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五個世代說六四

人生中，總會發生一些刻骨銘心的事。對於某些人來說，六四是一件驚天地泣鬼神的事，當年回歸在即，一切美好幻想瞬間被打破；但對於另一些人來說，那個死傷枕藉的晚上，只是一個口耳相傳的傳說，比海市蜃樓更難觸摸。歷史客觀地存在着，但如何解讀，卻因人而異。五個世代，五種看法，沒有哪個比較正確，卻訴說着六四在他們心中的意義和份量，孰輕孰重，是忘記還是毋忘，只是一種選擇。

記者︰陳芷昕、梁嘉麗

攝影︰何家達、王心義、董立華、許頌明

六十後 何森宏

29年過去，何森宏——還是一個守信用的人。每年的6月4日，除了參與由支聯會舉辦的燭光集會外，他會自行禁食。他也不再到大陸遊玩，「我未放得開，沒有這個心情遊覽祖國的山水」。帽子下偷藏了幾根白頭髮的他欷歔說着。

過了57次生日，28歲那年對何森宏來說，依舊沉重。1989年5月19日，在他生日過後一刻，他從電視得悉李鵬宣佈全城戒嚴。5月20日，很多香港人上街聲援北京學生，何森宏也是其中之一，他還記得當日風雨交加，一如北京時局陰霾密佈。一直至6月，香港人仍然心繫那場既遠且近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當時在金鐘地盤擔任職安主任的何森宏，也與其他地盤工友和同事一同罷工上街。6月4日，義憤填膺卻又不知如何是好的他終脫去帽子：「之前上街都會戴帽，六四就直接不戴，很激憤。」

成長於60年代，身為「香港人」是一件讓人糾結的事。父母在1949年從廣東逃難至港，何森宏在香港「雞寮」出世。他從小就想：「為甚麼我這個中國人，會在一個英國的小小殖民地成長？」讀中學時，他開始看中國歷史，一看就忍不住哭，「真的是百年恥辱、內憂外患」。兄長看到他讀簡體字，就大罵他：「千萬不要信那些『馬列毛』。」但他始終相信，就算人不理政治，政治還是能影響每一個人。他真切地盼望着：中國人也能擁有自由和民主，中國不用再被人欺負。

然而，六四就像一大盆冷水，把何森宏的「中國夢」給澆熄。直至今時今日，這個大男人仍然在哭：「像劉曉波的死和709律師被捕，對受逼迫的一群，我會覺得很大負擔。」特別是在雨傘運動後，他再次疑惑：「到底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的人民，還是中華文化下的華人？」甚至，面對外國人，他不敢再自稱中國人。

但當同代人選擇遺忘，新一輩選擇漠視，何森宏選擇傳承。近年，他成為支聯會義工，為「天安門母親」造曲奇、月餅。作為父親，十幾年前他推着嬰兒車參與燭光集會；直至現在孩子已長大成人，他也堅持帶同他們上街遊行。「至少在我有生之年，繼續說着這個故事。」

30年了，對於何森宏來說，毫不特別。「只是做29年來慣了的事情，我會一直依循這個軌迹，不會改變。」訪談時值四月初春，輕風送暖，何森宏也泛起和藹的笑容：「現在有飄零落葉，但春天到時會開花結果。季節有更迭，我覺得中國人都可以有民主、自由，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七十後 莊梅岩

劇名《5月35日》，就如過去的三十年那些為了不被「河蟹」而出現的各種密碼，在國內，這是一個不能宣之於口的日子。而這組密碼訴說着的，是一段令人感傷的歷史，更是一些無法被撫平的傷口，直至今天，傷口依然淌着血，那些孩子被輾過、槍殺的父母親，每年到了這個時刻，沒有拜祭的權利，還要被旅遊、被軟禁。這些風燭殘年的老人，只能緊握老伴那雙早已皺紋滿佈的手，懷着悔疚、無奈、悲慟，等待入土。

