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至上
胡适的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1950年代是大批判的主要靶的,早已成了谬论中的谬论。不过,问题与主义的较量,似乎并未了结。就今日而言,是否应反胡适之道而行之,“多谈些主义,少研究些问题”呢?我们考虑的结果,却有点出人意外。
主义崇拜
如果对于“何谓主义”不甚了了,那么无论“多谈”还是“少谈”都没什么意义。但真要说清楚什么是主义,却也不容易。
“主义”之说,本不属于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外来词语。在英文中近于“主义”的词是doctrine,其汉译是:教义、学说、主义。不过,“主义”更多地出现于后缀-ism。如果你爱翻古书,亦不乏遇到“主义”的机会。例如,“主义行德曰元。”(《逸周书·谥法解》);“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史记·太史公自序》)但所涉的含义,与今日所理解的“主义”几乎不相关,不必置论。因此不妨说,我们的先人似乎并未意识到需要“主义”这样的东西。但也不能说,古人就没有类似的概念,最相近者似乎就是“道”。你不妨琢磨一下:道与主义是不是有点像?
那么,究竟什么是主义呢?看来需要一个定义,下面就是一个:
对某些事物所持的系统的理论、观点或主张,具有足够影响力者谓之主义。
一个观点成不了主义,主义必需是一个观点体系;主义也不必包罗万象,只需涉及某些事物就够了。定义并不涉及对主义的价值限定,根本不管它是进步的、保守的、左倾的、右倾的。只要略举数例,就足以看出主义的形形色色:唯物主义、历史主义、专制主义、自由主义、货币主义、查韦斯主义、奥巴马主义,等等等等。
看到主义竟如此之滥,不要一时兴起,也在自己姓名后面加上主义二字!总得别人承认才能成为主义。至少,目前还没有金正恩主义之说。普京虽然强势,但他也没有暗示亲普京的媒体打出“普京主义”的牌子,看来他还不乏理性的克制。
也有人将主义诠释为“对突出强调价值的系统思考与表达”,就其主要精神而言,这与我们的定义并无二致。
主义之热兴起于上世纪之初。如果一开始就知道竟有如此多的主义,对主义大概也难崇拜起来。最初人们仅接触到不多的几个主义,如无政府主义、达尔文主义之类。十月革命之后,人们的注意力很快集中到一个主义:布尔什维主义。那时正逢乱世,国家的前途岌岌可危,热血青年眼观八方,普世搜索救国之道。恰逢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这个老旧帝国突然获得新生,成了平等的“劳农社会”,或许就是中国古代圣贤所称的“大同”了,岂不让那些本来就有“治国平天下”情结的读书人兴奋莫名?此时不崇拜布尔什维主义还崇拜什么?既然布尔什维主义能救俄国,为什么就不能救中国呢?中俄两国相邻,都曾被认为是“封建、野蛮、落后”的老大帝国,其中一个革命的成功,正好为另一个提供了榜样。在那时,“以俄为师”不只是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几个人的看法,实际上是倾向激进革命的整整一群人的看法,持此看法者的最著名代表就是孙中山!
在1920年前后,社会的热潮就是崇拜布尔什维主义;而中国的主义崇拜,就是从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崇拜开始的。当然,在那个社会普遍躁动的年代,不断有少数人崇拜其他一些主义,例如孙文主义、罗素主义、实验主义等等。但客观地说,在那个年代最震撼人心、最影响深远的主义崇拜,还是左翼阵营的布尔什维主义崇拜,根本没有其他的主义崇拜可与之相提并论。
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崇拜达到什么热度,只要看看左翼阵营中,为主义赴汤蹈火、慷慨牺牲的热情有多高昂就知道了。1928年,湖南青年夏明翰在慷慨赴死时,留下的绝命诗至今都脍灸人口: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宁愿付出生命以殉主义,对这个主义的崇拜,也就无以复加了。
在主义崇拜者的心中,所崇拜的主义,当然是至上的东西。在20世纪的中国,主义至上真正成了一种时尚与潮流。
问题无穷
中国人与主义的缘分之深,从上世纪中叶过来的老一代人体会至深。在那个年代,选择人生道路离不开主义;实际上你无须作什么选择,主义已经替你铺好了人生轨道。交友处世离不开主义,离开主义的处世之道很可能让你陷入危险境地。科学技术活动离不开主义,你的科学思维只能服从主义的引导。文学艺术创作离不开主义,你的创作想象力的活动空间,早已由主义规划好了。任何文章都离不开主义;即使是一篇有关微生物的文章,如果不引证一大段主义,就入不了题!总之,主义至高无上,它统领一切,管辖一切。到张春桥时代,又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就使主义的威权登峰造极了:它准备让几亿人享受草的待遇!
