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学关系”模式下的大学史——《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评介

摘要：许小青的《政局与学府》一书考察了东南大学从一所地方性学府转变成为一所“首都最高学府”的历史过程，揭示了政治变迁过程中大学与国家、政党、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政治变迁与学术文化的密切关联。大学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的一部分，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的演变过程实则也体现了由国民党主导的国家统一运动对大学施加的影响。许著与王东杰的研究相比较并没有太多惊艳，但是为中国近代大学史的“政学关系”研究模式提供良好的试验。

关键词：大学史；政学关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国家统一

一、学术史背景

中国近代大学（尤其是国立大学）从一开始就作为民族国家建设的一部分，深深内嵌于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其历史发展过程蕴涵着复杂的政治社会背景。然而，长期以来，大学史被视为教育史，而教育史研究多属于教育学学科范畴，与一般的历史学在研究路数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学术性”也不够强。学术界对于教育史的关注点往往在于宏观层面的教育政策、制度与措施，这种研究路数可以提供一个从宏观层面把握中国现代大学学制、中央政府对教育和学校的管理方针等全国性问题之基本变化和发展趋向的角度，特别注重统计数据的应用，在学校数量、学生人数、师资力量、经费筹措以及设备增减等问题上尤能发挥其特长，并同时注意到课程设置、教材选用等教育的“内部因素”的变化。但其存在的问题是注重共性，忽略各个大学的个性。同时，太偏重“典章”方面的研究，忽视政策、制度或措施的落实情况。20世纪90年代前后至2005年前后，学界关注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冲击下的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而教会大学则被纳入这一时期研究者的视野当中，侧重于探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教会大学史所涉及的主要学术问题有：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及其评价、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教会大学与知识分子、教会大学与民族主义。就其深度与广度而言，明显超越了单纯的文化比较研究范式。[①]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理论重新回到学人的理论视野，近代中国大学也被纳入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中进行分析注重西方大学理念的输入对中国大学建立的解放性作用，关注特定群体如大学校长、教育会、留学生等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贡献。[②]但这种由西方传入的理论往往会造成一种理论先行、用理论套史实的弊端，容易导致研究者“忽略许多历史中的复杂问题”。20世纪80年代起，大陆学界开始重拾大学“校史”记忆，追溯大学在晚清民初的历史渊源，这种“校史”的写法基本按照革命史叙事框架，其虽然会关注学校所处的特定政治与社会背景，但常常被视为背景知识或把复杂的政治因素简化为政治运动，进而忽视了大学史的“学术”与“教育”这些因素。[③]同期的欧美学界对中国大学史研究的就是尝试从政治与文化的模式来研究近代中国大学史。譬如，叶文心与魏定熙的研究，都力图超越现代化的研究框架，从制度研究转向文化冲突与变迁，即从大学内部的文化本身来挖掘其内在冲突与困境。[④]

为了回应与突破以上大学史研究的不同模式，王东杰的博士论文及其著作《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在探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与“国家统一运动”这一核心问题中，在中央（国民政府）与地方（军人）两种权力集团之间加入了“学术界”（大学）这一指标[⑤]，首创大学史研究的“政学关系”写法。但王著对于学术这一点的考察，实际上并不占全书的主流。《政局与学府》一书于2009年出版，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许小青根据其2004年的博士论文整理而成。许著也是受到王东杰的影响，对于大学史研究中的“政学关系”更为关注。

二、国立化、党化与中央化

鉴于当时学界对民国时期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研究更为关注，而对东南大学与中央大学的研究则明显薄弱，因此许著选取东大/中大为个案考察对象。全书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具体的章节则以校长的轮替来划分，构建了东南大学与中央大学从国立化、党化到中央化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进程。第一章介绍了东南大学的“国立化”；第三章以“党化”为主，第二、四章节同为“党化”时期的阶段现象；第五章则反映了罗家伦上台后中央大学“中央化”的初步完成。

（一）五四运动爆发后，南京高师与江浙地方精英共同推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所国立大学——国立东南大学的设立。东南大学虽名为“国立”，却并非中央政府的主动行为，而是“东南社会精英共同运作的结果”。在经费来源上，东大经费由江苏教育专款“屠宰税”和“牙税”拨付，经费相对独立；在办学权力上，由江苏教育会把持的校董会掌握了校长任免权与治校权力。此一时期的东南大学则形成了依托地方的办学模式，校董会成为东南大学与东南社会的桥梁。一方面，东南大学借助校董会获取东南社会的巨大资助；另一方面，东南大学也对东南社会作出了积极的回报。然而，1924年以后，“依托地方社会”的东南大学遭到代表国家的北京政府与政党势力的干预，东南大学陷入军阀斗争与政党政治的漩涡之中。在免郭事件中，北京政府取消校董会，在形式上收回了国立大学的办学权力。

