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她的画,我们的感情能连接起来” |接力访问008 吴玉莲、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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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访问的是吴玉莲,但只有通过画和儿子,她才能被讲述。

原文刊載於小鳥文學

文|楊櫻

老杨是从一幅画马的画开始重新看待母亲的。在这幅画出现之前,老杨和吴玉莲的人生交集只停留在他 15 岁之前。“不着家”,吴玉莲对大儿子的评价简单明了,这个状态从他初中毕业之后就开始了。吴玉莲不知道儿子在干什么,“我们俩也不大说话,他也不大着家。我说谁有能耐谁使,谁能挣钱谁自个挣。这家就这样。”

老杨 1971 年出生于辽宁盘锦盘山县(这也是吴玉莲的出生地),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亲在粮库工作,全家人从中得益最多的除了最早三十多元的月工资,可能就是在父亲操作机器往外吹稻壳的时候,出口稍微松那么一点儿,就可以带出一点碎米。此时吴玉莲就会以工人家属的身份,去加工车间房后的稻壳山上出风口那里,把混有碎米渣和瘪稻子的稻壳装进口袋,拖到空地上,一点一点地吹去稻壳、筛除石子、土坷垃、稻草梗等杂物,再绕路将几斤碎米背回家。即便如此,父亲作为一大家子人里的长子,还得不时往外贴补。吴玉莲也是一样。所以老杨提起“忆苦思甜”之类的号召就咬牙切齿:“什么叫忆苦思甜?中国最穷、最受剥削的老百姓,一直都是在苦水里泡、泡到死的人,然后好不容易有点甜日子,还叫他忆苦!”

老杨想逃离这样的日子,初中毕业之后就去了盘锦,在一家美术装潢店打过工,印劳模锦旗跨栏背心那种,白天的工作台就是晚上的床。而后去了大连,又在 2003 年去了北京,给偶然认识的地下摇滚乐队朋友们卖唱片,也做自己的艺术项目。因为 2012 年左右北京雾霾严重,又搬去了云南大理,而后是深圳,如今则是广州。这一路迁徙基本上尊崇两个原则:逃离不友好的自然环境,寻找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人和事。和母亲的相处,除了无法推卸的赡养责任之外,从内心层面上完全出于一种偶然。

2002 年,丈夫去世,吴玉莲主要跟着女儿生活,偶尔被老杨接去住几个月。她开始画画就是在 2005 年的北京,老杨的住处。“上他那来,待不住,待不住就给你买笔、买纸,就画画。完了跟我说瞅那人,挺好,就叫我画,我就画。我都画了。(指着住处墙壁上的荷花)那个我都画了,对着画。不画画我就待不住,我就溜达。他没有电视。我看手机。”吴玉莲说:“我去那年,正好是鸡年,我本命年。他买一张年画来,带福字,我都画下来了。”

这是吴玉莲第一次作画。老杨觉得好看,留着,让她继续画。俩人从未探讨过审美和艺术标准,直到现在,老杨选中的画,吴玉莲也都觉得“不咋地”,反之亦然。

2023 年初,78 岁的吴玉莲在广州出席了人生第一次作品展,展出的画作都来自之前十几年的积累,由老杨从事策展的朋友们共同挑选。画展办在朋友的一个空间里,门口摆着一张折成三折的薄纸,一面印着老家村口大路的照片,一面以一个池塘一样的版式,弯弯绕绕地写满了吴玉莲的生平,你得让纸在手中转着圈才能顺利读完,如果抒情一点想,你会觉得这就像她的一生,充满了曲折和障碍。

但吴玉莲的画不是这样。吴玉莲很少凭空画画,她通常都是随机“临摹”某个形象,但完全是用自己的笔触和色彩。老杨那些科班出身的朋友羡慕这种大胆和直接,“就好像小朋友,有一种果断,但随着人越来越成熟,你对材料和规则越来越熟悉之后,你的果断就变成了斟酌。但是吴姥姥能一直保持小朋友的状态。她不犹豫。”

老杨从来没有用类似的词句来形容过母亲的画,他只是说每个人看吴玉莲的各种画都能找到自己更偏爱的那些。吴玉莲本人更没有评价,她好像从来不回头看自己画过的东西,如果要问她这次画展上她最喜欢什么,她的回答还是:“都不咋地。”

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吴玉莲出于直觉,一直在变化画法。有的时候是手指直接涂抹,有的时候只是寥寥数笔。而她的画材都是废物利用:孙辈丢弃的画笔颜料,路上捡回来的口红,不用的作业本和账本,甚至别人丢掉的婴儿床床头板。老杨留着所有的画作,尤其是那幅马。马画在一张浅棕色的薄纸上,色调和线条都很简单。

“那是她的作品第一次真正触动我。之前从 2005 年开始,我鼓励她画画,其实都是为了让她晚年有点事,别捡破烂了,做点别的。然后她画完了,我往旁边一搁,其实我都没怎么认真看。但等到这一张被我看见的时候,我才真正去了解她,去理解她,才走到她的内心。”

