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与道歉

感恩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如诚信、正直，在全世界各地都是受到鼓励和赞扬的。有所差异的是，感恩的缘起和对象往往会有地区和文化差异。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就如《哥罗西书》里所言“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每个基督徒都窦信他们是由神创造的，他所获得的一切、所达到的成就皆是神的功劳，因此每一位基督徒都会持续不断、全力以赴祷告并感恩。因此，热忱的基督徒们很少会有抱怨，因为他最初是一无所有的。这是一种乐观主义的人生观，但又与及时行乐不同，及时行乐的前提是有乐可行，而基督徒的乐观态度是人存在应该无时无刻感恩。

佛教强调“知恩报德，理宜先启”，讲求四重恩“天地盖载之恩，日月照临之恩，国家水土之恩，父母养育之恩”。而佛教的“缘起”人生观，所谓有因才有果，“诸法因缘生，缘灭法亦灭”，则引申和推导出了“人人有恩于我”，“世界上的一切都有恩于我，我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满着感恩”。而作为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则由孝，对父母的感恩，推及到整个社会伦理体系，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仁者爱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知恩不报非君子，忘恩负义是小人”。

当然，这些理想化的感恩观在现实中只是作为一种修行或者学习靠齐的准则。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感恩是人之所以为人、人区别于其它事物的因素之一。感恩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一种善的存在。

因此，所谓要求别人感恩，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感恩是施恩者与受恩者的关系，施恩者倘若施恩还要求他人回报，那便终归是“利己主义”、是商人，算不得是施恩者。而受恩者是否知恩图报，这完全是取决于其良心，如果因此施恩者强迫其报恩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泰戈尔有句诗：樹葉有愛時，便化成花朵。花朵敬拜，結出果實。埋在地下的樹根使樹枝產生果實，卻並不要求什麼報酬。当然这也不是在否定感恩，或者引导大家不要感恩，感恩固然重要，但施恩不可忽视。如果说感恩是一种良知，那么施恩的无私与博爱则是唤醒良知的另一种伟大的爱。

而感恩作为一种社会的产物，与社会发展紧密关联，一旦社会某些方面发生改变，便会有可能发生感恩的扭曲变形。一个好的感恩型社会心态是，施恩者不觉得高高在上，也不求回报，同时受恩者能够心安理得接受馈赠又怀有报恩之心。而倘若二者有一方出了差错，这便需要对社会整体进行反思。

与感恩性质相反的是道歉。感恩是受惠者对施恩者受良心驱动的回报，而道歉则是加害人对受害人有责任的补偿。

道歉往往被象征为敢于承担责任，是一种高尚的品格。而且道歉既有利于加害者的形象修补，也是对受害者的心里补偿，同时也是修补双方关系的重要起步。可以说，道歉往往是双赢的。但是尽管如此，正如现实中可以看到的，有的人就是死皮赖脸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承认错误也不道歉。伯诺特曾指出，修复形象的策略或办法有五种，分别是“抵赖、诿过、大事化小、知耻和改过”。抵赖毫无疑问是这其中最无耻、最下贱的办法，因为这代表此人或者此组织的道德和运行是有严重问题的。一般而言，选择抵赖的人要么是毫无羞耻心，要么便是不得不将自己包装成十全十美。有羞耻之心是道歉的前提，因为知廉耻是推动其做出补偿的源动力。而不得不选择抵赖，这则是因为个人或者组织赖以维持的条件便是容不得差错，一旦出现了问题，个人或者组织便会山崩破碎。

感恩与道歉互为补充，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发挥着调和的作用。道歉培养宽容、负责和反思，感恩则鼓励博爱、无私和奉献。只有当二者恰当的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一个社会才能够良好的运转起来。有道歉而无感恩，这是一个冷漠的社会，人人不愿付出或者付出的人被忽视，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丧失活力，“老死不相往来”。有感恩而无道歉，这便是个榆木脑袋、不知反省的社会，结果就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导致的将是一遍又一遍的历史悲剧，且社会的沉疴也会积累得愈来愈多，待癌毒入骨髓时，便只有等死了。

最荒唐、最无耻、最下贱的，当属于做错了事，还要别人感恩、立牌坊的行为了。不过，这里面也可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其一，雇主伤害了雇员，雇主不承认，且要求雇员感恩；其二，雇员伤害了雇主，雇员不承认，且要求雇主感恩；其三，平等关系，没有谁养活谁之分。

其中第二种是最最荒唐、无耻、下贱的，按正常逻辑而言，雇主有权享受雇员的服务，雇员有义务对雇主负责。这是情理之中，也是现实规则，因为雇员倘若未提供好的服务，雇主可以停止双方之间的协议。但是墨菲定律告诉我们，非正常逻辑也是有可能发生的。结果就是，雇员有权享受雇主的俸禄，但雇主却无法保证得到相应的服务。这在普通的情况下，当然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它会受到规则的限制。不过，倘若雇员即规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