編劇莊梅岩，讓自己成為亡靈，想像自己在三十年前的那個晚上被殺害，母親想疾呼平反，卻被父親抑壓着，三十年來被人監控，直至行將就木，人生最大的鬱結依然未解決，兩名老人，到了晚年才決定起一場遲來的革命。《5月35日》的故事或許平凡，卻正是這種平凡才能讓人感到切膚之痛。身為女兒的莊梅岩，每當想起若受到這種非人對待的是自己父母，就會無名火起，於是奮筆疾書，在六四30周年之際，寫起了舞台劇《5月35日》。

訪問未入正題，她說有一件事不想說太多，就是寫此劇時，有人「接觸」過她，叫她不要寫，但現階段她不想說，並非因為害怕，只是不想把重點轉移到這方面，「將來我一定用自己的方法說出來！」而其實，劇場中人「被接觸」過的亦不是少數，邀請她編劇的「六四舞台」成立十年以來，工作人員當然受過不少騷擾。

但她沒有害怕，把輕柔的長髮往後撥，眼神堅定地閃爍着，說穿了，寫一個故事，其實也是一場抗爭，「沒有平反，沒有正面的調查。作為市民，連發問的權利也沒有，這是甚麼社會？當我們每天依然被同一個政權統治、影響，我們如何能說不關自己事？」她生於七十年代的中國，三歲時跟家人來港，父母在文革時期遭迫害，惟有南下逃難。自小，她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毫無懸念，但六四事件，卻是成長中一段無法磨滅的記憶。

那年，莊梅岩11歲，6月4日那夜凌晨，她和父母坐在電視機前，看着那些搖晃的鏡頭、不絕於耳的槍聲、流淌於廣場上的鮮血，歷歷在目的還有父母臉上的淚痕、師長的義憤，而這些，都成了她長大後待人處事都要忠於自己的後盾。大約兩年前，《5月35日》開始在她腦內醞釀，她說香港在創作上，還算自由，而六四事件就是一個值得寫的題材，「作為以舞台為家的創作人，一定要確保台上的自由度能發揮到最大」。

劇場是很誠實的，她如是說。寫六四，並非為了證明甚麼，但自由的氛圍，卻要由整個界別一起建立的，她相信，即使有人要阻撓，若然每個人都不畏懼說出真相，就沒有人能打壓創作，但若有些人噤聲，剩下的就是少數，就變得危險。

當年義正詞嚴的人，今天選擇站在政權的一方，有長輩勸她不要說太多，但藝術家體內流着的，都是反叛的血液，「為了錢，要我放棄自由表達藝術的權利？這個犧牲未免太大了吧，我們經歷過文化多元、言論自由的文明時代，怎能倒退回去？」那個見證六四屠城的一整代人，大概也回不去了。

八十後黃慧妍

對於藝術家黃慧妍來說，最深刻的六四，不是三十年前那一夜，而是2013年，因為那天是兒子關問來到這個世界的日子。

六年前，孩子出生後，她躺在床上，睡不着，只因腦袋不斷轉動。房間內還有幾個剛生完孩子的母親，都在討論孩子的生日，在這樣的一個日子降生世上，該如何處理慶祝生日這件事呢。「我們說笑，難道要拿着生日蛋糕到維園去？這班孩子的母親，好像背負了一些無形的東西，生日到底應否開心？但想深一層，其實沒理由剝奪孩子的快樂。」

這個問題，一直讓她糾結，直至孩子四歲，可能因為看見其他孩子有生日會，他也要求想要生日會，於是她買了蛋糕，點起「MAN」字樣的蠟燭，孩子在蛋糕前，合十許願，她拍了照，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寫着「remembering what we need to remember」。「MAN」是孩子的名字，更是「人」的意思，燃燒着的燭光，紀念了一個生命的誕生，同時亦是祭悼那些失去了生命的人，而兩者，她都沒法遺忘。

