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遺產與記憶的距離（上）：心中感嘆似水流年｜投稿 #24
作者：Caspar（格羅寧根大學博士候選人）
相信大家曾經有過以下這個經驗：當你打開櫃門，或拉開抽屜，想著要打掃整理一下自己的房間時，你挪動、搬出、拎起、刷拭、用各種角度觀看、欣賞、然後放下一件物品；你回憶、想像、失焦、恍惚、微笑、輕嘆、感動。這件物品可能是一隻2016年到歐洲的聖誕市集買回來的香料酒杯、一瓶親手摺的紙星星、一塊在台南買的磁貼、一份你中學時代的測驗卷。
或許你會把以上動作重複在每一件需要整理的物品上，或許有一些物品會佔據你較長的時間，又或許你已經完全忘記了一些物品曾經出現在你的生活之中。最後，你把重要、有用的物品好好地排列妥當，有可能還會弄出幾袋垃圾來。
然後你會發現，有些物品佔據了你回憶中一個重要的位置、注定使你對它珍而重之；有些並沒有那麼重要、但你仍然記得第一天接收到它時你的情緒；有些卻陌生得令你懷疑，為什麼它會出現在你的空間裡。你凝視著它們，眼前之事帶回一段記憶、再帶回另一段記憶、再帶回另一段記憶。。。
你甚至會覺得：我的「good old days」只能回味嗎？為什麼時間過得那麼快？我的回憶只能留在腦海裡嗎？然後你多看幾回你剛整理排列好的物品，猶如你想把某一段回憶重重地投射在它們之上，以至你永遠都不會忘記這些甜美、燦爛、寧靜，或苦澀、激盪、驚險的回憶。
「記憶之地」（Lieux de Mémoire）
欸？我不是在讀科普文章嗎？怎麼會有一段如此煽情浪漫的開頭？的確如此，但這或許也是人文學科「人性」的一種表現 — 若「人」不共鳴，如何理解？
話說回來，上面所說的現象被法國歷史學家皮耶 · 諾哈（Pierre Nora）稱為 「記憶之地」（Lieux de mémoire；有些中文翻譯會譯成「記憶所繫之處」、「記憶之場」）。他以法國作為例子，敘說從十八世紀末開始，馬賽曲、三色旗、節慶曆法乃至書籍課本等，如何承載著不同法國人的記憶。它們的物質性、象徵性與功能性支配著法國人的日常，反向地影響著人們如何看待自我，最後形成了強烈的國族主義，繼而構建出一個「正統」的法國歷史。
根據諾哈，雖然那些原本最親暱的、個人的記憶，最後有可能從上而下地被吸收、甚至被輾壓，或變成標本式、教科書式的歷史，但正因為如此，當人看到外界「已經與記憶有所不同」、感覺到「時間為何過得那麼快」的時候，就會更投入地把記憶投射往外界，承載自己的記憶，同時對抗時間的洗禮和遺忘。
正如當你怕會忘掉一些重要事情時，你會寫筆記般，把你所記得的東西「外在化」成你看得到的文字或圖像一樣，當你把一段記憶投射往一個地方、一件物品、甚至一個意念時，它們就會與你的記憶產生了聯繫。它們亦就成了你的「記憶之地」，使你記得它們時，亦會記得那段被投射的記憶。
一個更好的例子就是紀念品。當你在外地旅遊，希望得到一些東西來紀念和紀錄一下你的旅程，你可能就會物色一樣紀念品 — 一樣可以用來承載你旅程這段記憶、同時又可以讓你一看，就能記得這段旅程的紀念品。當你投射了你的記憶在這樣物品時，它就成了你的「記憶之地」，被你賦予獨一無二的意義。有趣地，紀念品的英文「souvenir」源自法語，有「記得」、「提醒」之意，讓你投以記憶的同時，在日後能勾起你這段特殊的記憶。
推而廣之，若我們為了紀錄我們的記憶而拍照、錄片、寫文等等，這都是我們創造更多「記憶之地」的行徑，目的就是為了把我們當下的記憶凝著，好讓我們日後能回顧這些記憶。
如此，為了對抗時光這小偷及歷史的重量，人總希望把看不見的記憶投射到物件上，使無形的記憶多點份量。製造更多「記憶之地」，讓看似長久的物質，幫忙承載我們飄渺的記憶，好好保存並維護它們，繼而對付我們的健忘。
但倒過來說，當一件物品已經不再承載誰的記憶，或者我們已經不能再從一件物品中勾起一段回憶，又或者勾起的回憶已經毫無重量、不再親切時，這件物件就會變得沒有意義。此時，「記憶之地」就會瓦解，變成一件冷冰冰的標本 — 就如那些遠古文物被塵封在博物館的櫥窗裡，甚或變成一件無用的垃圾，隨時面臨破壞、銷毀。
因此，越要對抗歷史的洪流及人類的健忘，人就會越建造更多的「記憶之地」，來讓我們「記得」我們的經歷、身分、文化、思想和價值。同時，一樣東西要免於被僵化成標本或被破壞，就需要承載不同人、不同時代的記憶，好讓它持續地被保護和珍重。「記憶之地」就需要不同人投以不同的記憶，以記憶來翻新「記憶之地」。
