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扬游—壮志未酬身先死，化身图腾受尊崇
跟着不多的游客排成一队，踏过最后几级台阶，我走进中山陵祭堂。祭堂正中是一尊石雕孙中山全身坐像，用意大利白色大理石雕刻而成。坐像总造价高达150万法郎，是法籍波兰雕刻家保罗·郎特斯基精工雕琢的作品，于1930年雕成后从法国巴黎运到中山陵。
坐像的孙中山穿着长袍，膝上放着一本展开的文卷，双目凝视前方。人们说，这形象显示出一位伟大思想家的深沉和睿智。我倒是觉得这形象比较温文儒雅，像是一位循循善诱的教师，完全看不出他也会崇尚暴力革命。
堂内的墙壁上刻有孙中山手书的《建国大纲》全文。这份孙中山草拟的重要文件，于1924 年1月23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同年4月12日又经孙中山亲笔誊写，并对原件稍加修改。《建国大纲》是孙中山欲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实施三民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有公共权力的五权分立，还特别关注国民食、衣、住、行等民生事业和民众选举的民权以及国家独立、国际平等诸多方面。其中特别指出了把中国政治进程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不过，孙中山本人没能活到将这份纲领真正具体实施的时候。
虽然在采取联俄容共政策之后，孙中山获得了苏俄的支持和资金，但国民党在广州的政权并不好过。其中的原因有许多，包括孙中山与陈炯明因政见分歧而决裂变友为敌，周围还有其他军阀势力的强敌环伺；为加强军队力量而大量花费金钱造成经费匮乏，广州政府不得不在自己地盘上向百姓和商家强征暴敛，高昂的税费造成民众极大不满，商人团体也奋起而造反；此外，由于广州政府强行截留海关关税，不经谈判强硬收回海关主权，又与英美法日等列强翻脸。这样一来，国民党政府在广州根据地的形势危殆，加之内部各派别内斗不止，让孙中山感到危机四伏。为此，孙中山决意北伐到内地另寻生存空间，同时与奉系军阀和浙江军阀合作结为同盟，共同反对直系军阀。
1924年秋，孙中山移师韶关，设立大本营亲自督师北伐，欲挥师向江浙一带进发。正在此时，北方直奉战局发生巨大变化，直系将领冯玉祥从前线回师北京发动政变，一举推翻直系中央政权，第二次直奉战争迅速结束。冯玉祥通电请孙中山北上，也由于皖系军阀段祺瑞、奉系军阀张作霖多次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于是，孙中山自称必须“对于一致颠覆曹吴之友军实践前约，冀与之输诚相见”，北上谋求国家之和平统一。因为，他认为此时谋求和平统一“是十三年以来一个最难得的机会”。
孙中山抱病北上，途中还特意绕道日本。他一直希望能实施他的大亚洲主义想法，谋求中日俄三国建立亚洲大同盟，以抵抗欧美列强。关于国际合作，孙中山原本还有另外的图谋，包括所谓“西北战略计划”，即借助苏俄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基地，甚至联合德国军队一同从西北向北京发动军事进攻，由此可知为推翻北京政权孙中山是不惜任何手段的。虽然“西北战略计划”因苏俄反对而作罢，但此次孙中山北上，仍然是寻求出路的一次尝试。
不过，首先，他的日本之行失败了，遭到了日本官方的冷遇。而在孙中山尚未到达北京时，段祺瑞已经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集大总统与国务总理大权于一身。在到达天津之后，孙中山病倒了。在津逗留多日并办理好北京的入院手续，1924年的最后一天，孙中山坐火车进京。不久，他被确诊肝癌晚期，于1925年3月12日不幸在北京病逝。孙中山的北京之行，未能取得任何政治成果。
