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眷戀大台，無需強求共識﹕危急之際，我們需要的是抗爭習慣與公民素質

*原刊登於筆者的medium blog: https://medium.com/@samuelchan_62465/不需眷戀大台-無需強求共識-危急之際-我們需要的是抗爭習慣與公民素質-79965b4362a5

在這場反送中運動中，香港人彷佛走出了傘運時的困局 — 在無大台之下，抱持不同想法的抗爭者竟能團結起來打下一場又一場的戰役。根據不少評論及分析，這成功似乎有賴於兩個因素﹕第一，大家有了「同路人」的團結心態，作決定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抗爭中「齊上齊落」，抗爭後「不分化，不割蓆，不篤灰，不譴責」；第二，大家更會善用去大台化的組織及溝通模式，連登及telegram等平台，甚至已不是年青抗爭者的專利了。

表面上，大家是團結起來了。根據李立峯教授的調查，即使在「和理非」的示威者當中，絕大多數也能理解為什麼其他示威者會採取較激進的行動。[1]然而當問題不再是認同或理解與否，當選項不單是激進與否，而是「我們的下一步應是什麼」，到底抗爭者之間又能否維持這份團結？

從到過現場的朋友口中，聽到以下片段﹕

在7月13號，抗爭者到了上水示威抗議水貨客泛濫。在7月13號前，連登已有人討論應否踢水貨客的喼。然而遊行當天，藥房既關了閘，水貨客也都走了，根本無喼可踢，也沒水貨客可趕，抗爭者於是為決定下一步行動而爭論不休。有人指留守上水根本沒有意思，不如散去，明日沙田再見。其他人聽後十分反感﹕「咁就走，咩都無做過，我地出來做咩，嘉年華？」但這些人之間亦沒有共識﹕有人想留守新運路，有人想堵藥房，亦有人提出過其他更激進的意見。

就在此時，突然有一群人大叫﹕「我們已取得共識，在某某時間點就會離開。」其他抗爭者表示無奈及不滿﹕哪來的共識？那群人大叫﹕「Be Water呀！」其中一名抗爭者回應﹕「Be water真係仲難聽過粗口。」

在7月14號，抗爭者佔領了沙田源禾路及鄉事會路交界的十字路口，當抗爭者發現自己被圍堵時，為了撤不撤退，什麼時候才撤退，又展開了激辯，當中更有人激動得哭起來﹕

「每次都係你地和理非，小小事就走，狗都未攻過來就走，我地前線咪又被你地逼住都要走埋！」

「你知唔知點解我地仲未走，仲留係度同你講緊野呀！就係因為擔心你地前線，唔想留低你地呀！點解你地次次都唔肯走，要令大家都咁危險？」

我們必須面對這場運動團結的表象之下的分歧，因為這些分歧背後是一個最根本的的民主難題﹕當我們重視政體中每一個成員的自主性及多元性，而當每一個成員都不只關心自己，而是關心整個政體如何走下去時，他們必然會有不同的看法，而也會希望自己的看法被尊重 — 那抱持不同想法的成員，到底如何一起走下去？在場的抗爭者首當其衝地要面對這個問題，因為在危急之中，他們需要的不是理解或認同，而是一個共同的決定。但長遠來說，這是我們每一位同路人要共同回答的問題﹕我們如何一起走下去？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的不單是同路人的心態或是協調的機制，我們更需要培育出相應的公民素質﹕到底我們想成為怎樣的同路人？

妥協以上，共識未滿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往往並不適用於現場的抗爭者。當在場的人數只有一至兩萬，甚或只有數千時，抗爭者再沒有各自爬山的本錢。前排的抗爭者需要中後排的掩護及支援，而中後排的抗爭者則需要前排的保護。而且人愈少，能佔領的範圍也愈細，也就更容易被警方包圍。若其中一方撤退或轉移陣地，留下的人將會「落單」，後果不堪設想，所以在場的抗爭者不得不協調。

然而「齊上齊落」，靠的卻不是連登或telegram。這些平台在行動前的確發揮了很大作用，但對現場的對話作用卻有限。一來現場很多人也收不到網絡，二來網上的討論中摻雜著太多不在場的人。正如連登上經常說的，要讓在場的手足自行判斷，要相信他們的決定。

但在場的抗爭者想協商作出判斷，卻是難上加難﹕

首先，在場的抗爭者掌握的資訊並不一致。不少在場抗爭者根本收不到網絡，或是沒有空去查看手機，看不到telegram channel發佈的消息。而哨兵及咪手傳回來的消息，在噪吵的現場，往往只能傳達到部分的人，很多人稍遠一點就已經聽不到。在此之上，很多時候局勢轉變比資訊傳遞來得要快，有些抗爭者得到的資訊，可能已是5分鐘前發生的事，另一些抗爭者得到的資訊，卻是30分鐘前的。然而，人傳人的訊息，不同whatsapp，不會顯示time stamp，大家無法分先後。結果出現如在沙田十字路口的狀況﹕同一時間，有咪手在叫人只能往沙燕橋方向撤退，也有咪手叫人千萬別往沙燕橋方向撤退。資訊是決定對策的前設。資訊混亂，令在場抗爭者更難達到共識。

