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为什么机会主义者要把资产阶级的白纸说成红旗［上篇］（二次转载，第一次由中国毛泽东主页共产党转载。原作者：解放报）

【转载】为什么机会主义者要把资产阶级的白纸说成红旗
2023-11-27 
解放报
《解放报》已有文章分析过，11月先后爆发的运动分为三类：一是富士康工人的斗争；二是乌鲁木齐和广州城中村等地小市民及半无产者的解封运动；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发动的“白纸抗议”。
富士康工人的斗争源于10月初的徒步返乡，起因是反对厂方“阴阳混住”、放任病毒在恶劣的生活环境里跟工人“共存”。迫于工人反对“共存”导致资本家生产难以为继的形势，政府发出“稳富士康就是稳河南”的口号，用承诺返费的方式骗来大量工人。工人们识破后便开展了英勇的街头斗争。省委书记亲临富士康维稳，但工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黑压压的人群包围了办公楼，与前来镇压的警察发生了正面冲突。尽管付出了流血的代价，工人换来的只有微不足道的经济上的让步，整个无产阶级的命还在资产阶级手里攥着，这之后更是被他们一把扔进了疫病的漩涡。
市民即小资因经济原因发起了解封运动。他们冲破围栏，走上街头，打碎官方媒体的粉饰，把现实矛盾捅到了明面上。斗争尤为激烈的是广州城中村制衣业的半无产的散工。封控数周，手停口停，物资吃紧，无法就医，他们作为城中村制衣产业链上最底层因而最困苦的人，产生了解封斗争中最强烈的愤怒和最彻底的行动。11月5日开始，城中村“冲卡”事件频发，在11月中达到高潮，工人们与前来镇压的武警发生了直接冲突，甚至掀翻了警车。
在这些轰轰烈烈的斗争过后，资产阶级自由派出手了。他们举起白纸在各大城市和高校聚集，用解封的诉求吸引小资产阶级市民和学生，实则偷运着“政治自由”的目的。自由派再一次把自己派别的政治目的包装为全民的目的，再一次把工人和市民群众斗争引发的结果归于自己的功劳。
一、“白纸抗议”的政治意义
这是一场资产阶级自由派领导的自由主义运动。11月24日，乌鲁木齐一住宅楼发生火灾，最终造成10人死亡9人受伤。小市民普遍相信，是封控导致了救援不及时的惨剧，但相关评论遭到删除。11月26日起，以南京传媒学院抗议为首，多个城市的街头和大学校园内出现了手举白纸的人群，以悼念死者的名义集会，在集会中表达了反对言论审查、要求政治自由等自由派的政治诉求。
在上海，抗议开始于11月26日晚。人们在乌鲁木齐中路聚集，在路牌底下点起蜡烛、举起白纸默哀。消息传到墙内外的社交平台，人群越聚越多，人们开始喊起了口号，有“政治自由”，有曾被写在四通桥横幅上的“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有更加激烈的“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当晚警察介入，大量示威者被拖进车里带走。第二天，抗议继续，除了重复自由派那些口号便是要求放人。这天的抗议最终也被警察冲散，这场“去中心化”的抗议没有持续下去。
北京亮马桥也发生了一场大规模抗议。27日下午集会的消息预先就已传开。和上海相比，抗议同样持续到凌晨，同样是由典型的自由派口号主导，新奇的是这里出现了喊着毛语录的所谓“左翼”，竟用“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这样的口号跟在自由派后面争取政治自由。
在广州，成都，抗议爆发的其他地方，街头的情况大抵相似。无论参与者们各有哪些主张，是真右派还是假左派，白纸成了他们统一的语言。
举白纸代表的是对言论自由、民主宪政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追求，也就是对“政治自由”的追求。白纸的政治意义源于一个苏修笑话：有人在广场发传单被捕，那人辩解自己发的只是白纸，警察却不买账：“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写什么！”苏修笑话为自由派提供了大量攻击共产主义的工具，但彼时的苏联和当今的中特一样，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帝国主义，统治者已成了资产阶级。当资产阶级无力收买群众、缓和国内阶级矛盾时，维持统治的唯一办法就是专制镇压。专制之下，一切反对观点都不容讨论，那干脆不写任何观点，只举白纸一张。看似不留把柄——南京传媒学院的抗议现场，确实有参与者在面对镇压时问出了“白纸能有什么攻击力？”这样的话，但实际上，这就是在反抗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尽管用的是极妥协极软弱的力道，它确是刺向了专制政府的痛处。
二、谁在举白纸
“白纸抗议”过后，陆续有参与者被捕的消息从自由派的圈子里传出来。随后出现了对他们的声援。声援文案对被捕者的政治立场和主张总是语焉不详，而把重点放在刻画他们的日常形象，他们的性格、喜好、生活习惯等，试图拉近读者与他们的距离。言下之意：他们和所有人一样都是普通人，他们为其他人的自由发声而被捕，现在需要其他人来为他们的自由发声了。
自由派知识分子会为这种“相互守望”感动得热泪盈眶，被捕者的日常生活确实能助长他们的共情，因为这和他们自己相差无几。但这都是什么样的“普通人”？一份北京被捕者的名单显示，被捕者的职位有音乐人、记者、编辑、金融业人士、酒吧老板、艺术家等等，是工人阶级一辈子也见不到几个的小资中上层。而他们用这种方式强调身份上的“普通”：和“普通人”一样，会坐在假花环绕的咖啡厅里聊八卦；“拥有清华和芝大的学历，却并无自恃名校精英的架子”；或是“来自北京郊区的北京人”，“过着不富裕的生活”但却用着“不是很贵”的相机来维持摄影爱好——这种“普通”对于工人阶级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拼命拉近距离所塑造的“接近底层”形象，与压住工人的重担相比起来也显得荒唐。更何况，知识分子能享有这样的“普通生活”，本就是资本主义剥夺无产阶级权力、垄断知识技术的结果；他们用来“享受生活”，用来提升自己、使自己精神富足的每一项物质条件，都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分到的工人血汗。
白纸抗议的主要参与者就是这些具有高度党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自由派代表着私人资本家的利益，自觉地走上街头、影响群众。
反对专制、争取政治自由，这是自由派的核心目的。这些目的已经在他们一遍遍喊出的口号“政治自由”和四通桥纲领（“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中充分地体现了。至于为什么这些不讲阶级光讲自由、人权、法治的口号就代表着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在另一篇文章中已有过论述，这里不再展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并不要求民主革命，甚至害怕让群众掌握一定程度的武装力量，将武装群众斥为“多数的暴政”，因为革命要用暴力改天换地，必然会打破一些有产者的坛坛罐罐。他们要的是政治改良，也就是苏东剧变式的、台湾和韩国式的“民主改革”，要求政权不流血地从官僚手里转到自由派手里。同时他们必然要求保留绝大部分国家机器，用来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
