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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政治学家韩博天：数字列宁主义下，中国将如何重塑全球秩序？

灵活坚韧的党国体制，加上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高效工具，中国犹如一只突然出现的“红天鹅”，对全球秩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特约撰稿人 于渊 发自香港

2018-02-22

政治学家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的新著《红天鹅：中国非常规决策过程》（Red Swan：How Unorthodox Policy-Making Facilitated China's Rise）近期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这本书的出现可能正当其时——在一个中国全面崛起，对本国国民、周边地区乃至世界都造成巨大影响力的时刻，我们该如何认识和观察中国？

韩博天是位于柏林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以下简称墨卡托中心）的创始总裁，和特里尔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曾经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从事中国研究的工作。墨卡托中心成立于2013年，是欧洲最大的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致力于全方位分析中国社会发展，推动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与认识。经过几年的发展，该中心已被普遍认为是研究中国的权威机构和在欧洲政界有实际影响力的智库。不过，它对中国的一些负面分析也曾招致《环球时报》以整版文章批评。

韩博天本人对这些批评处之泰然。他称自己是一位“正视中国及其崛起”的政治学家，喜欢务实地观察和研究“中国如何解决问题”，也因此曾与中国各层级官员广泛接触。他非常熟悉中共官员的用词，诸如“作风”、“由点到面”等，在访谈中，会直接用汉语说出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7月赴德国参加 G20 峰会时，韩博天就“一带一路”问题接受过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其文章、言论也经常被“观察者网”等持国家主义立场的网站引用或转载。

但韩博天也提到，最近几年，接触中国官员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即便能接触到，他们能对研究者讲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了。观察仍正在快速变动中的中共政权，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新作《红天鹅》中，他试图解释的，就是中国何以成功？为了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韩博天把中国比作一只巨大的“红天鹅”——我在采访中询问“红天鹅”的含义，他解释道，因为红色中国超越了人们此前的一切假设，它和其他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截然不同。

“游击式风格” (Guerrilla Style）是他自创的另一个术语。他在书中写道，“中国游击式政策风格的历史传统之前很少有西方学者关注。永恒流动和持续变化是政治和权力的常态，即使是建立机构，也不能有效终止或疏导这种态势。”因此，很难用西方惯常使用的二元论，如集权和分权，或者宪政概念中的联邦制来分析中国。因为这些理论归纳，都包含着一种权力制约和平衡所带来的稳定性——而这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并不存在。韩博天认为，这些僵化的理论无法捕捉到中国制定政策过程的关键所在，也就是他在书中强调的“试点”和“由点到面”的中国式政策模式——这种“不稳定”但是有成效的模式，将“分散实验”和“中央干预”结合在了一起，带来了今天中国的发展成就。但他指出，在习近平上台后，大张旗鼓地引进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彻底改变了以往中国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灵活性与探索性，让过程变得僵化。

在访谈中，韩博天尤其谈到他对中国未来的最大担忧——“数字列宁主义”（Digital Leninism）。在他看来，由于拥抱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中国政府和大科技公司达成了广泛共识和利益联盟，而中国的普通百姓，甚至警惕政府的知识分子，也因为享受唾手可得的便利而失去警惕。就此发展下去，会形成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数字极权，远远超出《一九八四》的寓言。个人作为数据元，与权力作为数据的掌控者，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前所未有地悬殊，甚至会令反抗失去组织化的可能。韩博天在采访中说，这一局面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在中国发展得如此之快，不仅世界其它国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即使中国的人们意识到个人信息已经全面暴露和上缴的危险，也为时已晚。

同时，世界局势也显然有利于中国， 2007年到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西方民主国家包括美国、西欧和日本，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中的声望和公信力明显下降，中国看上去是当前唯一有能力填补这块空白的国家。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衰落，正是中国在世界赢得声望和影响力的前提。那么，中国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国家体制，手握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高效率工具，是否会挑战西方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主体制？端传媒对韩博天进行了长篇专访。

中共与苏共不同的 DNA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你在书里提到， Nicholas Taleb 解释了“黑天鹅”是什么，而你的新书名叫“红天鹅”（Red Swan），人们对这个您创造的新名词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你能解释一下“红天鹅”究竟是什么吗？

韩博天（以下简称“韩”）：“黑天鹅”被视为一种认知挑战，所以我们的整个假设都受到了“黑天鹅”的挑战。 此前，我们假设天鹅一定是白色的，但是一旦出现了黑天鹅，我们就必须修改以前的所有假设。所以这指的是那些让你意想不到、颠覆认知的突发事件。而“红天鹅”的中国，也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包括中共的韧性（Resilience）、创新能力（Innovation Capacity）、经济发展等。基于传统的关于共产主义的社会科学假设，包括我们所经验过的共产党执政国家——例如东欧、苏联、东德——它们在技术创新面前总是非常不适应和处于被动局面，但中国却不一样。中国的革命颜色是红色，所以这就是“红天鹅”。

端：你又创造了一个叫“游击式风格”（Guerrilla Style）的新术语。能否介绍一下“游击式风格”的特点？它与“实用主义”又有什么不同？

韩：“游击式风格”非常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植根于中共的历史传统中，是中共 DNA 的一部分，这与苏共截然不同。

中共领导的革命，是在分散的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他们用非常在地化的政府体制，来转变当地的经济与社会观念。历史上，中共虽然有一个党中央，但却没有行之有效的等级制度，中共在许多地区都有自己的根据地，处理各自的问题：在面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挑战上，当时中国各地的情况各不相同，这种不同的程度甚至比今天还要更甚，所以中共必须要给当时的地方领导人一种创造性的决策权（creative policy making powers）。这种措施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当革命胜利以后，中共就认为，中央的集中领导和分散的地方举措是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而这与苏共对体制的设想就很不一样——苏共高度集权，官僚体制层级严明，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

“游击式风格”非常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植根于中共的历史传统中，是中共 DNA 的一部分，这与苏共截然不同。

“游击式风格”的重要特点，在于它使这种分散的举措，变成了制定政策的方式——使其合法化了，于是这真的鼓励了官员们尝试了一些新东西，去探索那些未被触及的领域。这意味着——至少邓小平明确表示过——中共必须勇于面对新的挑战，例如在科技方面。虽然你可能不知道未来的技术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你仍会努力发展科技。在今天，中共仍然有可以与革命传统相比较的“游击式风格”的特点，比如在抓住机遇上的大胆与积极态度，比如管理紧张局势，动员群众力量发现潜在“敌人”等等，都会涉及到“游击式风格”的执政策略。

高效却不稳定的“游击式风格”