而且，因為現場往往缺乏讓大家聚起來開會的時間及空間，令溝通變得零碎化。6月24號包圍稅務大樓以及7月1號佔領立法會前，示威者都有聚起來商討，但這樣的商討模式其實可遇不可求。不少地形並沒有大家能聚集起來的空間，而危急之際，抗爭者也不能離開自己的位置去中間進行討論。結果，抗爭者惟有游走在不同的地點，跟不同位置的抗爭者討論，但對話卻因此零碎化起來﹕後排的共識，不一定就是前線的共識；一方前線的共識，也不定是另一方的共識。而即使大家達到了共識，形勢的變化，亦可能不符大家本身的預期。在沙田留守十字路的抗爭者，一度達成共識，只要警方推進任何一邊，大家就會開始撤退。然而，警方卻卻遲遲沒有推進，反倒是包圍網卻愈來愈密，抗爭者惟有重新討論對策。

最後，在場的抗爭者往往不單是情緒高漲，也非常緊張。在場的抗爭者理所當然地會有各種各樣的情緒﹕會害怕、會擔心、會憤怒、會絕望。對話中一言不合，大家便很容易情緒爆發。在沙田有咪手說大家可以撤回大會堂方向，前線立刻有幾個人走向咪手大罵起來。間中，更會有人質疑對方是不是「鬼」，而當對方不被視為自己人時，自然就失去了可以進行對話的前提了。

當然，每場抗爭的形勢都不同，故此抗爭者面對的問題也會有所不同，但不變的是在每一場抗爭中，都會有形形色色的困難。到最後，很多時抗爭者得出的大概是介乎妥協與共識之間的約定，「一齊走」的約定背後，堆積著愈來愈多的矛盾及委屈。

大台是否一去不返？

大家都以為新一代的抗爭者很拒絕大台，其實不然。事實上，有不少在場的抗爭者告訴我，他們挺希望能有一個大台或是領導者的。畢竟，他們才是最深刻地感受到在危急之際要不靠大台找出共識的那份無助及焦慮。問題是根本沒有一個人或組織能擔當這個角色。有些年輕的抗爭者提到，或許等梁天琦出來時，他能擔此重任。這一刻，筆者無法想像數年後香港會是一個什麼的面貌，也不好猜度梁天琦到時會展現出什麼樣的領導風格。但即使出現了像柏拉圖所說的「哲學王」的領導者，能在每一場抗爭中作出「最恰當」的決定，我也不認為這能解決我們面對的困境。因為我們的矛盾不只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而是一個「我/我們想如何走下去」的問題﹕

或許哲學王能知道什麼行動「最有用」。也許他對社會運動、香港政府以及整個地緣政治局勢，都有著極深刻的理解，而能決定那一個行動最有成效。當然，大家都知道這樣的上帝視角不可能存在。但縱使存在，他也無法決定我們想爭取一個怎樣的社會，想成為一個怎樣的群體。因為這些都不是技術性的問題，而是意志的問題。

同樣地，他也無法決定民眾如何理解或賦予一場運動的意義。在6月9號的遊行上，很多人說即使他們認為政權不會回應遊行，但也要走出來，走出來還是有意義的。什麼意義？我們應如何理解及論述我們的抗爭行動？這些理解及論述又應如何影響下一步的行動？這同樣是意志的問題。

最後，每一個抗爭者願意承擔的風險不一樣。有些抗爭者早已視死如歸，但有其他抗爭者，的確希望「不流血，不受傷，不被捕」。即使哲學王頒下指令，有些抗爭者依然會覺得那決定太懦弱，而有些抗爭者則會覺得風險太大。這也是意志的問題，是個人意志的問題。

事實就是大台的時代已一去不返。這並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香港人學會了自己去思考前路，也學會了珍惜自己的想法。既然遍地開花，就一定開出各色各樣的花。當每一個香港人也去思考時，自然會得出不一樣的想法。民主的本質，不單是選舉的有無，而是在乎每一個成員想的不再只是一己私利，而是會去想整個共同體如何走下去，而最後共同體的決定，是能夠反映及尊重每一個成員的想法。

在爭取民主的同時，我們無可避免會想在抗爭中活出民主的價值。有沒有大台，有沒有公投，都不是問題的核心。不論有沒有大台，矛盾也是必然的。[2]我們要問的反而是﹕我們要成為怎樣的人，培育出怎樣的公民素質，才能在矛盾中一起抗爭下去？