“放开”在白纸抗议中则是次要的、附带的目的。自由派声称现在的防疫政策是白纸抗议为人民争取到的利益，是这一运动的阶段性成果。我们则认为中特放开的原因根本不是白纸抗议，而是清零政策在前两年能给资产阶级带来的收益已经消失——印度等制造业竞争对手已经渡过了疫情导致的混乱时期，迎来了订单回流，中国政府却刚刚开始对付奥密克戎这个难题，病毒极强的传播力让“停工清零”和“继续生产”的矛盾开始尖锐化，富士康工人反对厂内共存的斗争提醒了他们这一点。在防疫政策问题上，官僚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只有局部的暂时的矛盾，而客观的经济形势昭示了清零的不可维持，资产阶级内部对此的态度必然会逐渐统一。如果说让官僚资产阶级放弃专制等于是要他的脑袋，那么让他放弃清零不过是适时地帮他剪了头发。疫情三年（注：在2023.2.11首次发布的版本中，此处误写为“清零三年”。事实上，在2020-2022三年期间“清零”并不是贯穿始终的政策。疫情初期武汉政府没有采取“清零”，2022年3月奥密克戎毒株爆发前也有相当长的一段平稳期，期间上海政府的“动态清零”以“精准防疫”的面貌得到了大量小资群众支持，把一家奶茶店划为“最小”中风险地区就是上海的首创，这些政策正是为了消除疫情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为什么现在才发生白纸抗议？因为十月开始，疫情在工厂和城中村的大爆发、小资产阶级市民自发的解封运动已经是清零政策客观上无法维持的标志，自由派只是抓住时机，利用这个斗争来表达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为什么之前不抗议？因为在清零政策还能维持的时候，市民阶级和城中村散工这样的半无产者还不会广泛地支持放开。自由派也清楚，没有这些阶级在他们前面冲锋陷阵，他们除了给警察送业绩外什么也干不成，就如键政“左翼”们爱说的那句话——“时机还不成熟。”而现在，白纸抗议确实抢在放开之前发生了，自由派摘走了斗争的果实。
机会主义者把白纸抗议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运动，声称这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四通桥纲领在市民解封运动中引起的反响。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我们在下一章再揭露，现在要指出的是白纸抗议和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市民解封运动在根本上的区别。纵观整个市民解封运动，小资产阶级提出的口号只有一个，就是“解封！”。解封运动在全国遍地开花，到处都是，得到了市民的广泛响应，但从乌鲁木齐、到广州的康鹭片区、到各地其他要求解封的人群当中，市民阶级冲卡完全是为了经济利益，能够凝聚他们共识的只有“解封”，至于所谓“白纸红烛”、四通桥口号等等，根本不能吸引到解封运动中的人群。“白纸抗议”却不是为了纯粹的经济利益。这是政治性的集会，是自觉的自由派在为“政治自由”的目的争取群众，两种运动的动力截然不同。一种是小市民自发进行的、出于短期的个人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随着政策改变，这种斗争就会消散。另一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自觉进行的，出于自由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深刻矛盾而进行的斗争，它不会因为政策改变而消散，只要这种矛盾继续存在，斗争就会以新的形式进行下去。自由派对无产阶级的欺骗和利用也会以新的形式继续下去，就像电报频道“白纸革命”所展示的那样：
（注：截至发稿前，该频道链接为：t.me/whitepaperevolution。频道创始人吴迪钊（伊启威）是个无耻反动的政治骗子，逆向民族主义自由派，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其父因贪污入狱自杀。被揭露的罪行包括但不限于：隐瞒已婚事实结交女友、被发现后炮制“李康梦是白纸第一人”的谣言利用政府机关进行打击报复；利用民运组织架构，以筹款为名进行诈骗。参考消息：揭露“李康梦”真相还“白纸革命”清白被吴迪钊爆汁的十个月（长文）伊启威-维基百科。
其他自由派也不要叫屈，吴迪钊公开的政治立场和运动诉求你们一条也没有反对过，你们本质上就是一丘之貉，本文的批判对你们完全适用。至于那些上当受骗的群众，我们的忠告是：不在反专制政府的同时彻底反对资本主义，就必将被各式各样的政治骗子领导。）
富士康工人既没有提到放开也没有提到政治自由，反而是因为反对厂方“阴阳混住”的共存政策而爆发了斗争。但近期“白纸革命”频道却遮遮掩掩地把富士康工人运动说成是和他们一边的：“此次示威潮起源可溯至2022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桥上彭立发的个人抗争。11月中旬，优化防控措施20条发布后，疫情反复，20条措施形同虚设，“层层加码”的做法引起民怨。随后，11月14日夜晚，广州爆发反封控示威；河南同时爆发郑州富士康抗议。”
而在十月份富士康工人刚开始反抗时，美国之音，这个在世界范围都有代表性的自由派媒体却是站在厂方一边，支持富士康让工人阴阳混住、通过不提供物资的方式逼迫密接人员“自愿上班”的行为，认为这是先进的共存策略。他们这样评价富士康工人：“他们既是清零之下的受害者，也是中共极端清零模式的践行者与捍卫者，在对疫情过度恐惧与清零的洗脑下，才会忍受不住富士康相对比较宽松并与国际接轨的防疫政策。”
一边说工人在“争取自由”，一边说工人在“捍卫清零”，看起来自由派内部在自相矛盾，但是哪边更能代表他们的真实立场呢？我们看到，“白纸革命”频道在最初诉求中丝毫没有提到工人，只是在现在，在他们发现了工人运动强大的力量时，才把“工人权益”作为“恢复社会生产秩序”的一部分，似乎这是一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秩序下自然解决的问题，似乎他们真的在为工人说话。而据美国之音所说，富士康厂内实行的“与国际接轨的防疫政策”正是符合生产秩序的，工人的斗争倒是对这种生产秩序的破坏！

“白纸抗议”的最初诉求

“白纸抗议”声称的阶段性成果（图片皆来自电报频道“白纸革命”）
