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支

“江青出朝，地动山摇”1972年夏季的一天中午，天气火热。江青在钓鱼台10号楼办公，打铃叫我。我看到江青坐靠在沙发上，右手拿着一份文件正在闭目养神。她听见我进去，睁开眼睛，微微一笑，对我说：“小杨，现在城里天气很热， 有的同志对我说，八达岭和十三陵比城里凉快些，你马上派人给我打个前站， 看看路线，准备一个吃住的地方，我想到那里看看，消遣一下，并在那里住上几天。”我听了以后，耐心地对她说：“你想活动活动，精神放松一下是件好事，据说 到那里参观游览的人很多，大部分是外地人和外国人，你到那里消遣，行动可能不 大方便。” 我的意思是劝她最好不要去那里。根据以往的做法，她要去的话，参观景点就 不对游客开放了，这样社会影响不好，也影响景点的收入。 江青听我这样说，立刻收起微笑，非常严肃地对我说：“小杨，你这是什么意 思？你是不想叫我去吧？是我指挥你，还是你指挥我？我到那里去会影响他们什么 ？我去了只会对他们产生好的影响，不会产生坏的影响。你是不是认为我去了，他们就不对群众开放了？会影响他们的收入？我告诉你，我的精神和身体比他们的经济收入更重要，党需要我有好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的身体，我的身体健康状况受到损 害，就是党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你在我这里工作这么久了，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得？ 况且，我去了以后，我江某去的消息一传开，会给他们带去更大的利益，这叫做无形资产，你懂吗？我去时，对人民群众可以照常开放，我还想见见群众呢！怕什么 ？当然喽，为了我在那里活动时的方便、安全与安静，可以叫他们竖一个牌子，写上‘内部修缮，暂停游览’几个字不就得了。今后你记住，你们对我说的话是不允许打折扣的！你快去办，越快越好，我今天晚上就去，明天一早儿在八达岭上看日出、照相。”我想，对江青的意见不能作过多的解释，点到为止。因为对于她提出的行动计划，很多时候周总理都不好阻拦，何况我呢？我只好说：“好，我立刻叫大家去做准备工作。”我刚走几步，又回过头来：“江青同志，从这里到八达岭有六七十公里，路比较远，又不好走，你坐什么交通工具去呢？”这时，她又有些高兴了，说：“那好办，调一列专列，在火车上载上我的汽车，把我骑的马和我用的被褥、马桶等物也都带上。我坐火车去，下了火车可以坐汽车，也可以骑马嘛。这叫做巡抚出朝，地动山摇。”江青兴趣广泛，爱好颇多。其中就喜欢骑马。她在延安时学会了骑马，经常策马飞奔，扬起串串尘埃。以后她对在延安骑马时的威风念念不忘，经常拿出那张骑在一匹枣红大马上威风十足的照片给我们看，并夸耀自己的骑术如何了不起。７０年代，她又想骑马消遣，多次提出骑马的要求。于是，警卫部队从马队中给她挑选了４匹马供她使用。我从江青办公室出来，立即召集１０号楼的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商量给江青带些什么东西，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并作了详细分工。我又分别给周总理和中央警卫局的领导同志打了电话，请示调专列及安全保卫。到晚上１０时左右，江青到八达岭、十三陵去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凌晨两点多钟，江青动身到西直门火车站坐火车奔向八达岭。因为是夜间行车，又是上坡路，火车司机出于安全考虑，车开得很慢，好像老牛爬山，到达八达岭已是早晨５点钟了。火车停稳以后，我们把江青的汽车开下火车，马匹也从火车上赶下来。车停了１０分钟左右，江青从车厢来到站台上，准备上长城。虽然当时是７月炎热的季节，但是关外的早晨还是比较凉爽的。江青由两位警卫战士扶着骑上了一匹高头大马，一位警卫战士牵着缰绳，另有３位骑士在其周围保驾，江青显得神气十足。几辆轿车紧跟其后，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前呼后拥地来到长城脚下。