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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总有变少的一天，我们怎么才能不那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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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了基本安居乐业的生活保障之后，人们会不会还继续“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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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第17期

文 / 书航 2021.5.12

总而言之，中国人口还是在增长的。但就连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也认同，人口总量总有开始下降的一天。

“我国人口今后会达到峰值，但具体时间现在看还有不确定性，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总量会保持在 14 亿人以上。”

趋势就在那里，判断早到还是晚到并不重要。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人口变少是否必然减轻了人均的竞争压力，从而能帮助仍在劳动力市场的我们改善自身境遇，生活越过越好呢？

恐怕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边人们在拼命担心劳动人口总数下降，另一边还是在拼命“内卷”，随意丢弃 35 岁以上的大龄劳动力，同时 996 也愈演愈烈。

本文想：

  • 梳理一下在本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之前，历年专家对中国人口峰值的时间预测记录；
  • 探讨是什么造成了劳动力、新增人口数量减少，和我们直观感受竞争压力增大之间的矛盾；
  • 以及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看如何能促进存量人口的消费，继续拉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人口峰值：2030 年到还是 2025 年到？

4 月 27 日，英国《金融时报》预测，本次推迟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将显示中国人口总数自 1949 年至今的第一次下降。29 日，国统局发布短消息辟谣：“据了解，2020 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

直到 12 日正式公布普查结果前，美国人口增速跌至大萧条后低谷，日本少子化进程加速、韩国总和生育率全球垫底等消息批量见诸国内媒体，似乎我们从未如此认真地关心过世界各国的人口趋势。当然，这也跟去今两年是全球人口普查“大年”有关。

那么，人口峰值终有时，到底是在哪一年到来呢？社长翻查资料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专家对中国人口峰值到来的时间预测越来越往前推。

2017 年初，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中国总人口将在 2030 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持续下降。《规划》同时预测 2020 年全国总人口 14.2 亿人左右，2030 年 14.5 亿人左右。

2019 年 6 月，《2035 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与路径》课题组预测，到 2028 年前后出现人口总量峰值约 14.3 亿人，2050 年人口总量将下降至 13.5 亿人左右。

2021 年 3 月 22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1 年会”上预测，2025 年中国人口总量或将达到峰值，以后就是负增长。

这里对 2020 年中国总人口，以及未来的峰值预测，其数值差异是相当巨大的。不论 14.2 或 14.3 亿，跟实际的 14.1 亿相比，每一个小数点都意味着 1000 万人的差异。换言之，它们只能做到定性的路线预判，不可能做到定量的精准预言，也给未来万一预测失准留出了足够的容错空间。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总量会保持在 14 亿人以上”更是将模糊做到了极致，都没敢说“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其实很多人已经能意识到，趋势就在那里，判断早到还是晚到并不重要。

中国已经列出 2030 年碳达峰的承诺，这基本相当于中国人口总量到达峰值的拐点，也相当于如果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保持年均 5.5% 左右的增长，则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的时间点。到那时，以人均计算的各项指标都有望迎来很大的提升，为 2035 年迈进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做好准备。

担心人少 vs 中年失业和 996

那么，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我们距离“吃牛排住大房子”的更美好的未来还有多远？人口变少是否必然减轻了人均的竞争压力，从而能帮助仍在劳动力市场的我们改善自身境遇，生活越过越好呢？

我们直观感受到的恐怕没有那么美妙。

一边人们在拼命担心劳动人口总数下降，到了要讨论延迟退休的程度；另一边还是在拼命“内卷”，随意丢弃 35 岁以上的大龄劳动力，同时 996 也愈演愈烈，搞得“资本家”居然又变成了眼下的热词。

根据本次人口普查结果：

“我国 16-59 岁劳动年龄人口为 8.8 亿人，劳动力人口资源仍然充沛。我国人口平均年龄通过这次普查了解到是 38.8 岁。总的看，依然年富力强。美国最近公布了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平均年龄是 38 岁，和我国的水平差不多。”

