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6 六四后，谁帮助中国政府突破国际制裁？｜许仁硕

野兽按：今天是2023年6月4日，周日，四月十七，六四事件三十四周年祭日。墙内网络一片静悄悄。

对于个人而言，拒绝遗忘就是一种行动。在今天，整理一些资料分享给年轻的朋友们，就当作是我的纪念。

何清涟：六四事件为何成为中国政治死结

2016年6月7日

1989年“六四”事件至今已历27年，每到这个日子，海外异议人士及香港民主人士都会呼吁“勿忘六四”。但如今事件依旧，对六四事件的态度则分裂成几派：一是平反派，要求北京当局为六四平反，承认镇压错误，纪念死者，安抚生者；二是清算派，认为北京政府不具备为六四平反的资格，并批判平反派将北京政府当作一个合法政权的错误认识，表示自己的决绝；三是香港出现了拒绝纪念六四屠杀的本土派青年，他们想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与中国大陆切断关系。

北京拒绝重新评价六四，当然是出于专制政权的政治逻辑。我用重新评价这四字，涵盖了从平反到承认历史罪错，与民更始这多个层次。

六四等历史事件的评价与中共的“政治正确”

中共政府至今仍坚持当年的结论，将与六四有关的一切列为政治禁区。西方国家政界对这次历史事件的评价仍然持谴责态度，区别在于每逢周年纪念日是否特意提及并加以谴责。与中国政府关系尚好时，六四周年时不会表态；关系不好时，则会用来敲打北京。北京对此装聋作哑。

中共不肯重新评价六四，最根本的原因是要守住自己的“政治正确”。所谓“政治正确”，其实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无论是中共政府还是西方国家，都有自己要坚守的“政治正确”，其区别在于三点：

第一，民主国家与专制极权国家的政治正确内涵不同，民主国家的政治正确是主权在民，及坚守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理念的价值观。近20多年来西方左派对政治正确漫无边际的扩大是另一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第二，社会主流对待“政治不正确”一方的态度与处置方式不同。中共的“政治正确”无民意基础，对待“政治不正确”的态度是思想钳制与暴力镇压，重则投诸监狱；西方国家政治长期向左转并有支持左倾观念的高福利制度做为基础，其政治正确有广泛的民意支持，通常媒体、数量众多的民众自觉奉行这套政治正确观念。例如美国2016年大选，作为社会主流的一方面甚至不惜采用一些踩边界的行动打击他们认为政治不正确的一方，包括身为总统的奥巴马也多次发言表达自己对共和党提名竞争者川普的不良观感；欧洲国家在难民危机发生之后，其政治主流以及媒体的表现（比如对事实的选择性失明，到造假新闻），警察执法过程中对右翼游行的打击，都是捍卫自己的“政治正确”。但政治不正确一方也有揭露并表达意见的自由，大致是踩边界可以，但犯法则不行，这与中共挟国家暴力机器之威力，将反对者赶尽杀绝有本质不同。

以上比较，可见政权性质不同，捍卫政治正确的逻辑完全不一样。

中共统治史，是一部屡犯国家罪错的历史

中共坚守的“政治正确”，不仅指现实正确，还包含着历史正确，党从来不会犯错误；党的领导人即使犯了错，也无需问责，是三七开的问题，是主流与枝节的问题，得继续“伟大、光荣、正确”下去。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中共执政前的历史，是一部中共党内政治斗争史，几任总书记都被毛泽东斗垮；中共执政后，也是一部不断对人民犯罪的历史，从镇反三反五反的滥杀无辜，历经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再到文化大革命、1989年六四屠城，都是中共极力要掩盖、不让学界自由研究、不许民间自由反思的国家罪错。

所有这些罪错，只要承认其中一桩，就可能成为多米诺骨牌中那第一块倒下的牌。本国人民可能会开始追究其他的历史罪错。基于以上考虑，中共政府的判断是：一旦承认党与领袖也有犯错之时，中共的政治合法性与执政地位就会动摇。任何历史事件的重新评价都可能导致全盘皆输。

现实中，炸药库越来越多

要说中共当局完全不考虑重新评价六四的事情，可能也不是事实，在胡温刚接掌国家权力之时，党内有人确实提过这种建议。但在政治高层精密的利益算计之后，认为时机不到，弄得不好，徒生事端，因此束之高阁。

我曾经说过，中共的改革从来就是危机推进型：经济形势好，认为发展就是硬道理，有了一张很漂亮的经济成绩单一美遮百丑，说明中国模式有效，无需改革。只要让国人奔小康，就不会在意统治集团曾经制造过什么国家罪错。经济形势不好，统治集团危机感增强，维稳就成了第一要务，任何有碍于政治稳定的事情都是冒险之举。

中国现任政治局常委王歧山曾向朋友及属下荐读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因为他对“托克维尔定律”有深刻的感悟：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之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在这种“改革是找死”的思维支配下，中共将继续维持专制而非走上民主化道路。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中共统治集团顺理成章的思路就是：形势不好，更需要维稳。

习近平统治时期的炸药库，只比胡温时期多，不比胡温时期少。胡温时期，虽然透支生态资源、放纵腐败、让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成为不可逆转之势，但好歹用四万亿救市计划，糊住经济高速增长这个纸灯笼交了班。习近平接手以来，虽然通过反腐扫除了内部政敌集团，通过打压外国势力资助的NGO清除了颜色革命隐患，但与其接任后的第一年相比，现在却多了好几个更要命的超级大炸药库。

其中两个炸药库，是由股市与楼市这两个央行超发货币的储水池变成。中国从2009年以来，成为世界第一大印钞机，全仗股市、楼市这两大储水池。股市经过2015年股灾，消灭了据说60万中产阶级，如今提振乏力；央行新增发的货币化作银行贷款，源源不断涌入楼市，引发了一轮“帝国红利”套现，再以投资之名外流，从而影响汇市稳定。

对中国政府来说，现在并非是否愿意花钱买稳定的问题，而是有无足够的经济实力维持财政稳定的问题。财政稳定是一个政权稳定的生命线。中国的实体经济层面已经出现严重问题：外资持续撤离；国企当中不少产能过剩，失业现象严重。如果楼市、汇市、股市再出现问题，政府将在宏观层面失去经济稳定的最后一道屏障。

以上三方面因素，决定中共必须要死守自身的“政治正确”，让六四事件成为中国政治死结的主要原因。但是，历史不会按照统治集团的意愿书写，中国人等了27年没有等来的正义，在将来的某一天总会到来，虽然可能是一场迟到的正义。

杨建利 | 天安门屠杀与中国的实用主义“软实力”

Jun 3, 2023

原文发表在英文刊物 Politico，原文链接https://t.co/6XNLffcA6z>

Leslie Fu 翻译

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挥起了反对政府腐败和争取自由的旗帜，吸引了无数寻求民主的支持者，但最终以血腥的天安门大屠杀告终。

这场大屠杀引发了全球的强烈抗议，使世界关注中国的人权暴行。从那时起，中国无法摆脱国际社会对其侵犯人权行为的谴责和制裁。

然而，在过去的34年里，中国共产党并不仅仅是渡过了天安门危机，而且还建立了实用主义“软实力”，对自由民主作为现代化的唯一途径的原有共识构成了重大挑战。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民主世界又应该如何回应？

天安门大屠杀使普通中国公民感到恐惧，同时也在共产党政权内部引发了危机感。中国的统治者在当时面临着一个已经改变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前所未有的对其统治合法性的怀疑。苏联和东欧集团的随后崩溃加深了中国官员的困惑，因为他们怀疑中国共产党是否会是下一个溃散的政权。

当西方在是否将与中国的贸易与其人权记录挂钩上犹豫不决时，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于1992年展开了他著名的南巡，推动中国的经济进一步改革和开放。共产党官员很快意识到三个现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共产党是否掌权无关；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共产党维持地位的唯一希望；为了维持其政治专制主义政权，共产党将不得不赎买国内精英，以换取他们的忠诚，并诱使外国精英通过市场机会对中国的人权记录保持冷漠。

随之，中国官员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提高国内生产总值、贿赂和追求奢侈待遇。曾自称为“无产阶级先锋”的共产党精英要么成为了追求快速致富的资本家，要么成为国内外资本家的牵线人、庇护人和支持者。

正如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政治权力与资本运作“共舞”。很多因素包括低工资、低人权标准和宽松的环境监管结合起来为国内外投机资本家创造了“黄金机会”。

总的来说，天安门大屠杀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是短暂的。随着与中国的贸易与该国的人权记录脱钩，关于如何处理天安门后的中国的辩论转向了“通过贸易实现改变”的理论。

该理论认为 与中国的贸易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个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后者将要求更大的政治自由和权利，从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通过贸易实现改变”的政策造成了集体囚徒困境，每个依赖中国市场的国家都根据自身狭隘的自利行动，不顾长期后果，更不会考量中国人民的福祉。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在中共一党政权的领导下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当习近平于2012年上台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技术和国防领域迅速追赶美国，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奇迹”。

而习近平远比前任领导人更雄心勃勃，并对“中国奇迹”寄予厚望从中获得信心，并将其作为一种软实力，使他能够抛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原则，公开行使强权，挑战全球自由价值观，以实现双极世界秩序为目标。

在他执政之前，中国的天安门事件后的领导人试图创造和扩大一种不同的人权理论，以宣传为目的推广儒家思想，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将中共描绘为“传统中国文化传人”的形象，而试图创建中国的软实力。在类似的思路下习近平也努力推动中国的政治宣传，如“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倡导“讲好中国的故事”，以符合政治专制主义中共需求的方式呈现中国的历史。

然而，尽管这些努力在赢得全世界人心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成效，但毫无疑问，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大大扩大了其全球影响力，向世界的每个角落进军。导致这个现象的答案就在天安门屠杀之后的“中国奇迹”之中。

天安门大屠杀使中国偏离了一条持续经济发展可能带来自由化政治改革的道路，违背了前中国总理赵紫阳和其他开明领袖在大屠杀之前的设想。相反，天安门事件后的经济发展成为了刻意的、统治利益集团主导的国家政策，与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的“自发的发展”不同。这种方式使得现有的政府统治结构能够吸收最有才华和雄心的社会精英成员。

这意味着中国闪耀的经济增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共政权一方面维持人民的恐惧使民间对权力的制衡缺失，一方面鼓励他们特别是其精英阶层不问政治、不问是非，并尽可能赚更多钱。这种方法确保了短期内最糟糕的资本主义在低人权和低道德的情况下展现了高效率和高竞争力。