江青很麻利地从马背上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高兴地说：“还是这里空气清新，气候凉爽。”她停顿了一下，拉着长长的声音说道：“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今天来到这里，应该是不到长城非好女呀！”江青说完就兴致勃勃地开始登长城了。她在北京市领导同志、长城管理处的领导同志及其他陪同人员的陪同下，登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她一边攀登一边说：“秦始皇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人物，是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他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还修了如此雄伟的万里长城，抵御了外敌的侵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位民族英雄。长城，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有的历史学家说秦始皇是一个暴君，这种说法不对嘛，‘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嘛！你们晓得吗？搞政治的优柔寡断、心慈手软，是办不成大事的，成不了大器的，从不了政的。我就是秦始皇的崇拜者之一。”我觉得江青的这番话，无非想说明她自己也是政治上的强人罢了。江青平时经常喊叫自己身体不好，这里疼那里痒，说什么植物神经紊乱啦，手脚发麻啦，出虚汗啦，腿软啦。但是，她高兴了，爬长城爬的速度很快，陪同人员都气喘吁吁，可是她像没有事似的。有一位同志去搀扶她，被她一把推开，对他说：“你干什么？去去去！我还没有到七老八十的，你看我老了吗？你一扶我，好像我到了人老珠黄的年龄了。我还没有老。我今天到这里来，一是想放松一下，二是想锻炼锻炼身体，没有充沛的精力、健康的体魄，怎么能和阶级敌人斗？”那位出于好意的同志被江青不友好的言行弄得很尴尬，不好意思地走开了。江青爬到半高处，找了一块平缓的地方，支起了她那高级进口照相机，选好景物，对好焦距，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在她摆弄相机的时候，我发现长城下边的两侧三步一岗，两步一哨，那是北京市委委托延庆县委为保卫江青的安全专门布置的。江青游览了长城以后，玩乐的兴致仍未减弱，骑上马来到公路上，准备前往十三陵继续参观游览。北京市陪同江青游览的领导同志对江青说：“从长城到十三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你是否坐汽车去？骑马的话太累了。”江青看了看我们工作人员，意思是问那位领导讲得对不对？我们几位离她近的同志点了点头，她才不情愿地下了马，钻进了汽车。前面有带路警备车，后面有随卫车，还有北京市领导陪同的车，最后有４位骑兵，又组成了浩浩荡荡的一队人马向昌平的定陵进发了。到了定陵，打前站的同志引导江青走进事先为她准备休息的房间。在那里摆好了沙发，铺好了床，固定好了马桶。她稍稍休息以后，服务人员给她端来了热饭热茶，供她享用。江青疑心很大，到外边一般情况下不吃不认识的人做的饭菜，这一天是她的厨师程汝明亲自到定陵为她做的她喜欢吃的午餐。她可能是玩儿得累了，肚子也饿了，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然后呼呼地睡了一个多小时。江青睡了一觉醒来，在护士的帮助下洗了一把脸，又来到院子里散了一会儿步，接着走进出土文物陈列室参观。她对一般的陈列品不屑一顾，当走到从定陵出土的凤冠跟前时停下了脚步，右手摘下近视眼镜，左手扶着保护凤冠的玻璃镜框，弯下腰来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阵。