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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和尚爸爸”：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 围炉 · CityU

2020 年 11 月 28 日

道禄师父，在当地也被称为“和尚爸爸”。2011年出家，后一直致力于帮助因各种原因无法抚养小孩或没有经济能力生下孩子的产妇，至今已救助数百位。但由于目前尚无成文的救助政策及条款，道禄师傅的行为属于民间救助范畴，并被宗教、民政方面认定为非法救助。

护生小居，道禄师傅出家前留给女儿的房子，后将其改造用以帮助产妇，由此得名。不同于SOS儿童村与福利院，护生小居的孩子并非孤儿，不接受任何领养。孩子们只是寄养于此，如果母亲之后有能力抚养，也可随时将其接回。

蔡 = 蔡佳月

道 = 道禄师父

蔡 | 道禄师父您好，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和护生小居吧。

道 | 好的，我原先是做生意的，也还算成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常常感觉很累，一天到晚就是赚钱，不知道这种生活的终点在哪里。所以当时有些厌倦，甚至说是厌恶这种世俗定义成功的方式。加上之前学佛比较早以及一些家事的影响，就想去“出离”（不再执著于过去执著的事物），看看换一种生活方式，走上修行之路后能否找到某种自我价值。所以当时就选择了出家，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情况。

护生小居的建立是在出家之后。我在寺院里常常看到有很多堕胎的女性会来超度孩子。这种单亲母亲，单身的女孩子，实际上是十分无助的。很多时候她们没有办法来负担一个孩子以及应付来自家庭和社会的苛责。特别是学生或者刚刚走上社会的女孩，可能由于学校包括家庭目前在性教育中的缺失，她们并不清楚保护自己的手段。甚至有人六七个月才知道自己怀孕，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让人痛心的情况。

我因为出家前是做生意的，有一些积蓄，再加上寺院有信徒给予出家人供养。所以在这种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就想靠着这些钱能救一个是一个。反正这些钱都是大家给的，师父就再把这些钱还与社会，拿去救命。刚开始想的就是凭我的能力，十个八个孩子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后来就这么一点点地不断做下去了。

蔡 | 护生小居目前是如何运作的？一次救助产妇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道 | 现在护生小居在江苏这一块，出于政策以及地方的原因，会分散成多个点进行救助。在某一地区出现了孕妇或者单亲妈妈的求助，我们就通过包括朋友圈求助在内的多种手段，联系一些有空的义工或者佛教信众。现在社会中的爱心还是有的，主要是需要人来引导他们怎样去做。

比方说十天前我在昆明的一次救助，那个女孩21岁，父母很早就去世了，靠外婆养大。她告诉我，在外面打工时被一个男的骗了。本来说好要结婚，但是孩子六七个月大的时候男方就失联了。而她目前住在一个一百多一月的小房间里，身上只有几十块钱，实在没有办法了。

其实我刚接到电话时是觉得有点蹊跷的。因为一点积蓄都没有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所以出于安全考虑我也不敢冒然去找义工，而是决定亲自飞过去先进行核实。去了以后发现那个女孩确实是在医院，情况也基本属实。这样确认以后我就联系了当地的一些义工社，就是说一些信众或者社会爱心人士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告诉他们情况之后请求他们出几个义工来帮忙，然后我负责资金方面的问题。

现在都是采取这种流程：哪里发现了需要救助的孕妇，我在确认清楚个人信息之后，能救助能安排的，我们就找一些熟悉的义工就地安置。以前那种单点的的情况，比如所有孕妇到江苏南通这边来，基本上比较少了。

其实我们在做这些事时，遇到的救助情况都是比较复杂的，如果每个求助者的故事都记录下来，那就像“一千零一夜”一样。

蔡 | 目前留在护生小居的孩子有多少？对于大孩子的读书问题是怎么处理的？

道 | 目前留在护生小居的孩子还是有50多个，其实大部分时候我们的思路是我只是救命，在帮助孕妇去医院生下孩子之后孕妇再带走自己的孩子。比如像前面说的昆明的女孩，就是叫亲戚把孩子接回去了。一般你有困难来找我，我救了命以后，后面的事情还是让求助者自己处理，为什么？