端：“游击式风格”带来了大量的政策“试点”，这种“由点到面”的方式，你在书中提到，是富有成效、然而却不稳定的模式，这怎么说？

韩：政策实验，“由点到面”是先执行，但没有立法，之后再来立法。先实施一些事情，看看这些实验能否成功，如果成功就将其合法化，并推而广之。如果不成功，甚至有灾难性后果，中共通常就是不再谈论它。从中央决策者的角度，如果你的地方官员愿意尝试新事物，你会很高兴。因为如果事情最后出错，责任可以归咎于他们。而如果事情顺利的话，你把它拿出来推广，功劳就归于自己。从政治逻辑上来讲，让地方官员在地方一级做政策实验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对中央决策者有利、风险很低。而地方官员也会因此获得相应的回报——至少过去是这样。作为地方官员，当你成功实验了某项政策，为解决诸如农村贫困人口、医保等难题创造了解决方案，不仅招商引资会变得容易，你还将获得政治上的回报，通常会步步高升。

“因地制宜”的做法虽然富有成效却不稳定，但这不会给党的领导带来风险。

这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很特别，这与西方很不一样。中央在一定程度上设定目标，然后让地方成为“试点”，然后再试图推出一些新东西来。“由点到面”的重点是，只能由上面来决定，如何来“由点到面”。但这些“因地制宜”的做法，并不会在法律法规中被明说出来。它虽然富有成效，但却不稳定。因为没有预先制定的法律，没有国家的明确规定，你永远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有可能同样的试点，在广东做得很好，在山西却失败了，这就对山西很不利，这就是我所说的不稳定。

端：你觉得高层官员是否看到了这种不稳定的影响？他们会担心这种不稳定吗？

韩：从政治角度来看，地方实验是非常好的，因为地方实验有时候失败，有时候顺利，很不稳定，但是国家制度本身、党的领导永远不会有风险。

高层官员知道党中央是稳定的。即使地方出了问题，也是他们的错，中央会纠正的。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所以。在中国做一个县市一级的领导真的很难。特别是现在，对政治风险的演算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因为官员的纪律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腐败问题，还涉及到政治忠诚问题。

端：那么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如何给地方支持的呢？

韩：这要视情况而定。有时候他们会获得资金援助。但在过去，依赖的完全是当地的创造力，中央不会给任何资金支持，所以那时候需要激励农民。邓小平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钱。在如何发动农民的积极性方面，他做了很多努力。在邓小平被下放的时候，他在农村一直在思考，如何在没有投资的情况下，让人民的积极性被发动起来。

端：有些经济学家，会因此认为中国已经事实上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了。

韩：这是很肤浅的看法。很多人都没真正把中共当回事儿。在中共体制的等级制度下，“试点”一直都有干预，中共一直是领导者；联邦制是另外一种东西了，它意味着不同的层级和地方，都会有非常不同、但是确定无疑的权力（编注：例如立法权）。这在中国就很不一样了，这些学者很习惯使用西方的术语和经验，去描绘那些在中国非常不一样的东西。西方有西方的制度、社会和理念，如果我们把它们作为框架研究中国，就会忽视巨大的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中国真实生活的进展感兴趣的原因，它给你一个更大的角度去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追寻政策的来历，看看中国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你会从中看到各种导致变化的原因。研究中国如果置于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中国的地方可以自主自治），这就是用西方的思维去臆断和想象中国。

研究中国如果置于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就是用西方的思维去臆断和想象中国。

我这本书想要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我们必须纠正此前的臆想，要用开放的态度去研究中国。我的研究，很大程度都基于我对不同层级中共干部的访谈上，高层和地方层的都有。我问他们，什么是他们当前主要的关注点，以及他们如何处理和克服困难。从那些谈话中，有一些奇怪的术语经常出现，就是“试点”、“由点到面”。当我尝试寻找“试点”的来源，或者这种特殊方法论有哪些特色时，才发现他们根本不思考这些问题。这是我的访谈中很有趣的地方，他们从来不认为“试点”是一个特别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作风”，——“这就是我们的作风”。他们不思考到底是什么。比如我问如果“试点”失败了，你会做什么呢？他们回答，“不了了之”，就不讲了。

习时代：回到顶层设计与中央再集权

端：这种“游击式政策风格”，在毛时代、邓时代和如今的习近平时代，有不同吗？

韩：习近平时代更加行政化了。但分散实验的基本思路还在，习近平还在谈论实践工作，比如他也谈到“试点”工作，也谈到“由点到面”——因此，“游击式风格”还在那里，习近平声称欢迎实验性的政策。但是另一个术语“顶层设计”则是在中共革命传统的反面——这意味着严格的等级制度、集权和严苛的纪律，而这是习近平如今所要求的。

我认为，这个新体制让党的注意力集中在党的领导力和党的纪律上，这很显然有压缩地方实验和创造力的风险。这是我目前正在观察的事情：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不敢再进行因地制宜的创新了。当然，与此同时，政治腐败也减少了。这是中共目前想要做到的一个艰难的平衡。

端：最近几十年来，中共已经削弱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削弱了大规模的群众动员，而这两方面恰恰是你所谓的“游击式风格”的核心。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正在越来越偏向“正规化”？

韩：“游击式风格”和“正规化”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中国政治体制有很官僚化的一面，他们有很多庞大的官僚机构，这在毛时代就已经很明显了。但是，这种来自上层领导和下层执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都被官僚体系的内部游戏规则制约着。中共当然也强调书面规定，但是这种“正规”与“非正规”之间的紧张，内生于中国政治体系当中，从邓小平时代以来，这变成了越来越强的官僚系统内部规则，领导人会用权力意志去处理。

习近平目前所做的中央再集权，就是往正规化方向努力。现在习近平正在建立完全平行于原有体系的官僚机构，来控制原来的官僚体系。

习近平目前所做的中央再集权，就是往正规化方向努力。现在习近平正在建立完全平行于原有体系的官僚机构，来控制原来的官僚体系，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例如国家监察委的设立，就是在原有的官员反腐和党员纪律检查的制度挑战下，所作出的反应。我们可以观察这一举措能走多远。

不过习近平治理下的大部分政策制定，都更像是一种“危机模式”下的反应。他并不相信原有系统能够执行他的政策，所以才要创造新的制度，让他可以一直施加压力。2012年以来，习一直试图保持“高压政治”。因为那时候出现了薄熙来、周永康等事件，中共领导层因此陷入严重危机。我认为，他正在尝试继续维持这种危机氛围，以此制造一种永久危机的模式，来增加自己的核心权力。

数字列宁主义：政府与科技巨头的合谋

端：那十九大以后呢，这种危机模式会解除吗？

韩：看起来不会。

我知道有人希望会如此。习的地位已经稳固了，那么他可以放松下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习近平来说，他的使命，第一就是要在21世纪振兴社会主义中国，第二就是要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重新定义中国的地位。我认为这两个他自我定位的历史使命，超出了短期的政治计算。

