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44）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问题的焦点不在是否要支持医院的经济崛起，而在要公开医院经济崛起中的成果去向（哪些人分享了成果，哪些人没有分享到成果，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分享到成果？为什么作恶多端的人反而分享到成果？），要有可被医务人员和患者都能有效监督和透明化的崛起程序。换句话，如果医患跟着专制管理者（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喊崛起，不向老百姓（医患）指出权贵集团“崛起论”的本质，就会成为医院崛起论支持者，不就沦为了权贵专制管理的帮衬？！这种崛起论支持者能让被坑害的老百姓清醒吗？能开启民智和导向文明吗？不能。

          反对专制管理就是要反对没有医患民众监督制度，即不受国民舆论监督，即在各种名义掩盖下成果被权贵窃取的“经济崛起”；反对“监察”等变成权贵的花瓶和装饰品，以掩盖经济发展成果成为庞大维稳费来源的经济崛起。一面被维稳，被奴役，被掠夺；一面却向权贵集团提供“经济崛起”，这样的崛起逻辑相信所有医患都不会接受。

         尤其是在具有迷惑性的专制管理条件下，武汉市第四医院一些人收入增加可能主要就是某些管理人员增加，某些特权利益集团收入增加，是为权贵统治服务的办事员、“公务员”增加，是专制活动经费增加，而不是个人和医患群体权利因素的增加。看看现在的网络和思想统治，其高昂的经费是哪里来的？来自于经济崛起。譬如，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在专制财政成倍增加的基础上，近些年新增加了一大批中青年人才培养，他们年青而有专业技术，却被权贵集团限制网络和管控思想自由，他们是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的奴才。可见，医院经济崛起可以带来医疗改革变革的设想与现实有多大距离。通过支持医院经济崛起提高中等收入人口，再由中产阶层推动医院公平正义及自由的论点，不但站不住脚，而且有害中国医疗本次大变革。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以高压体制方式和信息、思想欺骗宣传全面管制了医院，特别对医护中等收入人口，于是造成了一种只有医护中等收入人口，却没有独立思想和思辨力的中产阶层的状况。这种控制造成了一种社会收入与独立人格的分割状态，收入越高对上级机构、保护伞等权贵越顺从，越离不开医院的奴化体制。

        尽管医患双方都非常了解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专制管理的腐朽和贪婪，但是他们与体制存在一损俱损的关系，其中相当多人都持维护医院专制管理的立场，或者说，这些医务人员中的高收入既得利益者比权贵集团更“自觉”地需要专制体制。作为接触过外部文明知识的个人（海外留学回来或北上广学习回来），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公平正义对医院的未来和医患有多么重要，但他们的眼前利益都要依靠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专制管理才能维持，因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选择了自甘五的政治立场。这也说明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将医院中较高收入人口变为奴才的政策相当有效。同时也说明，医院崛起后的“收入”增加，实际上只是“某些医务人员收入”增加，不是自由意志和合理权益的增加。

        武汉市第四医院需要发展和富强，相信武汉市第四医院也会再次崛起，但绝不是在支持权贵专制管理下的法西斯式崛起。结束上级机构、保护伞和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某些领导专制管理，结束以经济手段迫使人们不得不依附于权力和资本的经济体制，使自己能够自立自强和共同富裕，是每个医务人员都期望的结果，相信这也包括具有公民意识的绝大多数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