（二）北伐前夕，国共两党已经在东大活动，推动“党化教育”，但是遭到校长郭秉文的反对。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国民党试图通过“党化教育”完成对大学思想的控制。南京十年，中央大学“党化教育”实施途径有二：一是对学生专门设立党义课程，聘任专门的党义教授讲授。二是利用“总理纪念周”的活动形式，进行各种形式的补充教育。但是，这两类措施都遇到诸多困境，往往流于形式主义；再加上校长张乃燕对大学自主、学术自由的维护，极力抵制国民党各级势力对中央大学的干涉。1930年朱家骅上任后，强化了“党化教育”，使中央大学成为政治与学术的中心。这一时期的几任校长一样，均无力处理政治与学术、经费与人事等问题。国民党在实行“党化教育”的同时，使得校内相当一部分教授与学生“政治化”，也使中大充斥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大的整体发展陷入停滞。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党化教育”是失败的，但国民党在人事安排与教育思想上对大学的“党化”规训则是持久的。中大此时虽由国民党政权领导，除了继承北京政府的办学与治校权力外，经费仍由地方负责，“国立化”仍处于半完成状态。但尽管掌握了办学权力，但学校教授群体与学生运动对迎拒校长还有着充分的主动权。譬如，在学生殴打段锡朋后，挑战了国民党政权的权威，蒋介石下令解散中大。

（三）“中央化”是一个过程，首先体现在经费上的“国立化”。罗家伦长校后，中大的经费由中央财政直接负担，“中央大学与江苏地方之间的矛盾根源解除”。其次，“中央化”还体现在淡化“党化教育”。罗家伦深得蒋介石信任，在中大借助国民党力量压制学生运动，规范学校秩序，大胆改革形式主义的“党化教育”，在关注现实政治的基础上促进了中央大学学术的发展。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成为中大师生的共同话语，中大也形成了民族主义关怀的学术文化。罗家伦在政治与学术、政府与大学之间取得平衡，使中央大学大致完成“中央化”的过程，即“无论是学校的领导者、教授群体和学生，还是基本的政治文化，均与国民党中央所要求的保持一致”。[⑥]这也意味着中大成为名副其实的“首都最高学府”。由此来看，“中央化”推动了“国立化”往名副其实的方向发展；而当国民党内的党权转移到军权时，只要符合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中央化”也可以容忍“党化”的淡化。

三、“国家统一”视域下的大学与政治

许著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在政局变动过程中，东南大学是如何从一个地方性大学演变成为首都最高学府的？这与王东杰的关怀有着差别，王东杰考察的是“国家统一”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中的复杂面向。尽管许著并未言及，但是东南/中央大学从地方走向“首都”，也是政权实现“国家统一”的过程。对于这一问题的回应，许著从国家、政党与社会三个视角考察了在鼎革之际，中央大学与国家、政党、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许著的切入点是，在政治变迁过程中，即军阀政治与政党政治的轮替中，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之间在这所大学的国立化过程中，对人事安排和经费制度等问题是如何处置的？说明了什么问题？许著指出，国立东南大学在筹备之际，由于北京政府缺乏经费，遂由东南社会地方精英（以江苏教育会为主）出资共同推动了国立大学的成立。在成立初期，东南大学的办学经费来源于江苏省独立划出的屠、牙两税，校董会掌握办学权力与校长任免权。1924年前后，军阀政治与政党政治对东大的国立化产生了剧烈影响。国共合作后建立起统一战线，两党加强了在东南地区的活动，对于东大国民党的力量也开始不断壮大。校长郭秉文与江苏教育会竭力抵制“党化教育”与“政党政治”，由此引起国民党人的不满。江浙战争与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国民党利用政权更迭，借机驱逐与地方军阀关系密切的郭秉文，使之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内部政治发展过程中军阀政治与政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同时，作为中央的北京政府在“免郭事件”中与东大校董会和江苏教育会发生冲突，故取消校董会，也反映了在东大这一场域中，国家、政党与地方社会之间的权力斗争。在争夺东南大学权力的过程中，有主义的政党势力采取“实用主义”策略，先以大学应“去政治化”鼓动驱逐与自己利益不合的郭秉文，在夺得权力之后再行“政治化”之实。

