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道上的家》：日本妈妈可以不做超人吗？

近两年，东亚三国女性觉醒的暗流涌动，人们似乎开始认真地思考横亘于东亚大地已久的男权传统的弊病。

2017年由美国女性掀起的“Me Too”运动蔓延至了全球，由女性书写的相关文学作品也层出不穷。自杀去世的台湾作家林亦含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在内地出版，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的共情；2015年起，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历时四年推进性侵案的解决，在作品《黑箱》中写下了自己反抗社会性暴力的艰辛；韩国作家赵南柱的作品《82年生的金智英》畅销三国，白描出了女性从小到大面对的日常困境……

近日，日本作家角田光代的作品《坡道上的家》中文版发售，2019年开播的同名日剧在国内也掀起了一波广泛的讨论，使母亲的失语与丧偶式育儿的困境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年轻母亲亲手将女儿溺死在浴缸中，面无表情地接受审判。媒体将其报道为毫无人性的冷血凶手，法庭上人们指责她沉浸于自己的世界，爱慕虚荣，只因孩子不能满足自己就消灭她。

然而，同样身为年轻妈妈的裁判员山咲在旁观庭审的时候，却渐渐把凶手的身影与自己重叠起来——丈夫的居高临下，长辈的逼迫，孩子永不停息的哭闹，社会对母亲的痛苦的无视，是种种不公的现实将母亲得喘不过气来。

剧中没有直接描述凶手的经历，却通过对山咲的生活的描摹还原了凶案背后的原因，这也说明，这样的悲剧绝不会仅是偶然的个案，父权社会对母职的想象、男女传统性别分工对女性的束缚若不被祛除，同样的隐患就仍然无处不在。

所谓的“普通”：男女双重标准

在崇尚集体主义的日本，遵循着社会常识度过一生是人们心照不宣的准则。与别人不一样的人注定会遭到排斥甚至欺凌，这也是遭到性骚扰的日本女性鲜少有人发声的原因之一。

同样，对于母亲，日本社会也有着整齐划一的期待，不“普通”的、和别人不一样的母亲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然而，在他们眼里，“普通”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凶手的母亲来说，普通的婚姻意味着和一个有体面工作的男人在五星街酒店举办婚礼，然后住在体面的大房子里；普通的母亲意味着生完孩子就辞掉工作，一心一意照顾家庭，做一个本分的家庭主妇。

对于山咲的丈夫来说，普通的老婆生完孩子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进入社会的话就会变得越来越奇怪；面对哭闹的孩子，母亲抱起来哄一哄就应该安静下来，哄不好孩子实在是太不正常了。

日本有一个特有的观念，叫作“三岁儿神话”，是说孩子在三岁之前必须完全由母亲全心全意照顾，否则会对孩子的发育产生负面影响。

然而，根据菅原等众多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实际上母亲早日投入工作对孩子的发育并无影响，会产生影响的是孩子幼儿时期是否生活在安心、温暖的环境中，而此环境的创造并不只是母亲的责任，还应由父亲、社会机构等来共同分担。

但是，即便此类观念已被科学证伪，根据2012年的调查，日本依然有68.7%的人认为家里有幼儿的话女性应该做全职主妇，这一数字为全球第一。内阁府平成30年（2018年）的报告显示，由于孩子出生而辞职的女性比例依然居高不下，占到了同年新生儿母亲的46.9%。

剧中的山咲结婚前曾小心翼翼地试探过丈夫，表达了自己结婚后想要继续工作的意愿，理所当然地被对方否定了，她也就默默接受了生育后辞职的设定。但其实需要改变的不是女性，而是这些守旧陈腐的社会观念。

所谓的“普通”不过是在男权社会长期规训下产生的扭曲心态，它包含着对女性从属地位的默认，体现了社会关于不公正的思考的停滞，它通过统一的话语将压迫内化于每个人心中。对普通的追求，即是对社会规训的服从，而尝试迈向追求个体自由的人，则被视为不符合社会常识的怪胎。

对自我的规训：女性之间存在同盟吗？

    身为既得利益者的男性往往对自己施加的隐形暴力不自知，然而更令人无力的是，还有许多女性也在为男权话语撑腰。

    同为年轻女性的芳贺无法生育，她渴望有一个孩子，这种渴望让她痛恨无法好好对待孩子的母亲，即便听着年轻妈妈诉说自己遇到的困境，也难以产生共情，心里想的只有无辜的孩子受到的委屈。育儿对母亲造成的事业障碍、睡眠不足、身体胀痛，来自亲人的精神暴力，在她看来不过是无病呻吟。

上了年纪的女性更是无法摆脱自己接受了几十年的传统习惯，帮衬着男性对年轻妈妈提出种种要求，以一种经验者的高高在上的态度轻描淡写地说“加把劲就好了嘛”、“自己没有问题怎么会有人找茬”。在她们眼中，从古至今都是女性独自把孩子拉扯大，小跑着给男人盛饭倒酒，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无需任何怨言。

当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可能出轨时，山咲的婆婆首先不是去训斥教育儿子，反而低声提醒儿媳要注意，仿佛出轨并不是男方的过错，只是女方没有看好自己的丈夫。女性话语权长期的缺失，使得她们习惯了对男性的服从。

日本当代著名社会学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厌女症》一书中提到过，在性别不对称的社会中，女人的同性社会性共同体是不成立的，因为同性社会性共同体有一个分配社会资源尤其是成员资格的功能。女人欠缺社会资源，若想获得成员资格，（迄今为止）只能通过归属于男人的途径。