就此“中产阶级会带来民主和人权”的预测在中国最终失败，因为中国中产阶级这个时期的成功归功于他们与国家之间的特权关系。

在天安门屠杀之后这种赤裸裸的务实主义获得成功的动力下，中共此后利用这个实用主义的“软实力”支持中国的持续崛起和扩张，并与美国竞争。这种专注于经济利益无视价值观和道德的“软实力”可以描述为：忽视人权+鄙视民主价值+金钱。

中国的务实主义“软实力”对欠发达国家特别具有吸引力。在与非民主国家谈判“一带一路”协议时，中共不在乎目标国家的人权侵犯、政府腐败或宽松的环境监管，因此道义正直的民主国家根本无法与之竞争。正如前美国官员拉里·萨默斯所说的那样，他引用了一位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话：“从美国，我们得到一场讲座；从中国，我们得到一个机场。”

最近，中国在以务实主义“软实力”为基础上取得了一项重大外交胜利，成功地斡旋了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和解。借助这一势头，中国现在希望继续展现其实用主义的“软实力”、以自身利益为导向斡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然而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方法对中国在发达民主国家的回报非常有限，但是，北京面对民主国家，越来越经常地直接进行经济胁迫。不幸的是，几乎所有民主国家对中国的经济都过度依赖，以及对中国市场的迫切需求，阻碍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更坚决和一致的回应。

因此，为了与中国的务实主义“软实力竞争并战胜它，我们需要一个基于价值观的经济北约，以服务于全世界的民主社会，作为一个捍卫所有成员的同盟以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将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置于面对发展中国家的软实力推广的核心，并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舞台上所取得的任何收益都只会增加其在国内外的专制政权控制能力的规模和范围。但是如果去年的白纸运动-一场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首次全国抗议活动-证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尽管中共具备“软实力”和硬实力，但是中国人民仍然渴望自由和民主。因此中国的变革是可能的。

而国际民主力量可以通过在国际舞台上与中国共产党的务实主义“软实力”作斗争来支持这种变革。

【议报首发，转载时请务必在正文之前加上出处和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0560】

中国民运人士在纽约办展纪念“六四”：“这是反抗的象征”

LOLA FADULU, ASHLEY SOUTHALL

2023年6月2日

一个纪念1989年亲民主抗议运动遇难者的新展览将在曼哈顿中城开幕，当时中国军队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开火。在香港官员对天安门广场抗议事件的纪念活动进行镇压两年后，这一展览将在本月开幕。

这个占地185平米的展览收入的展品包括剪报、写给入狱的抗议者的信、一条血迹斑斑的横幅和一顶帐篷。组织者表示，他们还有许多图片和视音频资料尚未展示。

“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博物馆，其意义超出任何博物馆，因为这是反抗的象征，”展览主办组织的执行主任于大海说。

该展览去年曾在华盛顿展出，展览中的许多物品来自周锋锁的朋友，目前流亡海外的周锋锁曾是抗议组织者，他的名字和照片出现在中国政府1989年公布的21名学生骨干通缉名单上。自1989年以来，他一直与政治犯密切合作。

周锋锁说：“能成为这种宝贵记忆、自由圣火的保护者，我感到很荣幸。”他还说，这“自然非常令人振奋”。

在此之前，香港的天安门博物馆于2021年6月关闭，香港官员拆除了一座纪念遇难者的雕像。同一年，香港大学校园里另外两件纪念大屠杀的作品也消失了。

香港的纪念馆被拆除前，北京对香港实施了全面的国家安全法，导致当地政府基本上禁止公开纪念1989年屠杀事件。2022年，少数人群聚集在台北和其他城市举行烛光守夜活动，不仅哀悼1989年遇害的人，也哀悼香港的命运。

1989年学生抗议活动的另一位领导人王丹因他的社会活动入狱，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香港的博物馆关闭时他并不感到惊讶。作为该项目的创始人，他去年开始致力于在纽约建立一座新的纪念馆。

“我认为它的重要性不只在于记忆，”王丹说。“它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今天，”他说。

“这座博物馆不只是为了历史，也是为了当下与未来，”他说。

中国军队用一场屠杀镇压了学生领导的民主运动，数百甚至数千人遇害。曼哈顿展中的一个横幅显示，目前已经收集到了200名遇害者的姓名，但没有完整的遇害者名单。有一条横幅上贴出了被通缉抗议者的照片，其中包括周锋锁。

展览还收入了中国军方报纸记者江林穿过的一件血迹斑斑的衬衫，他当时冒险前往广场，试图观察现场的情况，结果遭到警察的袭击。此外展出的还有一名士兵的手表、徽章和衬衫。在这些展品的旁边是一本政府在1989年7月出版的书，为镇压的正当性做出辩解。

许多学生抗议者在屠杀发生时正在广场露宿，当时他们使用过的一顶天蓝色帐篷被收入展中。还有一条沾有血迹的横幅，曾被一名教师用来给中枪的学生抗议者包扎伤口，此外还展出了一位香港艺术家的画作，描绘了吕鹏之死，他是目前已知年龄最小的遇害者，时年九岁。

王丹捐出了一封他在狱中收到的刘晓波写来的信，也就是那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作家和异见人士。王丹说，他1988年在北京大学主办了一个民主沙龙，1989年呼吁进行绝食抗议，后于同年被捕。他在1994年获释，但次年再次被捕，此后又被关押数年，最终在1998年流亡到美国。

“我认为，为了我们国家的未来，年轻一代肩负着某种义务，某种责任，应该去做点什么，”王丹说。

他说展览并非只是面向在这里生活的中国人。他说他希望美国人，尤其是高中生和大学生，能来看展，了解“中国的情况，因为这不只是对中国很重要，对美国也很重要”。

备忘“六四”

戴晴

2014年6月4日

戴晴是1989年天安门学潮的亲历者，六四镇压后曾入狱近一年，虽然她从未被起诉或定罪。戴晴根据自己的经历及25年间的采访、调查和研究写成此文。《备忘“六四”》以逐日记录的方式，梗概地叙述了“六四”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和时间节点，并加以解释和分析 。本文经过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文中没有特别加以注明的事实及其经过，源于作者的调查、采访及各种公开资料。——编者

（一）25年前那一天

25年前，1989年的6月3-4日。

红旗已然在中国共产党治下飘了40年当口，古老中华帝国的五代古都第一次在和平时期枪声大作，坦克开进了天安门。

现代装备的野战部队成建制地出动，沿街射杀学生和平民。

在“首都戒严令”发出十四天之后，七大军区各军兵种配合的大部队作战行动开始。不过数小时之后，军队开进街道，临近各医院死者与伤者堆积……

“平暴”胜利结束！从6月4日到8日，往日里旖旎优雅的五代故都，一片肃杀。

6月9日，84岁的邓小平出场。在这个国家，他唯一的职务是军委主席。

邓小平，在25年前的那个夏天，灭掉了本由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开明智睿、进取务实，声望日渐卓著，但显得不肯亦步亦趋的本党同志赵紫阳。最后，他不惜动用野战部队……鲜血——学生的血、平民的血、士兵的血，一起洒在古都街头。

在具有皇家象征的怀仁堂大殿，邓只为20万官兵当中的15位“死难的烈士”默哀之后，这场屠戮行动的最终决策人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

“‘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

“而‘反革命暴乱’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和‘四个坚持’的对立。”

然而，不过就在此前两个月，事态似乎还不是如此。那是胡耀邦含冤离世的那天，笔者本人曾经亲历不曾为官家披露、也不曾为研究者注意的一场准高层会见：陪伴台湾《天下》杂志总策划殷允芃(Diane Yin)，拜望负责对台工作的官员汪锋。

想来胡的离世，在那一刻尚未影响到党政常规工作，汪锋于是也没有修订他事先准备的谈话——意图通过台湾享有盛誉的严肃传媒，向世界传达中共即将迈出的实质性政治改革步伐：“小平同志最近考虑，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放进《党章》。”

上所述现场，并非孤证。“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起草者胡乔木，早在这之前一、两个月，就已经摸到“小平同志的意思”，且在他那个层次上传悄悄话：“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从《宪法》上拿下来”，这就意味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党政分开有了制度上的依据。

然而，不到两个月以后，六部口血迹尚未彻底清洗，面对党国钢铁长城（首都戒严部队）百名军以上干部，邓在怀仁堂大殿凛然宣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

难道胡乔木、汪锋在传谣？从4月15日到6月9日，尚不足两月啊！

（二）那一天之前

北京，春暖花开的四月天。

1980年代一线管事的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死讯传来，满怀一腔郁愤的学生们，打起横幅、走上街头，希望越过党的系统的层层管制，把他们的感受告诉百姓，告诉当政者。从内容和形态上看，学生们的诉求都已经越过正求学的年轻人的激愤，而跨到政党与国家政治变革的层面。

抗议与诉求一波接一波，愈加丰富深刻、也愈加切中时弊，整个社会对中共40年执政的不满——从肃反镇反到严打，从公私合营到价格闯关、从小脚侦缉队到政审排查、从《共同纲领》到阶级斗争……深层表层，前所未有地、全民性地调动起来：以关爱热血青年的形态爆发。

是时，赵紫阳，这名无论从理念还是情感，罕见地对异议怀有包容的政治家，以尽可能开明的姿态对待社会诉求，如他在5月4日接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22届年会代表时所谓：“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自从代理了总书记，在中顾委诸老或关爱、或嫉恨的环伺之下，在小平同志的威望与智慧笼罩下，在“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胡耀邦语）的强劲潜规捆绑下，面对民间诉求，赵紫阳艰难地——应该说，也是十分勇敢与罕见地——发出了不一样的调子：首先承认自身工作的失误，以及由此造成的通胀和社会不公。对“学运”，坚持认为：处理得好，将有利于进一步的改革（见赵紫阳《改革历程》）。

对于当时（直到25年之后之今天）民间最为痛恨的腐败与权力寻租，赵不仅曾致信中央，建议从自己家人查起，还建议中共政治局常委“取消特供、取消专机、专列和蜂拥警卫”；并立意从最根本处下手：建议全国人大常委尽快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

赵当时或许没有想到，这姿态，是会引起他人——特别是邓家——强烈忌惮的……

这是因为，“邓的改革有底线，一是不能触动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子女的利益，二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所以只准许搞经济改革，政改不动。用旧的政体保护特权，用马克思毛泽东旗帜以示合法。这是邓的局限性，为腐败设立了温床”（见《改革历程》）。

