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失忆症
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上大学前，我常常有种古怪的感觉。我像是生活在迷雾中一样，知道自己有不知道很多事，但不知道是什么事。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感觉不合理，但我却说不出来为什么。后来，在大学前的那两个月假期，我把《邓小平时代》读了，那种迷雾般的感觉才消散——原来我是缺少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认知！我知道了中国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也知道了隐藏在他人文章中的各种暗语。
在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好像是久违地和现实世界接触了，它是真实的，赤裸裸的，没有隐藏的。我的大脑像是被倒入一碗冰水，有点痛，但是很清明。可是当合上书的时候，当我回到日常生活，刷着公众微信号，看着bilibili视频，我好像又进入了原先混沌暧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2018年修宪和新疆再教育营是不存在的，影视剧下架、教授因言被开除是没有发生过的。啊，你看看这个靓丽的、现代的、萌萌哒的世界，一切都那么美好，它难道不是真实的吗？它才是真实的！好像有人这么和我说。它才是真实的！你见过那死了几千万人的饥荒吗？你没亲眼见过吧？但是屏幕上这些可爱的女团成员是真的存在的。
我的头脑好像一下子清醒，一下子混沌。当周围的一切都对某几件事闭口不谈，莫名其妙的，这些事好像从根本上就从来不曾存在。如果我在脑子里质疑，倒更像是我自己的臆想。是周围所有人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按照我们从小学习的中国人的谦逊，那当然应该是我有问题。既然如此，肯定是大家说的对。
只有当灾难出现，比如今年武汉的瘟疫，我才会被刺个激灵，对自己当下的处境和整个中国社会有个更清晰的认知。一月和二月的时候，所有人似乎都看明白了，但是，随着时间过去，之后的几个月，所有人又像是沉睡进了那个混沌世界里。那些在街上病倒的武汉人，在街头哭喊的女孩，他们的形象逐渐模糊起来，变成灰色。有的人甚至生气：什么？难道我们的抗疫不是大获全胜吗？你别听方方那个老太婆胡说八道！仅仅半年不到，那颠覆认知的痛苦就好像不存在了，甚至还得方方去转发一些东西，证明自己几个月前写的东西是真的。
为什么我们的记忆力会如此差，是痛苦还不够吗？
我觉得，是因为现在的中国社会没有能留下记忆的东西，而我们自己，还是太懒了，总想着靠着别人去记忆。
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里，当出现严重的公共事件时（都不用提武汉新冠这件事，光是百度贴吧把2017年前所有帖子删除就够了），会有媒体从各个角度写文章，会有人抗议，人们会大量地讨论。这些事件是真正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了，人们是对它有感知的。但是在这里，在中国，事情发生了，不过是几篇干瘪的新闻稿，有的甚至连新闻稿都没有。“一切尽在不言中”，“你懂的”，在这一大片叙述的真空中，连事件本身的真实性都显得可疑起来。就算有人斗胆写了，各种委婉词，各种避免触及红线，痛苦被死死压在表面的温和之下，被人读到，也不过是不痛不痒。
在中国的“主流”社会里，没什么能帮助我们记忆的东西，甚至记忆本身就是一种罪行（比如六四纪念，比如各种禁书）。前几天，我恍然觉得，原来是中国政府在对整个社会进行gaslighting，也就是故意说谎，扭曲真相，让被害者对自己的理性和记忆产生质疑。因此，当我怀疑“是我错了吗，还是他们？”，我需要告诉自己是“他们”。
既然在这里已经没什么能装得下记忆的容器了，我们需要自己记录下来。**记下来，告诉自己曾经发生过这些事，这才是真实的中国。不能总等灾难发生，让自己被动地清醒，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自己的清醒。**没有人能帮我们做这件事，媒体行业已经消逝，网站上各种封号删文，墙越来越高。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以上是我这段时间的体会，但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发现好久以前，久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这样的“社会性遗忘”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我看的是方励之在1990年在《纽约书评》上写的文章，题目就是《中国失忆症》（The Chinese Amnesia）。读了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这种全社会范围内的失忆是真的每十年、二十年发生一次，每一代人都不知道上一代人经历过的苦难，因此对政府格外天真。这个荒唐的轮回，我们已经度过了70年。
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很有感触，在网上找了很多次都没有找到中文原文，所以我自己把它翻译成中文，给大家看看：
中国失忆症
作者：方励之
翻译：Perry Link
英翻中：Tan Tan
1989年11月，当我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避难到第五个月的时候，我收到了两封来自纽约的信。一封是一个叫中国人权组织（Human Rights in China）的主席写的，另一封是我的一个朋友写的。两封信都邀请我给一本叫《龙的传人》（Children of the Dragon）的书题字，他们两边正在编辑这本书。一开始，我是不太想写的。一个原因，是我在大使馆里找不到宣纸和墨块。我只有一台中文打字机，显然无法满足写字的要求。另一个原因，是我不太喜欢“龙的传人”这个题目。用龙这样一种根本不存在的生物来给中国人做象征，好像是在暗示中国人是特别的。这和我的信念相违背，我认为人性是普遍的，没有种族上的差异。
