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挺巴运动，一次关注抽象的人的互联网动员 | 人权行动 014
视频原文稿
2024美国高校占领校园支持巴勒斯坦抗议行动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目前事态已经进入比较平缓阶段。作为一个关注社会行动，谈论具体行动方法的频道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阶段性总结时机。很多中文媒体从左翼思想脉络、美国及世界的政治局势、人道主义侃侃而谈，而我们会提供另一个思考视角：从此次行动来看，一个社会运动它的目的到底应该是什么？社会运动作为极具煽动性的活动，它在社会变革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次美国高校抗议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叫做对历史的传承。我们知道在文化领域，如果你用了前人所用过的符号或形象，我们从情感上可以叫做致敬；在当代艺术创作手法里可以叫做挪用。而这次的高校抗议充满了这样情况，许多人都会表示，历史上某某著名运动给了我们启发，包括1968年反越战运动、1980年代南非撤资运动。
正好这些社会运动我们还没来得及讲，就让我们根据学生们提供的线索，一起看看这些大名鼎鼎的社会运动，来审视一下此次美国高校挺巴抗议活动。
大家好，这里是行动行动，我是凤凰。这条视频开始，我们会采用“去中心化游击推送”，在不同粉丝的账号上发送行动行动内容。如果你想看到过往所有内容，请在下水管道搜索我们；如果你也愿意参与游击推送，欢迎联系我们，谢谢。
首先，还是快速讲一下，这次运动爆发到底怎么回事，如果你非常了解，可以跳过这段。
从哈马斯去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之后，美国社会就陆续进行着抗议活动。今年4月来到高潮。起因是，哈佛大学和宾州大学校长去年底在国会接受质询，认为他们对校内亲巴抗议中的言论涉及反犹打击不力，两位校长先后辞职。今年4月17日上午，哥伦比亚大学校长Minouche Shafik在国会众议院接受质询，表示会打击校内的反犹抗议活动，还会开除一位挺巴的教授。
视频
亲巴勒斯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认为校长在国会接受质询的回答，没有保护学生的言论自由和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在同一天，在大学校园内建立了约 50 个帐篷的营地，称之为加沙团结营。抗议在随后几天烧到了全美40个高校。Shafik也很快就授权纽约市警察局进入哥大校园开始大规模逮捕，营地被拆，次日学生建立第二个营地。
4月30日凌晨，抗议学生占领汉密尔顿教学楼。晚上9点左右，纽约警察进入校园，使用闪光手榴弹冲破大楼，最终109多名抗议者被捕。这是哥大1968年反越战示威以来首次允许警方镇压校园抗议活动。
截止五月初，美国4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有学生抗议活动，近140个校园出现了占领、罢工或静坐；全球超过25个国家发生抗议活动。在美国，约60个学校的3000名抗议者被捕，包括教职人员。
下面我们进入正题。
一、1968年反越战运动
首先来到1968年，那是近代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份之一，看一下哥大发生了什么。
19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在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总统治下，大幅提升对越南的军事规模，64年-68年间，共征召125万名男子入伍。1967年3月初，哥伦比亚大学SDS学生团体成员在国际法图书馆发现了一个机密文件，记载了哥伦比亚大学与美国国防部附属武器研究智库IDA的秘密合作关系。他们认为哥大间接地卷入了越战之中。