我在书里没有谈到的，就是中共如何将新的数字技术用于实现目标。这是目前中国领导层为何对人工智能如此痴迷的原因，他们真的想让中国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这契合共产党的科层制度与它的组织原则：他们利用数字技术实施全面监控、控制、引导、审查等，新技术对共产党来说是完美的控制工具。以西方的角度来看这很可怕，因为新技术似乎完美地契合共产党的统治需求，共产党将支持和加强新技术，它随时更新，让你时时刻刻都处于在这个技术构建的牢笼之中。

端：根据你的观察，习近平真的能驾驭这种力量吗？

韩：他并不只是一个人。中国的科技巨头和当局的方向完全一致，大公司和共产党，都对数据十分饥渴，都需要尽可能多的数据，这让事情变得很诡异。政府、大公司、投资者，有时候甚至是普通消费者，都朝着同样的方向前进，他们达成了一种一致。这才使得这一体制变得如此强大，在利用数字技术控制上，没有任何辩论、任何争议和任何间歇。

对我来说，可怕的是，虽然不同的科技巨头有着不同的商业目标，但它们都乐意为共产党服务，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这很难（接受），但我们得面对这个现实。

例如华为，除了在美国以外，华为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在全球范围内都有业务的公司，它无处不在。但华为会说，我们只提供技术和网络，各种应用的基础设施。就像其他大公司也可以做物流、旅游和城市管理的业务，并声称不一定为政府监视的目的而服务。但实际上，利用这些大数据做什么，是由人来决定的。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政府来说，技术可以成为非常不同的工具。回到你的问题，我认为目前为止，中国的科技巨头和政府已经形成了联盟，他们合作得很好。

虽然不同的科技巨头有着不同的商业目标，但它们都乐意为共产党服务，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中国政府之所以迅速地拥抱数字技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起步早，我观察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在朱镕基任总理的时代（编注：为1998年3月到2003年3月）这就是重中之重了。在西方国家，政府常常将数字技术视为一种附加的东西，但中国政府在那时就将其视为变革性的技术，认为它将会改变一切。

在中国政府看来：我们必须使用数字技术，否则我们又要落后，所以我们要将这些技术用于我们的目的。这就是中国政府和西方的差异。在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领导层本能地把握住了它。而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都太被动了，他们在等待事情的改变和发生，不知道如何面对新技术。

这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事情，也导致许多西方政府和民众对此的认知缺失，我们最近才了解这些技术是如何影响和变革（现实世界）的，而中共比别的国家政府早了15年。

端：你曾定义这种靠大数据提高极权精度和效率的做法为“数字列宁主义”，现在它是否真的已经扩展开了？

韩：目前流行的“社会信用体系”显然是数字列宁主义的一部分，这也是中共最引人注目的创新。它在收集数据的基础上，带来了新一轮的对市场参与者和市民的监管，这带有非常强的入侵性。

我认为，即使在香港，你们也低估了“社会信用体系”对香港人在本地活动的重要性和入侵性。所有和大陆做生意的人、每一笔交易都会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而每一个来过香港的大陆游客，也会将体系延伸至此。除此以外，这一系统还将囊括任何与中国打交道的人。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必须受它的约束，遵守《网络安全法》，不仅是外国媒体，还有外国企业。

中央如何控制如此庞大的组织和巨大的社会，一直是共产党面临的永恒挑战。而现在，数字技术解决了他们的困扰，这是完美的极权控制。

这个看不见的系统会不断扩大，这会改变每个人和每个公司的行为与他们对自身风险的计算，会构成真正的重大改变。我认为大多数人还是低估了这一点。人们会认为他们（中国政府）做不到，他们不会做。但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全新的事物、一个全新的战场，他们用此来规范市场和社会。从香港的角度来看，你应该认真地正视它，因为它一定会来。

在传统模式下，中央如何控制如此庞大的组织和巨大的社会，一直是共产党面临的永恒挑战。而现在，数字技术解决了他们的困扰，这是完美的极权控制。

端：而普通人能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中获得许多便利，所以每个在其中的人都感觉很舒服。

韩：对，因为这十分方便。通常，我们会把监控、控制的责任归咎于政府，但中国的网民和消费者本身也是问题。他们太容易地接受这一切了，根本没想过这些事情。他们会说，让我们使用这些产品吧，让我们使用微信的一切。之后，他们就把这个数据笼子一直戴在自己身上。在中国大陆，即使是非常聪明的人、即使是知识分子，他们也不会想到可能产生的后果，大多数人都是盲目的。盲目的消费主义者，他们陷在方便的网上商城里不可自拔。

端：人们为什么想不到呢？包括知识分子。因为缺乏批判思维？因为改变不了所以无力去说？

韩：我认为并非如此。我1980年代后期在南京大学学习，当时大学生的批判思维很强。直到1989年，他们仍然有很多批判性的思考，想要独立于体制权力之外。而消费主义是另一种权力。1989年以后，执政者的基本思路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人们的一切精力都转向经济、商业和消费主义。这很可能也部分地解释了目前所发生的一切，人们对过去无知，在政治上非常被动和冷感。

端：在你看来，将来中国人会对隐私的被监控和侵犯感到愤怒吗？

韩：我觉得将来会出现的。但目前为止，还没有那么多的人意识到或恐惧这些技术。大数据监控从另一方面来讲，确实让交通更顺畅，让物流更高效，给城市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潜能，让人们生活更便捷。但是当人们完全失去了自己的隐私空间之后，反对的声音可能就会来得太迟了。

端：你觉得现在已经太迟了吗？

韩：只能说现在的进度非常快。我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快速推进，我不确定是否还有时间来阻止。必须说，中国的数字技术进步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公共空间基础设施的安装上面。而这些技术所需的基础设施已经都搭建好了，我预计，中国对公共空间的全面监视工作很快就会完成，听说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村庄里，比如云南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安装摄像头了，不是所有的公共场所，而是交叉路口这种关键位置，这通常来说就已经足够了，而这种摄像头非常廉价。

端：你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有足够的了解吗？

韩：没，他们完全低估了。香港政府，包括美国、欧洲的政府，对于公众的数据抓取会遭遇很大阻力。我们知道网络大数据会有隐患，互相竞争的公司之间、互相竞争的党派也会指出这些问题。但最重要的是，这些互相竞争的公司可以不为政府提供数据，Google 和 Facebook，他们都不喜欢政府，他们总是在反对政府获取数据，有太多这样的事了。正因为政府与大公司之间并不相互影响，所以保障了竞争的透明度、也有助于政治竞争。但在中国不是这样，政府获取数据没有任何阻力，这些公司也为技术的发展而疯狂，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也很有道理。

端：在西方，法律方面有没有关于数据权利的规定？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行为数据应该归谁所有？

韩：当然。德国宪法法院有一个判决，叫做“信息自决权”（The Informational Self Determination）。这已经是很老的判例了，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还有其他几个案例。欧洲人对待“信息自决权”，采取了与美国人截然不同的立场，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里面包含了许多（对政府）的恐惧、不信任，这些一直都是被广泛讨论的议题。在中国，这种数据不受保护的情況从来不被讨论，最终可能发展成一场巨大的灾难。