因为超过了责任范围。我们只是救急，后面的路还很长，你自己有能力，也应该有责任有义务去承担。

但是我目前手上的这五十几个孩子，他们中很多妈妈几乎是未成年，比如18岁17岁，甚至小的还有16岁。因为他们的妈妈已经确定有99%的可能不会带回去，我们就来帮忙养这个小孩。

目前这五十几个孩子是这么分的：第一是义乌那边有个寺院，寺院的方丈愿意帮忙，有十几个孩子在那边，因为寺院旁边有个学校，所以还可以上学。基本上8岁以上的孩子会去那边。义乌因为南方思想比我这里更开放一点，他们认为这个事情是一种帮助别人的事情，值得去做，所以（政府）还是给到了这个资源。而我们当地的政府是不希望这些孩子在本地上学，他不会提供这个资源给我，采取的是不予帮助的态度。所以没办法，现在上学都是借助外面。

其次是在江苏丹阳那边。他们的慈善总会因为了解到我这边孩子们的情况，也有很多的义工愿意帮忙，所以就在他们社团组织下面帮我们成立了一个救助分部。十几个孩子都是那边帮忙带，一些爱心人士和企业一起照顾这些孩子。

再来就是唐山我们的点。原来在广东梅州也有一个点的，但是后来地方政府给他们施压，他们就不敢做了。包括在宝鸡，还有别的一些地方，都是因为各种情况，被取消取缔掉了。

蔡 | 感觉除了义乌和丹阳之外，您接触的地方政府对这种救助的态度都是比较摇摆的？

道 | 因为现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们，他们首先选择的是不能出事。而不出事的方式是没有这个事。这个都正常的，我们能理解。因为他当官也不容易，战战兢兢的一辈子。就像他们曾经和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做好事你不能害我，出错了是我倒霉。大家不太会想到这是一个社会责任。我以为，这件事不应该只是我出家人来做，像官方的这些公益团体，包括我们的慈善组织，也应该参与进来，承担这个社会责任。

蔡 | 小朋友的成长过程是什么样的？

道 | 目前三岁之内的小朋友，我们都是让一些爷爷奶奶来带，他们自己的孙子孙女都已经上初中上大学了。因为老人家闲着没事，又比较会带孩子，我们就每个月给他们几千块钱。对他们来说可以解闷还能赚点钱，而对我来说这些孩子也能得到一些家庭的温暖。然后满三周岁以后，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孩子们都要陆陆续续集中在一起。因为孩子大了之后，每个月的开支成本还是很大的，放在一起统一请人照顾就能省点钱。

蔡 | 三岁之内的这些帮忙照顾的老人家，就是道禄师傅您自己去找的吗？

道 | 对，就是一个介绍一个。包括信众还有些爱心人士，他们留意到合适的家庭就会告诉我们。有的人是不想要你钱也要帮你带，这种人我们也不敢要，为什么？因为他不要钱帮你带的话，孩子被他扣下就麻烦了。

蔡 | 三周岁之后小朋友的日常生活是怎样安排的？又是怎样帮助小朋友们建立对道德以及家庭的认知的？

道 | 首先满了三周岁，他自己会吃饭也知道上厕所大小便这些事了。倒不一定说是有自理能力，比如他不一定会擦屁股换衣服那些，但是至少和小时候相比已经好很多了。所以这些孩子的话我们就五六个一组，请一个阿姨，同时让后面来待产的孕妇，帮忙一起看看小朋友，这样就是一两个孕妇、一个出钱请的阿姨一起照看这一组小朋友。

因为来求助的孕妇大部分都是经济比较困难的，所以她们帮忙照顾小朋友的同时我们就也给一些生活补助。其实很多来这里的孕妇都是高知分子，包括大学生都很多的。这样她们也能给孩子一些启蒙教育，包括带他们读一些三字经、看一些德育片这种，从而慢慢地引导小朋友建立道德观。