邓小平不得不动手了。不止为驱散人群、收回广场，他还想要别的。

邓已经忘记北大学生在国庆35周年游行队伍中打出的那个用自己床单制成的横幅“小平您好”了么？已经忘记1976年丙辰清明时天安门广场树枝上挂着的叮当作响的小瓶子了么？

（三）回到1989

4月15日

胡耀邦离世。赵紫阳亲赴米粮胡同向邓小平报告（见《改革历程》）。

学生上街，“怀念耀邦”、“中国魂”等标语拉出。

让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是，邓“摒弃前嫌”。他告诉总书记，一定出席胡的葬礼。

此时的邓，想到什么？

十三年前“丙辰清明”的民众悼念，让身处最高权位的毛泽东（虽然已经病入膏肓）一下子就敏感到：“矛头是对着我的”——以悼念总理为名；“有人插手”——直指的正是刚被二次打倒的邓小平。

如今身处最高权位的，已经是邓小平自己。“矛头对着小平同志”！出此言者李鹏的嗅觉格外灵敏。

别的人呢？他们打算借这局势为自己一腔宏愿与一肚子不得意闹闹么？

4月18日

这一天，粗疏的口号式政治抗议（而非单纯悼念）开始。风头最劲者，涌向新华门。针对“冲击中南海”行动，邓小平立即同意杨尚昆的建议，调38军部分部队进京保卫中央。

按照常委分工，这天具体在第一线处置的是乔石：坚持不扣帽子的劝说与调用公安清场。奏效。

4月19日

北京《新观察》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这是1980年代以来，在改革风潮中逐渐实现角色转换的两家报刊——联手召集在京的开明高干、舆论领袖等，开了一个“祥和”的追思会。

与会者籍怀念他们半个世纪的战友、他们蒙冤的总书记，从思念慢慢转向对蒙昧、对霸道、对无视规则之专权的批判，其力度已经远大于学生们的呼喊：他们挖到了中共建政之后一系列失败乃至罪孽的根源；跺到了“个人专权”与“非程序化权力更迭”这要命的痛脚。

从4月18-23日，邓消失在公众视野当中。

和毛一样，邓应该算作是大时代的大政治家，而非平庸投机政客。邓最看重的，无疑是1980年代已经出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即将出发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大权不可旁落，想要甩开共产党自己干，门儿都没有。

犹记86年底那次“闹事”，《人民日报》1987年开年的社论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小平说得干脆：“学生再有闹事的，一律开除！共产党决不培养反对共产党的大学生！”

或许，还没到该出手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整个北京传的是：小平同志认为，两边（即开明与强硬）“谁有本事谁解决”。邓的改革正推进到节骨眼，只望一切顺遂。有人闹事——以邓的意思，那就“快刀斩乱麻”。

这天，赵紫阳就访朝一事拜望邓时，特别谈了学潮情况和自己的处理意见，“邓当时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赵紫阳《改革历程》）。

广场局面胶着。对于知识人的自命不凡，对于盲众泛意识的恶，邓心里有数。

4月22日

邓出席了胡的葬礼。

年届84高龄、晚期帕金森病人。邓坚持站立一小时。

没有几个人知道邓在答应参加此葬礼之后，又恨恨地说的那句话：“规格够高的了”。他的这一纠结不是一天两天的了。1987年初，一举拿下胡耀邦大功告成，自认把到圣脉的李鹏建议乘胜追击，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批判”，将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举全歼。邓当即喝止：他没犯什么错。淡化！

葬礼当天，徐勤先任军长的38军部分官兵赴京维持秩序。广场和人大会堂前数万北京大学生彻夜聚集。葬礼期间，三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台阶上请愿，引发骚动。但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4月23日

出访朝鲜之前，赵紫阳特别前往邓家请示。邓说了什么？据赵记录——邓说“等朝鲜访问回来后要谈一下我搞两届总书记的问题”；邓让赵“放心去。回来以后，军委主席交给你”。（见《改革历程》）

然而，就在这天，诡异的事情出现了——据李鹏日记，就在这天晚上八点半，一年前刚刚接受恩赏当上国家主席的杨尚昆“鼓励”他去见邓小平，说自己也同去——想来不会是去打桥牌。这“鼓励”，是杨自己的意思，还是奉命而为？

查《邓小平年谱》，这一天空白。事实上，不仅这一天，从4月22日到5月10日，在北京和全国多处“炸了锅”的局势下，公开发表年谱对邓的活动均无记载。

4月24日

就在总书记出访翌日，暂时受托“主持日常事务”的李鹏，出手一个统摄全局的动作。这天晚上，他召集并且主持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听汇报，作总结，气势十足。共产党历年用来吓人的“定性八卦”全用上了：形势严峻、蓄谋已久、有计划有组织、反党反社会主义……本是中央委员、且任职常委会秘书的鲍彤，此次被排斥在外。鲍彤并非赵紫阳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的亲随，如王瑞林之于邓小平。1980年，赵奉调入京担任总理，鲍彤是中组部为赵选派（而非他从广东或者四川带来）的秘书。

“动乱”二字在碰头会上出台。继而议定成立制止动乱小组。

会议结束。李鹏宣布第二天到小平同志那里，“请老人家听一下常委汇报”。（见《李鹏六四日记》)

后人读史到此，难免油生疑窦：

23日李鹏送赵赴朝访问，赵在回答李鹏“还有什么交代”的时候，明确说“对于学潮，我还是那三条意见”（即已经邓首肯的“三条建议”：1，追悼会已经结束，坚决劝阻学生上街游行，马上复课；2，尽量避免流血，但打砸抢要依法严惩；3，对学生积极疏导，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各种形式的对话），怎么不过一天之后，政治局齐刷刷地全变了主意？

其实，对赵不利的迹象早已出现，只不过不为外人所知。赵本人当然也蒙在鼓里。

这也就是说，这个“反革命动乱”的定调，很有可能是在23日晚上，而不是等到政治局常委正式汇报的4月25日上午才发出——那已经是在照着脚本演戏了。

这里，尚须补充一点具有启示意义的细节：

这年4月初，80年代活跃在文化界的张郎郎听到华润在香港的中国广告公司总经理胡文善——胡那时更重要的角色，其实是该公司派到邓家专事打点这家成员杂事的跑腿，比如邓林香港开展卖画，胡便邀阔佬前往，然后在阔佬出手时再在定价后边加上一个0——在审看赠送即将来访的戈尔巴乔夫礼品像册的时候，胡几次开口“他（赵紫阳）的（照片）别太大，别放这个（重要）位置”。张记得自己当时心里一惊：怎么，赵在邓家已经不被看好了！

再有，鲍彤曾记得，邓家女儿在学运前曾专门上门要求总书记身边的鲍彤出手制止社会上“彻查康华（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组建的公司）”的动议，不意竟遭到鲍的拒绝。她最后丢下了一句糙话“老娘不高兴”（25年后，鲍彤对此仍是一头雾水，不知这“老娘”所指何方神圣）。是否可以由此推测，早在十三大大刀阔斧推进改革之后的1988年，邓家女眷已经有要总书记“挪挪位子”的议论了？

4月25日

在党的总书记不在的情况下，政治局常委会在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的家里召开了。听汇报的邓小平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定调：

“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要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平定下去，不然会出更大的乱子。不要怕什么国际舆论什么经济制裁。共产党人从来是什么都不怕。”（见《李鹏六四日记》）

4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俗称“4·26社论”），正式把春夏之交这场借悼念胡耀邦而起的“反腐败”“反官倒”运动定性为“动乱”——镇压开场了。

4月27日

1989毕竟不是1957。中国变了。中国人变了。中国青年，经历了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十年，不打算再在政治恫吓下屈服。

绝不认可“4·26社论”！数万学生在百万市民的夹道瞻顾下，以平和而坚定步伐通过一道又一道（北京警察、武警、包括军队的）拦阻线。

旨在抗议“4·26社论”“动乱”定性的“4·27大游行”秩序井然。这本是八九风波里最可播扬的亮点——无论民众还是官方；无论组织者还是军令发布者。

4月30日

赵紫阳访朝归来，立刻求见邓小平。

在平壤，当他得知“4·26社论”时，曾回电“同意小平同志决策”，但具体究竟是坚持他提出的“三点意见”，还是坚持邓的“反对动乱”，不得而知。

然而，如此重大与紧急求见，居然遭挡驾：一连十多天。邓家大秘王瑞林说，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中苏最高级会晤定于5月中旬举行），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对此，赵紫阳没有过丝毫怀疑，只有“请闫明复（时任统战部长）通过杨尚昆和邓周围的人”，把自己的想法转告。

这期间间或有话从邓那里传来：鉴于社会反应，邓周围的人也感到“4·26社论”的问题，希望事情“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转弯子”，具体做法，“中央负责同志根据情况处理好了”。顶好不要找邓，万一不同意，反而难办。（以上均见《改革历程》）

从4月底到5月11日，赵一直按照此精神办理，正如他在5月4日的“亚银”讲话中所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

问题是，小平同志在哪里？

“重大决策的掌舵人”从上下左右视野中消失了十多天。受制于不同元老的常委们，在“4·26社论”背景下各怀拳经、艰难运作。

对这“消失了的十多天”，除了民间研究者的推测，官方（包括军方）没有一个字透露。

5月4日

赵紫阳会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并针对当时的国内形势，发表了“同中央立场和方针不同”的谈话。

5月6日

赵紫阳提出呼应学运的合理部分，“尽快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

5月11日

除去近随，在对几乎所有人——包括赵紫阳——保密的情况下，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十多天的邓从外地回到北京。杨尚昆获准前往汇报并聆听。由此，邓得知了赵的“亚银”讲话；得知了讲话之后上上下下的反应——包括李鹏在内的常委们、官员们和知识分子们，都认为“很好”——在北京的许家屯曾写条子给赵：“杨尚昆对这个讲话极为赞同”。

邓得知局面依然胶着。邓还得知政治局常委会已经建议人大常委在六月份的会议上对此次学运做专题研究。（以上均见《改革历程》）

5月13日

在求见邓小平13天之后，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终于得以前往觐见这位党的军委主席——杨尚昆陪伴。