世界将不得不面对，一个由中国驱动的全球化时代

端：最后让我们再来谈谈习近平时代。在最后一个章节，你对这个时代有很多批评，你说到了“习李体制”，就像“胡温体制”——现在你还认为有“习李体制”吗？

韩：我不再认为是这样，现在只有习体制。

端：在你的书里，最后一章习时代之前的六个章节，你觉得中国的政治体系是行之有效的。

韩：不，我只是认为此前中国的体制具备“韧性”（Resilience）。这一体制当然有很多不足，失败时常发生。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为何共产党能保持灵活，而不是高效——我不会用行之有效这个词，我会用“韧性”。

端：但是在最后一个章节中，你对习近平时代中国体制的韧性保持怀疑。

韩：因为如今的中央集权化程度令人窒息。曾经的去中央集权，是可以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有数据表明，“试点”活动，从2012年起是逐渐减少的。所以这种过度依赖中央集权的领导方式，是有明显风险的，尤其当领导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这让整个系统都充满风险。

端：在这种模式下，你怀疑“顶层设计”的有效性，对吗？

韩：是的。我认为，如果你在进行“顶层设计”的时候，是否想过地方的不同政策，地方一级将会失去所谓的“因地制宜”。这就意味着，一旦是党中央决定的，都将被执行，不管这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这就是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的危害，如果最高领导人说必须朝着这个方向走，即便这是灾难性的方向，也没人阻止得了。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危险，因为一旦他错估了情况，导致中国走错了方向，这将会成为全国性灾难，乃至于全球性的灾难。

端：目前在党内，对最高领导人仍然会有约束力吗？

韩：目前恐怕没有那么多。习近平愿意倾听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听取对抗性的建议。党内没有对抗性（势力的存在）。如果他宣布一个决定，他认为这是重要的事情，没有人会站起来说，“不，这是错的，你不能这样做”。

端：举一个例子，如果“一带一路”最终失败了，习近平会对它负责吗？

韩：这是一个风险。像“中巴经济走廊”这样的大型外商项目，发展下去可能也不在中国的控制之下。如果类似这样的事情失败了，对习来说是一个风险。因为很多人可能不会公开表态，但大多数人会私底下责怪他。 这确实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失败了，会有反弹，但也许是隐藏的、缓慢的反弹。

端：你如何看待前美国总统顾问班农（Stephen Bannon）的言论？他此前曾把现今的中国与1930年代的德国相比较。

韩：这是错误的比较。

中国和那时候的德国非常不同。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处于在世界上占优势的地位。所以中国显得更放松一点。中国的发展也无关军事侵略，甚至没有武力夺取台湾。可能会有军事摩擦冲突，但我看不到军事侵略。我也没有看到纳粹德国时期的种族主义问题在中国很普遍地出现。

中国带给世界的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西方从来没有面对过，因为中国太大了，引力也太大了。像日本、韩国这样的小国从未有机会改变全球舞台的格局，中国崛起与日本崛起也因此没有可比性。中国有有潜力改变全球的游戏规则，这就是不同。

端：你在书中最后一章认为，当前，日本、欧洲、美国都在衰退，而中国现在是填补这个空白的唯一国家。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的衰落以后，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获得了国际声望和国际影响力。你如何看待未来五年中国的影响力，中国能否挑战美国的国际影响力？

韩：中国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我毫不怀疑这点。因为中国正在去欧美不曾到达的地方，这实际上也是“游击式风格”的原则，中国在“避实就虚”，避开主要战场。

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由中国驱动的全球化时代。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去非洲、要去拉美。那些美国影响力没有那么深入的地方，就是中国找到机会的地方。中国正在为此而努力，而那些中国科技巨头也是如此。他们正奔向那里。我预计在未来几年，中国会更加全球化。最重要的是，中国也会出口一套技术标准，为了安全、物流、交流等诸多原因，中国也会尝试把在国内已经普及的技术系统，输出到其他需要的国家。

此外，在大数据、公共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等方面，这是中国所熟知的技术。就技术层面而言，由中国推动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而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由中国驱动的全球化时代。

（张洁平、李若一对本文有重要贡献）

野兽按：胡平先生的文章已经读过许多了，胆今天才第一次看到了他的这篇发表于2020年5月29日的《新冠肺炎浩劫：一场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大灾难》，见证苦难，打死也不忘记。野兽在2020年4月13日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中国的新冠疫情叙事能成功吗？：谣言、谎言及民族主义分析》：

1981年，阿马蒂亚∙森（经济学家，199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对饥荒的研究中提出，与当时大众所认知的“饥荒属于天灾”不同，饥荒的发生多属于人祸，而人祸的发生又与政治制度——反对党的存在、媒体自由、民众抗议的途径、民主选举的权利——有着密切的关联。森写道，“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有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40年后在武汉发生的一切，起初似乎是“民主无饥荒”论在瘟疫语境下的再次印证。但出人意料的是，二月底，当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时，疫情却在欧洲再次爆发，并迅速发展成全球大流行，体制的对比甚至看起来出现了反转。虽然韩裔德国学者韩炳哲把中韩等国的抗疫效率归因为“东亚服从传统”的观点很快得到了批评和反驳，但“中国模式决定性地促成了抗疫成功”仍然是当下被中国国内、以及部分海外言论所广为接受的叙事。端传媒3月19日发表的《从信任危机到世界救星，中国政府如何重建“大国自信”叙事》一文，便梳理了疫情爆发以来的若干舆论热点和宣传重点，指出“宣传系统在1月和2月份屡次失手之后，终于借着国内疫情减缓、全球疫情暴发的‘机会’，夺回了舆论场的话语权”。

随着‘大国自信’叙事的重建，舆论空间中的爱国情绪在欧美疫情爆发后再度高涨。一方面体现为体系性地生产和消费体制优越感与自信心，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民族主义不断塑造竞争者、假想敌，“逆练”灯塔主义。更堪玩味的是，参与者的“小粉红”色彩淡化、参与者的普遍面貌不再是使用低幼语言、饭圈策略的年轻人——如果说海外爆发前的爱国潮主要仍是小粉红在一片质疑声中逆势为“阿中哥哥”反黑，那么海外疫情爆发后的爱国潮，则更像是普通人的体制信心与民族信心的全面复苏。

二月疫情在欧洲蔓延是爱国潮转变的关键节点。那些曾被认为与中国体制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依次重演，“民主无大疫”的神话迅速破灭。中国当下相对的安全状态——尤其是相对西方国家的安全状态，更暗合了一直以来中国对其体制合法性论证的模式：生存和发展权高于并优先于其他更为抽象的人权，生存和发展权的保障不仅是更为重要的成就，还能弥补后者的缺失。