这一点，直接就反映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在东大实行“党化”。党化有两个方面，一是党化教育，二是人事安排上采用国民党员。政党意志代表了国家，但中大的“党化”并未彻底“国立化”。譬如，南京政府整理与统一全国财政措施，导致江苏教育经费发生根本动摇。在中央大学区制下，国立中央大学的经费来源仍由江苏地方负担。在税源方面，南京政府对南京、上海的行政区划设置与中央大学区对两地的教育管辖权发生冲突，南京、上海两直辖市与中央大学和江苏地方教育界争夺屠、牙等教育经费；由于税源发生根本改变，田赋税款受自然灾害影响甚大，江苏教育经费的独立性受到威胁。在经费份额方面，在中央大学区下，中大有权分配大学与中小学的经费，“改组后的中大在经费上比改组之前获得了更多的资源，这一发展的动力不是来自于中央政府，而是挤占了江苏地方教育的资金”。[⑦]在张乃燕长校中大期间，同样较为抵制地方党政机关对大学的干涉。大学院取消后，地方党政机关为争夺大学权力，也开始公开支持江苏地方教育界。中大一方势微，师生发动维护经费运动也于事无补，江苏地方政府财政本就出现困难，自然不会让步，中央无法调和二者的矛盾。正如许小青所指出的，“造成这一困难局面的根源在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财税体制的改革对江苏地方财力的剥夺”。[⑧]此间，南京国民政府、江苏地方政府、江苏地方教育界、江苏地方中小学与国立中央大学围绕着经费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博弈，反映了大学区制下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的内在张力。张乃燕去职后，朱家骅担任中大校长后，国民政府要求中大经费依旧由江苏省政府负担，而江苏省政府则对此表示不满，也直接影响了下属各县对中大征收教育经费的态度。经费问题难以解决，朱家骅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大经费问题与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有着密切关系。1927年元老派主持大学院与大学区制，试图通过“教育独立”独享教育权，蒋介石此时需要元老派的支持，在当时无关痛痒的教育界遂交付元老派主持。但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效果奇差，也引起蒋介石的不满，1932年蒋介石基本稳定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开始插手教育界。此后中大的教育经费由中央负担，中大的经费问题方告解决。

许著关于人事方面的探讨并不仅限于人事安排上，他通过不同的历史事件还原了不同阶段发生在中央大学的人事冲突与派系斗争，体现着国民党政府内部不同派系的权力之争。譬如，江苏省地方教育界与中央大学之间的经费之争，牵涉到江苏省党部、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央政府的权力之争，中央大学成为国民党内不同派系权力争斗的中心之一。地方党部以“党化”为由试图对中央大学进行渗透，引起张乃燕与元老派的抵制，中大经费危机与地方党部支持江苏地方教育界不无关联。书中还介绍了大学区试验时期，国民党内部派系对中央大学的人事安排所进行的角力与斗争：一则是中央大学区的评议会的名额分配不均；二是省立中小学校长的任命不公。另外，在中大学生向以张乃燕为首的校方争取免费运动时，处于劣势的学生努力寻找校外政治力量的支持，尤其是争取到地方党部和国民党主流媒体的支持。而大学院副院长杨杏佛与张乃燕关系不和，直接引发了中大的易长风潮，主要也是人事与派系矛盾。在整理校务运动这一事件中，师生将矛盾指向学校行政当局，尤其是张乃燕，而作为教育部长的蒋梦麟与张乃燕的去职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不仅是外部国民党高层之间的派系斗争，还有着校园内部师生对学校人事的干涉，但其背后也有着复杂的党派背景与派系政治。

至于1932年后，蒋介石在军事上完成国家的形式统一，在党内也依靠军权取得对党权的压制。在罗家伦的管理下，中大的经费与人事逐渐走向正轨。总的来说，作者对1919年至1932年间东大/中大的经费和人事方面的考察，揭露出大学与国家、政党、社会之间的复杂面相。实际上，经费与人事两个方面是大学“国立化”的重要考量标准。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这一场域中，也可体现被军阀政治与政党政治裹挟的“国家统一”运动进程。