恰在这天，趋于和缓（间或拉锯）的局面被突破——绝食学生进占天安门广场。

此时聚积在邓心中的，除却恼怒，更多的，或许是焦急——中苏最高级会晤在即。

无人能够否认，中苏两党两国能突破毛的任性而走到“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一步，可谓运筹擘画十载，是邓内心的巨大骄傲。一生成就之高峰揭幕在即，却遭逢如此尴尬。

元老们（陈云、李先念、还有从头至尾一以贯之视“犯上作乱之众”为齑粉的王震）再度施压：“党内思想混乱”、“出现两种声音”等等。到这时候，邓对赵并未严厉责备，只要求“尽快拿出办法”。邓当然也没有忘记强调“非法学生组织不能承认”（见《邓小平年谱》）。

赵能拿出办法么——当邓坚持视国民为子民的中共法统，无视民意诉求，坚持不从“4·26社论”退步，坚持“坏人挑事”说时。

改革离不开邓的专权，对此，赵紫阳比谁都清楚。将他从四川调入北京，担任副总理、总理、总书记，哪一步离得开邓？意识形态领域掀起的一次接一次风浪，没有邓的一言九鼎，顶得住么？

赵没能拿出办法。

（四）这三天

5月16日

中国最高领导人第次会见戈尔巴乔夫：杨（15日，机场）、邓（上午见，中午宴请，人大会堂）、李（下午，钓鱼台）、赵（晚，钓鱼台）。

中联部与外交部相当紧张：接待到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是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会见为主，还是与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会见为主？讲究规格仪礼的外事活动，怎么个处理法？

尽管中联部已经照会苏方，与邓的见面是所有会见的最重头，但对方还是心有狐疑。会见最后排序：邓在先，赵在后。外交部也很紧张，只好定出“淡化处理，既不回避，也不要太正式（不上公报，不搞两党会谈）”。

中联部与外交部不知道的是，早在三天前的5月13日，在总书记上门请示小平同志有关此次会见的时候，邓已经明确说：他和戈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以上均见《改革历程》）

戈尔巴乔夫如期抵达。因为广场被学生占领，这场准备了近一年、引起世界关注的大事，国宾欢迎仪式只能临时由天安门广场改到机场举行。

不知出于隐忍还是淡定，在这天上午出场的、曾在60年代主持过中苏意识形态论战——“九评苏共中央”写作事宜的邓小平，表现得兴致很高、谈锋甚健，脱稿历数中苏历年恩怨。最后，在客人既没见到总理也没见到总书记的情况下，邓握住对方的手：“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笑容满面地点头同意。随即，邓又指着正在忙碌的记者说：“趁他们还没有离开，我们也宣布两党的关系实现正常化。”（见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

傍晚，总书记出场。赵心里惦记着三天前小平说的那句话，于是——据赵后来回忆——“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的一开头就说，他与邓会晤后，两党的关系就恢复了。他同邓的会见，是他这次来访的高潮。接着，很自然地，我就讲了邓在我党的地位以及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强调“最重要的问题上，仍要小平同志掌舵，最后的决策人是小平同志”。

宴请结束，赵立即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局面如何疏解，双方依旧纠结在“4·26社论”。对于寻找机会将他置于死地的对手，赵似毫无察觉——哪怕李鹏相当不寻常地不许鲍彤如往常一样列席会议。

在会议结束时，总书记下的决心是：必须改变对学潮的定性，由自己承担责任，明天直接“向小平同志说明这次学潮真相”。

赵是不是依旧相信邓对改革局面的珍惜？相信自己与邓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认知与道德底线？

这天的政治局常委会，直开到凌晨2点。艰难地、几经拉锯地定下“赵代表常委，对广场学生发表《停止绝食书面谈话》”——此“谈话”一一列出五名常委的名字，内含爱惜与期待，但“4·26社论”精神已不见踪影——这是赵做了多么艰苦的努力才争取到的！广场上亢奋的抗议者却毫无反应。

直到此时，还未见一个人对赵戈会面提到“小平是最后决策人”提出质疑。（以上引文均见《改革历程》）

这天，知识分子筹划有时的《五一六声明》发布，声明以北京知识界的名义声援学生，批评政府对学运的“动乱”定性。

5月17日

凌晨，赵求见邓：希望单独见。邓办通知他下午再说。

“向小平同志说明这次学潮真相”——最后的机会了。十三大以来的政治经济局面，不都因为邓小平最后把舵？这，赵比谁都知道得清楚。

自1980年4月调入北京，九年以来，赵稳扎稳打，而且特别顾及“意识形态脸面”地只谈经济体制改革——邓对赵因此鼎力支持；对于政治改革，邓的意见和底线，赵不仅清楚，也不曾掉以轻心。这样的局面，太难得了。失去，太可惜了。

下午，赵的求见遭邓拒绝。似乎是，通过自己的特别渠道，邓小平已经被“下了小话”，已经没有了单独见他的必要（见《改革历程》)。

下了什么小话？时任国台办主任丁关根后来对李鹏说，这天上午，“先念同志去小平同志处，与邓谈话，虽然已有让赵下台的意思，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见《李鹏六四日记》）

广场几近沸腾。“邓小平下台”标语（大约在10时）第一次出街；临近中午，直指邓小平为“老迈”“昏庸”“垂帘听政”皇帝的《5·17宣言》出台，其起草者：曾任社科院（俗称“党中央智库”）政治学所所长、曾在鲍彤任主任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工作过的严家其。

这天中午12点前后，鲍彤在得知“外面传说的情况”之后，委托邓家熟客致电邓宅，希望“通过邓榕做一做她们家老爷子的工作，向小平把昨天紫阳见戈尔巴乔夫讲话的本意解释一下，以免发生误解”。“电话接通后，邓榕回答说：‘请你转告鲍彤同志，现在已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并说，‘我们家老头子已经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她说这话时，语气显得十分激动，并放下了电话。”（见吴伟《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台前幕后》）

下午，政治局常委会在邓家召开（杨尚昆、薄一波参加）。

诸常委焦虑地一一议论之后，邓给出结论：紫阳同志的亚银讲话之后，学生闹得更凶了……接着，邓对“学潮”给出了远超过“4·26社论”的判词：

“这次事情不一样……一些同志到现在还不明白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学生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止那些学生，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根本口号就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依附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见《李鹏六四日记》）

李鹏在他的发言里，再次点鲍彤的名，说赵的亚银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联想到16日晚李鹏超乎寻常地不许鲍依惯例列席赵召集的常委会，联想到邓在讲话的最后发出“戒严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之后，“尖锐指出：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十天之后，鲍彤即以诬指的“泄密”遭捕——此刻，是不是在某个更小的圈子里，“4·26社论”所指的“后台、黑手”终于锁定（见《改革历程》）？

姚依林在会上率先提出，赵见戈尔巴乔夫时“把小平同志推出来……无异是要把这次事件的全部责任推到小平头上，把学潮的矛头对准小平同志”。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重大问题上必须向小平同志请教，请小平同志掌舵”，这是十三届一中全会的一致认定。这一“一致认定”虽从未正式公诸全党和国民，但赵见戈氏前也数次在兄弟党和来访国家首脑间公示。这次赵戈会见之前，赵曾就此专门请示过邓；四月中以来，中共要员在会见工人和召集首都各大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的时候，都曾专门讲过这一点。为什么到了1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一句不仅全党默认、而且正在践行着的事实的话，竟变得如此大恶不赦，变成了“赤裸裸把矛头对准敬爱的小平同志的反革命宣言”？（见《陈一咨回忆录》）

在软禁中，赵回忆说：后来我才知道，邓的家人及邓本人对我的这段按照他的意思、而且事后反应很好的讲话不仅不高兴，甚而非常恼怒。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见《改革历程》）

对愈演愈烈的局势，邓给出结论：当局不能再退。邓“郑重地向常委会提出”：调用军队，在北京实施戒严，坚决制止动乱。

说是向常委“提出”，在场的没有人认为这不是最后拍板。总书记当场表示“对此难于执行”，只能“服从党的组织纪律”。

在赵紫阳不同意戒严，甚至要求辞职的情况下，邓小平“指定李鹏、杨尚昆、乔石三人负责指挥，但还是讲了一句，说赵还是总书记”。

到最后，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

“上次”？说的是不是4月25日？那回，李鹏一干人前往邓宅“向小平同志汇报”。邓听后同他们讲的，应该算是内部交底吧？而李鹏的做法是：当天夜里就把邓的内部交底向各级干部传达，并立刻将其写成社论发表。李鹏闻戒后连连说：不会！不会！（以上均见《改革历程》）

实施戒严，有了邓的明确“提议”，如何具体部署？晚上，常委们到中南海勤政殿继续开会。到了最后，对戒严与否，就算邓已经发话，五人意见依旧统一不起来：李鹏姚依林同意，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中立。邓的戒严“提议”，竟然在中国政治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常局常委会上没能得到多数同意。

赵紫阳请求辞职——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职权行使，事实上已经画上了句号。党与国家命运的决策，即使在形式上，也无可掩饰地转到邓小平（外加元老）手中。这回，年届八十有四的“老爷子”，不得不亲自走上一线。

邓是否知道，为了改革能在老人政治中向前推进，赵一直“靠小平同志的威望”、即所谓“跪着执行”。此刻，是否对平民动用武力，已经触到了这名政治理想家的底线。有些理念，比如内心深处对自由与正义的坚守，是不能拿来交易或者玩弄的。也就是说，赵不能做到像邓在林彪堕机后给毛写输忠信那样——在口头绝对服软，至于以后，那就再说了。

也许，邓在等着赵的告饶。可赵无动于衷。

一手亲选的人，居然不一致紧跟……对邓说来，是不是有些意外？但这已经不重要。因为，还没等他们晚上开会，邓已经自己动作起来：召集“三大佬”——陈云、李先念、彭真，秘书们也立即通知军委常委们外加王震、邓颖超：次日（18号）上午召集中顾委和军委常委开会，通报政治局常委的戒严部署。

广场那边呢，在这十多个小时里？

《5·17声明》起草人严家其后来说：《5·17声明》将郁积于胸腹之中对专制体制的憎恶，尽情挥洒出来：

“清王朝已经灭亡76年了，但是，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位独裁者说话，《4·26》就无法否定……”

这篇檄文，17日凌晨之前就完成了。推算起来，此件被遍布各处的耳目“报送中南海”时，也许正是赵希望单独见小平而遭拒的时间档。

这一声明，“在决策圈引起强烈反响”。“是日晚邓家人坐在一起。邓脸色凝重一言不发，看着《5·17宣言》。全家一致认为：看来他们要甩出我们家来，把我们剁成肉馅了。”（见《陈一咨回忆录》）

