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绳丨10月：喜剧，平权的艺术？（2024年，总第28期）
吃午饭的时候，前同事阿菜研究起爬山路线。她把手机给我看，小红书上的攻略图文并茂地给出参考。不过，我推辞了饭后闲逛的邀请。
周末，我从广州到深圳出差，途径深圳北站，于是约阿菜见面。我们在深圳的上一次聚首，大概是三年前，我同样出差深圳的途中。伴随工作和生活的几番变动，她如今让我感觉到一种松弛。
或许去年怪病一场，令阿菜对人生课题做了调整。她告诉我，小红书属于自己还常用的少数软件之一，除了在上面能找到各种攻略，另一个理由是，这里的用户让她看到女性可以不必追求过度的瘦和白。
当“性解放”的结论呼之欲出，我却留出一段谨慎的距离。观察身边人群，她们分享的内容并不完全真实。事实上，我的样本里，少有不进行图片美化的（发到微信等平台上亦是如此）。
另一方面，大部分平台的作用恐怕早已超出某种技术中立。
去年，打着“普通”标签的于文亮被推到微博话题榜前列，而他在抖音上传不修边幅的日常视频迅速吸引超百万人关注。与其说这是公众与“精装人生”的分道扬镳，不如理解成平台推动（至少默许）的一次稍纵即逝的情绪宣泄——现阶段，于文亮的视频形象很难放进之前的“普通”里，我们也没有看到（或成为）更多普通的“于文亮”。
因此我不认为，阿菜在小红书上察觉的女性面孔多元化，背后是一场审美解放、平权运动的胜利。
我的样本当然有局限，观点绝对说不上颠扑不破。至于阿菜，她的状态改善也完全可能建立在小红书帖子的正向影响上。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处理“看到”的东西。
10月的“结绳”，就以女性被“看到”作为起点，讨论脱口秀演员深陷舆论非议的事件。关注部分，我则选取联合国发布的性别报告、阿富汗女性的逃离故事、诺贝尔奖得主韩江这三个话题介绍。
讨论
01丨“杨笠们”的“冒犯”
随着京东在10月18日发布声明，关于跟喜剧演员杨笠的商务合作告一段落。但是，围绕二者产生的争议并未终止。[1]
事实上，10月14日“京东11.11又便宜又好”发布会召开，杨笠为之“站台”后，就已出现负面舆论。经过发酵，矛盾逐渐激化，公司股价下跌，京东不得不与杨笠“割席”，并删除所有相关微博消息，徒留各方对峙。
表面来看，公众之所以声讨京东和杨笠，在于前者主要用户群体所指向的立场和后者不断强调的性别言论之间龃龉——依靠男性顾客的京东，竟邀请讽刺男性的杨笠代言，消费者选择用脚投票回应这种“背叛”便不难理解；当京东紧急与杨笠划清界线，女性用户出于类似的理由，同样表示要抛弃京东。
当然，这只是十分简化的梳理。男性中不乏支持杨笠的群体，而对于女性，表达厌恶之情的也大有人在。[2][3]
杨笠的“出圈”可追溯到2020年。彼时，她在《脱口秀大会》的表演环节提及，“男人不光美好，还特别神秘，就是你永远也猜不透，他那小脑瓜里到底在想一些什么。就是他明明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段子最后，她更直白地说“男的垃圾”。[4]
自那以后，“普信男”就广为流传，几乎成为谈论杨笠绕不开的一个词语。很难讲清楚，这到底是外界赋予杨笠的刻板印象，还是她自己主动塑造的联系，抑或两方面兼有。
总之，男女性别差异——确切地说是批评某类男性——成为杨笠表演的重要素材。正如参加10月收官的另一档节目《喜剧之王单口季》时，杨笠回应有关段子题材重复的质疑：“我们以后就讲这个了，如果你真的觉得冒犯的话，你就去看点别的呗。”[5]
杨笠的自信是其支撑的。为京东背书前，据不完全统计，杨笠还给英特尔、舍得酒业、海澜之家等男性色彩突出的商家代言，它们都没有遭受像京东这样的难堪处境。
财经专栏作家刘远举提出一种解释，即此次对京东与杨笠合作的声讨，更多是“商战”促成的结果，“原本一些无伤大雅的调侃被用来激化舆论”。[6]
诉诸“背后势力”的另一种论调，将矛头朝外，扬言这属于长期的大规模服从性实验，以建立某种思潮所牵涉的权威。面对新西兰最大中文媒体BNE的采访，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意味深长地问：“英特尔的代言人是阿猫阿狗都能当的吗？”