白纸抗议的代表们，你们敢不敢说清楚，你们要恢复的是什么样的生产秩序，工人阶级在你们的生产秩序下处于什么地位？你们不敢，但凡要详细地从你们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场分析这件事，就不可能不得出美国之音那样的结论。在你们向往的“胡温时期”，工人的地位和现在没有两样，富士康工人连环跳楼事件便发生在那个时期，爆炸、矿难、尘肺、断指等工伤工亡也是一样地发生。你们鼓吹市场经济的好处，仿佛无论工人还是资本家都可以从自由市场中获益，这是天大的谎言！花言巧语是靠不住的，工人和资本家在阶级利益上有着你死我活的根本矛盾。今天你们要利用工人阶级，要把自己包装成全民的代表去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所以你们还能冠冕堂皇地说一说劳工权益，还能借富士康和中元汇吉药厂的斗争来为你们的政治目的加码。但自觉的工人会识破你们，就像识破富士康的套路那样简单，一旦你们自由派掌握了政权，坐上了今天官僚资产阶级的位置，当上了政府首脑、市长、警察局长，那你们替资本家镇压工人运动的时候，跟今天的专制政府不会有什么区别！
今天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突然讨好起了工人，这背后是时代的必然性。在中国还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时，也就是2008年以前，自由派并不是这个论调。
体制内的自由派，比如厉以宁，这个推动了股份制改革的北大教授，2002年依仗自己的专业地位提出了一种算法，据说该算法下中国的基尼系数（代表贫富差距，数值越小则贫富差距越小）小于0.2，为世界最低；他表示“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他也知道！），但事实就是中国不存在贫富分化问题，反而是缺乏贫富分化，必须拉大贫富差距，中国人才有勤奋工作的压力和动力，中国才能进步。也就是说要让我们工人更穷，才会更拼命地给老板和“国家”干活！这一点我们是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在我们“自愿”放弃休假和社保的时候，在我们被压着工资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穷”，我们被逼成了驯服的羔羊！如果无产阶级真能掌握自己的劳动，我们怎会这样摧残自己的身体？怎会容许资产阶级专家们心安理得地把我们当作“发展的代价”？
而体制外的自由派，和今天一样，他们也用工人权益问题来论证“体制之恶”，但却更加露骨地维护私人资产阶级。因“零八宪章”而被政府以煽动颠覆罪逮捕的自由派刘晓波，在那个矿难频发的年代做出一副仗义执言的样子批评政府安全监管不力、经济结构失调、市场制度畸形，但谈起事故中极尽剥削的矿主便开脱道：“逐利是所有资本家的本性，不能说逐利就是‘黑心’。”他抨击体制让私人资本家“缺乏财产安全感”，却不提最让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缺乏安全感的不是中特的国家机器——毕竟刘晓波本人在狱中还称赞起了监狱的管理，开始“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这些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真像过家家一样容易化解）——而是武装起来夺权的工人阶级！他也提倡罢工权，白纸抗议的自由派在这方面倒是一脉相承，他们都主张劳资双方阶级调和，形成“维权同盟”，但刘晓波却因工人革命的时代还未到来而敢说些心里话。他告诫政府要向私人资本让步，否则就是“为激进革命的突然燃烧准备干柴和火种”——这就是他要罢工权的真正目的：给工人一点权力，但不能太多，只要够让工人阶级帮他威慑政府就行！若是工人要组织起来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呢？刘晓波也早已给出了自由派的态度：“不能通过激烈要求这个政权的变革来改变整个社会”！
自由派，无论身处体制内外，和官僚资产阶级一样，向来是反革命的。但在资本主义陷入危机、无产阶级即将起来革命的今天，曾经鼓吹国企改制下岗、赞美资本家、鄙视工人的老自由派，必然越来越多地戴上面具，装扮成“代表工人利益”的新自由派——即“社会自由主义”，也就是伪装成社会主义、想让人民把他们当成“左翼”的自由派。在不远的将来，他们会想方设法混进群众运动中，就像他们通过白纸抗议混进解封运动中那样，向广大的受到剥削压迫的阶级兜售他们政治自由的诉求。白纸抗议刚刚过去时，便有自由派在电报频道“不羁的韭菜”上发表了对抗议者的建议，要他们“在口号上更多关注底层百姓”，一边鄙视底层、认为他们“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被洗脑”，一边要用“新青年的进步、鲁迅先生的批判、五四运动的青年文化、「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伪概念”向底层标榜自己的“正义性”，甚至要“从毛选中汲取斗争的口号”，企图更进一步地伪装起来，在无产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时候骗取工人的信任。而“白纸革命”频道也用“各阶级联合起来的情况下继续革命”这样的话术，消解阶级之间的矛盾，把自己塑造成彻底的革命的样子，鼓动革命群众为他们的政治自由流血牺牲，背后却打着坐收渔利的算盘。
无产阶级革命派从不做这种“全民代表”。我们非常明确，我们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与资产阶级有根本冲突。当无产阶级能被他们利用时，他们承认我们是人民，要领导我们去争取“自由民主”。当无产阶级阻碍他们的目的时，比如不愿意和病毒共存，或要向私人资本家斗争时，他们就开始说我们“没有见识”、“被洗脑”、“改不了穷人思维”，开始叫我们“愚民”或是“刁民”。当觉悟的无产阶级要推翻资本主义自己掌权时，他们就要说我们破坏自由摧毁文明，开始叫我们“暴民”！
无产阶级就是要破坏一切资产阶级老爷们的自由，就是要摧毁剥削雇佣劳动的、蛊惑人心的“文明”。在21世纪的中国，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只有一种：无产阶级专政！自由派政客们许诺的空话都是狗屁。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镇压一切剥削阶级，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他们在想方设法利用我们，而我们要争取利用他们，利用自由派和专制政府狗咬狗所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内幕作为素材，对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利用他们想用一切社会斗争来作为反政府筹码的野心，传播我们斗争的消息。但不要被他们利用了，不要被他们“政治自由”的旗号蛊惑，不要为我们敌人的阶级利益出力！要预见到，只要革命革到了他们头上，他们随时准备反咬一口，抹黑工人的斗争性和政治觉悟，抹黑代表工人阶级的派别和政党。