四、政治与学术

许著不仅指出政治变迁对大学的客观发展有着影响，还试图阐明校园主体也面临着如何处理政治与与学术独立、大学自主之间的关系，其与大学学术文化的迭变也有着密切关联。

在东南大学时期，学校依托地方社会发展，在抵制政党政治和党化教育的校长郭秉文的支持下，东南大学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以《学衡》为阵地的学衡派继承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理念，倡导文化民族主义，与北大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针锋相对。因此，北大与东大在学术文化上的这一特点给社会造成一种新与旧、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印象。尽管二者的学术文化不止这一个面相，但社会上显然更多关注两者的冲突而非共性特点。“保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学衡》与东大的象征，以至于改组后的第四中山大学不设“国学院”，办学宗旨除了服务于政党外，还要点明“阐扬世界文化”。在随后的易名风潮中，学校师生对处于新政治中心的大学定位是“首都最高学府”与“全国学术中心”，在办学上同样注重“弘扬世界文化”，而较少提及民族文化。“政治变迁对于大学自身定位产生了巨大影响”，“学校主体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表现之一就是试图利用大学与政治中心的关系改变社会对中大“保守”的印象，创造新的学术文化风格。实际上，学衡派对于“现代文明所倡导的民主与自由等现代性的政治观念”、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之一“科学”等外国文化并不排斥，相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学衡派对“国粹”的理解也不是关于传统文化“保守主义心态”，而是“持有一种平等文化观”，既尊重中国固有文化，又切实研究科学。这种“科学与人文”并举的治学理念也为罗家伦上任后所继承。另一方面，近代大学离不开民族主义与国家建设，这种“中西文化并立互补”的基本态度，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自觉与自信，表明大学及其学术文化在主动承担民族国家的建设。1927年至1932年间，国民党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民族主义不再是主流话语，中央大学对自身定位也有了新的期望，即“弘扬世界文化”而非民族文化。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民族主义再次兴起。一方面，罗家伦的政治背景最大限度地为中央大学师生“回到学术”提供了保障。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创立民族有机文化”的办学理念也为民族主义这一现实需求提供了学术方向。这一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文化同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冲动，一方面以《时代公论》为阵地，将民族主义与功利主义结合，与《独立评论》形成新一轮的南北政治文化的论战，它从学理层面为现实政党政治而服务，这一点也为“近代中国的学院知识分子与政府关系提供了一个窗口”；另一方面则是以《国风半月刊》为阵地，从文化和民族的角度讨论民族危机下的应对措施。许著从刊物内容、基本成员构成等方面考察了其与东南大学时期的《学衡》之间的共同之处，以及与《史地学报》的历史渊源。从《学衡》到《国风半月刊》，这一学术脉络秉持“中西兼容”的一贯立场，对传统文化持有相当的敬意，更多地表现在情感层面，对西方文化多做介绍引进，更多地表现在理智层面。[⑨]许著从以上史实勾绘了学院的知识分子参与知识生产、意识形态 生产及合法化的过程，揭示了他们对于“民族国家建设”政治体制的参与或抵抗方式。

不能忽略的是，作者还将作为校园“内部”的主体，譬如校长、教授、学生纳入考察范围，结合政治变迁的大背景挖掘了他们对于大学发展的影响。校长的政治与学术背景及其取向是东南/中央大学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学术自由与党化教育的关键；政治变迁过程中，不同政治理念的教授群体（学院知识分子）在中央大学的聚合离散影响着大学的学术文化风格；作为首都知识精英的中央大学教授在民族主义与权威主义、自由主义之中不断寻求自身的定位，而最终让步于民族利益的选择也体现了教授群体对政治与学术的取舍与平衡；大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使得学生的志向也发生了转移，毕业生均向往政治；学校师生对中央大学理想的校长要求与认同也与政治斗争中的校长角色融合在一起，共同构建了军阀政治与政党政治下大学内部与外部纷争的画面。

余论

许小青的《政局与学府》一书考察了东南大学从一所地方性学府转变成为“首都最高学府”的历史过程，不论是作为学府的大学，还是大学的主体与学术文化，都与政治有着密切联系，这是一部比较彻底的政学关系模式下的大学史著作。与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比较来看，川大经历了“地方化—国立化—党化”三个过程，东南/中央大学经历了“国立化—党化—中央化”三个过程。尽管不同过程的概念不一，实则都是近代大学在不同时段关于经费、人事的生存方面和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方面与政治的博弈。而这反映了由国民党主导的国家统一运动的基本过程在大学这一场域中具有的复杂性与同一性体现。

另一方面，近代大学由西方引入，为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知识生产的基本生存空间。“近代中国的大学毕竟渊源自古代的学校传统，不仅是纯粹的知识和现代人才的生产场所，同时也是公共舆论的空间”。[⑩]但是，近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社会“士大夫”阶层的“士”的精神传统，却不再享配“大夫”的政治地位。知识分子一面将大学视为“象牙塔”，“不屑与政治与社会共舞”，一面又在经世情怀促使下借助大学的文化空间积极参与现实的民族国家建设。在政党政治时代，大学及其校园主体既想在政治势力的支持下促进学校的发展，又在政党势力的干涉教育的情况下争取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

不过，许著一书在结构与史料编排上存在些许问题，尤其是第二章与第三章。作者一方面想以时间为序书写大学区制下的大学，一方面又想以“党化”构建学校演变进程。在文本的编排上，作者无法充分而有逻辑地顾及特定的背景知识，也就导致了后面章节的内容很突兀地出现在第二章中。作为一部政学关系研究的大学史著作，与王东杰的开拓性研究比起来，许著并没有那样惊艳，但他进一步补充与发展了“政学关系”的研究模式，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大学史著作。

[①] 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导论第10-11页。

[②] 同上，第11页。

[③] 同上，第12页。

[④] 同上，第12-13页。

[⑤] 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7页。

[⑥] 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25页。

[⑦] 同上，第139页。

[⑧] 同上，第154页。

[⑨] 同上，第323页。

[⑩] 许纪霖：《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