在病情确诊之后，孙中山的门徒们都知他的时日无多，孙中山本人也自知大限将至。2月24日下午3时，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人在征得宋庆龄的同意后，一起来到孙中山病床前，拿出事前准备好的二份遗嘱读给孙中山听，这二份遗嘱分别是国事遗嘱和家事遗嘱。孙中山听后表示都赞同。到3月11日，孙中山已处于弥留之际方在宋庆龄帮助下签字。签字的还包括《致苏俄遗书》。三份遗嘱中的国事遗嘱最令人感到悲壮而印象深刻：“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孙中山逝世后，因他是受过洗礼的基督徒，首先在协和医院大厅举行了家族内部的新教徒葬礼仪式。仪式中的悼词特别强调，孙中山对于基督教义的笃信，一如对革命事业。同时，国民党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和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治丧活动。各界人士送上的挽联有成千上万之数。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陈炯明等大佬们都送了挽联。在这众多挽联中，有一副署名为周赓全、杨锡玙的不知是何人物的挽联，我觉得最有味道：
“拿着革命的斧儿，数十年奋斗，披荆斩棘，领民众向光明的大道走去，寻找自由，寻找真理；
奏起悲哀的调子，四百兆同胞，抢地问天，将热泪遍黑暗的世界挥洒，痛哭救主，痛哭导师。”
孙中山自己对后事有两个重要交代，一个是葬地，一个是遗体的保存。遗体保存后来由于技术等原因出现变故而改为土葬，而葬地紫金山陵园修建尚需时日良久，灵柩暂厝北京香山碧云寺，以待墓地修竣。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灵柩从北平移灵到南京中山陵下葬，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奉安大典。在灵榇入灵堂后，举行最后的典礼。有关文章介绍如下：“蒋介石主祭，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蔡元培陪祭。典礼完毕后，孔祥熙率领杠夫将灵榇移入墓室，孙中山亲属、中央代表蒋介石、故旧代表犬养毅、各国专使代表欧登科随同进入墓室，率领杠夫将孙中山灵榇奉安于圹内。这时，狮子山炮台响起101响礼炮，全国民众停止工作，默哀3分钟，12时正，奉安完毕。在祭堂内参加大典的人员依次进墓门瞻仰。然后回到祭堂，全体集合，再行鞠躬礼，奏哀乐。最后，由夫人宋庆龄率领孙科夫妇、戴恩赛夫妇等将墓门关闭，备极隆重的奉安大典告成。”
墓室在祭堂的后面。听老妻说，她几十年前来时可以入内，但在我到时，眼前的紫铜保险门紧闭，只见到门环的虎头铺首被人抚摸得油光铮亮。门楣上有孙中山亲笔所书“浩气长存”横额。据介绍，“墓室是一座半球形封闭式建筑，顶呈西式穹窿状。室内圆形，直径18米，高11米，地面为白色大理石，四壁用妃色人造石贴面。墓室中央是安葬孙中山灵柩的大理石圹，直径4.3米，深1.6米，四周围着一圈白色大理石栏杆。墓圹正中的 长方形墓穴上安放着孙中山先生的汉白玉卧像，是捷克雕塑家高琪按孙中山的遗体的形象创作的。”
奉安大典之后的第二天，清晨8时，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等至陵墓谒陵，在祭堂行礼后，至陵四周察看，正午返城。由此，蒋氏开了后来千千万万谒陵者的先河。从这一天起，国民党刻意将中山陵塑造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赋予其民国宗庙的法统定位。并经多方营造，在全国民众中培养起个人崇拜的心理。在各种节庆集会中，举行各种特别的崇拜仪式，而其中最为神圣的，便是拜谒中山陵仪式。
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每年都多次来中山陵祭扫，成为了一项惯例。每逢在政治上遇到挫折或危机时，蒋介石必定偕夫人宋美龄来到这块圣地谒陵，与先总理遥空进行精神上的对话，以从国父的精神中寻求力量，同时又获得心灵慰藉。
此外，东北军阀首领的张学良将军归顺国民政府，即是通过拜谒中山陵向孙中山表示忠诚，表明自己的政治选择。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学生为求抗日来南京谒陵请愿始终络绎不绝。同盟会元老、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将军也曾到中山陵剖腹明志，以图唤醒国人支持抗日。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也举行隆重的谒陵仪式。中山陵飘扬着国民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文武大员及各界人士5000多人在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带领下，完成了历史上登峰造极的一次谒陵仪式，参加谒陵的人们发出共同心声：“国父，我们回来了!”