除此之外，还有个事件。我们之前频道讲过一期奥运人权行动，黑人运动员在墨西哥城奥运会抗议国内的种族不公问题，那也是在1968年。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准备花费1160万修建一个新的体育场，地址位于纽约市的Harlem地区，这是一个著名黑人街区。当时哥大建体育馆驱逐了七千多名社区居民，其中85％是非洲裔美国人或者波多黎各人。而且体育馆设计还计划有俩入口，一个为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工使用，另一个为Harlem区的社区居民使用，并且还有不同的使用范畴，这种区分使用被认为是种族隔离的象征。体育馆被反对者称为Gym Crow，谐音Jim Crow Law，这是美国19-20世纪种族隔离法律的名称，是对非裔美国人的贬低。
所以在哥大这两个背景下，两个主要学生组织，SDS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这个组织主要针对学校和越战的瓜葛，以及SAS Society of Afro-American Students主张黑人平权，3月27日发起了第一波抗议。抗议期间，学生们占领了五栋楼，也包括汉密尔顿教学楼，并用各种器具封堵入口。4.30，警察进场，暴力驱逐学生。
这是一个大概的情况。下面我们说所谓的相似点和区别在什么地方。
很多人都认为这次学运和1968年相似的主要原因就是，哥大发起，时间点相似，占领了汉密尔顿大楼，警察进场暴力驱逐。我们从后往前推看区别。
先说暴力机器的规模。这次纽约警察局派出数百名警力，具体数字没有报道，第一次被抓109人，校内外参与者300人被捕，其中3人受伤。1968年，纽约警察出动1000人，最终712个人被捕，130位学生和教职工受伤。这完全是两个规模的暴力镇压，当然参与学生数量也不一样，1968年1000人左右，今年数百人。这只是哥大的情况，后面我们会说全国范围。
再说学生抗议方式。这次的学生普遍还是非暴力抗议，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合适的抗议方式，而1968年其实是暴力抗议。
首先口号暴力，他们骂警察猪，还有一个著名口号up against the wall, motherfucker, this is a stick up! 这句话是双关，出自我们之前讲暴力抗议Black Bloc时提到过的一个68年艺术团体Black Mask，后来他们演变成一个叫做up against the wall motherfucker情景主义团体，意思是靠墙站的混蛋们。这句话一般是警察抓黑人时会这么喊，stick up有打劫、威胁的含义。而另一层是抗议者反向指向警察的，翻译中文就是“背水一战，草泥马，这是打劫”，表达反抗、不畏暴力机器。如果你在一些抗议活动里看到UAW/MF这样的标志，就是这个口号的缩写。
然后是抗议手段暴力。学生们朝警察扔石头反击；烧了一位教授一生的研究资料；还烧了一栋大楼，消防员来的时候还把水管给切断了；他们占领了包括汉密尔顿大楼在内的五个楼，还包括校长办公室，而这次是一个楼仅占了一个晚上；还有一个学生从二楼楼顶跳下来到一个34岁的警察背上，这位警察脊椎受伤终身残疾。
所以要比对不能仅比对符号，抗议活动不是艺术创作，我们讲过很多艺术行动，里面都有符号象征，但社会行动不是符号挪用。
暴力规模在社会运动中是会带来质的区别的，不能因为符号层面相似就把自己的行动和历史对标。所有的警察镇压都会使用警棍盾牌，所有的抗议者都或多或少有反抗行为，有人受伤。但出动了什么装备、调动人数等等会构成更大区别，这也是我在太阳花学运里提到的，台湾太阳花和8964虽然都是暴力机器镇压，但有人作相互对比，这是不合适的。
好，我们再看一下行动演变。此次的社会运动，真正开始被大量关注的，应该是去年哈马斯10月7日袭击，以色列开始反击之后，陆陆续续全美不断有大大小小的抗议。但1968年的哥大学生抗议，是美国乃至全球整个六七十年代抗议的一个集中爆发，继承前又启后。
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主要是针对种族隔离和反越战，包括早期的非暴力行动，1960年黑人学生静坐隔离区抗议、1963年马丁路德金i have a dream演讲。慢慢演开始有暴力事件，64年5月纽约12名男子公开焚烧征兵卡，7月Harlem暴乱警察射杀黑人青年、ucla学生静坐示威、64-65年UCB抗议言论自由，64和65年美国还分别通过了民权法案和选举权法案，都是针对改善种族权利的。