不过，因为我对这本书的精神和内容都完全赞同，所以最后还是找了个方法题字。我想，很多时候，书名只是为了让人行方便的标签，没必要对它吹毛求疵。现在，这本书已经出版了，我很高兴我对它有写了四个字的贡献。
作为四字的贡献者，我算是《龙的传人》的作者之一了。很多作者都希望他们的书能广泛地流传，但是我却希望这种流传不要太广。接下来，我会讲讲为什么我会这么想。
目前，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去统计讲述1989年春天安门事件的书，但毫无疑问它们非常多。有个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最近写信告诉我，她还有她的一个中国同事，两人都是天安门事件的目击者，本来打算写一本关于它的书，但是出版商告诉她们说，已经有太多天安门事件的书了，市场已经“饱和”了。最后两人只好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个计划。现在，这里又有一本新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书，看来也只能有不多的流传度。
在我看来，一个庞大但是“饱和”的市场，正是天安门事件造成的重要结果之一。它标志着“遗忘技术”的失败，而这一技术正是中国共产党维系统治的重要手段。我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生活了四十年，见识过很多次这个技术运作。它的目的是强行让整个社会遗忘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真实历史。
1957年，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清理知识分子。超过50万人被迫害，有的被杀了，有的是自杀，有的被关监狱，有的被送去劳改。最轻的惩罚是被打上“右派”的标签。这也叫“戴帽子”，意味着一个人将不得不忍受可怕的污名。那年，我刚刚大学毕业，也是在那一年，我第一次被清理。
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最让我忧心的并不是我被惩罚，也不是自由思想将被消灭。那时的我仍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半个。我觉得人们对自由思想的批评，包括我自己的自由思想，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道理。真正让我忧心的，是我完全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何会用如此残忍的手段去对付知识分子，那些仅仅表达了一点独立思想的人（甚至有的人什么独立思想都没表达）。我当时总觉得，党和知识分子（包括那些有一些独立看法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友好的，至少不是憎恨。
后来，我发现我的这种困惑对年长我十岁、二十岁的师友们来说，简直是可笑。他们嘲笑我对历史的无知。他们告诉我，早在1942年，党还没有掌控全国的时候，同样残忍的手段已经在延安对付过知识分子了。我在大学的时候学过党史课，自然也知道1942年的延安有过一段针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还有其他非马克思思想的整风运动。但是，我确实从来没想过他们“整风”的手段包括“批斗”——这里面包括强迫人们自杀，甚至是斩首处决。经历过延安整风的人们每次提到它都会脸色苍白，但是十五年过去了，我那一代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我们真是罪有应得啊。
又过了13年，到1970年的时候，轮到我们来嘲笑新一代的年轻人。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到1976年）发展到中期。在初期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利用过大学生们去打倒他的政治敌人，很多学生都狂热地支持他。但是到七十年代的前几年，同样是这一批学生，他们变成了被攻击的目标。1970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系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被送到安徽淮南的煤矿里接受“再教育”。我当时是物理系的一个讲师。在那个夏天，针对学生们的“反革命言行”达到了批斗的顶峰。一些学生被“斗”了，一些学生被关起来“检查”；很多学生根本受不了这种恐怖的政治氛围的折磨，纷纷病倒。在煤矿里，我的一大工作是拉板车（一种很像马车的东西，不过是由人拉）来送这些生病的学生们。在同一个矿井里，有四十多个学生和我一起挖煤，其中有两个自杀了——一个是跳楼，一个是卧轨。
这些学生中的绝大多数，都和1957年的我一样无知，从来没想过党政府会对忠于它的学生们如此残忍。一个学生，后来成为了我在天体物理学研究中的同事（他现在人在美国），曾向我吐露，他对反右运动的真实历史没有一丁点儿概念。他是直到自己被拘留被审判的时候，才逐渐意识到为什么很多年长者每次提到反右这个词，都充满恐惧。对他这代人来说，反右运动中所有的人和事，完全是一片空白。
到1989年，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了。一份针对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们的不完全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学生对发生在1979年春天的事毫无认知。当时很多年轻的积极分子在北京的民主墙上发表独立思想，然后马上被抓了。学生们根本不知道邓小平迫害过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们，也不知道“第五个现代化”，也没听说过魏京生（最敢言的活动者之一，正在服刑）。对这新一代人来说，才不过十年前的事，就已经成为完全没听说过的历史。