莫失莫忘，不是空洞的口號。很多人或會選擇不再記起那個晚上，但大部份人，都沒法忘記。生日是一組永遠存在於生命中的數字，你沒法跟這組數字割裂。因為孩子於六四出生，黃慧妍在每年餘下的364天，都感受到這事的餘震，「無論是在學校抑或是任何需要填表的時候，別人收到表格，都總會輕嘆：孩子六四出世啊。所以其實沒有人能夠忘記，大家心裏都知道六四的重量」。

那年她才7歲，只記得媽媽對着電視哭，但小學會每年舉辦悼念活動，日漸長大的她開始理解六四是怎樣的一回事，她說自己小時候對中國是非常抗拒的，現在已為人母，卻會從另一種角度看事情，「我會反思暴力這個問題，國家與人民關係中，甚麼狀態才能夠執行暴力？普遍的家長認為自己對孩子有行使暴力的權利，就如政權以為自己有權以暴力對待人民」。她形容政權就如一個「神經質」的父親，經常處於繃緊狀態，「你越是要爭取，他就越不想給你」。

中學時，她的老師會帶同學們去集會，長大後，因為難以忍受形式化的唱歌與喊口號，已逐漸少去，縱使未必認同形式，卻認為悼念六四是絕對必要的，尤其是近年在大學內教書，眼見不少內地生只知道「祖國美麗的一面」，「起碼讓他們知道有六四這件事，形式是次要，重要是讓我們不斷去反省，讓政權知道我們沒有忘記」。

她感慨，八十後這一代人，都有強烈的無力感，好像甚麼都做不到，「明明親眼看見，卻沒辦法做點甚麼。雨傘運動時，感覺就是不能繼續舒服下去了，良知要你做，去到某一刻，就要行」。六四時，六、七十後已是青少年和成年人，但八十後還是懵懂小孩，說不上有深刻的印象和經歷，一切反思，都在長大後，回望昨天的人和事。他們介乎於深刻與抽離之間，似乎經驗過某種躁動不安的情緒氛圍，卻又感到模糊。站在洪溝之中，或是踏向遺忘的彼岸，或是毋忘的此岸。

九十後鄺穎欣

2012年，就讀中大社工系一年級的鄺穎欣（Winnie）在頭上繫上紅布，穿起印上「六四報哀音」的黑衣，來到紛雜街頭。有中年漢喝罵她是「反中亂港的漢奸」，着她不要搞事；有路過的內地旅客力陳己見：「吾爾開希穿着睡衣與李鵬開會，是學生不尊重政府在先。」有街頭藝人以結他為她伴奏《自由花》；也有負責巡查的督察離開前，偷偷向她舉起大拇指……

在隨後兩年大學生涯，Winnie仍然是「六四報哀音」的一員。他們不只於6月4日齊集於銅鑼灣東角道，高唱《民主會戰勝歸來》；早在五月中起，各大專院校的社工系學生，已組成不同隊伍，分散到香港各區，藉唱歌和話劇等街頭表演向港人傳遞六四真相。

Winnie也是在約莫10歲的時候，得悉這個真相。當時，她的母親突然神秘兮兮的在家中播放錄影帶。Winnie就坐在電視機前，看着母親當年錄下有關六四的新聞片段。年幼的她仍懵懵懂懂，只見螢幕上的年輕人不斷被槍殺，便問母親：「這些人死了嗎？會不會很痛？」直到中三，她終於在中史課上，得到完整答案。自此，六四對Winnie來說，不再是單純的數字，而是一場政治啟蒙與覺醒，「第一次認識民主、自由、反貪污……其實當年的學生跟我們現在所追求的都差不多，為甚麼如此簡單的事情都要死呢？」在好奇心驅使下，Winnie開始跟着父母參與燭光集會。雖然她「覺得蔡耀昌的哭腔好煩好假」，但置身其中，看着點點燭光，仍覺沉重且震撼：「原來真的有這麼多人沒有忘記這件事。」