除此以外，那二三十年还包括了女性权利、教育体制改革、工作制度、反对资本主义、环境保护、非洲裔和亚裔、工人权利等等问题。同一年，全球其他国家还有法国五月风暴、北爱尔兰动乱、墨西哥城大屠杀、巴西反军事独裁游击战等等。它是一整套左翼思想的崛起过程，对世界秩序、社会正义、组织结构、道德共识的推翻，从工人、到教师，从学生、到神职人员，全社会全世界都在参与各种社会运动。他们虽然目的诉求都不一样，但他们用了漫长的时间，去催生出那时候不同议题间，同构的目标，那就是对权利机器的反思，对政府机制的不信任。而这次呢，有同构的目标么？没有。有足够的共识吗？没有。就连此次运动作为一个单个事件的巴以问题，都没有统一的共识。巴以问题应该支持谁？社会共同的敌人是什么？即便是这次挺巴抗议组织一个营地的内部，都没有相同的声音，有些说是停止轰炸，有些说停战，有些说终结以色列国家。更不用提今天的社交媒体下，除了把舆论一再撕裂以外，还能有什么机会凝聚集结这种共识。
2023年盖洛普的调查显示，支持以色列的民主党38%，支持巴勒斯坦的50%；共和党人78%支持以色列，11%支持巴勒斯坦。2023年11月到2024年3月的盖洛普调查美国人对以色列加沙行动的支持度，确实在下降，从50%到36%，似乎是个好兆头。但数据上的共识有没有凝结在学生们的有效行动诉求里？之后我们会讲到。
有些参与占领校园的中国学生，感慨五四精神在美国出现，这种比喻不仅神不似，连刚才提到的符号形相似都没有。在1968年，学生即便是使用非暴力抗议，但如果行动失败，等待他们的也是暴力。他们必须抗争，因为他们会真的被学校驱逐后征兵去到越南战场，那时候越战每天有100-200个人死亡，包括越南平民和军人。此次抗议，绝大部分是本科美国学生，研究生以上的外国留学生都不大敢参与，因为害怕被抓后驱逐出境。今天的抗议者和当年的抗议者可以失去的代价是完全不同的，参与强度、意愿自然也不一样。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相似之处是大选年。因为1968年全社会的动荡，总统林登·约翰逊宣布不再竞选连任，美国人也对左翼领袖的主导有所怀疑，于是共和党人尼克松当选。即便后来水门事件在四年后大选前爆出，尼克松依旧可以连任。当时他有一个竞选口号叫Law and Order，就是要用法律秩序的意识形态来镇压各种民权运动思想，要让混乱的美国停下，是不是很像今天川普指责拜登的说辞？为进场的警察拍手叫好。并且1968年之后的16年都是共和党人治理美国，包括保守派里根登。可以说1968年塑造了美国后来的政治格局。从这点题外话来看，今天抗议的学生不断对拜登的嘲讽和宣传，能换来的川普上任后的盛世和谐么？这是目光短浅帮倒忙？还是维护伸张正义？
还有个插曲我们讲美国大选初选节目的时候说过，林登约翰逊宣布不再连任后，1968年民主党候选人保送了Hubert Humfrey参与总统竞选，而他并不是美国民主党选民中呼声最高的，却被民主党内部推选出去，最后输给尼克松，引发民主党内部初选制度改革。又是一次1968年为未来政治带来的变革。
最后我们说一个2024与1968在形式上不太相似的地方，但是能体现出社会进步的表现，作为第一个比对的收尾。1968年的学运，主要是由白人和黑人学生主导，个别拉丁人；但今年的社会运动有很多不同种族的年轻人站出来发声。
二、1970-80年代南非撤资运动
这次运动学生们有一个重要的诉求，那就是撤资。不同高校抗议学生们的具体撤资诉求略有区别，但总体来说，就是要求大学要把自己在以色列相关的资金给撤走，以经济制裁的方式，给以色列政府施压。撤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大学在以色列的直接投资，或者是对在以色列有投资或者有业务的美国的公司或基金投资而产生的间接投资。
这个主张对标的是1980年代著名的反南非种族隔离运动，哥大学生也曾在70年代末80年代绝食抗议，撤资诉求里包括比如撤资可口可乐，因为他们在南非有生意。
南非种族隔离Apartheid，是指1948年至1994年间南非实行的一种种族隔离制度，目的是通过立法和政策将不同种族群体严格分开，以保持白人少数统治下的社会和经济结构。1960年代联合国就表示南非违法，非人道行为。也正是因为路过了刚才提到的60年代，有过人权和种族运动，所以美国人自然对南非种族隔离有着相当高的敏感度。所谓的撤资，从1970年代就开始谈论，民间一直希望给政府有所作为，经济制裁、禁运令等等。但英美只是在精神上反对，实质上经济一直没有脱钩。美国在南非的投资主要包括矿藏、制造业等等。