是以，或許一段記憶只「屬於」一代人，但若被幾代人投以不同的記憶、賦予歷久常新的意義，一件物件 — 一件作為多重「記憶之地」的物件 — 就能對抗時間，持續地被理解及傳承。
記憶與文遺
回憶、意義、承傳、標本、破壞。。。讀到這裡，或許各位看官腦海裡，已經飄過另一個在澳門經常被鬧的熱烘烘的概念 — 「文化遺產」（眼前之事帶回一段記憶。。。）。
雖然諾哈並沒有明示「記憶之地」與「文化遺產」之間的聯繫，但不少學者亦已討論其相似之處。畢竟不少諾哈所說到的例子，在普遍理解下都成為了法國的「文化遺產」了。
現實是，遺產研究較多情況下，會討論文化遺產的管理（關於行政官僚、法律清單、維護推廣等），或是文化遺產的（不正當）利用（如在旅遊上、經濟上、政治上等等），以至很多時候對廣大民眾來說，都覺得「文化遺產」事不關己、或覺得厭煩。甚至「文化遺產」已經變成一種陳腔濫調（cliché），讓人有了先入為主的感覺。
但諾哈的「記憶之地」，或許可以讓我們重新定義何謂「文化遺產」，並切身地感受什麼是「文化遺產」— 畢竟澳門的文遺「梗有一件喺左近」。更何況，澳門人對記憶的「渴求」並不少。只需看看網絡上有多少以「記憶」、「回憶」、「懷舊」、「當年」為名的平台，就能一窺究竟。
若我們以「記憶之地」的角度，去看我們身邊的那些「文遺」，就會發現我們並不需要先對每件物品、每個地方都有準確無誤的認知，而是先內觀自己：我「記得」這件物品、這個地方些什麼呢？我可曾與它們產生過任何記憶呢？又或者，它們能勾起我一些什麼的回憶呢？這些回憶對我來說是怎樣的回憶？是靜謐的往日？跌宕的昨天？私密的？還是集體的？
正如文章起頭所說，當你發現一樣能勾起你重大回憶的私人物品時，便會珍重、收藏它那樣，如果你發現某些「文遺」能勾起你一段重大回憶時，你或許會開始覺得，這些被標籤為「文遺」的地方或東西亦值得被珍重、被「收藏」。因為當你開始投射你的回憶在這些地方或東西時，它們亦變成了你的「記憶之地」。
同時間，更浪漫地說，通過重遊那些被你投以回憶、被你珍重的地方；重看那些物品；重複那些行為與習慣，某種意義上就能突破時間的線型，透過腦內的記憶和眼前的事物，在此時此地（here-and-now）聯繫上彼時彼地（there-and-then）。
所以，若我們先撇除「文化遺產」這張標籤，再去看看有哪些地方、物品、節慶、甚至生活方式能使我們的記憶有所聯繫，這種方式大抵會比起由上而下地灌輸「何謂和為何要保護文化遺產」，更能使我們由衷地欣賞某些地方、物品、節慶和生活方式，並繼而學習、了解、保護和傳承。畢竟， 比起「被要求」要認識和保護那些有距離感的文遺，以記憶之名去接觸它們，反而更來得自然、出於自己。
因此，「文化遺產」不只是一張清單、或一個被人誇誇其談的gimmick，更重要的，是它們如何與個人的經歷和記憶產生聯繫。大概如此，我們才稱得上能夠「承傳」它們，它們才能夠成為我們的「遺產」，成為那些在我們身邊、讓我們回憶、想像、失焦、彷彿、微笑、輕嘆、感動的東西。
Good old days 只能是 good 「old」 days?
想像很美好，但現實之中，若只利用這種對「回憶」的理解來看待我們的文遺，會產生一個很大的問題：太沉迷過往的「good old days」，或會使我們忽略了未來，忘記了發展，更會使我們過分浪漫、過分個人主義。其他記憶研究和遺產研究學者，會如何回應這個問題呢？回憶往事與發展進步如何並兼？
在下篇文章中，我們將繼續討論如何能夠把文遺與記憶這個「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付諸實行。
參考書目：
Nora, Pierre.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1989): 7-24.
Nora, Pierre, ed. Rethinking France: Les Lieux de Mémoi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Smith, Laurajane. Uses of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文章篇數：1️⃣8️⃣7️⃣
👉 講座十月場：1949年後英國解密檔案中的澳門 （崔永健 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學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