5月17日——“八九六四”最关键的一天！

图穷匕首见。中共最核心的问题此时现身：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5月18日

这一天凌晨，一线的领导人到距离天安门广场最近的几家医院看望因绝食而被救治的学生。赵返回后，分别在上午和下午给小平写信：一封请求辞去职务；一封请求邓再考虑，改变戒严主意——两封都被杨尚昆劝阻。（见《改革历程》）

这天上午，李鹏在11点与学生代表对话并现场直播；杨尚昆则召集军委常委扩大会传达戒严决定。

甩开了坚持“和缓、协商”的总书记，中办几乎瘫痪，军委和国务院依照指令动作起来。

邓呢？有没有动作——在这最最关键的时刻？

毛泽东最拿手的一招，就是将规章玩弄于股掌：党内外种种组织、机构、名号、小会大会、书记处工作会、政治局扩大或者不扩大的会议……不过是毛专权的行头：或撮或撇，完全根据情势需要。

这回，到了邓时代，由邓选定的政治局常委会，居然拒绝紧跟他的“戒严”决定，这太意外了。但决心已定，话也放出去了，邓小平效法恩师，一招不成换一招：召集顾问委员会，换个方式通过。

按照小平建议的“部署”：戒严命令将于5月19日内部宣布；21日凌晨实施。杨尚昆负责具体规划。最后，邓小平签署命令：三大军区及武装警察约十八万人于5月19、20两日，进驻北京地区的目的地。

说是“戒严第二天宣布，21日实施”——事实上，没等他们决策，三名军委常委上将刘华清、洪学智、秦基伟也还没有表态，杨尚昆（包括下午参加“戒严工作会议”的李鹏、乔石）已经动作起来。

杨尚昆上午主持中央军委会议，拟定出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的进军命令。邓签署后，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指示总参谋长迟浩田立即与三大军区司令员最后确定“每一个集团军的有关师团进京名单、进军具体时间、到达目的地时间、戒严主要事项等实施细则。（以上均见《李鹏六四日记》）”

命令发布。有“万岁军”之称的38军军长徐勤先率先“抗命”。

对此，徐后来曾对李锐等人有过“交代”：

北京军区于当天在驻首都的军区大院，以“作战会议”的规格，传达军委命令。

蹊跷的是，并没有什么会议，而是“一个野战军一个野战军的来”听命令，每个战斗单位“多少人，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到北京，指挥所设在什么地方，带什么武器，带什么装备”——任务部署明确具体。

面对执行传达命令的北京军区司令周衣冰，38军军长徐勤先说：“你们亲自给军里边传达去，我不管。”周说，你是军长，你怎么能不管？徐：“军队是党领导的，没有我还有别人呢。”

多年后，徐勤先追述：“局面僵持着。他说，你还是传达吧。我沉默了一会，我说你给我个文字命令。但是他也把我堵了，他说打仗的时候先口头的，完了以后再给你补文字命令。这个他说的也对，军队有一个口述战斗命令（的军规），而且口述战斗命令在前，就是我布置任务口述的，任务部署完了，这时候根本没有文字的，文字的是后下的，可能仗打完了打差不多了，才下去。所以，他这个说的也对。我朝他要文字命令也对，他驳的我也对。僵持了好长时间。”

“最后，我还是到作战室用保密机子把命令传回去了”——从北京传到保定38军军部。“传达完了命令我表了态，我说我不同意。我都跟他们讲了：我不同意，后边的事儿我也不参与了。”

“抗命”之后，徐勤先被送到军区85楼招待所。在那里，“我想，我在这儿呆着还干什么呢？我就给刘志华同志打了个电话。我说政委，命令我传达完了，后边的事儿我也不参与了，我回总院住院去。刘政委还说，好吧，你安心养病吧。我就走了。”

这就是徐勤先的“抗命”（徐因此被军事法庭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徐不知道如此行事的后果么？当然不是。因为，在与周司令员的僵持中，徐已经说“你上级命令我当军长，你可以撤我嘛！”但徐同时又是一名中共党员，也清楚地记得1980年胡耀邦总书记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徐说，《准则》“其中有一条，无条件执行的条件——除非是会立即引起的严重后果的情况，必须无条件的执行。这就是说，政治上有什么重大的问题，你都应该是下级服从上级。但是什么东西可以例外呢？就是立即会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

对于这次的军令部署，徐勤先认为，“这个事和打仗不一样，这是个政治性的事件，政治性的事件不能这么办。”

徐如此认识，并非无根无据。从学潮一开始，38军就在北京执勤，5月16日碰巧徐又因突发性肾结石在北京住院。对北京市内的情况，徐是了解的：“矛盾很激烈，这样的话非发生冲突不可。和老百姓发生冲突，好人坏人又分不清，出了事谁负责？明显当时的状况不适合用激烈的办法解决，还是用谈判对话的办法来解决，这是政治问题。”

而依照军令武装强行推进——“这样的话，非出事不可，就是军队和群众发生冲突。发生冲突无非就是流血。因为他已经明确带枪带子弹，带枪带子弹肯定要出问题。”“带枪带子弹就是为了要镇压，因为邓在这之前有好多讲话，‘我们有300万军队’；‘不要怕流血’；‘不要怕名声不好’——他的狠招儿已经出去了。”

在命令传达的当场，徐勤先就明确讲出他的意见：“我说最好收回成命，好好研究研究，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国务院，好好研究研究，这问题不能这么解决。”

当晚，此情被报告到中央军委。杨尚昆命令北京军区司令周衣冰立即赶到保定38军驻地，以保障该军党委成员坚决执行军委命令。

邓小平当然随后即得知。他只原则上说“军纪严，军心齐”，让杨尚昆去处置。

军长“抗命”，这是邓小平自学潮以来，遭受到的第三个“当头棒”。第一个是“4·26社论”之后的“4·27”大游行；第二个是他明确发令之后的常委会表态，居然多数拒绝紧跟；这是第三个：王牌军军长抗命！

三个当头棒：民心、党心、军心！

（五）又三天

5月19日

如果说前三天，就“戒严”而言，是提出与决策，而这一天，终于到了宣布与实施的时刻。

《李鹏六四日记》载：这天上午10点，应召赴邓宅“开会”的，是部分元老、三名政治局常委、三名军委常委，外加解放军三总部的迟浩田、赵南起、杨白冰。

据李鹏“当时的记录”，邓在会上讲了六点意见：

“这次动乱，问题出在党内。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名义上看是李鹏和赵紫阳，实际上是我（指邓小平）和赵紫阳。

“动乱到今天，不能再退了。谁要退，谁就是逃兵。本来‘四·二六社论’发表后，情况已好转，学生已决定复课。赵紫阳5月4日讲话是一个转折点，学生闹得更凶了。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广场放起鞭炮，打倒邓小平。打，我也不退，要斗到底。

“扭转动乱局势，我提出戒严。……戒严步骤要稳妥，要尽量减少损伤，但是要准备流点血……如果我们提出‘绝对不用杀伤性武器’，那是不行的，那等于捆住了自己的手足。……在前头闹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摇羽毛扇的。要让这些核心的人，在戒严时期露出头来。赵紫阳周围的人还要搞名堂，这很危险。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

“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问题出在中央内部，会议任务就是解决中央领导问题，决定总书记和常委补充人选。领导不能中断，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加以确认。参加的人范围小一点，人少一点好。非常时期，开300多人的会，也不方便。政治局的人参加，还扩大到老同志和军队的人，不超过40人，宁缺勿滥，不允许有里通外面的人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由李鹏、乔石、宋平负责，参加会议的名单也由他们提出。我这个人，错误也不少。选了两个人，都选得不妥。两个人的问题都出在自由化上。两个人都搞改革，耀邦比我还急，具体办法不多。赵紫阳是说得多，做得少，历来借我的名，搞自己的一套，借改革开放搞自己名堂。这不能让，改革的旗帜要由我们来举。

“新班子可基本定下来。李鹏继续当总理。我提出江泽民当总书记，江泽民这个人有思想、有能力、也有魄力，可担起这个责任。胡启立不能留在常委了。宋平符合进常委的条件。

“舆论不可小看，要让绝对可靠的人掌管起来。中央要成立宣传小组，常委直接管起来。要立刻派人进驻电台和电视台，对戒严要及时宣传报导。”

据李鹏之所记，与会的同志对小平同志的讲话，都一致表示拥护。

许多人注意到，文革后复出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李先念、王震、邓力群），对于邓小平以改革开放之名拢起自己的人号令全局，早就一肚子的不甘。与邓联手成功闹掉胡耀邦之后，他们对学潮这天上掉下来的机会，更是心中暗喜。他们最怕的，恰是学生没闹到他们的目标达成就住手。40天来，台上台下不停捣鼓，到了“大乱子，赵酿成”胜利在望，即只差最后逼邓小平出演最后一场：组织解决（赵紫阳胡启立出常）。然后，他们再一个个道貌岸然地拎出自己亲信排座次，分果果。

这天凌晨，赵紫阳终于冲破“一再阻止”，依照中办安排，到广场和绝食七天的学生们见了他公开露面的最后一面。正是在这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后，他那带有河南滑县口音的几句话流传全国以至回响到今天：“对不起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下午，他接到“当天晚上召开宣布戒严大会”的通知，包括不知何人起草、与他的意见完全相违、却需要他来宣读的党的最高领导人讲话稿。

赵拒绝出席。

这天下午，广场人头汹涌，“来京声援学生已达六万余众……‘戒严’‘军队进城’的传说纷至沓来”（见张万舒《历史大爆炸》）。

也在这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中共中央常委报告送达中办：鉴于当前严峻局势，建议原定于6月20日召开的本届常委第八次会议提前召开，并请万里委员长中止出访立即回国主持会议。虽然是中共党组的报告，但人大十一位党外副委员长和不是党组成员的副委员长对此均一致赞同。（见《李鹏六四日记》）

也是在这天下午，属于“改革智囊”（即体制内改革精英）的“三所一会有关反对戒严决定的”《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发布。尚可称作体制外具有独立意见和运筹能力的“公知”（陈子明、王军涛、周舵等）站到了第一线：在蓟门饭店成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