重申一遍：白纸抗议是资产阶级自由派领导的一场自由主义运动，运动的核心诉求是政治自由，“放开”则是附带的、用于掩护核心目的而吸引小资产阶级的诉求。运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内部矛盾，是中国政府（官僚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矛盾。
三、国内外资产阶级政府对白纸抗议的态度
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有着高度的、反动的政治自觉性，他们很清楚白纸抗议不同于其他解封斗争，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
中国政府自然是最先行动的。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他们立刻对参与者进行问话或审讯，搜捕核心组织者，抓捕行动持续了一个多月。相比起来，自发的富士康工人运动和市民解封运动中，仅有使用暴力的部分人被当场带走。
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希望从中国的“自由化”当中获利的欧美各国同样迅速做出了反应。12月1日，一个由40多名美国联邦参议员组成的两党小组致信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对参加“白纸革命”的和平抗议者进行任何暴力镇压。同一天，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时也向习近平提出了人权问题，重申“和平集会”的重要性。他们非常清楚，市民阶级自发的解封斗争重复多少次都不会改变中特的专制，只有白纸抗议符合他们的利益。
中国政府一手镇压，一手也在舆论上做出回应。先是习近平接见米歇尔时声称“抗议主体是学生”，原因是“对清零感到沮丧”——为了保住体面，他绝口不提白纸抗议中“政治自由”的诉求，也不提真正迫使政府决定放开的富士康工人和城中村半无产者斗争（注：首次发布的版本中，此处为有歧义的表述：“他绝口不提真正迫使政府决定放开的富士康工人和城中村半无产者斗争，以及白纸抗议中“政治自由”的诉求”。白纸抗议并不是“真正迫使政府决定放开”的原因。）。接着，在12月7日，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公开回应记者，白纸抗议是“颜色革命”，受外部反华势力利用，“这些反华势力总试图把游行推向政治化”。政府仅承认学生而不承认工人和市民的抗议，是因为他们不愿承认防疫政策的转变是为了镇压工人反抗而向私人资产阶级作出的让步和支援（注：首次发布的版本中，此处为“是因为他们不愿承认清零政策对经济和民生的影响，不愿承认“放开”是迫不得已做出的决定”，属于废话。），不愿让真正有力量的工人和半无产者（半无产者指广州城中村的散工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而对于意识形态上动摇统治根基但却毫无实际威胁、一受打击就退潮的白纸抗议，中特也就搬出了意识形态领域最常用的武器“境外势力”，甚至都不担心这种话语是否粗糙，反正官僚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在小资群众中各有国家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作为基本盘，双方谁也不会听信谁，谁也不能说服谁。
四、小资民主派是怎样歪曲事实、把自由派说成民主派，并要求工人为此当炮灰的？
富士康工人运动和市民解封运动、白纸抗议反映的是三种阶级利益，三者之间从起因、经过、结果都存在着差别，运动的方向、目标和性质都根本不同。自觉的资产阶级能看到这一点，但自由派为了本阶级的政治目的，为了利用无产阶级在深重压迫中迸发的怒火，他们费尽心思不让无产阶级看到这一点。而某些打着“左翼”旗号的人也开始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撒谎混淆视听了！
电报上，这样的代表性组织有“列宁道路”频道、“《今朝》：观天下风云”频道、“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群组（其刊物为《燎原月刊》。后文对此派别简称为“燎原”派）、“革命火炬”频道，等等。其中论述最详尽，同时反动立场最露骨的是为资产阶级自由派张目的“列宁道路”频道。在本文写作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今朝”频道发出了《如何评价2022年11月的民主运动？——回应《列宁道路》（五）》一文与之论战，“列宁道路”也在评价日本排海事件时进一步展现了国际帝国主义倾向，使得各派别在对待三场运动的态度上显露了更加清晰的面目。我们将逐个分析他们的混乱观点，并揭露这些错误是由怎样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1.运动的划分
纯正的自由派是拙劣的，他们对这些运动根本不作分析，只要是个群众运动就一股脑说成“反习”，捏造自己“得道多助”的假象。“列宁道路”却更精致：他们划分了运动中的自由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但仔细看看他们是怎么划分的！类似的混乱观点也存在于上述一切机会主义派别中，它有两个方面：
（1）把自发的市民解封运动和自觉的白纸抗议混为一谈，把代表资本家利益的白纸抗议美化成是“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尽管它“受到自由派影响”；
（2）不加区分地把反对共存的富士康工人胡乱归类到反封控的人群里，说专制政府放开防疫政策是工人和市民群众“民主斗争”的“斗争成果”，抹杀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诉求，掩盖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
第一个方面。“列宁道路”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11月下旬各地群众抗议的分析》一文中，说完“这场运动中存在群众自发的民主主义诉求和相对系统的自由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之后，便对自由派和民主派进行了含混的、错误的划分。据他们说，自由派包括“有钱有流量”的“海外爆料团队（如老灯，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等）”，“国内的秘密组织和动员网络”，“党内改革派”，至于被他们认为可以团结的所谓“有革命性的自由派左翼”，现在不知道划分在谁的身上。对小资民主派的描述更加含混：“这一轮群众运动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城市高学历年轻人和小市民，他们提出的反对官僚主义封控，要求解封，反对高价卖菜，反对官商勾结，反对官僚的不负责任，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呼声，掀起了这场运动继工人运动之后的又一次高潮，但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缺乏统一的诉求和口号，与工人相比缺乏力量，虽然引起舆论关注，但很快被镇压下去。”又总结说：“自由派有钱有流量，但缺乏群众基础……小资产阶级的斗争最有政治色彩，最有舆论影响力，但缺乏力量，警察一来，就无力反击”。既有政治色彩又有影响力、却缺乏力量的“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到底是市民解封运动，还是“白纸抗议”？在市民解封运动中，诉求和口号仅仅只有“解封”，冲卡的参与者都是自发的小资群众，根本不知道什么举白纸的“苏联笑话”和四通桥口号。而这一运动开始后警察几乎没有镇压，许多小区在市民冲破关卡后立刻解除了封控。真正“有政治色彩”又遭到了镇压的运动不是市民解封运动而是白纸抗议，它的参与者根本不是“小资民主派”而是自由派，不是民主主义运动而是自由主义运动！
