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74：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2021 年 10 月 14 日

「二等國民」的說法，其實已經較為溫和，台灣人當年的身份意識，是作家吳濁流在1946年寫的《亞細亞孤兒》。

1972年《七十年代》刊登了一篇《周恩來會見台籍人士側記》，作者與幾位旅美台籍學者一起到中國訪問，並與周恩來長談四個半小時。即使釣運已向統運發展，參加保釣的台籍人士也並不抗拒「統一」，而是探尋中共對「統一」的政策。這篇文章引述一位台籍學者對大陸台籍同胞的現狀表示關切，願見中共政府啟用台籍幹部；又說台灣的本土意識不是「排外」，只是台灣人不願再做「二等國民」。周恩來回應說，若不是他坦率說出這點，他尚不知有「二等國民」的說法。

這位台籍學者提出的兩點，是當時海外台灣人對中共推動「統運」的關切所在。如果台籍人在大陸，也同當年在台灣那樣受到排擠，如果統一後台灣人仍是「二等國民」，那麼叫台灣人如何接受統一呢？

「二等國民」的說法，其實已經較為溫和，台灣人當年的身份意識，是作家吳濁流在1946年寫的《亞細亞孤兒》。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不被視為日本人；個人到了中國大陸，不被視為中國人；戰後台灣人敲鑼打鼓歡迎國軍來台，結果迎來二二八事件，此後台灣人只能自稱為本島人，不能稱「台灣人」，在軍公教系統都由外省人掌權的情形下，台灣人確實是「二等國民」。而周恩來對此渾然不知。

當時台灣人-的心結，是台灣在歷史上一直被外來政權所統治，從來沒有真正由台灣人當家做主，且別說民主制度了，就連自主也從未有過。滿清與日本交戰打輸了就割讓台灣給日本，二戰後戰勝國就決定把台灣交還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戰敗了就把中央政府遷來台灣，並在台灣實施戒嚴，使台灣的自由和法治比日治時更不如。台灣人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完全沒有自己的角色。

六十年代中期中國掀起學毛著高潮，接著是文革，西方的左傾思潮有了毛派，台灣也有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知識人。歐美的台灣留學生和學者，有不少人仰望「紅星照耀的中國」，以為可以在宣稱「人民當家做主」的中國大陸奉獻自己，甚或想促進台灣與大陸的統一。在釣運漸告平息後，1982年我在美國訪問了七位曾經受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熏陶的知識人，談他們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其中之一是1966年10月在文革剛發生時，偕同妻子陳若曦從歐洲申請回中國服務的段世堯。兩夫妻在文革時的中國生活了七年，兩個兒子在中國出生，全家於1973年申請離開中國，到了香港，陳若曦在香港寫下了轟動一時的文革小說，蜚聲國際。其後全家移居北美。

段世堯1959年從台灣到美國留學，在美國讀了許多關於中國的書，最受影響的是斯諾的《紅星照耀的中國》。在約翰·霍普金斯讀博士班時，與楊振寧的弟弟楊振平同住。1960年，在事先安排下，楊振寧、楊振平到瑞士，與他們的父親、從上海來的楊武之家人團聚。楊振平同段世堯講中國的事，讓他很感興奮。接著他與一些同樣嚮往中國的台灣學生組織讀書會，在相互鼓勵之下決心「回歸」中國。

七年在中國的經驗，個人的專業、能力完全無機會發揮，貢獻「幾近於零」，雖然因為是台灣同胞而沒有受到很大的政治衝擊，但眼看到的中國政治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社會上無止境的批鬥生活，使他感到極度恐懼。起先還一直想說服自己留下來，但越來越覺得在這種制度下再也過不下去了。

因《七十年代》的讀者關係，我在香港也接觸到一些台灣人，其中一對林氏夫妻，是1968年從日本乘船潛往中國大陸的。原因是那時一位留美學生陳玉璽因為發表親共言論被國府拒絕護照展延，他前往日本觀望，在日本因逾期居留遭遣返台灣，判刑7年。林夫婦是留日學生，與陳氏有牽連，他們也嚮往祖國，擔心被遣返台灣，於是選擇潛往中國。但到埗後一直沒有工作，只是養著，最後遣送他們去澳門。他們在澳門無所事事。後通過我的聯繫，輾轉來香港，有工作生活才安定。1976年以林立的名字寫了本《台灣史話》，我們雜誌社出版。非常善良樸實的兩夫妻，當年我跟他們有較多交往。

還有兩位當年也是想投奔祖國大陸，而濟留在香港的台灣人。他們不被中共接受，又回不去台灣。台灣解嚴後，他們和林氏夫婦都能回台灣了，可是他們在台灣的聯繫中斷太久，所以也沒有在台灣留下來。也許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更適合他們。

比起我們那時代的香港人，台灣人要回歸中國大陸，面對的阻力和自己的決心都要大很多，但回歸後的遭遇卻沒有不同，而且幾乎最後都灰頭土臉離開。還是白樺那句話：你愛祖國，但祖國愛你嗎？

（原文發佈於10月13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失敗者回憶錄》此前在《蘋果日報》連載，現正在Matters持續更新）

CC BY-NC-ND 2.0 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