这与我们很多人的直觉相违背。

社长认为，国内劳动力的缺乏可能在多个维度上都是相对的、结构性的，而不是绝对的、普遍的。例如：

（1）第一个维度：脏活累活没人干，坐办公室的排长队。

季节性缺乏农民工、体力劳动者，持续性缺乏高技术工人；而本科输出的一般脑力劳动者过剩。

“农民工”群体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未来几年可能还会有源源不断的供给，直到“用完”脱贫攻坚这一波释放出来的年轻劳动力。与此同时进行的，则是低端制造业从中国大陆向外迁移，导致体力劳动机会的相对减少。

当年发达国家转型升级的时候，为啥没有把制造业留给本国穷人呢？因为产业转移时寻找的落脚点，必然是存在着更大量的极端贫困人口。而在上面那群教育良好，拿工资又低，又“不用工会”的“模范工人”，是从底下这群人当中掐尖选上来的，如此才能做到“物美价廉”。

所以不是说中国沿海城市的平均工资上去，“低人权优势”不能持续了，就想象着流出的低端制造业产能，一定由中国国内的欠发达地区直接承接。已经逐步站在产业链上游的中国企业，也应该，而且已经在海外更有潜力的地方部署生产线。

（2）第二个维度：技术、理念更新速度快，但你没体现出不可替代性。

某种技能不能吃一辈子，要终身学习；而 35 岁以后的学习能力可能下降，靠经验更多。

比如程序员、前端的技术栈最近 10 年来就换来换去，最早移动互联网初起，淘汰掉一大批只会 Java 开发的；后来又让一大批 Flash 开发人员转行。虽然不同的编程语言之间也许是“万变不离其宗”，但每一次切换都需要学习成本，新毕业的同学轻装上阵直接开始学，过去你精通的技术只会成为负担。

我们身边也有一些越有经验就越吃香的专业，最典型的是医生、律师，还有教师。他们有些在公办体系，有些在私营机构，但都体现出同样的特点，随经验增长，其不可替代性也在增长。

以前，因为大量工序都依靠人工实现，先不说各种最后结局是下岗的先进工人了，就说北京市百货大楼的张秉贵，当年练就的绝活是什么？——买糖果“一抓准”，要几斤几两给几斤几两；算账“一口清”，堪称人肉计算器。但是现在，整个称重台和结账环节全都由机器取代。

对消费者而言，这是好事，因为避免了人类操作者因个人情绪、身体问题而出现服务质量的落差，也减少了争议纠纷，还有利于社恐患者的生活。但所有练出好手艺的称重员、售货员都会哭。

今后看来，靠经验才能胜任的工作应该是越来越少的才对，这才体现出社会的进步。但对于其中的从业者来说，这将是残酷的。

（3）第三个维度：企业为节约成本故意不用适合的人才，而是用“性价比”最高的人。

即使在同样的体力劳动者领域，大量工人蜂拥挤往快递外卖，即使我们再怎么说“困在系统里”那也是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无病呻吟，人家还觉得比扛麻袋搬砖强多了，也没有明火执仗的克扣工钱。而长期奔走于城市之间也不会像流水线工人那么单调乏味。

有趣的是，就算这么多体力工人从建筑业、制造业被吸走，那边的总体工资待遇水平还是没太大改观，就那么耗着。耗一阵子以后，用工需求又能陆续得到匹配。

虽然今年才宣布消除绝对贫困，但脱贫作为一个持续的过程，之前几年一直都在向外释放各个层级的劳动人口。8 年精准扶贫一共解放出 1 亿绝对贫困人口，他们当中的一大部分已经陆陆续续地进入进城通道。

实际上，最贫困的一批人或就地，或转移安置，总归是要在一两代人之内完成向县城、省城的迁移的。而现在就在县城、省城的人的上一代，已经完成了这个迁移过程，他们的使命是进一步向更大的城市集中。至于净流出人口的地方，最终就会收缩乃至消亡。