“今朝”关于运动的划分更粗糙一些。他们将运动罗列了一遍，接着就开始称之为“这场运动”，仿佛只要在发生时间上接近就足够把这些运动归到一起。市民解封运动在他们这里也不见了，他们在《对当前疫情走势的认识和判断》一文里这样总结：“白纸运动+富士康工人斗争可以说构成了中国二十一世纪最大规模的一波群众运动”。
“列宁道路”把自由派的白纸抗议和小资市民的解封斗争模糊起来，便接着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由派事实上领导了这场运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这场运动中明显受到了自由派的影响”，依据是“在北京亮马桥，广州海珠广场，成都望平街和武汉汉正街等许多地方，小资产阶级群众都喊出了有鲜明彭立发痕迹的‘不要核酸要自由’的口号，自由派对群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列宁道路”在这里一句也没有提到白纸抗议，而是用地名、口号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来概括了这一运动。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忘记了这场运动最鲜明的特点（即：白纸所象征的政治自由），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白纸抗议”这一自由主义的运动包装得和市民解封斗争更像一点。“今朝”和“列宁道路”在这种混淆上是一致的，他们仅仅从这个意义上反驳“列宁道路”：“*资产阶级自由派并没有领导这些运动，这些运动缺乏行动纲领和具体计划，本质上处于没有领导者甚至组织者的境地*”。在他们看来，“白纸抗议”和市民解封运动同属于一场“自发的群众民主运动”。尽管这两个机会主义派别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且一致性远多于差异，我们仍要提醒读者注意他们的区别。这些就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不同利益导致的不同的特点**，本章第二部分会进一步说明。
无论是“列宁道路”还是“今朝”，他们都想以“‘白纸抗议’的参与者大多是小资产阶级”这个依据，来模糊它和解封运动的区别、谎称它为民主主义运动。且不论酒吧老板等“白纸抗议”的参与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就算大部分是小资，难道我们能从参与者的小资身份直接得出“这是小资民主派”的结论吗？小资产阶级是游移的，动摇的，割裂的，尽管有部分人面临着破产滑落到无产阶级中的风险，但仍有部分人依附于官僚资本、部分人依附于私人资本而能维持阶级地位，这决定了他们中必然产生相当部分的国家主义者和自由派，所以这种拿自觉分子的阶级出身来判断政治活动性质的论据是无力的。并且资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小，任何资产阶级政党，不论是法西斯党还是立宪自由党，其党员必然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不能因此就说这些党派代表小资产者利益。所以必须区分政治派别和政治纲领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其成员的阶级地位。希特勒是落榜美术生，后来成了纳粹党领袖，难道纳粹党就不是资产阶级政党了，反而代表小资群众利益？现在的中特党有一亿党员，中特党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难道这一亿党员大部分都是官僚资产阶级？
任何政党和政治派别内都能按自觉性进一步划分出层次来。自由派的最上层是自觉地从自由主义中获利、既有动力又有财力进行政治活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领袖（议员，党首等等），最下层是受自由派影响的被统治阶级群众（会投票给自由派的选民），他们在运动中可能跟着自己的实际利益走，不会稳定跟随自由派。在这两极之间，又有一系列自觉程度不同的自由派（例如立宪党的普通基层党员）。他们共有的特点就是思想的主要方面被自由主义占据。自由主义，即政治上要求三权分立、宪政民主、言论自由，经济上要求放宽政府限制、维护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
“白纸抗议”的参与者主要是自由派，而且是较自觉的那部分自由派，是能被自由派领袖动员起来参加实际行动的力量，而不是顾虑眼前利益、害怕镇压的那部分群众。一个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小资产者如果不懂得所谓“苏联笑话”和举白纸的含义，不知道四通桥彭载舟的口号，没有明确要求言论自由和习近平下台的政治意识，不知道亮马桥和海珠广场等抗议的具体时间地点，就根本不可能理解和参加这些地方的白纸抗议。但这种去政治化的状态却完全不妨碍这个典型的小资产者为了上班挣钱、买菜买药、聚餐旅游等要求而自发冲击所在小区的封控关卡，参加市民解封运动。