晚10点，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宣布“政治局常委戒严决定”。诺大北京，开会的地方都不好找了，动员大会最后定在军队总后勤部礼堂召开。

简单的主席台，一排七把椅子，坐了六个人：第七张是一把空椅子——总书记赵紫阳“身体不适，请假”。

乔石宣布开会。与前番原则性的空洞恫吓不同，在这次会上，北京最高领导人（市委书记李锡铭）点了一串“幕后黑手”的名字：方励之夫妇以及海外的一些人。

李鹏的“主报告”中的一个亮点，是在尚未点名的批判中，将赵的罪错定在了5月4日“亚银”讲话的“分裂党”。

下边本应总书记兼军委第一副主席讲话。但是无奈之下，小平同志与政治局常委会的联络员——杨尚昆不得不上前脱稿做即席发言。杨说北京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且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这回调兵的“不得已”，以及“绝不是对付学生”。

如果不是对付学生，那对付谁呢？用二十万正规军！李锡铭点出的“幕后黑手”多在境外啊！

邓小平的戒严这步棋，谁看得透？

散会。与会者离开总后礼堂的时候，“从东南西北各路进京的军车，在各个重要路口，被成千上万的群众包围堵截”。（见张万舒《历史大爆炸》）

5月20日

到北京执行戒严的部队依照命令开进，但无法进入预定目的地。

下午，杨尚昆主持军委和戒严部队负责人会，做出“从次日起，部队转入休整状态”的决策。李鹏在日记里对此解释说：受阻部队原地休整，进行思想动员。同时调后续部队进军队，形成大军压境之势。

5月21日

这一天，军队中张爱萍、萧克等八位上将联名给戒严总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发信：“人民军队决不能向人民开枪；军队不要进城”。这些空有老资格但并未实际执掌兵权的老将一时之激愤，难阻戒严。

这天上午，“因病请假三天”（19日-21日）的赵紫阳“叫阎明复到家中，对阎说，学潮这样拖下去，结果难以预料，只有召开人大常委会来缓解。杨尚昆拒绝了赵的建议。（见《李鹏六四日记》）

杨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位军委常务副主席兼邓的大管家，对邓的态度有十足把握。终生不喜欢虚套的邓，与毛一样，视人大政协为安排些名人和“退下来”老同志的窝窝。早在1954年，毛泽东就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过：“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此情，赵紫阳岂不知？但必须制止流血，这在他心头已是重中之重。从1987年代理总书记，到十三大之后任总书记，在推进改革的每一道坎上，都是邓在支持。这次，从胡耀邦追悼会前后，到5月13日广场绝食之前，邓对赵“主张对话、抓廉政、抓透明度”之意见，不仅“原则上表示赞成”，更说“要抓住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

在政治局常委、包括总书记，已经无法工作的情况下，赵只好全力推进另一步棋：必须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启动《宪法》，“由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治的形式，扭转局面”。（以上均见《改革历程》）

赵紫阳早在5月6日就已经正式提出——呼应学运的合理部分，“尽快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接着，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赵又对此一再强调。其后，人大委员长（同时也是政治局委员）万里及时做出呼应：“6月20日左右在北京召开人大常委第八次会议”。

在21号这天，人大委员长万里无疑已成为各方争夺的人物：何时回国，何地降落，回国之后人大如何运作……显然，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没有得到多数票通过的戒严决定，如果再触礁于人大这块突然变硬的“橡皮图章”上，那么，接下来的政治局面就更加复杂化。

为此，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彭冲已经动作起来。

5月19日，彭冲（人大第一副委员长）曾就“提前召开第八次人大常委会（原定6月20日）”的问题，召开了在京“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共11人）。委员长们一致同意将提前开会的提议上报中央，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然而，中央无人批复。

而据赵记载：“21日下午，胡启立到我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复，搁在那里。我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他提前回国。胡问可否说已经你同意？我说可以。随后我又给外交部长吴学谦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见《改革历程》）”

志在必得的李鹏，这天也相当紧张。据他自己记载：

“我给王瑞林打电话，请他报告小平同志。我建议于近日内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上解决赵的问题。晚上，邓小平同志处传达他的意思，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见《李鹏六四日记》）”

这里传达出两个信息：李促最高决策层依照章程换将，俨然已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再一个，“大军进入北京（会）才能开得有把握”——一曰政治局扩大会，必须在武力炫耀下召开，即“动用二十万大军威慑人大委员会和中央全会堵死反政变的渠道”；二曰，也即毛泽东“整肃党内高层反对者”的法宝：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

这一天，已推进至北京周边的戒严部队受命休整“暂不进城”。

（六）从休整到清场

5月22日

戒严部队被“围阻”在北京中心之外。

到此时，《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这个“最高权力”的重要性空前凸显。

数日来，彭冲、胡绩伟（人大常委、前《人民日报》社长），加上由四通公司创办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一直在分别行动，就“万里立即回国”、“提前召开人大紧急常委会”征集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以开会讨论戒严的合法性，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到戒严令发布的第三天，已经征集到57名常委签名，这已经超过了开会所需要的经法定“三分之一”（委员总数156）常委会委员提议的人数。

这天，未被“八老”免去的职务的三名政治局常委李鹏姚依林乔石，下午紧急开会，讨论接下来如何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解决组织处理赵）。按照邓的部署，此会应放到一周后——“待军队进入北京，形成必要的力量，保证会议有一个不被冲击的局面”（见《李鹏六四日记》）。

5月23日

在这几天里，京外的省市第三层领导（包括江泽民）纷纷入都，由中央第二层领导一对一分别谈话：形势、决策、应对措施，让他们一个个表态。

民间，由新闻、出版、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及文化界代表组成“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并发布成立宣言：《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同时创办《新闻快讯》。“北京知识界联合会”与“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后来又有了“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和“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建立了关系——他们组织起来了！

组织起来，这可正戳共产党心窝。

5月25日

这一天，人大委员长万里回国。

万里应召提前回国——但没被允许落地他的工作地北京，而是被飞机载到了上海。“中央派丁关根同志到上海迎接万里同志，向他传达中央5月17日会议情况，特别是小平同志的讲话（见《李鹏六四日记》）”。

丁关根是上海交大毕业生，一直稳当低调地在铁道系统任职。1982年秋，丁还只是铁道部计划局局长助理。这位邓小平的桥牌牌友，幸得火箭式提拔，其后五年间，已升至政治局候补委员、铁道部部长兼党组书记。无奈此位子尚未坐热，即以列车出轨等铁道事故而循当时其他部委首长被问责辞职的先例而引咎辞职。但是，与先前得咎辞职的其他部委首长不同，丁虽辞去了原职，官阶却接着升：中央书记处书记、计委副主任、国务院对台办主任，直到此刻担此重任。而且，人们后来已经知道：丁确确是不辱使命——万里同志站到了党的一边。

万里怎么就听他的了？让我们等着这百岁老人的自述吧。

5月26日

这一天，陈云主持中顾委常委会“向全党、全国人民表态”。到会的22人——包括曾经致信反对戒严的上将们都“一致坚决拥护”。83岁的陆定一没有象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那样拍案而起，而是从头至尾一言不发。张爱萍、黄华等五人“因事因病”请假。

至于这天下午彭真（丁关根、阎明复陪同）与非（中共）党员副委员长的“座谈”，已属中共运作娴熟的统战应酬：喝杯茶、摆摆花——七位德高望重民主党派领袖当然也“一致拥护”戒严的决定。

5月27日

这天，由党为人大委员长起草的《万里书面谈话》发布，宣布那千呼万唤的人大常委会议将于6月20日左右召开。至于李先念以主席身份召开的政协会，本属老生常谈。

这天，“动乱”的“黑手”终于被揪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自1980年即担任总理秘书、总书记秘书、政治局常委秘书的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鲍彤。纠黑的举措是李鹏将一份国家安全部“报送”的“最高机密”《要件》紧急批阅，然后立呈小平、先念、陈云：“鲍彤泄露了戒严的最高国家机密，蛊惑人心。建议立即予以法办。”

邓说：“鲍彤这人我不熟悉。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罪责难逃。李鹏主张立即法办。”

不熟悉？邓本人或许如此，但邓办、邓家，就不能这么说了吧。学运开头，在游行者要求彻查康华公司的时候，邓家女眷专门找到总书记大秘鲍彤希望通融，但遭碰壁。当时还丢下一句村妇骂架的狠话……回去没对老爷子说么？

或许这些都上不得台盘。此刻既然邓发了话，李鹏立即亲自下达逮捕令——中组部部长宋平现场执行：谈话后，直接将鲍彤押送秦城。

5月28日

这天晚上，李鹏见了丁关根。李鹏在当晚的日记中记载：“晚上，我和（对小平同志的想法比较了解）丁关根同志谈话。丁关根对我说：去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同志找邓小平同志，谈了赵紫阳的一些问题。小平同志当时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但由于影响太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

今年一月份，小平同志同你谈话，讲了‘格局不变’，就是还不要动赵紫阳的意思。

耀邦逝世，学潮起来，4月25日小平同志与你们谈话，为动乱定性，态度明朗。但有人颇有怨言，邓为此发了脾气，说关键时刻我不能不出来讲话。

5月17日上午，先念同志去小平同志处，与邓谈话，虽然已有让赵下台的意思，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下午开会时，听了你们的发言，看你们态度坚定明朗，小平同志才作了戒严决定，批评了赵，但还没有说格局要变，要赵下台。

到5月19日因赵主动辞职，要撂挑子，小平同志和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几位老同志一起商量，才下了最后决心，让赵紫阳下台，并建议由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

李鹏写道：

关根同志讲的这一重大人事决策过程，陈云和先念同志也对我讲过类似的情况。陈云和先念同志连续几年冬季在上海休息，经过长期考察，他们先后向小平同志推荐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

陈云和李先念同志还先后对我说过，国务院任务十分繁重，你已经开始熟悉这一工作，比较之下，由你继续担任总理更合适一些（以上均见《李鹏六四日记》）。

看来，党的总书记究竟如何产生，这至少与《党章》所规定的产生程序不一样。

5月29日

以主持编辑对80年代启蒙具有重大意义的《走向未来丛书》的包遵信披露出一件他在这天亲历的事：

深夜回家，他发现邓的长子邓朴方的密友何维凌留下的一张条子：“无论多晚回来，都立即回电话。”包立即拨打，接通时已是午夜。何接听后立刻赶了过来。

一见面，何维凌就说：能否劝王军涛他们，动员学生月底撤离。原则是“别让老爷子一口气咽不下去”。老爷子“气咽下去”了，杀戮或许能够停止，办法是广场打扫出一块地方，学生代表和军队长官都讲几句话，欢迎解放军进城，在“团结和解的气氛”下把事情了结。