到了这种地步,就不再有路可走了。主义至上终于陷入泥潭。
不过,只是稍后,人们才大体看清,主义至上如何误国误民。
首先,一个主义解释不了世界。我们曾经崇拜的那个主义,是几位至圣至贤的老先生在一百多年前发明的。它固然博大无比,但与更加博大的世界相比,仍然只是一隅之见,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从根本上说,集全人类之力量,也锻造不出一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主义来。20世纪给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永远不要指望用一时的智慧看透全部世界、看透过去未来!21世纪的人似乎不那么抱负非凡,但由于学会了谦虚,实际上比上一代人更聪明了。未来的希望,恰恰有赖于此。
其次,整整一个世纪的过度的主义崇拜,彻底毁掉了任何研究的真正内容,也毁掉了人们的生活内容。既然主义至上,这一逻辑运用到极致的结果就是:主义成了一切,主义统治下的一切变得可有可无。在那个时代,学术论文成了语录的堆砌,其中就没有任何学术了;艺术作品成了主义抽象术语的抄录,其中就没有任何艺术了。人们老埋怨那个时代没有科学大师、没有文学诺贝尔奖,这肯定不是科学家与作家的错!那时,他们抱负太大,不满足于耕耘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土地,而要去操弄非自己所长、且大而无当的主义,升入主义的天国而脱离凡尘了,可惜天国里却没有世间的科学与艺术。
而且,主义也欠公道。创立主义的老先生或许很公道,主义本身也许不失公道,但谁能保证运用主义的现代人也公道呢?主义至上的结果,竟然伤害人类精英无数。主义的故乡俄罗斯或许还算好的,那里虽然也将亲官方学者李森科的竞争对手送进了监狱,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伦尼琴送进了劳改营,但毕竟厚待了大多数科技、文艺精英,使苏俄时代的知识界仍然群星灿烂。中国的知识界就远没有这样幸运。在极左年代,知识界精英几乎没有人能幸免于难,就不必去列举受难者了。有些人——例如沈从文——一辈子与世无争,几乎无涉政治,更谈不上抵牾当道,仅仅由于从主义的高度看来色调欠红,就坐了一辈子冷板凳,文革中还不免遭劫。
以上所述并非主义至上的全部后果。例如,完全没有谈及国计民生,那正是主义大显声威的领域,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孰重孰轻
如果以为,20世纪的问题就在于主义的错;一旦选择了更正确的主义,就能消除所有社会弊端,那就陷入另一个误区了。真正的教训要更深刻些。
20世纪的“当红”主义,肯定不是终极真理;对于遍布欧亚两大洲的社会灾难,主义未必要负全部责任,但也不能说毫无责任。对于这个主义的全面评价,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任务之一,恐怕不是当代人足以胜任的。这件事当然不宜在这里讨论。
此处的兴趣完全在另一方面:可以用另一个主义取而代之吗?
自由主义如何?自由主义亦不足以解释全部人类生活;而且,它在当代遇到的批评已经不少,根本不具有那种唯其独尊的权威。社会民主主义如何?它在欧洲已流行一百年之久,被一些热心人士当作社会实验的主要武器,因颇见成效而大受欢迎。但它亦未必是人类的最终依托,今天欧洲左派的普遍消退,对它或许已不是好消息。欧洲尚且如此,更不必说将社会民主主义用于世界其他地区了。那么,被某些人特别看重的GDP主义呢?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众所公认的主义;它多半是一种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东西。其他诸如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等,其可接受度更低;至少,其中没有任何一种已达到值得独尊的地步。
因此只能得出结论:依靠另一个主义来重演20世纪的故事,毫无希望可言。
没有一种主义足以取代20世纪的当红主义,作为新的崇拜对象,对于人类完全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实际上,人类根本就不必崇拜什么主义。这不只是因为无主义可崇拜,更因为人类的核心兴趣应当在现实生活本身,而不是某个主义。拜倒在某个主义面前,认定历史的脚步就止于该主义,实在是一种可悲的误判;它恰好反映了人类的幼稚与肤浅,是人类文明处于原始水平的标志。该跨越这种状态了。
有了20世纪的经验之后,今天人们已能掂量某些事物的轻重:
现实世界重于理论教条;实际生活重于意识形态;解决问题重于崇拜主义。
这样一来,似乎又回到了胡适的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是,有了一个世纪的血泪教训之后,现代人的思想蕴含了比胡适多得多也深刻得多的体验与理解,因而也将有更丰富的正面效果。
现代人借鉴了胡适,也继承了胡适,进而跨越了胡适!
主义隐退
如果你注意一下西方政要的演讲,就会发现,其中主义一词的出现频率极低。没有任何人会以引用什么主义来显示自己的理据充足与博学;即使演讲者想这样做,大概也少有可达此目的的主义可用。
在学者的文章或演讲中,主义会出现得多些,但也不会太多,而且不会专宠某一个主义,多半是对许多主义兼收并蓄。
这就表明,曾经一度统治学界与政界的主义,已经退隐了。主义退隐到了它们应呆的地方:谦逊地呆在人类理论知识的仓库中待命,随时供“政学两界”自由选择。
可见,主义并没有被人类踢出现实生活,仍然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是,与上世纪相比,主义发挥作用的方式将有很大不同,主要的区别在于:
其一,主义将只是人类手中的工具,而不再是高踞于人类之上、冷酷地统治着人类的暴君;主义至上的时代将永远成为过去。
其二,社会将平等地对待各种主义,容忍人们按自己的意愿信仰不同的主义,各自用于解决自己选定的问题,无论这些主义出自哪个时代、哪个地域、哪个派别。不同主义的重要性将随时代而变化,这都将成为所有人习以为常的事情,根本不致像在20世纪那样激起滔天巨浪,让全世界沦入腥风血雨。
其三,国家将逐渐去意识形态化,不再与某个特定的主义捆绑在一起。
21世纪将仍然发挥主义的作用,但只是将其作为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工具,而不是作为统治社会的武器。21世纪将仍然有主义崇拜,但那只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不再是某种强势社会力量统制的结果。21世纪仍然可能有主义至上,但那多半是旧时代在某些人身上留下的遗迹,不会成为普遍流行的社会倾向。
以上变化将塑造出一个完全不同的21世纪,由此迎来人类文明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