据了解，北京亮马桥抗议之前，一些自由派内部群组就发出了暗示，且在加密软件上有一些非常小的核心群组在发布号召，网上也有电子海报流传。这些背后的组织者、宣传者是最自觉的自由派，是未来政党领导层的雏形。接下来是运动中的抗议者，他们未必都是自由派的核心领导，但最起码也是自由派的“党员”，是可以接受指挥部署、能被自由派号召动员起来的力量。据自由派媒体的消息1，许多参与者是看到网上的消息后到场抗议的，很显然，不是所有受自由主义影响的人都会被动员到现场，应该把这些参与者视为其中的自觉部分。参与者和旁观者在专制政府那里也有不同的待遇，“警察把大约四十多个人围堵在中间、抗议者和支持者们被隔开”，“在人群的外围，有支持抗议者的声音，也有人在用粤语破口大骂，让抗议者‘收皮’，也就是闭嘴”。这些在警察包围圈里举白纸的人就是响应号召的自由派，而包围圈外面则既有随机看热闹的路人，也有专门来支持造势但没有进场举白纸的人，比如在广州海珠广场“陪朋友围观抗议”后一周被捕的杨紫荆（点心）就是自由主义女权/LGBT圈子的人，本身属于自由派的外围圈层。旁观者中的一般“支持者”和包围圈中的“抗议者”自觉程度不同，再往下，还有不敢围观、不敢去现场只敢在网上传播消息的人，还有什么都不敢做只敢心里想想的人。细致的划分是必要的，参与自由主义活动的被统治阶级群众是受欺骗去做违背阶级利益的事，死心塌地的自由派则是为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自觉追求自由主义。对不同层次的人要采取不同策略，但具体分析只能放在具体的人身上，而就整场白纸抗议来说，就其政治纲领、主张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来说，这就是自由派发起、领导并主要参与的自由主义运动。“列宁道路”和“今朝”直接把白纸抗议说成“民主斗争”，把自由派说成“小资群众”或“小资民主派”，把这场反动的运动说成进步的、应该得到无产阶级支持的运动，既是在洗白现实中的自由派，把自由派美化成民主派，也是在洗白概念上的民主派，通过要求工人支持民主派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小资产阶级中的自觉分子，其政治主张体现小资产阶级利益。小资产阶级利益有这样的特点：一方面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有私产、有上升希望，依靠资本主义秩序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能过着寄生性的生活，这就使他们要维护这种秩序，维护自己的私产和上升希望。另一方面，这种私产还不够大，客观经济规律使他们必然受到大资本的挤压、面临破产的可能，这就使他们要反对大资本的压迫。前一方面是与资产阶级一致的，昭示着他们要跟资产阶级走的必然性，后一方面才能体现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区别。民主主义正是这两方面在政治上的反映。由于他们的实际愿望是扭转客观经济规律、保卫中间等级免于分化破产，这种愿望注定是幻想。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小资民主派是自觉反动的，因为他们要么跟着资产阶级走，要么妄图违背客观规律、阻碍历史发展的进程。他们表面是小资群众的领袖，本质上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工具、中介和代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大部分情况下，自发的、无意识的小资群众只能跟随小资民主派，从而跟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要求我们区分自觉的小资民主派领袖和自发的小资群众，我们要争取小资群众的中立，但要批判乃至打击小资民主派的领袖——后者是实现前者的必要条件。
对于自发的小资群众来说，当他们要求政治自由时，实质是幻想在自由的条件下利用人数优势来反对大资本、争取有利于小资产阶级的改良，而不是为了自由本身，一旦认识到政治自由并不能带来平等，甚至会方便资本扩张从而加剧自己的破产，他们就会反对政治自由，尤其反对房产、金融之类大资本的自由——因为它们主要剥削小资产阶级。当他们转向国家主义，实质是幻想靠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保卫中间等级的利益，幻想大资本被收归国有、像“打土豪分田地”一样把房子和钱分给人民，等到这种幻想被打破，他们又要转到别处去了。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群众应持这样的态度：支持他们反抗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斗争，同时既指出民主主义的幻想必然破产，又不指望他们能够转到我们这边。因为只有当幻想和现实发生冲突，幻想才能被打破，而帝国主义中国里的现实就是，绝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往往只在这两者间发生变化：或是依附于自由资本，或是依附于官僚资本。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暂时免于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只能在两种幻想中游移，只有一条腿是无产者、另一条腿是小资的、常常要滑落到工人中去的半无产阶级，才能在现实的教育下出于他们“将来的利益”而打破这些民主主义的幻想、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成为我们的同盟。
“列宁道路”赋予自由主义口号以“进步的民主主义性质”，这从他们对彭立发许志永等人难以掩饰的同情中就可见一斑2，所以当同样的口号在“白纸抗议”这种群众性政治集会中响起时，将之解读为“民主主义运动”就十分符合他们一贯的立场。“今朝”的论断则天真无比，一厢情愿地认为“白纸抗议”虽然喊出了自由派的口号，但这“不代表完全认同该口号背后的思想”，自由派也没有“在组织上以某种方式与运动参与者结合起来”，所以“资产阶级自由派并没有领导这些运动”；照这种说法，今天遍布墙内网络的保皇派也不算一个自觉的派别了，毕竟他们不但表面上没有“组织上的结合”，更未必说得上来什么是民族主义，遑论“完全认同”！但我们很清楚，保皇派之所以能成为自觉的派别、统一意见和行动，靠的是相同的阶级利益（“白纸抗议”中的自由派也正是这样），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同的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仇恨（现在攻击革命派的各派机会主义者也是这样！）。判断一个运动的性质，关键在于运动实际上主张什么纲领、受什么思想支配、为什么阶级服务。白纸抗议的口号和行为艺术只能是主张自由派的纲领、受自由主义思想支配、服务于私人资本家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它实际上不能引起无产阶级和解封市民的同情，只能在自由派的关系网络中动员力量。“列宁道路”和“今朝”却说“白纸抗议”也是“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想要尽力引起无产阶级和市民群众对此的同情——小资民主派们就是这样充当资产阶级代理人的！