“像我妈妈这样的人,中国最底层、最辛劳的人,然后又是价值观最扭曲,是吧?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你如果说用现代的心理学去考察中国家庭,没有一个不是病的。你要跟他平等地想讨论什么,建立平等,没有 30 年你都建立不起来。”

老杨尝试与吴玉莲对话,并且是用一种知识分子式的“人皆平等”的心态。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但对于吴玉莲来说,这种沟通不能说是友好的。两个人的生活观念差异过大,即便老杨的生活也很简朴,但吴玉莲更甚。“我爸爸去世之后,我们都在外边了,我妈妈自己在家。她怎么样?她到处去捡纸皮,捡回来旧衣服,裁成小方块,三层,拿针线简单缝了做成抹布,卖给修摩托车的地方,几毛钱一块,人家收这个。这对于我来说,因为始终匍匐、挣扎在最低限度的生存线上,即便是在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仍然完全无视个人健康和生活质量,完全不是正常人应该过的生活;对于她来说,竟然还挺享受这样。”

这样的对话当然是无效的。老杨发过脾气,也讲过道理,都没有用。他无法理解母亲对生活的态度,也对这种生存状态感到厌倦和恐惧。在这种状况之下,一幅画着马的画当然不能点石成金,但它产生了一些别的效果:老杨发现了“在妈妈身上不可能有的东西”。

“她能表达自我。你今天跟她聊多少,她也不能自我表达。被生活压迫在最底线的人,不可能很好地去倾听孩子的声音,关照到孩子的需求,所以这种母子感情都是破碎的。我自己一直喜欢读书,就想脱离这种状态,进入人的精神面貌和那种生存状况完全持平的环境。等到我觉得说,我好像读了一点书、能去了解事情的时候,发现跟她(沟通)特别不畅通的,完全没有办法建立任何对话和交流。当时有机会去国外,你知道我怎么想,我就不想回来了。”

“是因为这幅画,我发现我跟她还是割舍不开的,因为她的晚年是可以想象的。中国的老人必须依赖孩子,就没有别的可能。就像她跟我爸爸,争吵一辈子,感情不和,家暴一辈子,她没有别的选择,就没有可能做独立女性是吧?家庭始终都是那种悲哀的氛围给笼罩着。然后就是因为这一幅画,我知道她可以自我表达,她有精神世界,然后通过她的画,我们两个的感情能连接起来,这等等的一切。我觉得之前我想逃离的故乡、我自己来自的阶层,忽然一下子,所有的可能性都在这了。”

在老杨说话的整个过程中,吴玉莲除了在他说到“感情不和”的时候说了一句“那时候没钱”,一直没说话,也没准备说话。最后老杨指着那张马的画说:“你看这纸,这个是包中药的。那一段时间在北京,我跟我当时的女朋友都亚健康,然后正好有一个很有名的(医馆),叫德寿堂的,我们隔一段时间去抓一次中药。这是中药包装纸。”

北京是吴玉莲住过的所有地方里最喜欢的。原因模糊不清,但“长安街”很重要。她和老杨住在宋庄小堡村,多年之后,去长安街的记忆已经在吴玉莲的脑海里扭曲错位。“地铁不坐,我都走去呢。啊,去看毛主席,没看着,没开(门)。蹓跶,在长安街。”

宋庄离毛主席纪念堂超过 30 公里。老杨唯恐我们当真,但是他好像更为另一个事实感到惊讶:“就她,还记得长安街?”

吴玉莲出生于 1945 年,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到四十岁的时候牙齿就纷纷脱落坏死。她去老家市集上拔牙,不打麻药,“疼迷糊了”。等到子女们给她重新装上假牙,萎缩的牙龈和假牙之间已经无法完全咬合。吴玉莲在聊天的时候会说牙疼,但是她笑起来的时候,牙齿特别白、特别整齐,和她皱纹很深的脸几乎形成了反差色。


Q:你最近做什么有趣的事了吗姥姥?

A:没了,我就画点画,看手机。

Q:画画有趣在哪里?

A:我也没啥能耐,反正就是画两张画。

Q:手机上都看啥呢?

A:看视频。看人家手机有点啥图,我也照着画。

B:这话题可大了……有时候跟我说什么影视明星死了,好多人得新冠咋咋地。前阵子我弟弟接她去深圳住了十几天,因为我弟弟阳了而且症状很重,没法儿给她做饭吃,她自己也不爱做,就吃点饼干蛋糕之类的……她特别爱吃饼干……结果回到广州我发现她的手指甲盖发紫,就跟她说可能又有点儿贫血了。她就问我外边儿有没有樱桃卖,跟我说樱桃补血,都是从手机上看来的。我赶紧给买回来,难得听她说句“我想吃啥啥,我想要啥啥”。她有微信号,也看快手、抖音,逮着啥看啥,现在不都是大数据推荐信息吗,她积累的那些东西,我一看很多都是那种耸人听闻的,血红月亮、世界末日之类的。

A:我觉得老看不过眼儿,累眼睛。

Q:画展你高兴不?

A:我也不认识谁是谁,反正都跟我打招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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