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政治學研究都做了些什麼？─學科研究篇
作者：房間裏的人（社科研究者）
澳門政治近十年的研究在題目上比已往的文獻多元了不少，一個主要原因，我在「基本知識篇」中已經有所提及─因為有事情發生呀！具體來說，自從2002年賭權開放後，澳門社會發生了三大變化：
第一，經濟快速發展。而經濟的快速發展會和既有的政治秩序產生張力，因為新的利益持份者會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參與到政治過程之中。享庭頓(Samuel Philips Huntington)在1968年出版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對此早有論述。
第二，社交媒體的興起，為新的社會動員和反饋機制提供了技術基礎。
第三，外部國際關係的變化也會對澳門政治的管治策略產生影響。
以上變化亦反映在澳門政治的研究之中，來看兩個具體的例子。
第一篇是學者林仲軒的「Networks of Play and Resentment: Emotionally Mobilized Protests in Macau in the Internet Age」。這是一篇分析澳門本地的知名社交網媒《愛瞞日報》如何發揮社會動員功能的文章。他認為《愛瞞日報》通過「戲謔」和「惡搞」澳門時事和政治人物的方式去激發網民的情緒，進而在「情感動員」下進行綫下行動。
不了解澳門政治的讀者可以從下面的圖片感受一下《愛瞞日報》的風格。事實上，「愛瞞」在粵語發音上和「澳門」相似，而本地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就叫《澳門日報》，其政治立場建制而保守，甚少出現對政府的負面報導，可見《愛瞞日報》自創立開始就帶著明顯的諷刺意味。
第二篇是澳門大學楊鳴宇的「Macao and Hong Kong,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The 2014 Retirement Package Bill Protest and Macao’s Governance Crisis」。文章的研究問題是如果澳門是一個政治冷感的社會，如何解釋2014年超過2萬人上街示威的《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的發生？不少媒體注意到許多參與示威的是年輕人，楊於是認為賭權開放帶來的經濟發展，使澳門政治有能力大量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給，加上「澳門人管治澳門人」，沒有了語言上的隔閡，減弱了澳門社團原有的庇護和政治調解功能，再加上社交媒體的幫助，大規模的社會動員成為可能。
然而，在和香港進行比較後，楊同時指出澳門的社會動員機制和香港存在本質的差異，前者是基於「利益導向」而非「政治導向」，只針對非常具體的政府政策而非追求抽象的政治權利，這可以解釋為何像「反離補」這樣的大型社會示威回歸後只發生過一次，「政治導向」的遊行示威回歸後更是沒有發生過。
上面兩篇文章則應用了學科的普遍理論(general theory)，林的文章應用了社會運動中的情感動員理解，楊的文章則是應用了「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理論，這使澳門的經驗能夠和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比較，超越了「澳門就是與別不同」的「區域研究」視角。
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澳門政治經過近40年的發展後，也走向了和香港政治研究一樣由「區域研究」轉向「學科研究」的範式轉換方向。
另一方面，也和香港一樣，從被禁止公開集會悼念「六四」、民主派候選人被剝奪參選立法會選舉資格到新冠肺炎防疫的政策取向，賭權的更替可能被定性為「國家安全」問題等事件，均顯示澳門的管治邏輯和政治發展也越來越受到中國政治，以及中國和外部世界關係的影響，澳門政治能夠研究的題目越來越多。
雖說世間變幻原本永恆，只是不知道到底是幸運，還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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