她对一位女讲解员说：“小同志，我的眼睛不太好，隔着一层玻璃看不清这个东西，你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看看？”把这种珍贵文物随便拿出橱窗是违反规定的，讲解员看了看定陵的负责人，那位负责人心领神会，立即点头示意赶快拿给江青看。讲解员马上找来钥匙打开橱窗，小心翼翼地把凤冠取出来，双手轻轻地递给江青。江青双手接过凤冠，捧着端详半天，赞不绝口：“这个东西还是真不错的，你们来看看这花纹多么美呀，我们的祖先真了不起，真是能工巧匠。我能不能戴一戴呀？”对于她的话，谁还敢说一个“不”字？她说着就戴在了自己头上，洋洋自得地问周围的陪同人员：“你们看，我戴上凤冠好不好看？”大家说：“好看，江青同志戴上它挺好。”众人一吹捧，她更来劲儿了，拿着架势又走了几步，“哈哈哈”大笑起来。有一位同志在我身旁小声说：“她这几步还真像演员在演戏。”我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示意不让他说了，如果叫江青听见就不得了了。江青停下脚步，得意地摇晃了几下脑袋，把凤冠摘下又戴上，她的这种动作反复地做了好几次，最后还是遗憾地摘了下来，恋恋不舍地递还给讲解员，然后摇了摇头说：“这东西太沉了，戴一天还不压死人？看来皇后也是不好当的呀！不好当是不好当，但是谁不想当皇后呢？当了皇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威风八面呀，受皇帝的宠爱和保护，如果皇帝早逝的话，皇后的权力可大哩！皇后在宫里是极受人尊敬、使人羡慕的人物。”参观了出土文物陈列室，江青进入地下宫殿。这里是明神宗万历（朱翊钧）的墓穴。在幽深、阴暗、神秘的棺椁旁边，江青凝视了好长时间，然后对周围的陪同人员说：“古代的皇帝活着的时候，住在高大宽敞、华丽庄严的宫殿里，那里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皇帝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死了以后还躺在这样坚固宏伟的地下宫殿。这里是埋葬皇家死人的地方，按照迷信的说法，我今天不应该来到这个皇陵的。当然喽，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神论者，活着的时候，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死了以后，火化成灰，赤裸裸地来到世上，又赤裸裸地离开这个世界嘛。”江青从地下宫殿出来，揉了揉由于光线反差太大而有些不适的双眼，环视了一遍周围的美好景色，问那位北京市的领导：“主席来过这里吗？这里可是个风水宝地呀！”那位领导非常了解情况，回答说：“毛主席没有来过这里。１９５８年４月，毛主席参加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后，曾经想到这里参观地下宫殿，毛主席、周总理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参观了长陵大殿以后，高兴地说：‘十三陵是个好地方，那个朱梁是真有眼力哪，可惜让他做了陵园了’。他们出了陵园大门后，突然改变了参观地下宫殿的计划，乘车回去了。以后，毛主席再也没有来过定陵。”江青可能是过度兴奋以后感觉劳累了，她闭目坐在院中一张长条椅子上养神，并不断地打着哈欠，或许她根本没有听见这位领导同志的回答。她无精打采地说：“我今天玩儿的还是高兴的，达到了休闲、放松、锻炼身体的目的，现在觉得有点累倦了，该打道回府了。”说完她钻进汽车就走了。晚上１１点多钟，江青回到钓鱼台１７号楼，到礼堂看了一部电影后回１０号楼休息。江青的这次活动，路途虽然不算远，但是惊动了方方面面。惊动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惊动了铁道部、北京市委、中央警卫局、北京公安局、交通局、旅游局以及八达岭、十三陵的负责同志，动用了火车、汽车、马匹等交通工具，真可谓“江青出朝，地动山摇”。

