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45：不可缺的篇章之二

2021 年 8 月 9 日

除做好本份的教師工作之外，麗儀在政治上不求進取，保持審慎距離。她不抗拒中共發動的政治運動，但不積極參與。文革開始，許多年輕老師都爭做「造反派」，麗儀就做當時被批評的「逍遙派」。

1958年，麗儀分配到寶安縣觀瀾中學當老師。那時觀瀾是鄉下地方，交通不方便。香港去觀瀾，從出發到過境，再坐站站停的慢火車到「天堂圍」站，還要走6公里的山路，大約一個多小時，才遠遠看到觀瀾中學的校址，總共需時七八個鐘頭，辛苦一整天，才能和她見面。到1962年，通過寶安縣統戰部長馬志民的關係，麗儀被調到深圳中學，就方便多了，但路程仍然需要三個多小時。在觀瀾，我大約一個月去一次，到了深圳，我幾乎每個星期去一次。那時公司的同事都笑我去「做禮拜」。

麗儀在大學分配工作的志願中，填上靠近香港的寶安縣，相信黨組織已經在政治上放棄她了，只因為她出身好、表現單純，我在香港也算是左派外圍，所以中共就把麗儀歸類為可以「使用」之列。雖按她的志願分配，卻是寶安縣離香港最遠的鄉下，工作上只是讓她教知識課，沒有讓她做行政工作，甚而沒有讓她當班主任。在中共機構，政治上人分幾等，傳達文件、聽上級報告、可看的「機密」資料，都有等級區別。麗儀很快知道自己處較低一級。後來她以「超齡」為由被要求離開共青團。

在政治掛帥的社會環境中，麗儀不會有上升到管理層或調往大學深造的機會，因此她全部心血都放在教學上，學校要她教什麼，包括非專業的英文、數學甚至不在行的語文，她都自修、鑽研、傾力以赴，她口齒伶俐，語言生動，學生都喜歡她。在政治運動中，學校要求她帶學生到農村參加短期勞動，她也很負責去做，到了農村，她晚上給學生蓋被，替學生縫補破了的衣服。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號召學生向走資派當權派造反，學生在給老師的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中，對梁麗儀的攻擊甚少，勉強的攻擊點是指她在農村中對學生的關懷，是「進行資產階級的反動母愛教育」。在只有「階級愛」「同志愛」的極左浪潮下，一切其他的愛包括動物世界都有的母愛，也變成是「資產階級」和「反動」了。

她極為珍愛跟我的關係，珍惜婚後的家庭，愛護女兒，是好母親。在觀瀾中學和後來在深圳中學，有好幾年的每年寒暑假，她都申請通行證來香港探親。按照中共的政策，合當批准她來港。實際上，當時申請通行證來港的人，大都不會再回去。麗儀從來沒有想過不回去。她認為「祖國」培養了她，她應該為「祖國」奉獻自己。我父親曾經在香港托人為她找到中學教席，但父親不了解，麗儀不是喜歡教書，她只是忠於自己的「愛國」信念。政治上受到一定歧視，她當然很清楚，但她覺得教好學生才最重要，而學生喜歡上她的課，她也知道。對工作，她有滿足感。每年回港兩次的情形，維持到1965年，期間只有約兩次受大陸政治局勢影響沒有批准她來港。1965年，是文革前夜的四清運動，接著文革，她再也沒有申請來港了，因為不會受理。

文革期間，學校基本停課，後來中央提出「復課鬧革命」，上的也是「革命課」，比如課堂講「革命文藝」。麗儀一直因為我這個「海外關係」而受歧視，但又抓不到她有什麼痛腳。直到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大禍終於臨頭了。

1965年之前，每年麗儀寒暑假回港，都是我們最快樂的時日。最奇怪的是，每當寒暑假將要結束，她即將返回大陸之前，她總會藉故向我發脾氣，往往要吵一架。我起先不明所以，後來想清楚，那是她臨離開前的心情極壞所致。我讓著她，使吵架降溫。現在，我是多麼懷念年輕時吵架的體驗啊！

1965年以後，她不能來香港，於是我幾乎每個週末去深圳。在文革的無理性左傾思潮衝擊下，我每次回去都心情忐忑，因為不知道「革命形勢」發展到怎樣地步，不知道麗儀和兩個女兒怎樣了，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回家的兩天會有什麼遭遇。但我仍然每週回去，因為總想知道她們的情況。直到1970年遇到重擊和傷痛。

隔離審查結束，她獲「解放」後，她仍然用專業知識繼續在「教育革命」的縫隙中，做好教育工作。但想來香港與我團聚的意向就很強了。

那些年，我一直沒有要求她回香港定居，用中共的術語，就是沒有拖她的後腿。她如此「根正苗紅」，如此單純和愛國，對奉獻「社會主義祖國」的信念曾經如此堅持，終於在沉重打擊後想要離開，原因已很清楚。

我沒有問過她，但她一定會想到：自己覺悟得太遲了。

我不是也這樣嗎？

（文章發佈於2021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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