在白领行业也是类似，老板宁可车轮一样不断换人，也不愿意稍微多加点工资留住培养好的老员工。新老员工工资倒挂是常事。更不用说被人蔑称之所谓“奋斗 * ”用一己之力压低了劳方这边的用人成本，给其他劳动者带来了麻烦。

只有我们发掘出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才有可能在职务供求市场上，为自己寻求到更好的价格。相对的，用人单位一定是想办法消灭员工的不可替代性。

如同本社上一篇讲字节的稿子里提到的，一旦有什么拔尖员工，企业最佳方案是把他积累的先进经验总结下来，编成内部文档，乃至成为一个流程化的工具，任何人都可以上手。当人的能力变成了工具的能力，就像上面第（2）点提到的一样，你的不可替代性消失了。

这也是为了给企业的长远发展扫除暗礁。毕竟极端的例子像如涵，只有张大奕一个顶流撑着，旗下其它网红资源愣是没造起来。这对于有关键技能的劳动者而言当然是最大利好，但对企业方面就不能接受。

综合来看，劳动力的缺口是相对的、结构性的。我们这些人，不幸大多属于扎堆培养的坐办公室的白领、年岁渐长学习能力下降、专业不要求多年经验、可替代性强、缺乏议价能力的这一群，未来人口再少也是“与你无关”。

“我的要求不算高”：通往属于我们的美好生活

《纽约客》那期著名的封面上，机器人走过繁华的都市，给路面上沿街乞讨的智人扔下几个铜板。35 岁以后，很多人离开自己前半生熟悉的工作岗位，重新开始认识生活的另一张面孔。

AI 时代，假设机器人代替人力可以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提供宾至如归的服务，那么大量不事劳动的闲散人员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讲句不好听的，人道毁灭了我们这些废物，地球也是照样转的？

确实，当人不构成生产力的时候，他们不像一个世纪以前的工人阶级那样具备议价权，也不具备“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正义性。

但人依然构成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之所以让其它理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捏着鼻子”也得与之和平交往，正是因为这里仍然是全球最好的——至少是“最不坏”的消费市场。

人们会担心社会财富过于集中，少数富人的购买力是有限的，撑死也买不了多少东西。而大部分穷人的消费需求则被压抑。在我国，消费一直是三驾马车中比较指望不上的那部分。

要想刺激国内存量人群的消费，有什么好办法？

（1）从根本上解决年轻人买房定居、子女教育的大件消费问题，让他们有足够的钱，积攒的消费欲望自然随之释放。

针对未来新产生的职位将远少于消灭的职位，导致大多数人无所事事这点，有很多人提出 UBI（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概念，美国的杨安泽也曾以此为政纲参加过总统选举。

虽然 UBI 并未在主要经济体成气候，但疫情期间部分发达国家发救济，人们为了拿到更多救济选择“故意失业”都可以看作变种的 UBI。

携程梁建章说，经过他的测算，一个新生儿对国家的贡献可能是几百万元，所以建议每生一个孩子国家给补贴 100 万元。这钱肯定不知道谁出合适。

但是如果让各个层级的人都有个兜底方案，可以就地解决房子和教育两大关切，那么这一套操作下来的总成本，可能跟每个孩子补贴 100 万实际上相差不多。实际“买单”的则是之前在户籍短缺下投机获益的所有人，比如“学区房”投资者等。

这种兜底方案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消灭户籍制度。具体讲，则是让每个长住在某城市的家庭都可以拥有稳定的住房，包括有资格买且有希望买到房，或者“租购同权”；同时让孩子在当地接受教育，参加当地高考。

如果特大城市将流动人口都算入常住人口内，完全消灭户籍的那点分别，现有常住人口肯定会感觉到资源被挤占，特别是学校学位。解决方案当然是按需新建学校等资源。如果北京为新落户的几百万人新建几百所学校，那么肯定有茫茫多的人排长队，等着应聘其中各种职位——又拉动一波就业。