资料显示，京东早年加入英国驻华使馆发起的“性别平等”项目，宣称推动女性在职场中的发展和成长。然而沈逸认为，这些打着“多元化”等旗号却偏离其目标的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本质上是精英的权力寻租。并且，除了性别对立，它们最终将引起反噬，使整个社会失序。眼下杨笠代言导致的舆论普遍反弹，实乃“性别平等”项目被扭曲后的必然结果。[7]
类似讲法在中国不乏拥趸。例如，一条视频把杨笠代言英特尔、宝洁背后的“终极真相”，归纳为“西方喂给中国的猛烈毒药”。
结尾处，讲述者表态，自己“提倡健康的男女关系”，“男女是应该平等互相尊重”，然后很生硬地接入一句：“所以我希望国人在这方面可以睁大眼睛，因为在世界上唯一能够跟这些资本财团抗衡的，就只剩下我们了。”[8]
我实在看不懂这种嫁接的逻辑性，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内幕消息，所以不打算就此再做展开。我想回到最基本的话题讨论上——艺术和性别平等。
《喜剧之王单口季》的演出文本里，杨笠用了另一段引起分歧的表达。成为该节目的总编剧前，杨笠对该职位十分期待。别人劝她别胡思乱想，好好上节目，她却说，“我不想上节目，我就想上桌”。[9]
知乎用户“落雷达人”很是不满，“正常人在桌上吃饭，她（杨笠）在桌上拉屎”，而媒体却质问那些感到不适的群体，“在桌上拉屎”冒犯了谁？[10]
需要注意，上述表达是跳跃的。“在桌上拉屎”属于一种对常识和普遍社会规范的冒犯，但杨笠的言行是否就跟“在桌上拉屎”等同起来，却有待更多论证。
以“普信男”为例，关注女权运动的自媒体“多数派Masses”称，原始语义层面，普通与自信并不构成强烈转折。“普通却自信”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的潜台词在说“奇葩却自恋”，“它委婉讽刺的，是脑中空空却热衷说教、逻辑混乱却沉浸于良好感觉、在两性关系中既自恋又自卑的男性形象”。[11]
“看理想”在一篇文章里，对“男言男语”进行补充描述：
因为从小被培养为公共社会的主体，男性崇尚更“宏大”的叙事，追求“事实”与“数据”。因为它们看似的“客观”、“中立”和不可争辩性，是稳固男性在对话中地位的有效工具；而基于体验、经验和情感的表达，往往被视为不够“理性”、“抱怨发泄”。[12]
基于此番情况，《南风窗》形容，一味批评杨笠“挑起性别对立”，就像是取消“一种对话和碰撞的可能性，而理解和更开阔的路，恰是在碰撞里产生的”。[13]
我能体会背后的担忧，甚至女性普遍弱势的现实里，尽管在我看来，杨笠某些讽刺男性的段子并没有时刻为了平权的目标服务——比方说，发表“想上桌”宣言的那期节目表演开头，她毫无铺垫地抛出一句“我觉得男的吧”，然后突然停顿，留给观众发笑，这种处理方式的娱乐性无疑盖过革命性——我仍愿意呼吁给予更多包容。[9]
但是，在脱口秀中寻求“碰撞”，以此走向互相理解的道路，可否作为一种值得推崇的最优解？中国语境下的脱口秀，又能够承载“平权”重任吗？
请读者稍加回想这样一个事实：此次杨笠与京东深陷舆论风波的起点，在于双方达成有关购物活动的营销合作。而另一家购物平台天猫，也邀请了几位喜剧演员助阵。换言之，“杨笠们”进行的是一场服务于甲方的商业表演。[14]
我们不能否认，商业演出可以附带自我表达，不过现实如何呢？
研究大众文化的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郝玉满，2021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当代中国单口脱口秀：新喜剧范式与话语意见性》的文章。她指出，单口脱口秀容易陷入矛盾境地：受众甚至其从业者自己都将它与“观点表达”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它又只是一个“笑话”。
纵观这门艺术的发展脉络，英语单口喜剧的公共话语边界探索——中文互联网上反复被提及的“喜剧的本质是冒犯”——并不适用于中国语境。
文章里，郝玉满举例：“即使是被贴上‘女性视角’标签的杨笠，其创作也主要围绕着两性交往模式、婚恋关系来调侃，很少真正触及尖锐的两性热点议题。”[15]
哲学视频账号“思想史万有引力”博主张乔木直言，脱口秀不仅与“冒犯的艺术”无缘，还是“谄媚的艺术”。因为公众所谓的“冒犯”，大多数时候都是表演者冒犯自己，或冒犯一个不知真假的“我的一个朋友”。
“没有人敢真的冒犯台下的大众，”张乔木结合杨笠的表演解释说，“她貌似在冒犯男性，但是本质上却是在迎合女性。……通过‘表演冒犯’男性，可以收获到更多女性的共鸣。……一个为大众提供情绪价值的虚拟商品，怎么可能真的去冒犯大众？”[16]