---“江青的生活方式” 杨银禄

“复古”代表们到达北京后，大会秘书处负责人向各代表团秘书宣布会议期间的作息生活制度，说毛泽东提出这次会议在生活上要“复古”，住房、坐车、伙食都要从俭，为全国做榜样；代表们不论原来身居何职，都要打成一片，体现政治上平等的原则。据说伙食标准原曾考虑每天8角，最后才定为1元。这次会议确实开 得比较俭朴。吃饭10人一桌，凭票就餐，桌上基本不见剩菜。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除团长孔石泉和早就在党内被称为“元老”的陈郁、王首道外，都是2至4人共住一房，广州军区参谋长阎仲川和广东省军区司令员黄荣海住在一起，与原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同住一房的是一位青年教师。除在京的极少数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外，代表们外出开会和参观都坐大车。大会没有发放或制作任何纪念品。晚间看文艺演出，座位按代表团划分，前后不定。笔者有两次发现朱老总和董必武同志坐在广东代表团的后面，感到很不自在。演出的节目他们大概都是看过的，但是，是否参加代表团的活动，看不看革命文艺演出，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他们也是马虎不得的。4月26日，在天桥剧场演出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散场后，笔者见到朱老总由两名警卫战士搀扶着，站在剧场大门外等车。人们潮水般涌出剧场，朱老总的车子一时调不上来，他就一脸木然地站在那里继续等着，笔者顿觉一股悲辛涌上心头。这年，我们尊称的“红军之父”已83岁。但是，要求别人如何如何的人，却未必身体力行。每次演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总是先在剧院的贵宾室休息，到了演出时间，才在有关人员的前呼后拥下入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江青。他们在预留的大片最好的席位入席。此时全场观众还得热烈鼓掌对他们表示欢迎、致敬，演出结束时，大家又要起立鼓掌欢送他们退场。---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从西单墙说起没有根基的华国锋在毛泽东死后，联合叶剑英、李先念、王震等中共元老粉碎了四人帮，然后就顺利结过了中共权杖。接过权杖后就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的路线问题。是继续毛时代的阶级斗争还是发展经济。因为他的权力来自毛，改弦更张就意味着背叛毛，意味着摧毁他自己的权力根基，所以他跟自然的提出了“两个凡是”，举起了阶级斗争的大旗。但党内有不同声音，尤其是那些受文革冲击的中共元老。而这些元老虽然受到冲击，但能量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在毛死后。其中能量最大的就是邓小平和陈云。邓小平在第三次下台之前，就是中共的第三把手，毛周死后他的呼声最高。但因为他在四五事件中北打倒了，所以华叶粉碎四人帮后，叶就提出让邓出来工作。但华不同意，因为邓出山就意味着他的权杖不保。但华国锋终究是没有根基的，在党内元老的支持下，短短几个月邓小平就复出了。复出后就得为中国找新的出路。因为在人手一本红宝书的毛时代，上上下下的思想被禁锢的非常厉害，没有人敢探出一步，所以邓小平在党内提出了解放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最厉害的还是胡耀邦搞的理论务虚会，对毛时代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算。因为党内有清算的苗头，很快西单墙也成了民众表达意见的地方，上海广州天津等地也闻风搞了起来。随意舆论氛围的越来越开放，民众的发言也越来越大胆。有反对文革的，有反对阶级斗争的，也有直接反对共产党专政的。中共看到舆论苗头不对，可能威胁政权，很快取缔了西单墙这样的自由表达场所，还逮捕审判了一些意见领袖。但因为大字报小字报是民众公开表达的传统，不能一下子全取缔，为了不让反党人士有机可乘，中共决定把场所集中在月坛公园内，每个想张贴大字报小字报的人必须在登记处「实名登记姓名、化名、住址、单位」等信息。实名制后，民间自由表达的热潮很快就消退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网络又成了民间的西单墙。为了禁止反对，又搞起了实名制。历史没有重复，却在反复押韵

我也感到捉急啊

事情往往都是从一小撮破坏规矩开始的。

这个社会中存在一些简单的规矩。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当事人只需要让渡一点点自由、接受一点点约束，就能以极低的成本避免出现极复杂的后果。

比如，喝酒不开车，那啥要戴套，遛狗要牵绳。

这甚至都算不上什么人生的经验，完全就是基本的常识。比较讽刺的是，很多惨痛的悲剧，都是源自于在基本的常识上翻了车。

喝酒开了车，导致车毁人亡；那啥偏不那啥，生出孩子来，终结了自己原本光明的前途；遛狗不牵绳，让小孩无辜受害，自己被蓝底白字伺候。

一小撮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他们的行为常常让我感到很迷惑：带着常识再出门，难道是一件很高难度的事情吗？

这个迷思困扰我多年，直到看见了孙伟铭的忏悔。

孙伟铭这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记得。2008年12月14号，他在成都市区的成龙路上，无证驾驶、醉酒超速、试图逃逸，造成了四死一重伤的严重后果。

这个案子在当年轰动全国。孙伟铭最终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他当时很年轻，大约30岁的样子，可以说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前两年，记者探访在狱中服刑多年的孙伟铭。他回顾了自己的经历，说自己从一个小镇青年，成长为一个企业里业绩不错的销售经理，心态就开始膨胀了。