市民解封运动是自发的民主主义运动。自由派把“解封”这样的口号歪曲成对自由的追求，但仔细考察就能发现小资产阶级市民在解封运动中，有着和疫情之初嘲讽武汉F4抗疫不力、悼念李文亮等根本上一致的民主主义情绪。最能引起他们强烈情绪的并非抽象的政治自由，而是损害其个人利益的特权压迫现象，比如封城时利用特权离开疫区的官僚家属，物资紧缺时还能大吃大喝的公职人员，投机倒把发“瘟疫财”的关系户和黄牛，因为健康码异常而遭到区别对待、被医院拒收的孕妇和患者。对他们来说，“自由”没那么重要，只要专制政府能保障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经济地位，他们愿意配合政策，这种类似“等价交换”的平衡关系也是“清零”政策曾经能够维持的基础。而新的形势出现了，政府已无力处理急剧上升的确诊人数从而维持社会生产，甚至连像从前那样放弃偏远地区、收买大城市以维持稳定都做不到了，这一切构成了市民解封运动的基础——既然平衡已经打破，资产阶级政府不再能保证他们在“清零”之下免于破产，他们就必然反对这个政策了。
而“白纸抗议”是一场自发的群众运动吗？绝对不是！在北京亮马桥、广州海珠广场和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提出的种种政治口号，甚至包括红皮自由派们套用的毛语录，全都体现了对国家政权进行系统的自由主义改造的要求，而绝不是小资群众一时宣泄情绪要求改变局部政策的自发行为。“白纸抗议”的组织者，即对运动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一批人，就是自觉进行自由主义政治活动的自由派（也只有这样的人会在被捕后得到公开声援。外围的、无组织的参与者要么不会受到这么严重的打击，要么一直沉默无人声援，比如南京传媒学院第一个举白纸的人）。无论这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经济上究竟属于哪个阶级，无论他们推广“政治自由”时用了多少招数来伪装成“人民”，他们根本不是“列宁道路”捏造的“跟着自由派走的小资产阶级领袖”，或“今朝”捏造的“自发进行民主抗议的群众”。民主派总是想把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者，而自由派总是想把自己打扮成民主派，这早已不是新鲜事。可机会主义者看到这些离无产阶级千万里远的人物竟纡尊降贵地喊起了“民主”，就乐得像狗见了主人，摇着尾巴叫：“这是人民群众朴素的呼声！这是进步的民主诉求！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化！这是‘黑帮政府’的统治危机！”机会主义者的判断完全脱离现实。既脱离那些举白纸的人，不知道他们本就高度政治化、本就是以自由主义为追求的自由派，又脱离那些冲卡要求解封的小市民，不知道他们根本没有举白纸的政治自觉。“白纸抗议”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诉求是“政治自由”，是改变政治制度以符合自由资产阶级长远和根本利益的政治上的要求。而放开只是附带的次要的诉求，而且自由派提出放开也不是为了小市民的利益服务，而是为小市民的老板们的利益服务，即保障私人资本的周转和商品自由流通。自由派的口号是自觉的，他们提出“放开”却绝不满足于放开，这个口号和政治民主化、金融自由化、对国际资本开放、和国际接轨等一系列纲领是联系起来的，真正能实现这些利益的只有“政治自由”。而市民的解封诉求只是为了自己能照常上班和消费，只要本小区居民的封控解除了，他们就满足了。不同于因政治自觉而参加“白纸抗议”的自由派，解封运动中的小市民主要是受私人资本雇佣的白领和开店做小生意的小业主，白领害怕公司破产和失业，依赖私人资本家，感谢老板给他一口饭吃；小业主则依赖前者的消费。两种小资都依赖私人资本，他们表面上和私人资本站在了同一个战壕，但即便如此，也绝不意味着小市民就直接等于资本家。任何要把这两个运动混淆起来的做法，都是在帮自由派打掩护，事实上是在把自由派说成民主派、把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说成“人民群众”的利益。
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依附于私人资本，可以和资本家站到同一个战壕，但无产阶级不是，工人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更为尖锐且不可调和，而且私人资本往往处在这种阶级矛盾的第一线。现在我们就来说这种错误划分的第二个方面：自由派和所有机会主义的派别，不约而同地把富士康工人归类到反封控的人群里，说放开防疫是工人和市民群众“民主斗争”的“斗争成果”。
他们在这里集体装瞎，好像忘记了富士康工人提出的其实是“反对共存”而根本不是“反对清零”或者“解封”。难道他们真不知道这一点？绝对不是。就像自由派在“白纸抗议”还未出现时说富士康工人反抗是因为“对疫情过度恐惧与清零的洗脑”、在“白纸抗议”后又偷偷摸摸把工人斗争算进自己阵营一样，“列宁道路”虽然现在把富士康工人斗争称为“这一全国性民主运动的顶点”，但在《富士康工人的怒吼和革命左派的落后》一文（发布于11.24，正是“白纸抗议”前两天！）中也写道：“工人的恐慌心理当然不够科学，受到黑帮对疫情妖魔化宣传的影响”！真可惜，你们原本可以装作真不知道工人的诉求，或者玩一些文字游戏，比如：工人是在“反对工厂的防疫政策”，市民也是在反对防疫政策，而现在防疫政策确实改变了，所以这就是工人和市民的民主斗争成果。但是上述文章里的内容表明，你们非常清楚工人所愤怒的和市民所反对的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今朝”则声称“人民群众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换来解封，事实上是让小资产阶级市民和自由派代表了“人民群众”。放开也许算是市民解封运动的“斗争成果”，但决不是工人运动的“斗争成果”，工人的斗争诉求与它完全相反！
富士康工人的斗争和解封运动一样出于自发的经济动机，却因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不同利益而产生了不同的诉求：小资产阶级是为了自己免于破产、失业、滑落到无产阶级中而进行解封斗争，工人则是在“反对共存”的斗争中捍卫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就是自己仅有的“资产”——劳动能力。从事脑力劳动或半脑力技术劳动的机会主义者们永远都体会不到工人在感染新冠以后还要被迫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痛苦，感受不到因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绝望，不知道没有医保的工人有多害怕生病和高昂的治疗费用。在两个不同阶级中，同样是为经济利益进行的自发斗争，在“列宁道路”看来前者就是“进步的民主主义”，后者就是“受专制政府影响”！但在我们看来，根本的区别在于小资产阶级有着寄生性和受供养的地位，而工人没有。市民解封运动的斗争对象是政府，这是小资和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工人阶级却从不被允许走上他们的谈判桌。在大部分小资仍能出让一些利益换取政府庇护、从而使“清零”政策得以维持的时候，工人面临的是要么封在厂内，要么五天八小时、停工放假甚至失业、断粮。而新的疫情形势下，“停工清零”和“复工复产”的矛盾刚一开始激化，工人就率先体会到了“共存”的滋味——闭环生产下连基本生活物资保障都没有，在狭小恶劣的环境里“阴阳混住”，自生自灭，上海达丰厂甚至曝出工人死亡的传闻。最初的“大逃亡”是富士康工人无奈之下对“厂内共存”的消极反抗，在这之后，面对毫无改变的“厂内共存”和修改合同的问题，愤怒的工人开始了积极反抗。由于统治阶级在思想上也还占据着统治地位，工人自发关注到的只会是当下的经济上、人身安全上的利益，还想不到要推翻整个资产阶级政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彻底改变无权地位，于是工人的矛头首先对准了厂方。如《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所说，“不论是10月底冲破封锁步行返乡，还是11月23日的街头激战，支配着工人运动进程的决定性因素都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3