另外还有一点，我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坚持让他们叫我爸爸，然后以这个身份来关爱他，经常在他的生活中出现。这样这个孩子哪怕去上学或者上幼儿园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也会有爸爸来接。孩子对家庭的认知中就有以前带他的爷爷奶奶、还有爸爸。

至于妈妈去哪了这个问题，孩子们其实不太会提。他们每天的生活更多是在快乐的氛围里，一组小朋友大家一起吃饭、看电视、学东西，然后一起去玩，每天都很充实。他们每天说的是比如我和好朋友我们俩一起午睡、我们三个一起午睡，今天吃什么，然后今天哪个阿姨讲了什么故事，我们要学什么这种。其实每天过得很充实，他就没有闲暇的时间会静下来去一个人沉思这些事。

蔡 | 您平时会和孩子们聊佛法之类的内容吗？

道 | 不会。因为佛法相对小孩子的天性而言，属于一个未知，而且非常遥远的事情。对于他们我们只是去培养一些道德的规范。比如应该怎样保护、帮助弟弟，然后不要去抢玩具，要节约粮食，保持个人卫生这些。主要就是让他们树立道德观。

蔡 | 对于一直留在寺院中的孩子，受到户口的限制，他们后续的教育问题目前是打算如何处理的？

道 | 没办法。只能听天由命，走一步看一步。因为地方上认为这种事情是打他们脸的，不应该把它公布出来，他们只觉得这是个要藏起来的丑事，不认为这个事情其实只是每个社会都必然存在的一类情况。

江苏南通是比全中国提前几年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个地区。所以它有一些观念是很根深蒂固的，绝对没有谁愿意多这类事。（未婚生育属于计划外生育，与计划生育目的背离）曾经一个卫计委的领导找我谈，他说我做计划生育工作几十年了，第一次见这种事情，应该怎么弄，我们真不知道。因为从国家的政策方面，虽然我们有帮助孤儿这类的措施，但这些孩子又不属于孤儿，他有单亲妈妈。可是问题就是，单亲妈妈本身又不被社会待见，如果没人去做这种救助，这些怀孕六七个月的女性实际上自身就处于很危险的状况里。

以前给我最重打击的一个事，是很多的官员跟我说我纵容了这些孩子这些妈妈。但并不是没怀孕的时候我去和别人说什么你怀孕了到我这，她们都是怀孕了六七个月，因为各种原因没地方去也没人愿意帮她。那她除了到我这来以外，可能就真的只有一条路，躲在哪生下来，不出事还好，出了事真的就是一尸两命。而且最后这些孩子很可能就被遗弃在垃圾桶或者遇到一些别的生命危险，造成很多“看不见”的悲剧。

所以针对你刚刚提的户口还有后续教育的问题，我们当然一直在寻求一些解决方法，比如说现在找到义乌能给到孩子们上小学的资源。但在那之前，我的宗旨是户口不户口是另外一回事，先要让孩子生下来。因为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你只有活着所有的事情才会有希望。

蔡 | 这一次疫情对于产妇救助有带来什么影响吗？

道 | 疫情期间其实我们还打趣说大家闲着没事就在家里生孩子了，结果后来疫情好转之后，果然出现好多求助者。其实原因也很好分析，当时想去堕胎的不好去医院，这样积压下来求助者就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猛增。（公立医院14周以上堕胎需开具引产证明，27周以上不允许堕胎）我们现在平均两天接到一个求助孕妇，一个月至少能接到15个到20个孕妇求助。

像近期有一个来南通的情况是在澳大利亚读书的女孩子，发现怀孕的时候已经6个多月了。从广州入境因为疫情原因在广州那边隔离了15天，第16天就从广州飞到南通了。因为她29周还没到生孩子的时候，我就让她过来先看下大致情况。但是到了这边以后就开始有问题了，肚子胀痛，我问她怎么涨痛，她说都是发硬的。我一看坏了，赶紧去医院。