由于政府层面没有作为，最早的撤资是1976年Hampshire College，一个规模很小、资金量也很小的文理学院。到了1980年代，反种族歧视活动人士开始频繁抗争，想先从企业下手。最早他们找到的是基督教信仰的机构投资者，那时候他们成立的企业责任跨信仰中心ICCR，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企业责任力量。
同时呢，1983年南非修宪，压垮最后一根稻草。南非建立了一个三院制议会，包括白人议会、彩人议会（指的是混血种族）和印度人议会，但没有包括绝大多数的黑人，彩人印度人权力也受限。美国的学校、企业开始思考如何撤资南非。各个高校开始抗议，静坐和暴力都有。1986年，哥大卖了3900万美元的南非股票，包括南非可口可乐、福特、美孚石油的股票，随后150个公司相继从南非撤离，比如通用汽车，1986年将南非业务出售给当地管理层，IBM1987年关闭在南非的业务等等。
整个运动的最终结果就是，成功让社会各个组织机构撤资、参众两院通过《综合反种族隔离法案》禁止在南非新投资、贸易制裁、旅行禁令等等，导致南非大量资本外逃，1985年约41.85亿美元，1986年27.2亿，1987年15.39亿，1988年24.02亿美元。虽然也有很多批评说撤资其实导致的是黑人更贫穷，但这里我们就不多分析了。总之，南非撤资的成功经验是为什么这次学运可以这么笃定使用撤资的口号诉求，因为有前人的胜利经验。
但是这次高校运动，除了个别高校答应商讨撤资可能性以外，绝大多数大学都回绝了撤资诉求。为什么？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说一下美国高校的资金运作。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教育机构，他们在别的国家投资是怎么回事？
首先美国大学和世界上大部分我们熟知的地区都不一样，大多数好大学都是私立大学，他们有非营利组织属性，作为教育机构也有社会责任，但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董事会作为最高管理机构，校长是他们请来的行政负责人。虽然中文里都叫董事会，但在英文里不同，公司董事会是Board of Directors，大学及其他非赢利机构的董事会是Board of Trustees，直接翻译是受托人理事会，他们是受托负责学校管理，就包括学校的资金，为了维护学校的资金运营，抵御风险，钱就需要拿去投资。
2023年哈佛、斯坦福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年度财务报告，收入主要来自于研究经费Grants，这是从政府那申请的，主要用于学术研究、奖学金等运营开支；学费Tuition，学生交的，用作教职工工资、运营开支；还有两种捐赠Endowment占大头，Donation占比不高，他们俩的区别是后者是个人捐赠的，短期，需求定向，我们小时候会有那种传言说那谁谁谁他爸给美国一大学修了个喷泉，大概是这种指定目的。而Endowment则是我们今天触及的主要话题，所谓的撤资就是撤这部分资金。它是美国高校收入的真正大头，一般资金大、时间长，为了支持大学财务健康持续发展的长期性捐赠，使用也会收到严格限制，比如不能使用本金，只能使用投资收益，作指定用途等等。下面我们说的所有投资，指的都是endowment investment。
七八十年代，也就是对南非制裁的时期，大学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公开发行的股票、债券投资、大宗商品投资、银行储蓄。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慢慢兴起私募基金、风险投资、指数基金等形式，但真正全球化普及开至少要到90和2000年代以后，而这些构成了今天美国高校的主要投资手段。比如哥大只有24%的投资是在上市股票中，其余的都在私募基金里；哈佛大学的投资管理有一条黄金投资建议，做更多另类投资，比如地产、风险投资、自然资源等，有60%的资金在这部分。而2008年以后另类投资的董事会成员比例在美国高校董事会中也在上涨。