工人是在向厂方争取经济性的条件，这是一场自发运动，但决不是一个支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运动，工人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无法满足的要求。所有这三场运动表明，自由主义就能满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能满足小资产阶级，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满足工人阶级：只有革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命，生产活动才不再是为了资产阶级对利润的疯狂追求，而是为了给人民幸福生活创造物质条件；无产阶级掌管了工厂，有计划地调节经济，才能杜绝强迫带病上班、阴阳混住等等为了利润不顾工人健康的罪行；用革命手段剥夺资本家，实现公有制，由无产阶级掌握经济大权，社会主义政权就有能力承担隔离期间的饮食、医疗等公共支出，人民才能普遍住上宽敞卫生的房子、劳动环境和条件才能彻底改善；依靠自觉组织起来的劳动群众而非警察保安来防疫，隔离才不会变得像坐牢一样痛苦。发动群众科学防疫，消灭失业、饥饿和病痛，保障群众在隔离期间的生活来源和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用广泛安全的疫苗和药品战胜病毒……这些主张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不是空话。
在富士康工运中，我们看到的是最反动的专制政府向资本家让步，是民族主义向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让步。河南政府支持富士康工人和病毒共存，得到了自由派“美国之音”的认可和同情（所谓“相对比较宽松并与国际接轨的防疫政策”），按“列宁道路”的标准（“列宁道路”多次强调：“清零”是“前资本主义”的中国政府在限制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难道河南政府是偷偷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民主主义者，是“前资本主义”专制政府中的少数异类？真是无稽之谈。新冠疫情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发生的两件标志性事件最能体现专制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不是“前资本主义”！）：一是李文亮事件，武汉政府一开始就打算共存，根本没打算封控和防疫。为什么？为了旅游业和餐饮服务业，为了税收、GDP和政绩，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和自由贸易的秩序，为了“列宁道路”所追求的一切。二是富士康工运，郑州政府早就在让工人和病毒共存，原因也一样，为了富士康资本家的利益，为了iPhone能及时出货，抢占市场订单。而且恰恰是郑州/河南卫建委在公众号上发文说新冠疫情一点都不严重，是自限性疾病，自己就能好，为共存找借口和理由。在富士康斗争中，专制政府对工人的洗脑方向恰恰是支持共存，“列宁道路”却撒完全相反的谎！
补充说明一点，机会主义者称“工人反对清零”时，狡猾地利用了一个事实：广州城中村散工的解封斗争。以“列宁道路”为例：“海外自由派媒体宣称这场运动为‘白纸革命’，实际上忽视了之前广州海珠区城中村工人起义和富士康工人起义，把这场以工人运动为先导的群众运动包装成自由派运动，实际过程正是之前的工人运动的胜利给了其他地方群众极大的鼓舞，才有了从乌鲁木齐到全国的抗议运动”。在这里，他们把广州城中村的解封运动和富士康工人斗争混在一起，以“工人运动”这一概念强行把两件事归为一类。“列宁道路”和他们在这里反驳的自由派一样，把三场性质完全不同的运动捏造成了一场“反对清零”的运动。
我们说，广州城中村散工的斗争和市民解封斗争是同一类，和富士康工人斗争根本不同。首先制衣业小作坊的生产关系就与大工业不同，制衣散工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半无产者，他们的雇主多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小作坊主。他们与雇主的关系遗留着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双方的差距比大工业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更小、矛盾更缓和，也就必然在利益上有更多的重合。在广州城中村，制衣散工是跟着小作坊主即小资产阶级走的，尽管其斗争比小资市民的解封斗争激烈得多，但没有本质区别。散工有自主选择工作和安排工作的权利，不受严格制度的限制，计件算钱，“一个散工一天就得给600元，手脚快的能给更高”4，较高的收入和积蓄、较灵活的工作和休息时间，意味着感染后可以更自由地治疗和休息，所以封控导致的雇主破产是他们最大的问题。但富士康工人甚至没有和雇主“共患难”的可能，且不说他们在经济条件和时间自由度上与散工们的区别，资产阶级更是宁可让工人全部感染也要稳住富士康的生产活动。在广州城中村，雇主与散工之间发生的是阶级合作，他们出于共同利益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封控；而在富士康，雇主与工人之间发生的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这些机会主义者妄想回避的事实。
而以上一切荒谬的运动划分，就是他们妄图把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说成工人阶级利益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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