危急之際浮現的不是本能，而是我們的習慣

這問題聽起來非常遙遠，好像跟下一刻就要面對警察清場的抗爭者沾不著邊，但其實不然。就任於哈佛大學倫理學中心的Elaine Scarry教授在Thinking in Emergency一書指出，雖然有不少人在緊急狀態下都會渴望強而有力的統治者，但這並不是應對危難的惟一甚或最佳辦法。人在危急之中，依賴的不是其本能，而是其習慣，而習慣是訓練出來的。Scarry以加拿大的一些偏遠城鎮作例，他們會定期演習在突如期來的災難中，鄰近的城鎮如何彼此救助。當真正的災難來到，果然中央政府的人手還未到，居民便以井井有條地展開了救助的工作了，依賴的正正是定期演習下培養出來的習慣。而更重要的是，這容許居民能民主地對應緊急狀態﹕雖然在緊急之下，沒有討論或投票的時間，但在安穩的日子，居民卻可以在演習前後討論他們的不滿或想法，從而協商出大家都覺得公平而有效的措施。

雖然我們或許無法「演習」抗爭，但自傘運起（甚或更早以前），一場又一場的抗爭，正在培育出我們一套應對的習慣。過去一個半月密集式的抗爭運動，更是讓抗爭者急速成長。外媒會把我們看成很「coordinated」的運動，正正是因為我們培養出的抗爭習慣。手勢、分工、陣形等自不用說 — 當防暴警拍打盾牌推進時，我們以為人的本能反應應該會是落荒而逃的，香港抗爭者卻是手牽手慢慢向後退。這是因為從過去經驗，抗爭者知道若大家都跑，防暴警也會跑起來然後落後的抗爭者將會被虐打然後拘捕，也是因為抗爭者們都不願意讓任何人落單。換言之，抗爭者在危急中的回應是經過訓練後反思的結論。當然，習慣有時也有反效果。抗爭者很習慣在跟警方對峙時就要設下路障並守著陣地。這習慣在金鐘很有道理，因為抗爭者往往是在包圍立法會或某些政府大樓。但當到了其他地區時，抗爭者也慣性地佔了上水的新運路及沙田的源禾路。在上水時，佔了不久後大家就有疑問了﹕為什麼要佔新運路？在沙田時，大家更發現佔領的十字路口形勢非常險要，很容易被圍堵。

理解到這一層便會明白對話不能等到大家在現場才開始。輿論戰很重要；事前準備很重要；動員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更多行動上的討論，而這指的不單是策略；更重要的，是在更重要的在不同緊急狀態下，到底抱有不同想法不同顧慮及原則的人，會想作出怎麼樣的妥協。事前的討論當然不能取代現場的討論，但事前討論愈充份，大家愈能明白不同想法的人的理由，在現場大家就更能找出能反映各方想法的應對方案。而在最緊急情況，根本沒有任何的討論空間下，大家的第一反應，也是反映出大家商討中培育出的習慣。

抗爭的路很長，我們要成為能一起走下去的人

口號很強大，但也很脆弱。強大，是因為能感染人心；脆弱，是因為口號未能轉化為個人素質的一部分。現在大家有共同的目標，情緒也很高漲，要掩蓋矛盾並不困難，但民主抗爭的路很長，當熱情冷卻後，我們若無法面對矛盾，將再度陷入分裂的狀態。要走下去，我們必須把當下的感情內化為相應的公民素質。

盧梭曾問﹕到底一個民主政體是如何建立起來的？我們需要熟知好的憲法的公民，才能寫出好的憲法；但人要在好的憲法下成長，才能成為熟知好的憲法的公民。沒有雞，就沒有雞蛋；沒有雞蛋，卻沒法有雞。盧梭自己對這難題的解答是他們要找一個外來者來給他們撰寫憲法。在香港我們可以問﹕沒有民主制度下，我們如何能培育出民主所需的公民素質？沒有民主所需的公民素質，我們如何可以建立出民主的制度？我們如何學會民主地處理矛盾及紛爭？

我們無法寄望外來者，但卻能善用時代給我們的契機。雨傘及魚蛋後的失落，多年來的社運低潮，送中條例的危急性⋯⋯重重因素，讓我們產生想成為「同路人」的意志。但長遠來說，我們必須要培養出相應的公民素質，去支撐起這「同路人」的身份。我們想要什麼素質，想成為怎樣的香港人，是我們應一起作出的決定。但公民素質的塑成，依賴的也是習慣，而習慣依賴的是我們日常的生活方式及抗爭行動。年青的政治素人，走到社區派發傳單，培育出的是公民的勇氣；各區的市民在經過連儂牆時，不但不撕下意見相左的memo紙，更仔細閱讀起來，培育出的是公民的理解。我們在決定這場運動如何走下去時，不應只問什麼「有用」，更要問「我們經過這場運動後會成為怎樣的人」。

當然，既然要培育出公民素質，我們不能單在出來抗爭時才問這個問題。我們也要問，我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建立及活出我們想要的公民素質？在過去的一個半月，抗爭成為了我們的日常。下一步，或許就是讓我們的日常也化為抗爭。

[1]https://m.mingpao.com/pns/觀點/article/20190718/s00012/1563387415357/李立峯-和理非看武力抗爭和運動激進化的「團結路徑」

[2] 我們當然可以想像一個能容納甚至鼓勵矛盾的大台，Chantal Mouffe的agonistic democratic theory便是一例，但筆者暫時未想到如何在香港抗爭者間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