这种投资策略的变化意味着两件事：
公开投资是可以查询到记录的，而类似私募基金等另类投资是不公开的，投资目的就是为了战胜市场，投资是一种机密策略；
投资不再是直接的点对点进入撤出关系，而是通过一整套投资管理游戏，投资人和被投资人之间无法建立起显性逻辑链条。
如果你对金融很了解应该明白这里面含义，而实际上包括美国这次抗议者里面，大多数都是人文类学科，看我们这种视频的这类人群也比较多。所以解释一下：
第一点比较好理解，举一个例子。十年前的时候波多黎各严重债务危机，政府发行公开债券，哈佛大学就被质疑投资了波多黎各债券，这可能会导致更深的经济困境。实际投资情况是，哈佛给一家叫Baupost的对冲基金公司投资了19亿美元，而Baupost是波多黎各债券主要投资者，持有100亿。但因为是私募基金，哈佛的19亿投资具体的资金流向投资了什么根本查不到，作为商业秘密Baupost和哈佛也不会告诉你。
第二点举两个例子，来自Davison College副教授。比如高校投资了以色列的指数基金，指数基金是一个由基金管理公司操作的几百个以色列公司的股票组成的基金，全球最著名的指数基金是美国的S&P500，每个高中毕业的美国人都知道要把自己未来的养老金往指数基金里投，这是一个很安全的投资项目。对高校投资策略来说，他只需要买以色列的指数基金就行了，具体钱分配给了哪个公司是由基金公司操作的，里面可能有以色列军工企业，也可能有扶持医疗教育的产业，撤出意味着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如果单纯希望剥离某些企业，那就需要资金管理公司不断操作调整持仓，或者大学彻底改变投资策略，况且基金一般都是持有长期，有些大额投资撤资是有限制的。第二个例子，大学投资了美国的百事可乐，2017年百事可乐投资了以色列的sodastream饮料公司，这是大学无法管辖的，那这算不算大学投资了以色列，是否需要直接撤资。这次高校其中有一条诉求是类似的，希望对波音撤资，因为他们也在以色列参与军火制造。也许两者有区别，就算撤资了军火相关的，类似饮料那个例子的间接投资更多，那该如何操作呢。
这是与刚才同样的问题，与1980年代对南非的撤资比对，依旧只是在形式上类似而已，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时代了。这仿佛是在描述iPad和黑白电视机一样，都是人类发明的观看技术，所以可以类比。
除了资金投入方式发生巨变，导致撤资难度完全不同，我们还是可以来看一下撤资造成的结果的。1998年的研究表明，南非撤资并没有显著的经济效果，而且学校这样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机构受迫离开后，反而一些对社会责任冷感的投资者进场继续投资南非；2021年一个对影响力投资的研究表明，撤资对实际影响并不大。所以真正对南非造成困扰的，其实不是撤资，而是随之带来的舆论压力、政治压力。
其实对南非的撤资不是历史上唯一一次抗议。2006年对苏丹集权的抗议，学生要求对能源投资撤资，其中还牵连到了中石油天然气公司；2015年抗议哥大投资营利性的私人监狱；2018年哈佛投资化石燃料开采土地，被抗议撤资；2020年加州大学学生抗议对石油的投资。其实现在很多投资公司或者高校团体都有ESG的投资策略，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专门是对环境类投资的社会责任评估的，但因为比较新，依旧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过去的撤资有效性。
如果撤资本身的效果并不大，这项诉求的难度今天又不可同日而语，那是否有别的思路呢？
我们回过头去再看一下学校的资金运营状况。
2023年哈佛大学的endowment达507亿美金，斯坦福366亿，哥大133亿，这个是什么级别数据？苹果公司的现金流和短期投资总额为615.6亿，Facebook母公司Meta51.02亿，亚马逊86.78亿，可口可乐112.97亿。全美688所高校总捐赠价值8910亿，超过了130个国家的GDP，新西兰葡萄牙芬兰加起来比他们还少。如此多的捐赠，实际上用于学校开支，每年占哈佛大学捐赠额只有5%，2018年全美大学平均4.4%，这样的规划是为了让大学具有可持续稳定的资金结构，如果在经济危机时期，就可以抵御风险。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表示，如果真到了经济困难时期，这部分资金也不会被拿来支持贫困学生，而是降低接纳贫困生的数量并且涨学费。最后其实演变成了一个金融游戏。