到了医院以后，医生说还好来的快，再晚两个小时，大人都有危险。所以赶快进行剖腹产，最后孕妇没事，但是孩子因为是29周早产，比较危险。当时医生问救不救小孩？我说能救吗？他说你可以试一试。到现在我们为了救这个小孩已经花了接近7万块钱了，目前还放在保温箱里面，之前是连呼吸都需要呼吸机，现在已经能喝奶粉，能用针管打进食道了。后续小孩还需要在保温箱里面待到34周，才可以出院。

最后对我来说，佛教里面讲的是缘分，你有缘分能找到我，那我就尽力去帮。这是你的运气。但是更多没有找到我的人，我也是鞭长莫及。中国曾经有官方统计每年堕胎的数字在1500万左右，而且这还只是官方的正规医院的统计，别的一些情况还没算。对于我来说我能救几个？不说一万个，哪怕一千个我都没能力，我这么多年才救了这么400多个人。所以我们也只能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些事。如果以后真正希望产生实际影响，那还是需要国家的政策和措施，比如像二胎政策的放开，其实就避免了很多的堕胎。

蔡 | 从您救助了这么多产妇的经验来看，她们通常遇到的困境是什么？又是从何产生的？

道 | 从我的救助经验来看，最常见的困境是男方不负责任，也就是现在说的渣男嘛。本来在谈恋爱，然后发现怀孕就跑了。至少我遇到的求助者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而且除了不负责任以外，还有一些纯粹就是骗财骗色，很多孕妇来我这里的时候都是被骗了钱，甚至负债。

产生原因在我看来教育问题是主要的。

首先是我们的社会舆论导向，包括学校的性教育，如何去引导？你不可能说让男女不谈恋爱，不发生一些关系。因为现在时代变化，小孩的发育也很早，很多事已经不是你简单禁止就能挡住的。学校应该教导学生如何让他们做好自身的防范，社会舆论也应该引导一种健康的两性观念。而且也不能说我等到大学再开始教这些东西，因为我自己都知道一些初高中怀孕的这种低龄妈妈。性教育真的是应该早一点普及给孩子的，我们不能回避这件事。

还有比如说这种人流广告，什么“无痛人流即来即走”这种说辞带来的影响真的非常负面。它在无形中淡化了堕胎的实际影响和对女性的伤害。我认为这种广告和引导如果能被完全取缔，对于很多未婚先孕的情况，我可以肯定的说改善不是一点点。但是现在因为这些广告存在，就很容易让大家感觉就算出现意外，我也有个地方好去。

最后一个方面，社会现在对单亲家庭也是有些偏见的。因为曾经看到一个数据是英国有百分之十几的单亲家庭，社会也会给到单亲家庭一些帮扶。但是在中国的很多地方，一个小孩没有父亲那肯定要被街坊四邻的戳脊梁骨，谁敢去面对？像我这里遇到很多情况就是妈妈哪怕有能力养孩子的都不敢带回去。怕面对父母，面对亲戚朋友，怕被别人说。

蔡 | 您在救助中遇到过最痛心的情况？

道 | 我遇到过最痛心的情况应该是私立医院孕晚期堕胎这件事。前面也提过，正常怀孕27周以上公立医院是不会给你堕胎的，但有些私立医院会做。而这种时期堕胎就只能采取引产这种方法。但这样引产出来的小孩，有一些出来还是活着的，很多私立医院对这些小孩就不进行处理，只是放在另一个房间里，等到没有声音了就回收掉。听护士说这些情况的时候是真的很心痛，所以我们现在也在采取一些方法来救这部分小孩。

蔡 | 护生小居现在是如何保证运营中的公信力与透明度的？

道 | 首先说公信力吧。因为做了这么多年，所以从地方政府，包括像公安跟国保，对我都有监管。从1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国保单位都有去调查包括我的电话、银行账号，还有我的行踪那些。对我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因为如果我要出了什么事情，比如说贪赃枉法啊，或者说是不是把这孩子偷着卖了，那他们老早就把我抓起来了。