就喜剧的冒犯与否，我虽对张乔木的定性有所保留，却至少在表达空间受限的层面，觉得不无道理。
10月，人民文娱采访了《喜剧之王单口季》年度总冠军付航（捎带一提，付航的表演姿态非常低，不惜顺着外界的喜好，一再扮猴）。“喜剧它是一个完全主观的事情，”他说，“喜剧让观众笑就好了。……调侃一些日常生活里边不能调侃的东西，喜剧的世界里，这就是自由。”[17]
问题是，这个“东西”的范畴有多大？
端传媒稍早发出的文章，谈及中国脱口秀困境。作者回顾了2023年笑果文化被罚没1467.9万元、禁止演出的事件，此次风波叫很多人猝不及防。文章写道：
对于House当晚的登台表演，笑果文化事先早已按照相关规定将演员本人的读稿视频以及表演内容的纸质文本提交给了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进行审核。也就是说当天晚上引发巨大争议的表演是通过了官方审核和批准的。
亲历者透露，每个地方相关部门对脱口秀都有自己的理解，制定的审查细则也不一样。所以，每次表演前，演出方都需要核对相应细则，修改文本。[18]
事前审核的做法正在加强。8月，中国网络视听协会主办、腾讯视频承办的脱口秀专家研讨会会上，参与者“围绕如何进一步抓好脱口秀节目内容创作，推动脱口秀节目持续、健康发展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研讨”。
其中，广电总局阅评组副组长陈真从安全合规角度，分析脱口秀类节目创作需把握的原则。他表示，脱口秀节目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守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底线是首位。要掌握比例，掌握节奏，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同时做好动态审核。[19]
考虑到如此背景，舆论对于“冒犯”与“被冒犯”的执念，本该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相向的平衡。我觉得这才是更值得大家思索的重点。
以性别话题为切入口的脱口秀表演，确实让一些不公被“看见”。它们可以呈现为另一个角度的提醒，揭开广大女性在父权社会框架下的不幸事实；也可以借由女性的自我袒露，让“沉默的大多数”因为共鸣而变得更自信。[20]
但很可惜，“看见”之后，我们尚未穿越对话的泥沼。
一个微小的观察切口，是公众发表意见的用语。“杨笠们”的反对者动用“杨圣”“硬洗”这类措辞，回击其不认同的讲法；至于支持者，似乎也喜欢沉浸在诸如“有些人只看标题就破防”的揶揄里。
《中国青年报》总结了我们今天的语言表达夸张而贫乏的现象：中性的“竞争”被降格为“卷”，“追求”他人也滑向“舔”的贬义范畴。《雷雨》的情节只需“狗血”便可概括，其中的角色要么是“渣”，要么是“弱鸡”。[21]
语言学家李安宅说，人创造语言，语言也创造人，什么样的语言便成就什么样的人。而经历纳粹德国统治生活的语文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书中，给后人展示了改造运动可怖的后果——这些被污染的表达，如同微小剂量的砷，它们不知不觉地被吞食，一段时间后毒性便发作蔓延。[22]
10月24日，世界银行更新的专栏文章，从语言角度讲述带有性别差异的语法结构对男女平等的负面影响。作者认为，语言之于法律制度的构建作用应被重视。[23]
依我看，这恰好为11月1日起施行的《云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提供了一种思考路径。[24]
这份9月获得通过的法律文件提出，“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个人基本信息外，不得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落实“提供免受性骚扰的工作环境”。不过，一些网民担心，所谓的“保护”很有可能流于形式。
一位自称是企业主的知乎用户“成为”评论：“要是青岛有这项规定，那么我在面试时会自动刷掉所有女性，哪怕你学历再高，经验再丰富也不会让我有任何的犹豫。”[25]