每过十年，这种将真实历史从中国社会记忆中完全抹掉的事总是一再发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忘记历史”政策的目的。为了让整个社会陷入持续不断的失忆中，这个政策要求凡是不符合共产党利益的历史信息，不能在任何演讲、任何书籍、任何文件，或者其他任何媒介中表达出来。
1987年是反右运动的第三十周年。在1986年十一月的时候，我，许良英，还有刘宾雁，三个人计划组织一个学术研讨会，以三十年后的眼光回看一下反右运动。我们的初衷是记录下当时的真实历史。虽然那场运动造成了50万人被迫害（那些被整死的人的数量远远高于如今六四屠杀中的死亡人数），但我们发现关于那段历史，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献里都是一片空白。那段历史留下的唯一记录仅仅在侥幸活下的人的脑子里。随着时间的流逝，幸存者的数量越来越少，对年轻一代来说，反右运动给他们的印象也越来越淡薄。在那些能够提供口述历史的人完全消失之前，我们希望能留下一份记录。
我们的计划被当局迅速阻拦了。1986年十二月中旬，我们发出第一份“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公告，凡响很快，几天之内就有好些人给我们寄文件，另一些人通过寄钱来表达支持。但是当局的反应也同样很快。许良英和刘宾雁经受了极大的压力（我没事，当时我人不在北京），后来过了两周，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宣布研讨会取消。这件事说明，哪怕是三十年前发生的事，共产党也不愿意松一点点口子让人们进行自由的交流，他们只想让人们陷入彻底的失忆。这也导致直到现在，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找不到一本深度讲述1957年反右运动的书。
很遗憾，在西方，仅我所见，也没有这样一本书。对这个世界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历史，要么是不知道，要么是完全忘记了。如果说，在中国，整个社会是被政府强制陷入失忆，那么在西方，是一部分有影响力的作家有意地忽略了历史，并且愿意遵守共产党审察制度下的“标准公众意见”。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书就是这个趋势中的一个例子。斯诺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我们可以认为他非常了解中国社会。然而，在共产党掌权后关于中国的报道中，他严格遵守了党的宣传要求——包括遗忘历史。在《今日红色中国》（Red China Today）中，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写道：
“我努力想找到饥民和乞丐来拍照，但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其他人也找不到……我可以保证，我在中国没见过饥民，这里也没有那种古时候的饥荒发生。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不相信此刻的中国正在发生饥荒。”
真实的情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发生了两千年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严重的饥荒之一，连中国共产党都没法否认它的存在。在1960年到1962年这三年间，有2500万人死于饥饿。至于乞丐，他们不光存在，甚至形成了一种带有共产特色的文化。1973年，我在安徽听一个农村的“先进”党支书发表报告。他的一大“先进”经验是组织全村的村民们形成乞丐队伍，在附近的村子里走街串巷地乞讨。
斯诺的墓地是在北京大学一个清幽僻静的小山丘上。在他的一生中，他在中国都很受尊敬；没人会置疑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爱。但是他写的东西就没受到那么多尊敬了。在他的书中，很多视角都来自他的老朋友毛泽东，换句话说，也就是共产党官方宣传的视角。像斯诺这种中国专家，他们的作品实际上起到作为共产党“特别宣传部门”的作用。他们帮助共产党的“遗忘技术”成为一个完整的闭环，在中国内部，也在中国外部。
长期以来，这种外援帮助中国共产党进行不被世界舆论覆盖的活动，避免了有效的监督。共产党对人权的破坏罄竹难书，但这些事不光在中国的记忆和讨论中被禁止了，在全世界也被极大地忽略了。世界从来没有对他们的压迫进行过紧急严厉的谴责。
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是第一个例外——第一次，中国共产党的暴行被完整地记录和报道了出来，也是第一次，整个世界都在强烈谴责。
虽然，在中国，直到现在共产党都在尽他们所能地使用“遗忘技术”，但他们的“特别宣传部门”已经不起作用了。世界意见领袖的位子，特别是在中国的很多记者和观察者的位子，也都改变了。在六十年代初，埃德加·斯诺曾经被邀请和毛泽东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典。到1990年，同一道城墙下，很多记者被军队殴打。这是天安门事件带来的重大改变之一。
基于以上种种，讲述天安门事件的书在“市场上饱和了”，正是表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算国际上对这个政权的压迫的关注可能会一定程度上淡化，但是中国共产党无法再在国际舆论下掩藏了。事实将不再那么容易被遮掩，去年发生的真实事件也不可能再被遗忘。这是中国融入全世界、前进发展不可缺少的一步。
P.S. 现在看来，方励之还是太乐观。在新一代年轻人中，很多人不知道六四是什么，他自己也成为了被遗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