六十年之后，2005年4月27日上午，来自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也率“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拜谒中山陵。这是在政权变换之后，国民党主席首次亲临谒陵。
除了国民党的领袖们外，中共领导当政早期也同样感到有必要借助这座陵墓表示出某种继承关系。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都先后来南京中山陵，谒陵瞻仰，向全国人民表明了此间存在着道统、法统与体统的传承关系。
除了隆重的谒陵仪式外，国民党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孙中山的思想理念，并继续延续孙中山在世时的个人崇拜，并更进一步发扬光大。《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04期一篇名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述评》的文章写道：
“一个党如果垄断了真理的诠释权，自然也就垄断了国家政权。这是以党治国思想的要害和奥秘。一个人如果垄断了真理的诠释权，自然也就居于全党之上甚至于全国人民之上。他不仅可以在党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甚至还会被神化。这是党内领袖集权的要害和奥秘。这种集权甚至比过去的封建皇帝的集权更进一步。皇帝的圣旨不会提出一套要求人们遵行的学说，皇帝更不敢奢望可以取代圣人的地位，为万世师表。但是，以党治国思想却要求把领袖的思想确立为党员乃至国人遵行的思想准则和行为标准。这事实上就等于要求神化领袖。否则，如何确保人们遵从其思想？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果然将中山先生神化到不可批评的地位。”
国民党败逃台湾之后，大陆新政权延续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理念，但在坐稳江山之后，却把崇拜的神灵换作了另一位。从此，孙中山虽依然在神坛上，但已渐渐远去，淡入云端。中山陵这个当年民族崇拜的图腾，也被天安门所取代了。
不可否认，孙中山确实是为了中国的进步奋斗了一生，居功至伟。他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真正是坚忍不拔。虽然由于他头脑中的某种偏执而使得我们的国家错过了多次和平进步的机会，但我还是相信，他是真心希望自己的国家强盛、人民富足且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力。他设想了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宪政的强大国家。当然，孙中山没有机会实实在在地领导一个国家进行民主建设，他有的只是美好的梦想。
《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的作者韦慕庭，在他书中引用了1916年到1924年担任过孙中山秘书的李禄超写给他的信，其中一段是这样评价孙中山的：“孙博士是一个梦想家。他梦想乌托邦，梦想建立一个健全的、秩序井然的政府，一个对人民施行仁政的政府。由于他有着这样崇高的理想而又极难变为现实的梦，所以他被广东人取了一个‘孙大炮’的绰号，即空想的和不现实的人。由于他的守旧性的和有节制的观点，所以，他仅仅被共产党人目为‘革命家’，而不是一个如同极端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们所拥有的那种‘彻底的革命家’的光荣称号。”
走出祭堂，站在祭台边上，放眼四望山下茫茫的林海，很自然地让人感到中山陵的宏伟高大。和这座高大的陵墓一样，长眠于其中的这位伟大人物，他的作为和理念影响中国百来年，在他的推动下，封建帝制被推翻了，但他奠定的党国模式又造就出新的极权专制，使得民主宪政之路变得漫长。如果最早时他能够接受君主立宪制，又如果他愿意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议会斗争，或者他能接受联省自治的联邦方式，也许中国的道路会平坦许多。那么，一个人民享有民主权力的国家，一个与外部世界和谐共存的国家，在全体人民努力建设下变成一个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富强国家，而且人民富足、有文化、有教养、受到普遍尊重，都是可以期待的。
对于孙中山的功过，我们没资格评说，只说个人的看法。在我看来，正因为他有节制且有底线，我觉得他还是一个真正值得敬重的人。虽有不少缺点，犯过不少错误，但他真心是想国家强大、民族自尊、民众幸福，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经过百多年的奋斗，民主革命的先驱们留给我们的仍是一个远非理想的社会现实。现今最严峻的现实是，与几十年前一样“一党独大”的独裁，几千年来几乎不变的等级制度，再加上更严密的组织和更全面的管控。如果认为民主宪政制度确实是人类社会发展潮流所向，是所有社会政治发展的目标的话，如果考虑在社会变革中尽可能减少人命伤亡和流血牺牲的话，我觉得，我们要面对现实，顾虑到一些权势人物对民主化后可能出现的“清算”极端恐惧，由此而对民主化非理性的抗拒，甚至用疯狂手段压制，或许可以找出另外的道路。曾有睿智之人建议，仿照君主立宪模式，构想出一个“党主立宪”的过渡模式来，并切实实施之。这也许是一个逐步走向民主宪政的方案。可惜形势并未朝着化解极权的方向走去，反而走向了另一边。但在今天的情势下，依然玩个人崇拜的把戏，无论如何都是倒退，又退到了孙中山当年以及后来的豪强们走过的路上，甚至还有可能再退到袁世凯或更早的枭雄们的旧路上，这就让人不禁要深深叹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