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姆·蘇萊曼尼的最後一天
可能出乎很多沒有到過中東的人的意料——這裡並非終年炎熱、滴雨不下。2020年1月3日凌晨的巴格達，氣溫只有3攝氏度。日夜不息的燈光照亮了籠罩在城市上方的沉沉霧靄。巴格達國際機場位於城市西郊，處在巴格達和安巴爾（Al Anbar）兩個省的分界線上。凌晨12點47分，卡西姆·蘇萊曼尼搭乘的沙姆之翼航空從大馬士革飛往巴格達的航班降落後不到半個小時，他和同行及接機人員所搭乘的兩輛汽車在機場公路上遭遇導彈襲擊，造成包括他在內共10人遇害身亡。
這是巴格達普通的一天。幾個月乃至幾年來，間或出現的爆炸聲已經不能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更毋論這是發生在午夜居民區之外的公路上。直到天亮以後，人們才從社交媒體和電視新聞中了解到發生了什麼，特朗普、五角大樓和伊朗新聞宣傳部門的相互攻訐在襲擊不久後就已經開始。不過，在伊拉克，美國與伊朗的對峙從來不是新聞。 2019年10月至今，在伊拉克主要城市爆發大規模遊行示威中，伊朗的影響力已經滲透到了各個角落。根據路透社統計，抗議活動爆發百日以來，以伊朗支持的什葉派民兵為主的各種武裝力量導致超過400名伊拉克抗議者死亡，約20000人在抗議活動中受傷。與卡西姆·蘇萊曼尼一同葬身車內的阿布·馬赫迪·埃尔-穆罕迪斯（Abu Mahdi al-Muhandis）創建和領導的真主黨旅（Kata'ib Hezbollah）及其所在的人民動員武裝（al-Ḥashd ash-Shaʿbī；英文簡稱為PMF）是在抗議活動中代表伊朗的主要力量。
特朗普被媒體認為“極端”的直接取蘇萊曼尼性命的選擇，直接原因是年底支持伊朗的武裝力量對伊拉克境內一系列美國目標的定點攻擊。 2019年12月27日，位於伊拉克庫爾德區（Iraqi Kurdistan）的基爾庫克（Kirkuk）K-1空軍基地遭遇30多枚火箭彈的襲擊，一名美國穆斯林國防承包商遇害，多名伊拉克籍和美籍非戰鬥人員受傷。 4天之後，在2019年最後一天的巴格達，數十名伊拉克什葉派武裝人員在為真主黨旅民兵舉行葬禮之後，和他們的支持者一起進入綠區，包圍並襲擊了美國大使館。美國政府相信，卡西姆·蘇萊曼尼及伊朗所支持的包括真主黨旅所在的部分伊拉克民間武裝，應該為這一系列針對美國目標的軍事打擊承擔責任。伊朗外交部則否認他們是這些抗議和襲擊活動的幕後推手。
在巴格達和卡爾巴拉（Karbala），納西里耶（Nassiriyah）或是迪瓦尼耶（Dewaniya），幾個月來伊拉克主要大中城市爆發的示威遊行的核心訴求並非反對美國，而是伊拉克人對戰後國內政治、經濟發展長期失序而對執政當局表達不滿，而集會活動很快被當地支持伊朗的什葉派民兵組織所要挾。事實上，除了對現有政治議程的失望之外，反對伊朗是這一系列遊行的另一個主要訴求。在卡爾巴拉街頭，有抗議者用鞋子毆打哈梅內伊的肖像，就和他們在2003年對前總統薩達姆·侯賽因所做的一樣。對伊朗勢力的廣泛的敵對情緒，已經足以引起德黑蘭的注意，也是集會活動屢屢遭遇真主黨旅在內的支持伊朗並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的襲擊的原因。去年10月，在南部的什葉派聖城納傑夫（Najaf），伊拉克示威者衝入當地的伊朗領事館，摘下了伊朗國旗並點燃了整棟建築。去年11月，在巴格達市中心解放廣場（Sahat al-Tahrir），數名抗議者因不明武裝襲擊而死亡，近百人受傷。在他們的身旁，數以萬計的人們呼喊著：“滾蛋吧，伊朗！('iiran barraan barraan）”
在“後伊拉克戰爭”到“後阿拉伯之春”的十幾年裡，巴格達從不曾平靜。作為不同勢力的代理人的民間武裝之間爭鬥不斷，種族衝突、教派紛爭、極端勢力的蔓延和地緣政治影響力的角逐，在伊拉克都處於正在進行時。在卡西姆·蘇萊曼尼的最後一天，或者說在他死亡的那天，巴格達街頭的主要口號已經變成了“不要美國也不要伊朗！（la 'amrika wala 'iiran）”。伊拉克人渴望改變自身與國家命運的現實訴求，再次被外部政治權利的博弈而奪去注意力，而二者似乎又存在著共生的關係——在長期受戰亂紛擾的不穩定局勢下，越來越多無以謀生的平民加入到代表外部政治力量和宗教組織的民兵組織中去；而國家不具備充分調動各個部門的能力，無力改善人們生存的社會經濟環境，也無法為非正式武裝進入和平議程提供入口。直至今日，美國和包括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在內的中東主要政治力量依然認為自己在伊拉克的亂局中有利可圖，在這樣的地區政治環境中，伊拉克城市街頭的吶喊乃至巴格達政府很難得到應有的尊重和注意。
