者包圍葵涌警署 聲援被捕人士 警民爆衝突shorturl.at/zGNY2

[2] 在2016年的「旺角騷亂」之後成立,向身負暴動重罪但獲得甚少關注的被捕人士提供支援,在「反修例運動」中向被捕人士提供法律支援、探訪和經濟援助。但在2019年12月,警方凍結星火戶口高達7000 萬港元的款項,並拘捕4人,以洗黑錢罪方向調查。星火譴責警方的不實抹黑,暫停以銀行帳戶形式接收款項,改呼籲支持者在網店消費支持。

[3] 一直以來,羈留違反入境條例、等候遣返人士的「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傳出多起虐囚案例。2017年,前立法會議員邵家臻揭露懲教署對少年囚犯施用酷刑,成立「青少年囚犯人權關注組」。在過去幾年,隨著因社會運動入獄的案例增加,民間也出現組織筆友和探訪的努力。

[4] 前立法會議員邵家臻也發起「和你寫、和你做筆友」計劃,已近5,700封信,配對了600對筆友。


《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一個關於香港的寫作計劃,也是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我們從2021年的6月9日開始每晚連載,梳理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脈絡,以及從2019年春天至2021年,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所引爆的民主運動的發展軌跡。希望這個書寫的嘗試,能在阻隔交流的石壁高牆上鑿出一個洞,帶來對話的可能,也煉成連結和反抗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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