作为兜底方案，只应该保证你在居住地有地方住，孩子有学上，而不能保证住到多好的小区，孩子上多好的学校，高考考多少分。因为后者涉及到与他人的对比。

很多中国人到了有基本生活保障的西方发达国家，也算是到了梦中的乐土了，但却不满足于过基本有保障的生活，而是拼命继续做人上人，继续鸡娃，连带着让当地的竞争压力也上升。

这就是因为他们属于一定要过的比别人好的那一拨人。但是以往可能只有他们才移得了民，因而形成了“自证预言”。实际上国内不见得就很少那些知足常乐，能好好活就不卷的人，至少网上你看到很多人都在考虑怎样跳出内卷循环。但这些躺平的人肯定比不过卷的，最终能到出国这一步的就更少。

所以对于在提供了基本安居乐业的生活保障之后，会不会还继续卷下去这个问题，社长是持有谨慎乐观态度的。阻挡人们安乐地把余钱都拿去消费升级的最大因素，还不是因为买房和子女上学？

在有足够钱的情况下，消费时代会是不可逆转的，尝过滋味的人是回不去的。也许到中国成为一个完整的消费社会之后，会有人回忆当前历史时，将刺激消费作为如计划生育一样“短期非常有必要，长期后遗症难解”的一种政策看待。

（2）单身“宅”经济有其亮点，但不应过分夸大。一个坚实的，由亲子结构组成的家庭依然是支撑消费的中坚力量。

现在很多人实际上是“非自愿单身”，寻觅很久都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干脆开始给单身建立合法性。“一人食”这种适合单身群体的消费方式也大行其道。

但是单身引发的有些冲动消费是年龄限定的，年轻人喜欢体验，老了不爱折腾。所以到岁数增加的时候，该有的都有了，尝鲜的心思其实是越来越少的。或者，如果收入临时下降，那么一人消费也可以躺平，具备很大的弹性。

这时候如果有个家庭，那么绝大部分的需求都是刚性的，买菜做饭一定是 3-4 人份，不能偷工减料。而且就算家庭条件不好的，花在孩子身上的钱也可以很惊人，“再苦不能苦孩子”。

家庭也可以兼得冲动消费，特别是在旅游情境下，一个家庭可以支出的金额一般高于把这个家庭拆开，每个人单独旅行消费的金额。说人话就是，你自己出去浪，找个青年旅舍床位凑合凑合得了，但是一家人就一定要在酒店订房。以家庭为单位可以消费一个人无法单独消费的大宗项目，例如度假区套票和更大的酒店房间。

社长看到微博也好，知乎也罢，各种地方都弥漫着一种“老子就是不结婚”的风气，“离婚冷静期”、家庭暴力等婚姻生活不幸的一面被放大，不断在恐婚一族当中引发共鸣。这是对当前社会从文化和制度层面掀起的“逼婚”压力的一种反制。社会绝不应该以逼迫的方式强制实现某个哪怕看起来很美好的目标，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但社长相信，大多数现在还不敢相信爱情的人，一定都在心里存着一份对美好的暗中期待，一定不会拒绝天作之合引发的缘分。只是，要想天长地久又彼此相爱实在是太小概率的事情了，原理很简单：遇到一个三观一致、趣味相投的人是小概率事件，两人加起来都有经济能力养活这个家是另一个小概率事件，这两点是维持婚姻的两大要素，需要同时满足，其概率就是小概率事件 x 小概率事件，微乎其微。

国家和社会不能操控我们的脑子去匹配三观，但可以做到的是减轻养家的压力，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就业公平、发放补贴、保险、救济、援助等一系列手段让“贫贱夫妻”不再“百事哀”，就可以增加成就人间良缘的概率。

（3）养老可能是一种消费驱动力，但是一种严重“偏科”的驱动力。

本次人口普查发布会上提到：

人口老龄化从挑战方面看，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同时也要看到人口老龄化促进了“银发经济”发展，扩大了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还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这都带来一些新的机遇。