包问何，你到这里得到谁的指令。何说“都跟朴方说了，而且还得到老人家的首肯，杨家也知道。”

第二天早晨，包遵信赶往文化书院（负责协调天安门广场行动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所在地）通告此事。大家听后觉得事关重大，当即决定了联席会议具体联络运作人：刘刚（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工作人员）、刘苏里（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王丹（北大学生）——其实刘刚他们这几天一直忙的，也是这个：人员撤出广场，军队进来也白来一场。

包遵信立刻给何维凌回电话——再也无人接听。“几天之后我才知道”，包写道，“他从我家回去以后就被捕了。”那时，是5月30日丑末寅初。（见包遵信《六四内情——未完成的涅磐》、陈一咨《陈一咨回忆录》）

何维凌（后被放出国，90年代初死于墨西哥的一场车祸），“六四”之前即遭拘押的第二个人。何的逮捕令由谁签发？也就是说，谁不许邓家的代表出面制止可能发生的惨剧？

5月30日

江泽民突然接到中办紧急通知：下午抵京。化了妆的江泽民甫下飞机，即依照杨尚昆安排，分别拜会陈云、李先念。见邓，被放在次日上午。

这天，“全体撤出天安门广场”计划，在最后一刻出了意外。至此，撤出广场的机会全盘落空。

接下来，广场“自由村”安营扎寨、民主大学成立、民主女神像耸立……

曾有文章说，坚持不撤的柴玲成功逃脱赴美之后，接受访问时，对她当时坚决不撤的举动曾作如下解说：是赵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抑或智囊，授意她这样做的。

时至该日，“赵身边”还有谁在上班么？难道什么人顶他们的名在联络广场学生——不撤离？

5月31日

这一天，邓先见了李鹏和姚依林，主题是“赵紫阳，不能留在政治局。”此会见刚完，旋即接到陈云处通知——两人立刻过去。

李鹏记载：“通知我到陈云同志处。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王震、宋任穷都在，一致同意赵紫阳不能保留在政治局，但对赵紫阳能否保留中委，仍有不同看法。”

问题是，在如此紧急时刻就如此重大议题做决定，为什么把另一名政治局常委乔石抛在一边？

6月1日

这天早晨，外地大学生联合会的总指挥连胜德，在广场上宣布大撤退，还打算召集记者会。按照封从德的记载，此举“幸为外高联同学所阻，当即罢免了他的总指挥职务”。北京“高自联”的封从德说：“此前一、二天，有个自称‘代表李鹏和政治局’的国务院办公室的秘书，到广场指挥部来对我们说：要是能将请愿同学撤出广场，你们就是国家的功臣；要是觉得有困难，我们在广场上还有不少人随时可以听从你们的调遣。”

封从德说“这个国办秘书为外高联的领袖在北京饭店包了房间，而从那时起，连胜德便在外高联游说退场。”敌我界限分明的他和柴玲，遂决定“更不能撤离广场”，而是要“及时地揭露政府的阴谋”。

那个主动联络学生、自称“代表李鹏和政治局”的国务院办公室秘书究竟是谁，在李鹏日记里没有记载。

6月2日

宣布戒严第十三天。在这十多天里，党内顶层人事调整，各派势力已达成一致。中共元老决定清场——邓小平主持。

这天，在李鹏“对局势的汇报”里边，主要对手已经由赵紫阳变为“非法组织”、境外反对势力、港台财金支援。

邓认为当前的局面有可能导致“全面内战”。杨尚昆再次强调“以和平方式在天安门清场”。大家一致认为“清场行动”越早越好。

邓最后发话（还没忘冠以“建议”）：

“建议”戒严部队指挥部今天晚上开始实施清场计划，两天完成。清场了，要向广大市民和学生讲清楚，责成其离开，做到仁至义尽。实在赖着不走的，后果自负。

下午，杨尙昆召集“军委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负责人”会议，发布3日零时进入“攻击出发地，向警戒目标开进”命令。

下午16时，戒严部队接到“如遇阻拦，采取一切手段”命令。

午夜，一辆无牌照但暗藏器材的武警部队吉普车，在木樨地冲上人行道，发生三死一重伤车祸。由此，军队进城的消息广泛播扬开来。

6月3日

凌晨，戒严部队开始准备行动。

下午，常委和军委制定清场坚决措施。

晚10：00，各路部队奉命开进……

这天，曹思源（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被抓捕。曹一直在运作人大常委会提前召开事宜。曹自述其宗旨是：“开会总比开枪好。”

6月4日

子时，各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天安门广场。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连续广播。广场上十多万市民学生，剩下数千名。

丑时，6月2日“咸与绝食的四君子”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由红十字会医生陪同，出面与金水桥边的部队谈判。

38军112师336团政委季新国上校出面接应，许诺立刻报告。

正在此刻，“准备清场”时间（4：00）到。广场上灯光关闭。

数分钟，命令下来，双方决议达成：留出广场东南口，尽快带领人群撤出。军队在限定时间内不开枪。作出这一决策的，是从38军序列到天安门指挥部、再到中南海，决策由李鹏、乔石和杨尚昆当即做出。

那天晚上的伤亡数字一直是个谜，各种说法都有，从几百到几千……“天安门母亲”核实的数字已经有200多人。

在六部口，有坦克追着撤离人群的一路碾压……

还有，“暴徒”对军人、军车的暴烈行为……

徐勤先将军，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早在戒严决策刚刚达成时所预料的情形，终于未能避免。

李鹏记载道：寅时，“戒严部队一举完成了清理天安门广场的任务。被动乱分子占领长达40余天之久的天安门广场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

“人民”？新华门影壁上那金光闪闪的大字么？

6月6日

下午，“反革命暴乱”平息之后第一次元老加新常委班子的会议，在西山举行。邓小平再谈“四项基本原则”，再谈“稳定压倒一切”。

在这次会上，确定了6月19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6月23日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走一趟以合法方式认定他们已经非法干下的事情的过场。

江泽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发表——谰言归谰言，国人受到十足威慑。

6月9日

震惊世界的“六四”平暴结束。

邓小平在王权象征的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武力宣威功臣——“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捍卫者”、“最可爱的人”。

邓再次说：在平息暴乱后，我们党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将继续坚持下去，而且应该搞得更好。

“六四”——尚有多少待披露、待剖析的“绝密”啊。对自己国度的历史，中国人有知情权。

中国人民要求真相之上的正义与和解。

我们等着。

等着这样一天的到来。

许仁硕：六四后，谁帮助中国政府突破国际制裁？

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欧美各国纷纷以经济制裁、抵制中国方式表达对武力镇压的不满。哪个国家以外交折冲与实际金援协助中国突破国际制裁？答案或会令不少人感到意外。

2019-06-10

三十年前的六月四日，在满城的国际媒体眼皮下，解放军在北京展开屠杀，也让中国成为国际间的众矢之的。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才刚满十年，经济面还相当仰赖外资投资以及外国政府援助，各国纷纷为六四发动经济制裁，中国经济面临了严重而立即的危机。

而在四面楚歌当中，只有一个国家独排众议，在舆论压力下折冲樽俎，协助中国政府突破国际制裁。就今日两国关系观之，或许会让许多人相当讶异，当时在六四后可说“甘冒大不讳”相助的国家，竟是日本。

在1972年中日建交之前，虽然日本试图采取“政经分离”的方式，搁置政治问题，放行民间与中国的商贸往来；中国也打着透过人民外交，拉拢日本的算盘，但屡屡受到其他政治议程优先的干扰。特别是以文革时尤甚。

当时就连同属左翼、长年经营两党关系的日本共产党，在1966年时本想与中共签署反帝国主义共同声明，却被毛泽东趁势要求日共也要展开反苏联与（日共党内）修正主义的行动，双方不欢而散。因此在随即展开的文革当中，毛泽东甚至将“日共修正主义”与日本自民党内阁同列为批斗对象，不仅拷问日共驻中人员，更发动心仪毛主义的日共党员展开内斗，弄得鸡犬不宁。在政治情势不稳之下，即便仍有日本社会党作为窗口，中日关系的整体进展仍举步维艰。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建交之前，日本政府就对中关系，早已做好了长期抗战的打算。结果文革还没落幕，两国就在1972年就完成建交，实是大出日本政府的预料之外。

根据日本学者井上正也的分析，在中苏决裂之前，中日建交的两个主要障碍，是《日美安保条约》与中华民国。在中苏决裂后，美国为了打击苏联，反而戏剧性地向中国伸出橄榄枝，这也同时意味着日本对中个关系亮起了绿灯。至于中华民国，在1971年蒋介石退出联合国后，即便日本国内仍有不少亲台派政治家，但在法理上，维持与中华民国外交关系的正当性，已被大幅削弱了。

即便如此，当时中国希望切断日本在国防与经济上与台湾之间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也要求日本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对象，再次解决终战与战后赔偿问题。对于前者，日本仍希望比照建交前的对中关系，与台湾维持实质往来；对于后者，日本官方立场认为，二战相关的法律问题，已在1952年透过与中华民国间的日华合约解决，并不希望再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一次战后问题。 但在联日制苏的战略考量，以及经济上的迫切需求之下，中国迅速选择了妥协。

1972年，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中，与周恩来会谈，带回了中国愿意接受日美安保现状、默认台日实质往来、并放弃战争赔偿的讯息，成为了日方决意建交的关键。

井上认为，两国当时选择以“共同声明”而非“条约”形式建交，就是为了避开日本国会审议，以求搁置钓鱼台、台湾、战后赔偿、历史诠释等重大争议。固然，这些议题在日后均陆续引爆，至今仍深深影响中日关系，但就当时而言，在相关争议均源自于冷战结构，非两国间所能立即解决下，“求同存异”式的建交，是唯一且务实的选项。

中日两国关系在建交后快速升温，日本企业着眼于广大的中国市场，乘着中日友好的风潮与邻国的地利之便，前往新天地开疆辟土。根据日本学者马场公彦的研究，当时中国送了两只熊猫给东京上野公园，引发了熊猫旋风，与中国相关的影视作品也广获好评。而根据日本政府调查，日本人对中国“感到亲近”的比例，在1980年来到了78.6%的历史新高，可说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