膨胀的一种外在表现就是醉酒驾车，他认为这样“很威风”。

我当时看到这个报道，觉得他说的是真心话。你会发觉在社会中，的确有不少孙伟铭这样的人。

他们将突破规矩视作行为上的潇洒威风，将颠覆常识视为认知上的高人一等，拿愚蠢当聪明，拿无聊当有趣。

他们在群体里按比例算一小撮，开车的人里有这一小撮，养狗的人里也有这一小撮。

这一小撮热衷于饲养新奇特的品种，他们不是追求宠物陪伴带来的愉悦，而是追求牵出去的威风凛凛、朋友圈的夸赞炫耀、自我认同里的与众不同。

狗再威风，它也不是啸天犬呀。啸天犬来了，也要按照基本的法。

一小撮虽然比例不大，但是破坏力惊人。

因其肆意妄为导致的后果，政府要连夜成立工作专班，华西医院的医生要顶着晚高峰出门会诊，警察要抓狗、查人、发通报，媒体要报道要辟谣，宣传上还要避免出现偏差。

一小撮兴风作浪之前，形势原本在朝好的一面发展。许多社区当中，文明养犬的宣传教育在进行，群众的监督意识在增长，自觉牵绳的狗主人事实上也在变多。

可是，当渐进式的“改良”遭遇了意外，那温和的声音就没有了市场，强硬的立场便会大行其道，“革命”的气氛就陡然升高。

原本一根绳的问题，就被复杂化。复杂化往往就会导致扩大化。

这就有了“革命群众”自发组织了“打狗队”，就有了“禁绝一切大型犬”“城市高层禁止养狗”的声音，一些地方的城管部门就不得不上街“突击”清理流浪犬只。与此同时， 被扩大化席卷的另一派群众又要“奋起自卫”。

最终，这场“运动”并没有找准敌人，只是乱了群众。几番喧嚣过后，好像只有流浪狗承担了所有。

回过头来看，每次类似犬只伤人的事件，都沿袭了这样一个剧本。不禁想问：群众的围观热情被调动起来之后，能否能取得一个积极的效果？

或者先换个问题：你认为，舆论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是有正面作用的吗？

我想是的。

一次成规模的舆论声浪，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一次宝贵的机会。

而且，这些声浪的形成，背后往往是血和泪代价，是惨痛的教训，不应当简简单单被另一搓人的“运动细胞”吸收，在这些人的泄愤行为中就悄然无息，像一阵风吹过。

过一段时间再来一次，进入“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怪圈。

其实十几年前，因多起惨烈醉驾案引起的广泛讨论，就引发了比较正向的结果。

当时没有广泛的社交网络，但舆论的声浪照样凶猛。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报章电视上连篇累牍地跟进，大学里把这件事列为辩论的题目，街头巷尾几乎人人都在谈论。

那次的讨论很明确，就是对于酒驾是否要施予更为严厉的处罚。全国人民的围观，很快凝聚起“醉驾入刑”的社会共识。

在2010年“两会”期间，正是孙伟铭的辩护律师施杰，他是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增加危险驾驶罪的建议”的提案。不久以后，经过全国人大的修法，自2011年5月1日起，正式开始对醉酒驾驶追究刑事责任。

从2011年5月1日到12月31日，全国范围内查处的酒驾起数同比下降了45%，其中醉驾的起数同比下降了45.3%。

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观念逐渐被改变。

自那时起，把醉驾当成威风的人，变得越来越少了。今天谁要是喝了酒说要开车回去，几乎都会受到身边人的严厉呵斥。

回过头去看，当时意见强烈的路人，并没有要呼吁“禁绝一切机动车”，或者自发组织上街将酒驾的司机给揪出来；司机群体也没有要去成立什么激进的“车辆保护组织”，站在网线上去针锋相对。

是不是对象换成动物就不一样了呢？

到底是动物的问题，还是说归根结底，依然是人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就应当理性和文明地讨论问题，不要非黑即白地互设立场、非左即右地互贴标签，更不要喊打喊杀地制造对立。

看到这几天的新闻，真是捉急啊！

捉急也没用。我是想起一句话，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过的：

文明有时候就是，停下来，想一想。

关注这个传达室

添加联络员微信：cds00301

一起谈笑风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