社长用比较直白的语气来说，人口老龄化的所谓“机遇”之细微，根本无法与它带来的挑战相提并论，甚至可以理解为只是为了满足“凡事必有正反两方面”的“辩证法”思维而提出的。还不如后面这句更有意义：

在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

“低龄老年人”概念是首次在人口普查及相关统计工作中提出的，毫无疑问意味着延迟退休会在不远的将来降临。但我们打工人倒又不必刻舟求剑，想着到时候是以现在 996、007 的工作强度去继续工作到六七十岁。

实际上，如果能严格执行八小时工作制和足够的休假，保持规律作息，允许一定程度异地、远程工作，这样的工作前景与我们向往的“退休”生活也无异，而且避免了突然退休引发的空虚和孤独，继续体现出人生的意义感。

延迟退休的劳动者的消费，跟退休之前一脉相承，也是要继续赚钱养家，仍是在（2）部分提到的刚性需求。这个时候我们终于开始买很贵的玩具，满足自己的爱好，开始烧钱，也是跟年轻时候一脉相承。但所谓“银发经济”则与此无关，是另外一个领域。以退休作为一个分界点，人作为消费者的价值在此前后截然不同。

我们知道的“银发经济”包括医疗——门诊、住院、临终关怀；养老——居家、社区、专门院所；产品——衣食住行各方面的“老人定制”。哦，或许还应该算上身后事——墓地、骨灰盒和葬礼。

到这里你就能看出问题了。殡葬行业现在不是完全商业化的，以免出现不人道的“死不起”现象，偶尔有个天价骨灰盒之类的也是一通口诛笔伐。而老人的医疗、养老和定制产品，当然也没有一项是可以 100% 商业化的，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公益性、普惠性在里面。

要说最“银发经济”的恐怕是各种挖空心思骗老人钱的保健品了，但我们为什么说那是“骗老人钱”，而并不说实际价值远不如标价的盲盒什么的是“骗小孩钱”？——或者，就算是“骗小孩钱”也不至于到被批不道德的程度？老人说我吃个实际上就是淀粉的胶囊，不是一定为了治病，就是喜欢听那个销售员亲热的喊我叔叔阿姨，跟我谈天说地。做子女的真的心甘情愿吗？

抛开老人身体机能下降，消费大量消费品的能力下降——比如老眼昏花，很难再购买图书影音作品；告别了绝大部分的加工食品；更别提旅游了——之外，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本身就很难撑起足够大的市场，肯定不如劳动力阶段的人们消费能力强。所以当无劳动能力的老人总数大于劳动人口的时候，肯定对社会而言是一个“净亏损”的状态。

未雨绸缪，我们当然要让大家以更抗风险的家庭形式组织起来，而不是停留在无依无靠的原子状态，也就是（2）提到的内容，这也可以促进社会和谐，“有恒产者有恒心”，大家少一点戾气。而要实现（2）的家庭化就要靠（1），从根本上落实社会兜底保障，让人有安全感，有获得感。

道理都是很简单的道理，大家也都向往了很久。作为我们普通人，竭尽全力地好好生活是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全部，而我们这么拼只是因为房和教育的保障还没到位，不敢落后。

2014 年央视春晚上黄渤唱的那首歌《我的要求不算高》，其实代表的就是我们真实的心声——跟老婆住八十平米的小窝；孩子能顺利上大学，毕业有工作；每天上下班畅通，天天去户外做运动；能挣钱还有时间，去国内外旅游；“贷款十年就能还清”；养老生病“有政府来买单”，等等。

在这些需求差不多都满足了以后，社会现在弥漫的戾气应该也会消减很多，人们的竞争意识，或曰内斗意识也没那么强，就可以“人们的关系很友善，陌生人点头都是笑脸”，社会相对公平。希望这些在不远的将来都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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