放眼到中国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开设女德班、教授女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的讲师，正是一位女性。这种普遍的主体性的丧失所产生的对同类的压迫与排斥，会使产生了个体意识的女性更加痛苦。

电视剧在最后展开了一个美好的设想，若杀害了孩子的那位母亲不是一人面对育儿的琐碎的压力、丈夫与母亲的精神暴力，若能有面对相同难题的其他人来和自己共同笑着抱怨，理解自己的处境，想必她能够顺利地度过这道难关。

然而，现实中，她只能在绝望中独自一人走上成为凶手的绝路。

工作与家庭的平衡：母亲一定是超人吗？

    随着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以及经济的需要，日本推出了一系列支持女性工作的政策，男性的育儿假制度出现，托儿所被推广，婚后也想要继续工作的女性比例有所升高。

    然而，对于继续工作的女性，社会似乎有着更高的要求。只有家务、育儿、工作都完美兼顾的超级女强人才有资格和丈夫一起赚钱养家，否则就是不合格的母亲。男性只需专心工作，似乎男性试图去“帮忙”做家务已经是值得庆幸欢呼的事情了，但是女性照顾不好孩子的话，就要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唾弃。

    “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这一问题时常出现，但被问的永远只有女性。剧中的女法官决定为了升职要去外地工作，上司问她家里孩子该怎么办时，她气愤地反问，如果我是男性你还会问这样的问题吗？

女性艰难地从私领域迈向了公共空间，但有一股力量始终用力地在把她们往家庭里拽。女性可以去工作，但要建立在照顾好家庭的前提上。鲜少有人思考，为何男性于家庭注定缺位？

核家族”是日本社会学当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概念，指仅仅由夫妻，或者夫妻（单亲）与未婚的子女所构成的家庭。二战后，随着人口向都市的集中，日本核家族的比例逐渐升高，如今已占到了60%。在这样的家庭中，照顾孩子的责任往往就落到了母亲一个人的头上，没有经验的年轻妈妈孤独地战斗在孩子无止尽的哭闹与需求之中，遇到了困难也没有人可以倾诉和商量，这样的状态下，虐待、抑郁乃至自杀等状况时有发生。对于想要工作的女性来说，面对的是更复杂的课题，当唯一可以依靠的丈夫选择了逃避与冷暴力，她们的出路在哪里？

剧中女法官无疑秉持着男女平等观念，是为了保卫自己工作的权利而努力争取的典范。与丈夫约定二人共同工作，共同努力抚养孩子，甚至制定了一份家务列表，从而让丈夫更好地分担。

女权主义思潮中，社会主义女权对于家务劳动展开过具体论述。1969年，加拿大女性主义理论家本斯通和莫顿揭示了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她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根源可以归因于女性无偿的家务劳动。中国经济学家曾做过相关测算，若把家务劳动转化为固定工资支付，每年为420亿元人民币。按照她们的观点，每个家庭在本质上都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前工业的实体，因为女性无偿的家务劳动在技术上是原始的，并处于货币经济之外。这种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解决这一问题的战略是把家务劳动变成公共生产，也就是必须朝着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方向发展。

然而，事实证明，家务依旧被认作是女性必须完成的责任，家务劳动的价值从未被正视。

当自己没办法带好孩子做好家务的时候，女法官的丈夫终于吐出了心里话：

社会对母亲抱有超高要求的同时，却始终无视女性的存在。当一位妈妈抱着一个婴儿时，每个人能看到的只有孩子的可爱笑脸，母亲已然被异化为了无需被注意的抚育工具。当有了孩子后，女性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会逐渐被周围的人忘掉，只化为了“xx妈妈”这一简单的代称。

在父权社会语境下，完美母亲形象是单一且扁平的，人们强调无私的母爱，女性不被鼓励说出育儿的挫折和疲累，女性也担心揭露自己的软弱后，会被贴上“不够资格”或“坏妈妈”的标签。父权文化规训“好妈妈”要顺从听话，服从主流的支配价值，“好妈妈”被要求要善尽份内的家庭责任，不可以擅自跨越公私领域的界线，正如山咲参加庭审后被丈夫抱怨“变得奇怪了”，母亲参与公共事务甚至被视为是一种不当的行为或是失职。

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在其作品《成为母亲》中记录了自己阴郁又真实的育儿观，对她来说，成为母亲是一种寻常生活从不可见、不可感，向激烈的热情、爱与奴役转变的过程，还是一种束缚，一种妥协。母亲面对的不仅是好奇、欣喜、憧憬与期待，更多的是怀孕时的行动不便、身体的极端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奇怪疼痛，以及孩子出生后的具体而无趣的繁杂工作。

就像这部剧的题目“坡道上的家”——顶着炎热的夏日抱着哭个不停的孩子，汗流浃背地艰难地爬着永无止境的坡道，回到家等待自己的是待炊的饭菜和堆成山的脏碗，脸上的表情仿佛死了一般。恐惧着对孩子的伤害与照顾不周，恐惧着指责自己不配做母亲的声音，恐惧着丈夫的不忠。

怀着希望埋下的种子，最终成了埋葬自己的坟墓。尽管尝试过拼命逃离，但又一次次被这些幽微的、琐碎的烦恼所困住。

这就是被掩盖在母职神话下的另一面。妈妈有权利不做超人吗？鼓励女性发声，讲出自己的困境，尝试给予更多的理解，便是母亲走下神坛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日本の"三歳児神話"はなぜなくならないか https://president.jp/articles/-/28873

http://wwwa.cao.go.jp/wlb/government/top/hyouka/k_45/pdf/s1.pdf

上野千鹤子《厌女症》

李银河《女性主义》

蕾切尔·卡斯克《成为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