规模大的学校有自己的资金管理团队，规模小的会外包给专业团队，就算我们刚才提到类似ESG这样的社会责任评估机制，但对于基金管理者来说，最终他们要向学校董事会汇报的指标是盈利情况，是金融目的而不是社会目的。这可能是一个问题核心，美国的高校运作制度在金融游戏和社会责任摇摆之间缺乏足够的制衡机制。
当然我也不得不说，这个问题实在太复杂了，我只是看了资料后有这么一个想法。哥大确实是在南非撤资后形成了学生委员会监督资金情况，但至少这次抗议来看，达到的制衡效果并不好。
说到这里，重要的对比就告一段落。原本这个视频是还要再比对一下2011占领华尔街游行和2020Black Lives Matter，但其实到这里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了，后两者更只有形似。
此次学运和之前的重要运动差别其实是大于相似度的，最大的差别是，时间的积累不足。1968年的哥大运动前后有二三十年抗议历史，伴随的是无数左翼思想的权力斗争；1980年代中对南非撤资在美国也至少有15年的铺垫历史，但此次行动，这样的积淀是不足够的，许多高校教授和研究学者都会表示，区别就是发展太快了，突然就变成了大规模占校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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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酝酿时间不够的差异也会导致社会对问题的共识不够。前两次经历了漫长的社会斗争和宣传教育，人们对权利、平等、和平的追求已经颇具民众基础，但这次运动还远没有到达这样的状态。也许我们可以把他们类比成当时社会运动的起点性事件，但把它和几件标志性的运动高峰做类比是不合适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巴以问题的讨论声音依旧撕裂，学运内部的声音还不够统一。
从学运角度来说，除了诉求明确不下来，并且执行可能性较低以外，这次学运和历史学运的很大区别是没有明确的领袖团体组织，上百个不同的社团组织都参与了组织动员，他们认为这是去中心化的社会运动，有可能是互联网时代加持的，有可能是意识形态要求让每个人都有发声权利，但从社会运动有效性来说，我对此是表示怀疑的。
这次学运是美国新世纪以来爆发的最大规模学运，在我看来它的标志性可能还在它的传播，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最具效应的学生运动。几十年前的不用比较，他们那时候用报纸、电视、广播传播，人们可以花数十年去沉淀一个社会共识，最终爆发；两年前伊朗的社会运动TikTok是有限制的，人们主要用Instagram、WhatsApp、Twitter、Telegram、Facebook这样的第一代移动互联网产品，以信息流分发为主；四年前Black Lives Matter时，TikTok全球下载量8.5亿次，美国贡献8900万次，全球月活跃用户7亿，Blm标签视频观看10亿次；2024年截止4月总下载量超过47亿次，2024年截止目前下载2.32亿，2023年TikTok月活跃用户15亿今年预计达到18亿，光美国就有1.8亿，预估挺巴勒斯坦抗议视频已经超过几十亿次观看。
如果我们在其他问题上反思算法技术带来的人的情感快速增长又消弭，在选举问题上质疑信息的真实性和信息战无孔不入，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必须有这样的审视框架：挺巴学生运动中有没有未经足够考量的成分？有没有过于朴素的道德情感导致过激的行为？
最后一点差异，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此次行动是一次理念的行动，是缺乏足够身体经验的行动。68年抗议，人们经历着切身上战场的恐惧，还有种族、性别、资本、权利一切都是自己经验的；80年代南非的种族隔离，也正是美国一直在抗争的问题，每个人身边都有黑人同学、朋友；2011年占领华尔街，是对经济结构的不满，年轻人失业率高，挣不到钱；2020年Black Lives Matter同样触手可及；2022年伊朗革命，是为身边的女性呐喊。