在众多死亡的医护人员中，有一位引起了社会的热议，对于他的死亡也一度引发了中国国内互联网的一次“言论革命”，这位死者就是之前因发布疫情信息而被警方训诫的李文亮医生，李医生作为最早发出预警信号的医生，他的行为值得肯定，而当局对其进行恐吓和训诫，并且在后来将其安排到一线进行抗疫，而导致其感染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

这一夜，堪称是中国大众“觉醒”的一夜，很多曾经不曾发言的中产阶级和“犬儒”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站出来呼吁当局履行宪法35条中的言论自由条款，并且要求当局对于抹杀言论自由造成九州封城的局面负责，这一讨论一度有几千万的点击量，引发了一场类似“革命”的热潮。

当局为了平息民众的怒火，开始了一系列宣传，首先派出监察委进驻武汉进行调查，然后有对这一事件进行回应，表示这一行为是湖北当局单方面的瞒报，对整个中国造成重大的灾难，因此应该彻底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对于地方政府的失职行为进行调查。

舆论发酵了三天之后，之前呼吁言论自由的帖子早已经被删光，很多人的账号因此被封禁，这样一场类似茉莉花革命的运动戛然而止，无疑官方对于推动事件平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大众的妥协和听信了官方的通报也在另一个层面冲淡了这次“革命”。目前事情过去两个多月了，几乎听不到对于这个事件的讨论了，一切归于平静，记忆和遗忘的斗争中，以极权主导的遗忘式宣传起到了作用，再一次压制了人们反抗的声音。

更加变本加厉的是，当局无耻的推出了《大国战疫》和一些要求民众感恩的新闻，宣传目的直接指向感恩，要求民众对于政府九州封城和集中力量抗击疫情的行为进行感谢，并且对于自己犯下的错误毫不反思，并且宣称这是制度优势使然。

诚然，这确实是一种“制度优势”能够在紧急期间几乎剥夺公民一切行动自由以及权利，能够用医护人员的牺牲和大规模感染为代价对于本应该扼杀在初期的疫情进行抗击，还恬不知耻的对于这种行为进行辩护，可以显示出权力的傲慢和对于民众的知情权以及生命权的漠视。对于这种宣传，很多民众逐渐忘记了这场灾难发生的原因，而开始对政府后期的行为感恩戴德，也催生了一系列“感恩文学”。

在一个极权体制之下，灾难都会带来赞歌，每一次灾难都会是一种对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这些人丝毫不知道追责，也不知道一个极权体制就是这一切的源头，他们盲目的为体制摇旗呐喊，逐渐走上一条被奴役的奴役之路。而极权者丝毫不会为这些行为反思，灾难过后的庆功宴才是头等大事，他们用一个一个鲜活生命的牺牲作为炫耀的资本，在一座座坟墓上建起花园式的纪念馆，而民众们在欢歌笑语中等待下一次灾难的到来。

新冠肺炎浩劫：一场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大灾难

胡平

小引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横行。法新社汇整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格林威治时间5月21日11时，全球确诊病例数达5,012,630例，其中有328,220名患者不治（1）。眼下，疫情仍然看不到尽头。这场瘟疫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它深刻地改变了历史，改变了人类生活。

（世界感染人数曲线，来源：Our World in Data）

然而，这场浩劫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在2019年3月的两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十分自信地对媒体说：“经常有人问我，萨斯过去十几年了，还会来吗？萨斯这一类病毒随时都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萨斯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络系统建设得很好，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2）

2016年11月，在乌镇举行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在“互联网+智慧医疗论坛“发表致辞时说，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时间从5天缩短为4小时。（3）

自2003年萨斯事件后，中国政府吸取教训，耗费巨资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简称网络直报系统）。“不明原因肺炎”则被列为其监测、报告的重点之一。该系统于2004年4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用。另外，中国政府还在2006年制定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应当说，这套网络直报系统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都相当有效。前些年，中国发生过禽流感，还发生过不止一次鼠疫。正是借助于这套网络直报系统和应急机制，疫情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理，没有传播开。

中国拥有世界第一流的疾控体系，还拥有因抗击萨斯疫情而获得丰富实战经验的医护人员及公共卫生专家，再加上因萨斯事件而对类似疫情格外敏感并知道该如何反应的大小官员以及普通民众，中国本来最有能力防治萨斯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但是，它还是发生了，而且远比上一次更严重、更惨烈。

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浩劫竟然发生了？谁该为这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浩劫负责？

 （一）维稳压倒防治

 2019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发一则报道：“武汉肺炎不能断定是SARS  病例大部分为华南海鲜城经营户”。

 报道说，武汉市发现病毒性肺炎27例，其中7例病情危重，其余病例病情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近期出院。此次肺炎病例大部分为华南海鲜城经营户。目前，相关病毒分型检测、隔离治疗、舆情管控、终末消毒等工作正在进行。目前病因尚未明确，不能断定是网上传言的SARS病毒，其他重症肺炎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即便是SARS病毒，此前也已有成熟的防控救治体系，市民也不用恐慌。（4）

 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布武汉发现病毒性肺炎。顺便一提，这也是第一次出现“武汉肺炎”这种说法，正是出自中国头号官媒，可见和“污名化中国”毫不相干。

紧接着，第二天，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透过官方微博“平安武汉”通报称“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处理”。通报说，近日武汉市医疗机构发现接诊了多例肺炎病例，在武汉市卫健委作了通报后有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散播不实信息，经公安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进行依法处理。 （5）

“平安武汉”的这份通报，立刻被《人民网》等多家官媒转发，中央电视台更是连续反复播报。这很不寻常。

按说，一条由地方公安局用微博发出的简短消息，通常是没资格被各大中央级媒体转发和播报的。再说，这份通报过于简略，既未提及“谣言”的具体内容，也未公布相关处罚内容。如果中央级媒体要转发播报，按说总需要花点时间先做些核实求证的功课，不会马上就转发播报的。可是这一次，中央级媒体却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和超乎寻常的规格转发播报了地方公安局的一条微博，可见它们是事先串通的，它们都是在按照同一个剧本演出。可见，从传唤8名散布谣言者到各媒体发布相关消息，都是出自中共当局的指示。在“定于一尊”的时代，这种配套的大动作不经过习近平是不可能的。

综合上述两条消息（公布武汉出现病毒性肺炎和通报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处理），我们可以推断，至迟在去年年底，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就已经了解到有关武汉病毒性肺炎疫情的信息；而且至迟在去年年底，当局就对防疫工作给出了某种指示和部署。

一方面，当局并不是没有做防疫工作，如《人民日报》12月31日报道所说，“相关病毒分型检测、隔离治疗、舆情管控、终末消毒等工作正在进行”。但另一方面，当局又对外极力淡化疫情，掩盖疫情，严厉禁止任何人散布有关疫情的信息。这就把防疫工作限定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不准越雷池一步。这就严重地妨碍了防疫工作的正常的、有效的开展，实际上是为疫情的扩散大开方便之门。

