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嫁接的自由」大陸人的苦澀向谁诉说？

台灣作家吳濁流曾寫過一篇小說名為《亞細亞的孤兒》，講述台灣日據時代的身份認同的迷失，台灣歌手羅大佑於1983年也創作一首同名歌曲，也表達台灣人同樣悲傷、苦澀、迷惘、徬徨等複雜的內心情感。

台灣確實被中國和日本夾在中間，幾乎沒有什麼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機會，台灣曾經被日本統治長達50年，緊接著又被國民黨政權接管，在國民黨時期接受的歷史和文化教育是嫁接整體中國的記憶，但這確實並不是真實的記憶，所以我非常理解台灣人對於自己深深的宿命感所產生的痛苦和無助的、以及身份認同的迷茫困惑的心境。但是，我必須指出，我們中國大陸的記憶，或者是對現實的感覺，又何嘗不是嫁接的呢？雖然我們中國大陸很大，但我們自身的命運，又何嘗不是被決定的呢？我們長達七十年被共產暴政折磨之苦又向誰去訴說？

生活在共產第三國際鐵幕之內，被血腥的紅色恐怖專政機器、意識形態機器的灌輸的洗刷多年，我們早就麻木到忘記了自由的感覺。1978年中共開了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文化大革命這種反烏托邦（dystopia）的時代結束，歷史這一頁翻了過去，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雖然中國的政治制度沒有變化，但經濟模式發生了轉型：由計畫經濟轉變為了市場經濟。這時美國、香港、台灣等自由世界產生的文化被允許流進來了，影響很廣泛的流行文化例如卡朋特乐队（Carpenters）的歌曲「昨日重現（Yesterday Once More）」，電影「畢業生」的主題曲「寂静之声（The Sound of Silence）」以及台灣的鄧麗君、任賢齊的許多歌曲，我們大陸人開始嗅到了些許自由的空氣。

進入21世紀之後文化層面的對外交流更是繁盛，讓許多人好像都忘記了正在統治我們的那一群人和這個極權主義的制度，其實絲毫沒有發生任何變化，貪腐坐大，貧富懸殊到了世界罕見的水平，自然資源被榨乾至將近枯竭，環境污染更是家常便飯，權控的資本主義野蠻地壓榨著中國的勞動人民，毫無任何尊嚴可言，也就沒有任何為自己的勞工權益進行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整個社會由於專制極權的制度讓專制和腐敗成為全社會所認同的一種價值體系，社會不僅墮落為鮮廉寡恥，而且一致認為犬儒主義、趨炎附勢是一種成熟的體現，並且漠視任何道德、理想。

最為可悲的一點是，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卻因為信息的閉塞，導致多數人對現實的感覺機弱，同時表達自我思想的能力變得很弱，因為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所生活的這個國度是從哪裡來的、將來要到往何處去；他們也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國家的工人、農民會遭受種種苦難、不公，所以也就無法對別人的境遇產生同情。更可悲的是，許多人認為現實是這樣就本該如此：中國之所以如此專制、腐敗，就是因為中國人所謂「國民劣根性」就是如此，從魯迅到柏楊這些人利用所謂中國人的「國民性」為專制進行開脱，對中國人的靈魂進行了徹底的改造，導致我們許多人認為我們中國人就是不配擁有民主、自由，但我堅決不相信魯迅的觀點，因為這不符合真實的情況。

我們的命運是被安排的、被計畫的，在嚴酷的專制環境下，從來不存在什麼自己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的奢望。而由於信息的嚴格管控，無論我們的失業率再高、人民有多痛苦，也被統治當局編織在一個充滿歡聲笑語的假像之中。我們以為我們是自由的，或者說以為至少還有些許自由度，可是事實的真相是：我們一點自由都沒有。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其實把人家自由世界產生的種種歡樂幸福的文化嫁接在我們自己身上，可是就如同台灣過去受到的把大中華為主體的教育嫁接到他們身上一樣，這都不是真實的，真實的情況是，我們大陸的文化到現在為止可以說還是一篇荒漠。

被嫁接的自由，以及我們中國大陸人種種難以言說的苦澀，是因為大多數人被共產黨營造出的假像所蒙蔽，活得很痛苦又害怕說出來，這都是我們大陸人所獨有的苦衷，我希望未來能有越來越多的大陸人表達我們的這種境遇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