在巴格達，卡西姆·蘇萊曼尼的死亡頗受歡迎，因為絕大部分抗議者們相信，他就是導致伊拉克數百名平民在示威遊行活動中死亡的幕後黑手；而在德黑蘭，情況則更加複雜。誠然，在阿瓦士、馬什哈德、德黑蘭和克爾曼的悼念活動吸引了數以萬計的人們走上街頭，表達他們的哀傷和憤怒。一些媒體甚至將卡西姆·蘇萊曼尼的送葬隊伍規模與1989年伊朗民眾為霍梅尼送行那次進行比較。不過很快，送葬隊伍的規模就被更多憤怒的人們赶超了。1月8日，烏克蘭國際航空由德黑蘭飛往基輔的PS752航班在起飛不久後被伊朗軍方擊落，機上包括乘客和機組人員在內共176人無一倖存。事件發生之後的兩天，軍方瞞報了相關信息，在此期間，伊朗政府發言人堅稱這一事件是一起意外，伊朗國家通訊社將國際社會的懷疑和指控稱作“一樁美國謊言” “中情局和五角大樓的荒誕劇本”和“阻止波音股票狂跌的拙劣嘗試”。但在1月11日上午，情況立即反轉。伊朗總統魯哈尼發表聲明，承認是伊朗軍方的人為失誤和錯誤發射導致了176名機上人員的無辜遇難。這一聲明很快引發了伊朗國內和國際社會的一致譴責。
卡西姆·蘇萊曼尼死後的一周時間內，在德黑蘭和伊朗其他主要城市街頭悼念他、反美反以、支持政府反擊的遊行群眾面對媒體採訪表現得同仇敵愾，十分團結，頗有“一致對外”的架勢，但這一切在魯哈尼的聲明發布之後都被無情推翻，其中很多人和此前更多對蘇萊曼尼之死保持緘默、但同樣被政府在空難中的隱瞞行徑激怒的人們一起，再次站上街頭。德黑蘭大學和阿米爾卡比爾理工大學成為抗議活動的中心，街燈上掛著的悼念卡西姆·蘇萊曼尼的照片被紀念空難遇難者的海報所代替。以學生、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為主的示威人群抗議革命衛隊、最高領導人和伊斯蘭共和國的整個政治體系。從當天下午開始，主要的大學校園和市中心的集會場所自由廣場（Meydan-e Azadi）就被封鎖，禁止人員出入。
“我一直很討厭革命衛隊，（卡西姆·蘇萊曼尼遇難之後）到現在也很討厭它。”這種看法是此次示威人群中的主流。法爾扎德（Farzad）目前就讀於德黑蘭大學，1月3日從Instagram上得知卡西姆·蘇萊曼尼遇襲的消息之後，沒有參加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動。此前，他參加了德黑蘭大學的學生示威，反對伊朗政權。“我身邊知道消息的朋友分為兩種：一撥人十分悲傷，另一撥人極其高興。”儘管不覺得卡西姆·蘇萊曼尼之死會對自己有什麼直接的影響，但他也不得不承認，“伊朗人民的生活更加艱難了。”
正如法爾扎德所言，即便是在反政府示威運動中心的德黑蘭大學，人們對於卡西姆·蘇萊曼尼的看法同樣趨於兩極。 1月3日的早上，朋友叫醒了沙赫萬（Shakhvan），告訴他卡西姆·蘇萊曼尼死亡的消息，在他看來，“卡西姆·蘇萊曼尼領導的聖城旅是恐怖主義，他們已經殺死了伊拉克、敘利亞、伊朗和其他國家的數十萬無辜人民，蘇萊曼尼被暗殺也不會改變我的觀點。”沙赫萬的看法，或許可以代表更多伊朗庫爾德人的立場。不過比起上街反對哈梅內伊和伊朗政府，他更願意在宿舍裡學習英語。同樣地，阿哈邁德（Ahmad）也對自己的看法直言不諱，“我喜歡他們（革命衛隊），”但對這一事件的影響卻一言不發，“一切都無法預料。”
沉默的依舊是大多數，很多人都和沙欣（Shahin）想得一樣——“因為抗議毫無用處”。1月3日那天，他待在宿舍裡沒有出去。“戰爭不會發生。因為美國和伊朗都不想開戰，當然伊朗從始至終都不想。”他的朋友看法與他相差無幾，“我認為不會發起戰爭，因為從經濟和政治上來說伊朗都無法承受這場戰爭，而且美國也不希望戰爭。”在他們看來，伊朗的政治人物與特朗普的隔空喊話已經成為沒有意義的背景噪音，戰爭不會爆發，伊朗的現狀可能會改變——十分緩慢，但在外界環境的壓力下存在可能。我的最後一位受訪者賈瓦德（Jawad），似乎能夠代表德黑蘭街頭無所事事的年輕人的看法——“這一切都不重要，因為所有人都在地圖上（在射程範圍之內）。 ”
“那你會上街遊行嗎？”
“不會，我小學就輟學了，”他說，“打那以後就沒參加過什麼集體活動。”
本文中受訪者都使用了化名。德黑蘭大學陳熙蕊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