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拿到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当天晚上，她就收到医院发来的信息，是转武汉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1月2日上午，艾芬被医院领导约谈。医院领导严词厉色，批评艾芬“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并要求她回去跟科室的人员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6）

迫于压力，艾芬不敢告诉她丈夫，只敢委婉地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迫于压力，艾芬也不敢告诉医院的同事。她只敢要求她主管的急诊科的医护人员穿上隔离服，还只敢穿在里面，外头套上白大褂，因为医院领导明确说不准把隔离服穿外头，说穿在外头会引起恐慌。结果，艾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那些不知情的其他科室的同事们一个个倒下，有的后来死掉。（7）

武汉市中心医院共有职工4300多人，（8）感染人数超过230人，5人不治。（9）

医院尚且如此，何况社会；医护人员尚且如此，何况一般市民。

艾芬提到两件事，很值得注意。艾芬说，她是被医院领导约谈的，是面对面谈话。医院领导要求她回去跟科室的人员传达封口令“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必须是“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为什么要对传达的方式做如此严格的规定？一来是严防扩散，二来是不留证据，以便日后可以矢口否认。

另一件事是，医院里有医护人员被感染了。这本身就证明这种病会人传人。但是医院领导不准医生把这些病例上报，甚至要求医生改写报告，不能写“两下肺感染，病毒性感染”或“不明原因肺炎”，只能写成“两肺散在感染”。然后对外宣称，没有医护人员感染，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

艾芬的遭遇说明：

1、医院领导明明知道艾芬、李文亮等医生在微信群转发的有关疫情的信息是真实的，明明知道这种病会人传人，明明知道连医护人员都有被感染，但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甚至不准医生在报告中如实填写，肆意抹杀真相，还要诬为“造谣”，进而严厉打压。

2、医院领导很清楚他们这种蓄意打压说真话和掩盖真相的行为是见不得阳光的，所以不留证据。这说明，他们完全知道他们做的是坏事，他们是极其自觉而又有恃无恐地做坏事。

3、1月23日武汉封城，国人、尤其是武汉人，痛感前阶段被政府所蒙骗，追责之声四起，死去的李文亮也恢复名誉被封为烈士，但是当初执行封口令的医院领导和下达封口令的高官无一受到批评或惩罚。

顺便再谈谈李文亮受“训戒”一事。后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引用一位武汉有关人士的话，说训戒“过程非常友好客气”，并特别强调“那8位市民没有一人被拘留、被处罚”，（10）以证明那不是政治迫害。但正像那份训戒书所展示的，公安局是强迫李文亮认错悔过，并签字画押，否则就“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那分明是说，如果李文亮拒不认错拒不签字画押，当局就会把他抓进监狱。如果被抓进监狱了，胡锡进也就不能再说不是政治迫害了。可是，当李文亮由于认了错签了字而免于坐监狱，难道就不算政治迫害了吗？

综上所述，淡化疫情，掩盖疫情，蓄意打压“吹哨人”等一系列行为都是出自中共高层的旨意；因此造成的防疫不力、疫情扩散，其责任也在中共高层，首先是习近平。

（二）习近平1月7日讲话到底讲了些什么？

1月28日，在会见世卫总干事谭德塞时，习近平说，这次防疫工作，“我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11）

中共党媒《求是》2月15日刊登了习近平在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工作时的讲话全文。在这个讲话中，习近平说他在1月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就对疫情的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2）

假如说我们对习近平是不是在去年年底就对防疫工作“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还难以确定的话，那么我们总可以确定，至迟在1月7日，防疫工作就是由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

习近平1月7日对防疫工作到底提出了什么要求，其具体内容是什么？习近平没有细说。查阅新华社对1月7日那次会议的报道，（13）其中对疫情只字未提。迄今为止，官媒都没有告诉我们习近平1月7日对防疫工作提出要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从常情常理上推测，不细说就是心虚，就是有难言之隐。习近平不肯公布他1月7日有关讲话的具体内容，是因为他知道他当时那番话讲得不高明，如果公布出来对他不会加分只会减分。

虽然官媒没有透露习近平所提要求的具体内容，不过我们可以根据1月7日以后当局在防疫工作上的外部行为，反过来推断他1月7日到底提出了什么要求。

1、关于通报疫情。从1月7日到17日这10天，武汉卫健委要么无通报，要么通报无新增病例，确诊病例一直停留在41这个数字上。那当然不可能是这10天没有任何新增病例，那只可能是上面有要求不得公布新增病例。从18日起才有新增病例出现。18日通报4例新增确诊，19日通报17例新增确诊，20日通报2日内共计136例新增确诊，21日湖北卫健委通报省内72例新增确诊。

2、地方政府在1月12日、13日开始于机场测温和高铁站测温，此外未见有其他什么新的较大的防疫措施，武汉市民基本无感。

3、原定的大型聚集活动，包括武汉的两会（6日-10日）、湖北的两会（11日-18日）和民众的庆贺春节活动如“万家宴”（19日）都照办不误，等等。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习近平1月7日的讲话，虽然也会讲到防治疫情，但仍然是强调维稳，强调维护工作与生活的正常秩序，严控疫情的发布，淡化疫情，封锁信息，避免造成人心恐慌。这就和先前一样，把防疫工作限定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

海外有人披露习近平1月7日讲话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根据国内官媒的报道来推断这些内容是否可靠。

2月17日，香港《明报》发表署名钟仕的文章“疾控早上报，中央为保节日气氛失良机”。文章写道，去年12月底，武汉传出不明原因肺炎后，中国疾控中心随即介入了解。1月初，中心就向国家卫健委等中央部门及中央领导通报预警。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要求启动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二级应急响应。但在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如何应对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并不是此次会议的重点。在会议上，中央领导人要求要注意防范，但同时要求不要因此造成恐慌而影响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节日气氛。（14）

在美国之音1月27日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香港媒体人纪硕鸣披露了同样的信息。纪硕鸣说，他所了解的情况是：1月上旬，中国卫生专家就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上报国务院；国务院系统出了一个参照萨斯的防治方案，提升武汉的防治戒备并通报全国。但是这个事情事关重大，必须报告党中央，结果党中央不批。理由是时值春节，不要破坏了节日的气氛。（15）

上述信息是否可靠？看看国内官媒有没有相关的报道。

首先，《明报》文章说“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要求启动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二级应急响应”，确有其事。2月9日，《第一财经》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武汉的警铃有机会被拉响，可以是哪天？”的文章。其中列出了一个“武汉疫情核心时间线”，其中就写到“1月6日，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16）另外也有文章写到这件事，写的是“国家疾控中心内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说的是一回事。

所谓中国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到底是什意思？我这里不妨略作说明。

自2003年萨斯事件后，中国除了在2004年建立起全球最大的网络直报系统，还在2006年制定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一级）、重大（二级）、较大（三级）和一般（四级）四级。