历史遗产沉重，中日关系冷热交织

但马场也同时指出，向日本开放的中国，固然在日本政府、产业界与一般民众间带来一股“中国热”，同时也投下了阴影。原本在日本基于向往毛主义、文革，支持中国最力的左翼论述，在中国共产党的封建、腐败、贪污等现实状况被披露后，淡出了舆论舞台。而改革开放也非一帆风顺，在缺乏法制、金融、交通、能源等基础建设下，再加上政治挂帅下，相关产业政策朝令夕改，令不少日企铩羽而归。

在这样冷热交织的两国关系当中，日本政府的对中政策，基本上仍是以加深两国友好为方向。在1987至1989年间担任驻中大使，亲身经历六四事件的中岛敏次郎，于自己的回忆录中对当时的中日关系有着详细记载。 

中岛回忆道，中国官方在中岛初赴任时，立即提出了三点要求：首先是东芝因违反了对共产国家的禁运条款，被处以对共产国家全面禁运一年，禁运对象也包括中国。其次，是京都留学生宿舍“光华寮”，当时法院判决该宿舍属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接收该宿舍。最后则是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在发言中指邓小平是“云の上の人”（云端上之人），除了指邓身居高位外，还暗讽邓可能为部下所蒙蔽，但中方译为“老糊涂”，引起邓的激愤。

中岛认为，一般而言外交官初赴任的拜会，只是礼貌性的问候，但中国却突然当场要求日方解决具体议题，可说是相当失礼。或许这也反映了胡耀邦失势后，中国对日外交立场的修正，胡耀邦立场亲日，也备受日方敬重。但这并未影响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竹下总理仍在1988年访中，会见邓小平，并承诺提供中国第三次政府贷款，额度预定为8100亿日圆，日本国内舆论也无反对声浪。

而当群众从1989年四月开始在北京聚集时，中岛也紧盯着广场的动态，经常亲自到现场观察。在中岛的眼中，运动除了全国各地学生前来声援外，也广获北京市民的热情支持，从劳工甚至公务员都加入抗争的行列。但到了后期，持续二个月的运动已显疲态，根据中岛所见，现场开始弥漫着考虑退场的气氛，但又骑虎难下。就在这个时间点，解放军对群众展开了屠杀。

在六四屠杀发生后，日本大使馆在满城枪声中，开始全力撤侨。在通讯尚未如此方便的年代，拥有专用天线的大使馆，成为重要的资讯来源。但除了撤侨之外，根据中岛的说法，他个人虽然非常同情中国民众，也对中国政府极度不满，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在对中外交上“毫无作为，也无计可施”。

日政治人物丑闻缠身，对六四无暇他顾

原因在于，1989年的日本政坛，正面临着空前的剧烈动荡。1988年，爆发了被称为战后四大政治丑闻之一的“RECRUIT事件”（リクルート事件），知名企业RECRUIT公司，以公司股票行贿的弊案曝光，自民党政要几乎都卷入其中，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创下新高。

另一方面，当时的最大在野党社会党，在史上首位女性党主席、群众魅力惊人的土井多贺子的带领下，正卷起一阵“土井旋风”，剑指1989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弊案缠身的竹下内阁不得不总辞，改推原本因疏远权力核心，而未卷入弊案的原外相（外交部长）宇野宗佑继任首相，在6月3日上任。

由于宇野才刚于1989年5月访中，一般期待他会对六四有所作为，但就在上任后三天，知名艺妓中西光子公开告发宇野想要包养自己。这桩丑闻让宇野狼狈不堪，自民党在7月的参议院大选中大败，失去了过半席次，宇野引咎辞职，内阁仅维持了69日。继任的总理海部俊树，是从与弊案、丑闻无缘的小派阀中，被躲避弊案风头的大老们拱出来的，和宇野一样，是以拯救自民党的形象为主要考量，在党内并无实力。

在政坛动荡下，根据学者三宅康之的研究，日本外交部门选择维持了既定的亲中路线。外务省（外交部）虽对中国驻日大使杨镇亚表示：“（六四）基于人道立场无法接受”，但关于日本是否会采取实质制裁，宇野首相则表示：“与美中关系不同，日本与中国间有着战争历史”、“采取制裁对邻国很失礼”、“答应了的援助就必须履行，跟人道问题是两回事。”

在政府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方针之下，日本企业的驻中员工也先于其他国家，在六月中旬相继返中。

但当时西方各国均采取了实质作为，包括武器禁运、冻结官方访问、延后或冻结资金、技术支援等制裁措施，同时也要求中国政府公平审判抗争者，并延长在国内中国留学生、移民的签证。

相较之下唯一拒绝采取行动，并迅速恢复对中关系的日本，被各国舆论批判为“唯利是图”、“趁火打劫”。

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日本外务省在六月底宣布暂时冻结既定的第三次政府贷款，以及其他无偿援助计划，并暂停阁员访中。而当时最重要的外交场合，是在7月14日于法国举办的G7高峰会，由于1989年也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这点也在广场上成为群众的口号之一，因此法国摆出了将在高峰会上，以人权立场严厉谴责六四的态度。

日本虽然拿中国没有办法，仍希望透过劝阻G7的对中制裁，试图在“严厉谴责六四的西方诸国”与“峻拒外国干涉内政的中国”之间扮演和事佬。在高峰会上，日本外交官力陈“制裁只会让中国陷入孤立，更加危险”，而在日本背后，也有美国总统老布希的支持。当时布希虽在美国舆论与国会压力下采取了制裁措施，但也立即派出密使与中国高层会谈，表达布希对中美友好的重视

在日本的外交工作以及美国的暗中支持之下，高峰会后各国针对六四的共同声明中，虽然表明了批判，但并未提出进一步的制裁措施，而是在罗列各国既存的制裁后，期许中国若能采取政治、经济改革，并让当时强力支援学运的香港恢复对中国的信任，各国便将重启对中国的往来与援助。

虽然在这段时间当中，中日的外交往来停滞，但日本的一切作为，中国都看在眼里。根据当时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的回忆录，在七月于北京召开的大使会议当中，中方就决定将日本作为解除国际制裁的突破口，并展开对日本政界与产业界的积极接触。在双方的默契之下，海部首相在八月就重起了先前冻结的对中援助，中日友好议员联盟也在九月访中，会见邓小平、江泽民，成为六四后首批访中的西方阵营政要，产业界也接着相继组团访中。

美国也在台面下，推动日本持续前进。根据当时日本驻美大使松永信雄的回忆，包括美国前总统尼克森，以及世界银行总裁科纳布尔（Barber Conable），都对松永表示，希望日本能当率先重启对中援助的领头羊。而当时在日本社会党负责对中关系的河上志雄，也在回忆录中写道，在89年的中国国庆前夕，在社会党高层顾虑日本舆论，不便访中的气氛中，他衔命赴中修复两党关系。而国庆晚宴上，他竟意外发现美国前国务卿海格（Alexander Haig）亦是座上宾，令河上不禁感叹，“美国对中外交的城府之深。”

最后，历史亦大致如日、中、美的所设定外交剧本进行。在日本率先行动之下，对于六四坚持“内政不容干涉”的中国，以方励之等知名人士流亡为交换条件，西方各国则以“支持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可促进未来中国政治改革”为由，找到了下台阶。各种制裁在90-91年间相继解除，与各国间也恢复了高层互访，中国就此与全球资本主义接轨，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道路。

在政局混乱、对中外交工作停摆的情形下，日本在六四后，究竟为什么仍独自坚持亲中路线呢？学者杉浦康之指出，一般认为有希望获得外交主导权、针对侵略历史的赎罪意识、对经济制裁的反感、日本国内对人权议题漠不关心、以及不愿因经济制裁而付出代价等主要原因。

反过来说，中国政府巧妙地掌握了日本的上述心态，对右派诱之以经济利益，对左派则以历史问题为筹码，让双方阵营都相信“中日友好”有利于日本，在经济上协助中国，才是真正能协助中国在未来走向民主的务实作法。最后成功地在政治上不让步、不损及统治正当性之下，中国以日本为突破口，在短短一两年间，就解决了后六四的外交与经济困境。

但看似大获全胜的中国，其实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在六四之后，中国于日本一般民众间的中国热迅速冷却下来，对中国“感到亲近”的日本人，从88年的68.5%，在六四后暴跌至51.6%（该民意调查于十月进行），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

而为营造中日友好氛围，六四后中国政府一度压抑了反日民族主义的声浪，但失去了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号召的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成为思想上最后的支柱。在往后的日子里，中共反覆操作历史、领土议题激起反日情绪，虽然巩固了国内支持，但也让日本人的亲中情感每况愈下。在2014年，只剩14.8%的日本民众对中国感到亲近，创下历史新低。

在今日的日本，谈到所谓亲中派，除了少数人是基于对历史问题的反省，认为需维系中日友好之外，大多亲中声浪仍是着眼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有志于中国市场的年轻一代，多属此一意见。可以说中国对左派谈历史，对右派谈经济的对日外交手法，在今日仍然是维系中日关系的主要基础。

但并不是所有关心中国的日本人，都就范于上述中国的外交两手战略。知名作家安田峰俊，在去年出版了“八九六四”一书，追踪了数十名与六四相关的人士，访问他们对六四的回忆，以及现在对六四的看法。

当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受访者佐伯加奈子（化名），当时正在运动的核心学校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留学。与当时许多关心运动情势的留学生一样，佐伯经常出没在天安门广场，有时也协助日本媒体搜集资讯。而六四后最让佐伯心碎的，是原本论及婚嫁，当时也积极参与运动的男友，虽然幸免于难，却变了一个人。从理想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图、炫耀自己有日本女友，只想着结婚移民日本，依赖佐伯养活自己的人。而且不仅是男友，身边的中国人朋友，对日本人也都势利了起来，“向钱看”，“再也感觉不到真诚。”

从佐伯的访谈，可以看出日本不惜背负骂名，也要帮助后六四的中国政府，在钞票与罪恶感之上重建的“日中友好”，是否真正帮助到了中国人民，在三十年后的今日，结果已经相当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子弹，在1989年6月4日当天，不仅杀死了群众的肉身，以及一代中国人的理想主义，同时在昔日的“日中友好”潮流当中，两国人民针对和平、平等与民主等政治议题，曾经有过的交心与共鸣，也随之被葬送在天安门前的鲜血当中，渐渐不复为世人所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