而到透明度这方面，我是从16年开始对外接受外面的救助资金的。从16年到现在，我们所有的财务报表，不管是月报、年报表我们一直都收着。包括我们群里面有公安的，有民政的。我的朋友圈，以及我的一些内部群，都有公安的人一直在监管。我们也在群里定期公布财务这些，这样我出什么事那你随时可以抓。

所以现在我做事情只求一个道德，因为我们自身是有因果的，相信这种因果然后慢慢去做就好。像现在很多爱心救助，真正落到实地的帮助，还是更多靠这些在一线默默去做，默默付出的人。

蔡 | 目前国外发达地区对于单亲家庭以及类似救助机构都有着比较完善的帮扶政策，但在国内尚没有专门针对单亲妈妈的福利政策。以您救助了这么多产妇的经验来看，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套自己的福利政策，从制度方面应该如何落实？

道 | 其实中国是有很多社会团体可以去做这件事的。

首先，比如说像我们的红十字会就完全可以做这个事情，还有中国的慈善总会这类。因为现在我们的民政工作做的很好比如说贫困家庭、失独家庭的救助、孤儿的救助。我们民政的覆盖面已经非常好了，低保等措施都已全面到位。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多慈善组织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找到当地政府没有办法去管到，民政没有涵盖的地方，去给予一些帮助。

所以需要一个比较权威的组织愿意挑头来做这件事，再来是不要去一直阻挠愿意去做这些事的人。我们不是经常说吗，法无禁止即可为。就法律还有公序良俗没有禁止你的事情，老百姓可以做。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对于公权是法无授权不可为。像政府单位还有我们说的权威组织，他各个方面就要获得授权才可以去做。这样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还是需要政策引导，以及明确民间救助的种种判断和监管标准。

蔡 | 许多信徒会用放生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佛教理念的支持，大多寺院在帮助他人上采用的也是募款这类形式，那么您认为您的救助与他们的救助会存在高下之分吗?

道 | 很多时候只是他们局限了自己。比如说城市里面的一些寺院，他会去买点花鸟鱼虫进行放生，当然不排除有一部分情况是做一种形式，但也有一部分人真的是想去放生的，对这种情况我认为没有什么高下。

因为佛教里面讲六道众生是一体，不管是畜牲或是各种飞禽走兽，他们都是有生命的，每一个生命我们都应该尊重。不能因为人是生物界的最顶层，就可以随意地进行杀戮。

对于放生这件事，我的理解是不杀生就是最大的放生。放生的意义在于我们今天在路上遇到某个生命感觉他很可怜，那在我有能力的范围内，我就把他救下来去放生。而不是刻意的因为打算做放生这件事，大家就一起跑到一个养殖场，大包大揽的把一些东西拿出去放生，最后弄出一些什么淡水龟扔到海里的事。像人家养殖的东西，圈养的这些小鸟你放出去，它们没得吃会饿死。这种放生其实就缺少了佛教里最看重的智慧。

蔡 | 作为普通民众,我们常常会抱持一种朴素的善良和正义观来行使善心，但这种善心有时会与目前的制度产生一些冲突，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道 | 他不认可我，我就也不需要他去认可我，只要照着我的良心去做就好。这个地方不同意我可以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不同意我再去找别的地方。

像有的地区政府愿意帮助你，比如说丹阳慈善总会。他们作为一个爱心团队，他可以帮我成立一个护生小居的分部。虽然能力有限，但至少人家在做了。

其实我们执政的很多领导，都是有觉悟的。现在只是对这种新生事物和社会情况的接纳，各地区有前后快慢。但我自己的要求是我只要能活着就行，你对我的限制，对我的打压其实都无所谓的。所以现在我就两个准则：第一，我做这件事的过程中绝对不犯法，这是我的底线。第二，我尽自己的能力，能救助到多少是多少。至于什么时候是个头，我想如果哪天我出了什么意外，两腿一蹬离开人世了，那说明我的责任已经尽到，对佛教徒来说就是我的愿力结束了。

反正既然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那我就继续像现在这样布点，想办法让这件事继续活下去。因为我多坚持一天，多坚持接一个电话、帮助一个人，那就是多救了一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