《预案》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及非事件发生地区的应急反应措施。这就是说，疾控中心启动应急响应是一回事，政府启动应急响应是另一回事。武汉疫情核心时间线里写到：1月6日，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接下来又写到：1月22日，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事件二级应急响应。同样是二级应急响应，怎么会启动了一次又启动一次呢？可见疾控中心启动应急响应是一回事，政府启动应急响应是另一回事。

大致上讲，政府启动应急响应是指：调集人力、物资、交通工具和其他设施，下令封城封区，限制或禁止群聚活动，停业停工停课，中断干道交通或封锁国境，管理流动人口，对传染病任何疑似病人隔离采取就地隔离等措施，对密切接触者采取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发布信息，开展群防群治，维护社会稳定，如此等等。

控机构启动应急响应，主要是做两件事，一是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开展科研与国际交流、制订技术标准和规范，以及开展技术培训。另一件事是写报告，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收集、报告与分析工作。按照规定，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和一级应急响应，须上报国务院。

根据以上说明，我们可以知道，所谓中国疾控中心在1月6日启动二级应急响应，那就是指，一方面，疾控机构系统进入某种状态，开展某些工作；另一方面，上报国务院，建议政府启动二级应急响应。这两件事都是在内部进行的，外界并不知道。

中国疾控中心的顶头上司是国务院下属卫生行政部门中国卫健委，它的报告是交给卫健委的。卫健委的职责之一就是“组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评估，提出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级别”。然后由国务院拍板决定。

查阅官媒对1月7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报道，我们注意到，其中没有一个字提到防疫工作，可见防疫工作本来并不在会议议程上，应该是会上临时加入的。再有，自去年年底以来，当局对疫情工作的方针就是维稳优先，就是把防疫工作严格地限定在一个很狭小的框架内。假如没有人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新的、和先前有所不同的防疫方针或方案，那么疫情这个议题就不会拿到会议上，习近平也就无从对防疫工作提出他的什么要求。既然习近平在1月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对防疫工作提出了要求，可见一定有相关方面提出了新的、和先前不一样的防疫方针或方案；这个相关方面只能是国务院。

此说来，《明报》文章和纪硕鸣的说法应该是靠谱的。在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应是国务院系统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和国家卫健委的报告与建议，提出了一套防治疫情的方案。这本来属于国务院的职权范围，国务院总理有权说了算；但是在中国是党领导一切，尤其是习近平时代，凡大事都需经过习近平。从中国政府在1月7日会议之后的外部行为可知，习近平没有接受这套方案。

《明报》文章和纪硕鸣都提到中央即习近平不接受国务院防治疫情方案的一个理由是不要破坏节日气氛。这种说法是否可靠呢？应该说靠得住。有官媒文章为证。

1月20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目就是“莫让流言冲淡节日的年味”。这篇文章当天就被包括《人民网》在内的多家官网转载，可见大有来头。文章说，网上最多的流言都是关于健康的。这些流言披着科学的马甲，蛊惑人心，违背科学常识，在辞旧迎新的春节长假里，会引发公众健康焦虑与公共环境焦虑，冲淡了欢乐、祥和的年味，扰乱社会安宁，这是一种“伪科学”，危害不容小觑。政府部门要时刻关注网络舆情与社情民意，针对春运、春节这段人流高速流动的敏感时期，切实做好各项卫生防疫工作，及时、定期发布权威消息、科学信息，逐一批驳流言，以快制快，公开透明，坚决遏止流言的传播，要依法依规严厉查处引发公众恐慌、扰乱社会秩序的流言制造者、传播者。（17）

又，1月19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举办“万家宴”。当地媒体《楚天都市报》发文报道，紧接着包括《光明网》在内的一些中央级媒体也纷纷转发，标题是“谁说过年没有年味？武汉百步亭社区四万余家庭共吃团年饭”。（18）注意，这里又是用的“年味”这个口语化的表达。在当今中国，一种口语化的表达频频出现在官腔官调的官媒中，那常常是因为这种表达出自中共领导人、而且常常是出自中共最高领导人。

据武汉疫情核心时间线记载，1月15日，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包括向各地分发经国家疾控中心认可的检测试剂盒，放宽确诊病例的标准，并要求卫生官员对患者进行筛查，等等，这些都属于疾控系统应急响应的事。但是政府方面仍然没有启动应急响应。

形势在1月20日发生了重大改变。1月20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和地方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对人民高度负责，全力以赴科学有效抓好疫情防控。一是依法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传染病管理，按照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进一步做好防控工作。二是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落实属地责任。1月20日，习近平作出批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1月22日，湖北省政府启动突发事件二级应急响应。1月23日，武汉封城。这离1月7日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相距两周，离1月3日中国向世卫组织通报相距19天，离2019年年底公布武汉病毒性肺炎疫情相距22天。

 （三）错失良机22天

 从2019年12月31日公布疫情，一直到22天后政府才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无论如何是晚了。

连《环球时报》也说晚了。1月22日，《环球时报》社评称，“从最初的情况看，武汉没能在第一时间将新型冠状病毒封死在最小的范围内，坦率地说，我们首战不利。出了一种疾病，一来查不出它属于我们过去熟悉的哪种病，独特得没有任何记录，二来现代医学没有任何可以有效对抗它的药物，拿它完全没有办法，这时我们就该高度重视它，采取最坚决的隔离治疗措施。但武汉的实际应对措施显然缓慢了，没有实行全面隔离治疗，封锁所有潜在的传染源，以至于这种病毒向全国扩散了开来。这是又一记沉痛的教训。”（19）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在2月11日的国际专家论坛上也指出，原本有“实际的机会”阻断2019年12月在武汉出现的新冠病毒向世界扩散。（20）

钟南山院士团队在世界著名的《胸腔疾病杂志》发表论文说，如管控措施提前5天实施，中国的疫情规模预估将减小至三分之一。（21）如果提前10天呢？提前15天、提前20天呢？答案可想而知。

根据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复旦大学、武汉疾控中心、美国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多个研究团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如果提前一周、两周或三周实施管控措施，则中国病例数可分别减少66%、86%、95% 。（22）

作家方方在日记里写到：“武汉疫情，从最初发现到封城，中间延误二十多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延误的症结在哪里，究竟是何人因何事，给病毒蔓延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而导致武汉史上未有的封城。”（23）

 （四）“甩锅”大戏之一

 自武汉封城后，追责之声四起，由是开启了“甩锅”（推卸责任）大戏。

地方官员首当其冲，成为民众责难的对象。民众追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隐瞒疫情？为什么不及时地向民众披露疫情？