“提供没有性骚扰的环境，这个怎么确保呢？”微博用户“白饭如霜”批评说，“我总觉得很多出台法规的人都活在一个梦幻世界里，似乎只要‘规定’了，理想就能成真，不谈实际，不提前想明白保障条款执行的方法，不接受反驳。”[26]
倘若这些真切的问题一再陷入似是而非的条文，在舆论空间里，又只作为段子被消费（要么没有更进一步的权利交锋，要么缺乏其他载体展示），然后消散于各种“通货膨胀”的流行词背后，那将是对平权的严重冒犯。
关注
01丨《2024年性别快照》发布
每年，联合国妇女署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都会发布报告，以呈现全球性别平等工作的进展。
可持续发展目标5（即性别平等）是重要的内容之一，包含9项指标：消除歧视；终止暴力；终止有害做法；认可并重视无偿工作；确保充分参与公共生活；确保获得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确保平等的经济资源；通过技术促进妇女赋权；完善的政策和立法。[27]
某些成就值得欣喜，像是贫困率下降、教育领域的性别差距缩小以及推动积极的法律改革。然而，《2024年性别快照》显示，性别平等在任何一个维度都尚未完全实现。
按照目前速度，要让所有女性摆脱贫困，需要长达137年。大约四分之一的女孩仍发生童婚。[28]
根据10月的一篇报道，反权利和反性别运动人士并未偃旗息鼓，他们通过组建各种联盟——组织越发完善，资金更加充足——而取得了进展。这使得实现全球性别平等更加困难。[29]
02丨一个阿富汗女人的命运
塔利班已经在阿富汗掌权执政3年。2021年8月，美军全数撤离后，该组织很快接管阿富汗。对于当地居民，生活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位阿富汗女性记录了自己和同胞的如何一点点丧失各项权利，这些内容被“正面连接”在10月里报道。首先是工作的权利，塔利班不允许女性外出工作。接着，上学的权利逐渐被剥夺。出行的范围一天天缩小，甚至连在街上大声说话、发出笑声的自由也最终失去。
公共场合，女性必须用黑色套装将自己包裹。值得注意的是，宣传标语从“头巾代表尊严，而非囚禁”，发展到面向男性的“头巾是谦虚、贞洁、荣誉和尊严的象征”——这很可能刺激男性去限制其母亲、姐妹的生活和选择。
男性也未能幸免。8月，塔利班颁布一系列针对男性的禁令：必须留一拳长的胡须；不许穿牛仔裤；禁止短发或西式发型；禁止直视除妻子和亲属外的女性。[30]
03丨韩江拒绝庆祝获得诺奖
202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韩国作家韩江，以表彰其“用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31]
韩江是获得诺贝尔奖的首位韩国作家和首位亚洲女性作家。此前，她的代表作之一《素食者》因在人类本性和女性问题方面的探索，引起很大反响。
获奖后，韩江拒绝召开新闻发布会。The Korea Times介绍，韩江告诉父亲，不要一边庆祝一边目睹这些悲惨的事件（俄乌战争、巴以冲突）。
“瑞典文学院授予我这个奖项，不是让我们享受，而是让我们保持清醒。”韩江父亲援引女儿的话说，“战争愈演愈烈，每天都有人被抬走当场死亡，我们怎么能举行庆祝活动或新闻发布会呢？”[32]
参考备注：
题图：Photo by Allie Reefer on Unsplash
我希望标题和正文没有造成“将喜剧一棍子打死”的误解。包括联合国在内，很多机构和研究者，都提过喜剧的平权作用。而且，“喜剧促进平等”是联合国妇女署“赋权妇女，和平社区”计划的一部分：asiapacific.unwomen....
在宽泛意义层面，女性主义话题还可见于“结绳”的以下文章：
世上存在阴谋，但凡事动辄诉诸阴谋论，将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问题：与“人”感同身受丨2024年9月，总第27期
法律制定和运用之间，实在有很大的距离。如果读者自觉是拥抱法治的理性人，请警惕一种思维上的滑坡：有法之后怎样？丨2024年3月，总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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