Winnie之後再參與過幾次燭光集會，但雨傘運動後，她終在2015年缺席。而即使那年她仍然是系內「六四報哀音」的骨幹成員之一，她卻很清楚自己已找不回昔日對六四的執着。「雨傘過後，有很重的無力感，甚麼都沒有了，甚麼都爭取不了。就會覺得：為甚麼要去集會呢？好像沒甚麼作用。」她決定先想清楚再決定，「不想自己不知為何而去」。

最後Winnie想通了。「到底行禮如儀是不是一個問題？我想了很久，突然『叮』一聲。像美軍在二戰時向日本投入兩枚原子彈，每年到了那個時刻，廣島和長崎的政府官員、士兵和死傷者家屬都會默哀和致上花圈，你不會覺得這些儀式有問題的對吧？」更重要的是，仍然關心六四，是因為要延續真相。「當中共刻意想去竄改和抹去這段歷史時，一定要有人站出來，直至這個真相被肯定，成為被人傳承的事實。」2016年起，她又重新參與燭光集會。

休息片刻，Winnie抖擻精神再上路，她發現無力感不一定是壞事。「我反而覺得放鬆了。當你認清了現實，再去接受現實，信念反變得更強。」不論是還原歷史真相，還是爭取民主，Winnie都不覺得是九十後一代人可以完成的事，但她仍抱有阿Q精神。「很多事情不是可不可以，是應不應該，應該做就要做。我們一代完成不了，就傳承給下一代去做囉。即使我未贏到，但至少對我自己來說，我沒有輸過。」

00後梁皓媛

六四30周年，你會做些甚麼特別的嗎？記者問。出生於2001年的梁皓媛沉默半晌，像是恍然大悟：「其實……我沒有留意已經是三十周年，好像過了很久，但都是老樣子。」

六四年年如是，因為燭光集會。「你去坐幾個鐘頭，拿着燭光，聽着台上的人說話，叫口號，完。」這位17歲的少女從未參與過燭光集會，但她嘗試以同理心理解參與者的心態。「六四是上一代人的政治啟蒙，像雨傘運動對我們這一代人的意義一樣，所以我會體諒他們。」但體諒不代表支持，「坐完之後又沒有任何行動，沒有參與的人也像outsider一樣。」即是圍爐取暖，她說。「我反而想，為甚麼支聯會不主動去接觸不關心六四的人呢？」

梁皓媛選擇從自身做起，再推己及人。七年前的6月4日，老師在課堂上播放六四的紀錄片，讓10歲的她大為震撼。升上中學後，中史教科書上對六四只有片面解說，她想要更深入探討六四，便自行閱讀中國革命一類書籍。將近6月4日之時，梁皓媛便會主動與身邊的同學討論對六四的看法。「首先，你知道六四是甚麼嗎？如果對方完全不理解，我就會解釋：『1989年時有群學生為了中國民主化而付出很大的代價』。如果對方已經有基本認識，我就直接問：『你覺得中國打壓學生對嗎？』」

可惜，就算同學對六四有片面認識，多數也漠不關心，梁皓媛也忍不住直呼這些同學做「港豬」。「每當講起六四，他們就說：『不要說這些啦』。一講新聞，他們就想轉話題。他們不關心社會和政治，問他們幾日前發生的事，他們已經完全不知道。」

就連事隔僅四年半的雨傘運動，她的同學也快要遺忘。要求年輕一代繼續關心彷彿已變成「口耳相傳」的六四傳說，未免太強人所難。梁皓媛卻覺得，香港人記住六四，與記住傘運同樣重要。「六四與雨傘一樣，引發很多香港人上街，雖然之後香港依然未有民主，也讓人產生無力感，但同樣令更多人關心社會。」對她來說，六四經過多少個周年，應不應該去燭光集會，這些問題都並不重要。「一日未平反六四，它都依然有被記住的價值。只要大家繼續記住，就已經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