那今年的呐喊为谁？远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有24.9%，美国人口只有1.1%是穆斯林，2.1%是犹太人，亚裔7%，非洲裔14.2%，而最大的少数群体是拉丁裔18.9%，白人占75.8%。真正能切身体会到穆斯林被压迫，在美国依旧是极少数，那这种高调的道德情感从哪里来呢？当然是TikTok这样的传播了。60年代以前美国人有多体恤黑人么，不是主流，所以民权运动花了二十年时间。
保护少数族裔当然非常重要，但这个问题如果只能从抽象的理念里获得， 同情感从TikTok里获得那也太轻巧了。我当然认为巴以问题特别值得关注，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状况值得关注，但如果我们的先辈要花几十年时间完成的功课，我们在几个月里就希望一举获得成功，那就太高估自己了。其实我今天写的这个文章和你看到的加沙视频一样，都是通过远方的理念去了解的，我也有很多欧美白人朋友、犹太后裔朋友、穆斯林朋友，但依旧这是远远不够的切身经验。美国的抗议学生们可能在少数族裔问题上比我体会更深，但对于社会运动来说，依旧还是不够的。
有本关于社会运动的书，How Social Movements (Sometimes) Matter，作者David Meyer在接受NPR的采访里谈到：they always take much longer than they think it should, get much less than what they organizing for. social movement dont work by themselves, by recruiting institutional actors to take up some portion of the cost.
要求大学对以色列撤资是整个事件的起点，但绝对不是一个必须此刻就要达到的诉求。它可以成为初期的口号，如同我们在太阳花学运里看到的，最初的诉求只具有口号性，真正的诉求是那条《海峡两岸监督条例》，学运还草拟了多了个民间版。最终其实也并没有达成，但为未来几年的成为了谈论焦点。
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是困惑的。我不懂为什么这么多人可以有如此确凿的观点和信念，认为自己的抗议如此正义，立即要获得解决，要对标名垂千史的运动。我不相信所谓朴素的情感。在这件事情里没有朴素的情感，如果一件人类文明上千年都解决不了的事情里，人们可以轻易地回到自我、强调道德直觉来判断是非，我只能用自大狂妄来形容，你每天看几小时的视频后产生的朴素情感不值得一提。当然我也依旧认为此刻我的认识是有缺憾的，并不保证有多深入，但我还是觉得学运抗议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不要满足停留在此，提出更具体、更能对我们当下困境有价值的诉求。
美国政治学家、社会运动家Norman Finkelstein在此次运动期间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给学生们演讲，表示From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这句话虽然可以选择不同语境去理解，但也依旧有歧义，如果换成Palestinian will be free会更好，让运动变得更扎实和可持续，但转身，哥大学生就喊起了Palestine will be free. 就是这种细节的问题，提出诉求的精确性，让这场运动显得很不成熟。
中文互联网流行着一句我其实并不怎么喜欢的金句：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但这件事情，我却特别想套用相同句式，来形容美国高校学生抗议行动：爱抽象的斗争，不爱具体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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