1月27日下午，武汉市长周先旺主动走进演播室，要求央视记者专访。周先旺公开承认武汉披露疫情不及时，但话锋一转，周先旺说：“披露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24）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一个地方官员竟然在央视对全国公众直播中，公然“甩锅”给中央。这在中共官场上是没有先例的，不消说有很大的风险。那为什么周先旺还要说呢？我以为：第一、周先旺讲的都是实情。第二、周先旺这么讲，也是自保，是不想当替罪羊，因为上面本来很可能给他们扣上“瞒报”而免去职务以平民愤的。他们一讲，世人就都知道了，不是他们不肯发布疫情，是中央不准。这样，上面，也就是习近平，反倒很难把他当替罪羊了。如果习近平继续大权在握，定于一尊，很可能会秋后算账。但对周先旺来说，事情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说出真相和不说出真相横竖有垮台的危险，与其背负“瞒报”的臭名垮台还被民众责骂认为罪有应得，不如留下清名，垮台也垮得像个说真话的英雄。周先旺这番话让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但转念一想，马上就明白了，周先旺说的一定是大实话。隐瞒疫情这件事，责任肯定在中央。

不少人认为，在中共专制制度下，下面的官员投上所好，总是报喜不报忧，所以会瞒报疫情。不对，恰恰是在疫情这类问题上，下面的官员并没有瞒报的动机。

第一、疫情是自然灾害，又不是自己的错，有什么必要瞒报？

第二、在2003年萨斯事件中，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就是因为瞒报，因为防疫不力而被免去职务。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后来的地方官员干嘛还要瞒报？

第三、在疫情这类自然灾害的问题上，地方官员如果想瞒报，那也是瞒下不瞒上。因为对民众说实话，万一引起人心恐慌，社会混乱，生产停顿，上面会怪罪自己，但是通过内部渠道对上面说实话就没有这层顾虑因此大可不必。尤其是，按规定，地方政府向民众通报疫情是需要得到上面授权的，那么，地方官员还有什么动机对上面瞒报呢？

1月31日，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接受央视《新闻1+1》专访，说他现在“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马国强说：“如果早一点决定，早一点采取措施，比如在1月12日左右就关闭离汉通道，效果可能会更好，疫情会有所缓解，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会更小。“由于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没有当机立断，导致疫情输出到了国内、国外。”（25）

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这句话，话中有话。马国强的话听上去像是后悔，是自责。可是想想看，直到1月20日，武汉地方政府就连向民众公布疫情信息的权力都没有，此前的武汉政府怎么会有权力采取关闭离汉通道这种大动作呢？这种大动作只有中央才做得出。不错，1月23日武汉的封城令是以武汉地方政府的名义发布的，不是以中共中央或国务院的名义发布的，但那是在中共中央或国务院作了决定，授了权，要求属地负责，这样武汉地方政府才有权发布封城令。在2月3日的讲话中，习近平讲到：“1月22日，鉴于疫情迅速蔓延、防控工作面临严峻挑战，我明确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

马国强这话看上去是后悔是自责，其实他一个区区武汉市委书记哪有资格后这个悔？真正有资格后悔的该是习近平。马国强这句话是旁敲侧击，它的弦外之音是，就是你习近平不准及时地向公众发布疫情，不准及时地采取重大防治措施，才导致今天的局面，你难道就不内疚不自责吗？

2月13日官媒发布消息，武汉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马国强不再担任武汉市委书记。注意：这里说的是职务调整，不是免职。同时调整的还有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蒋超良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到目前为止，武汉市长周先旺没动，还在当他的武汉市长。未来命运如何，眼下尚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了，那就是人们普遍相信，武汉没有及时地向市民通报疫情信息，没有更早地采取大动作防止疫情扩散，其责任不在武汉地方官员而在中央。

有人说，地方政府固然在未获授权时不得公布疫情，也无权启动应急响应，但是地方政府可以发出预警。因为中国还有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该法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预警制度。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级别，按照突发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别”。“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人民政府通报”。

按照《应对法》：

1、公共卫生事件哪怕还不能完全确信一定会发生，只要认为“发生的可能性增大”，就可以启动预警机制。

2、地方政府无需获得中央授权，就可以启动预警机制。《应对法》规定地方政府要向上一级政府报告，但注意：是报告，不是报批，不需要等上一级政府批准后才能行动。

3、和应急响应分四个级别一样，预警也分四个级别。这就是说，地方政府吃不准情况又担心造成恐慌，不好一开始就发出高级别（如一级、二级）的警报，先发出低级别（如三级、四级）的警报总是可以的嘛。

上述说法看上去很有道理，武汉政府在初期别的不能做，发出预警应该是可以的。但问题是，早在1月1日中央级媒体就大力发布了“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处理”的消息，那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中央对这件事的态度，那就是对“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信息严加管控，哪怕你像李文亮医生那样在微信群里说几句实话都不行。武汉政府若发布预警，却正是要把相关的信息告诉全社会，那显然是和中央的意图相冲突的，因此当然是不可以的。简言之，自中央在1月1日表明态度，地方政府要采取任何比较大的、可见可感的防疫行动即不再可能。

（五）“甩锅”大戏之二

中国疾控中心和有关的专家学者，一度也是被追责的对象。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更是首当其冲，网上出现很多文章对他质疑与谴责，甚至还有媒体说他已经“落马”、被调查。

1月29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采访时表示，武汉此次面对疫情行动有些慢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一些决策上的犹豫，对自己是不是自信。曾光说，公共卫生人员的决策考虑的就是科学性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视角，但政府官员考虑问题并不单纯是科学的视角，这只是他们决策依据的一部分。“他要考虑政治视角，考虑维稳的问题，他要考虑经济的问题，他要考虑春节老百姓的天伦之乐，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我们说的话往往只是他们决策中采纳的一部分。”曾光表示，不能说政府官员这种视角不对，事情的决策是要多方面考虑的，但在关键问题上要建立一个经验，要更多的采用科学视角。科学视角如果采用的不好，其他视角也会没有意义。（26）

曾光这番话实际上是委婉地说，政府官员在决策时未能很好地采用科学的视角，所以实行防治措施上行动慢了，贻误了最佳时机。这里说的政府官员，当然是指中央，因为地方官员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在另一次访谈中，曾光说得更干脆。曾光在概述了专家学者的种种努力后说，“但是有唯一的不足的，就是我们早期没有把这个流行病学信息及时转化成正确的、最正确、最及时的公共卫生政策。这个原因以后总结吧。我只告诉你，这点我们非常遗憾，不能说没有学者的原因，但主要还不是学者，我只能讲到这儿了”。（27）是的，曾光只能讲到这儿了。曾光的意思再清楚不过，这口锅不该由专家背。

毕竟，白纸黑字，官媒记录的清清楚楚：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可见专家学者的动作虽然不够及时，但也不算有多缓慢。问题是政府方面却一直没有启动应急响应，湖北省直到1月22日才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武汉市则是在1月23日下令封城。政府的行动要比中国疾控中心晚两周多。可见，行动迟缓、坐失良机的责任在政府不在专家学者，在中央政府不在地方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