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知识分子研究 ——读周国平《西方哲学接受史上两个案例的研究》

这是一本迟来的，已经退环境的书——尤其本书的主标题《中国人缺少什么？》放在现在的大环境下，大概是要招人狠狠拉踩的。这本书源自他于1999年北大同名演讲的，是讲稿迟来的扩写和论证，核心思想和最终结论自然也没有什么变化（甚至不如附录里的演讲稿），但是如果就此认为这是一本水分很多的长吁短叹式的读物，却算是错过了一本不错的研究

​前言

由于当前对于无论是文学，思想，还是通俗文化与电影的批评通常具有相当严重的意识形态优先性，或者这都说不上，大概也就只限于“脑子和屁股是否在一起”这样如字面一致的相当低劣的评价。我可以很不客气的做一个总结，无论是谁，只要有人说“我们需要重视某个值得关注的人”这样一句话，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一种潜台词，即被引用和被陈述者的思想是为引介者的某些隐蔽而不可说的观点来服务的。问题在于，告知上述知识的存在只能提醒读者对这样的意图进行区分，“我注六经”的部分大约在何处，倒不如说，这些部分才是能够识别具有独创性的部分，而不是对其进行诛心式的意识形态攻击的理由，这一点在知识社会学和知识分子研究这种经常会引起“解读回旋镖”的地方格外适用。

本书主要写了严复，王国维两位民国知识分子在对西方思想的接受，翻译与引述以及对其自身研究经历的影响。核心结论有二：第一，无论是在对西方思想译介的材料选取和翻译本身，还是受众的接受程度来看，彼时的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种吸收亲缘性观点，以及为富强这个目的服务的总体趋势——具体表现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相伴的英国经验论式实用哲学的亲缘，以及相反对德国主要以知识论为主的哲学的排斥，呈现一种世俗和实用主义的态度。第二，对于中国的思想家而言，自身的研究兴趣和对精神性的追求同样处于一种长期的受压抑状态，治学大抵须为某些现实目的服务。

关于严复与王国维，虽说是论人单独介绍，但是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上下两部分之间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对比结构。第一，严复和王国维都是彼时西方思想的译介者，严复主要是英国的政治法律以及哲学，而王国维是康德，叔本华和尼采这条路径的德国哲学思想译介者。第二，严复和王国维都提出了各自关于国民性的批评，以及对教育的内容和意义的重视。第三，与严复所译以《天演论》为代表在国内引起大热不同，王国维的哲学研究只经历了相对较短且无人问津的一段时期，后来就转向文学，最终钻入了故纸堆的进入了著述最多的历史研究。

由于作者的纵向介绍部分写的相当不错，尤其对于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大量加入自己的见解与武断性的翻译，首先就违反了自己“信达雅”准则以及对其心态和理由的考察；在对于王国维如何进入德国哲学研究，以及自己的研究轨迹变化的考察这两个部分，有兴趣可以额外注意王国维和梁启超对于康德思想介绍的对比（P217-219）。所以，我就以以上列举的三个横向的对比来进行展开。

一、在治学方面的差异

严复对于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以及赫胥黎《天演论》的翻译问题其实很多文章和书都有谈过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本身是一个将自然科学原理套进社会研究方面一个不算成功的尝试。斯宾塞的哲学基础是社会有机体理论和社会进化论。将生命的有机体理论套用到社会上，有机体自然是由承担各个功能的系统组成的，而且作为一个生命体，他自然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具体表现即为有机体功能的复杂化，同时依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本身和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样也是（某种决定性的）进化过程的结果，又依据力的永恒存在说明万事万物都应当符合一种普遍进步的规律（这是强制性的），并且同样的他首先也从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进行第一轮论证（类似孔德）。但是和孔德或者正常的有机体理论不同，正常的有机体理论会认为部分服务于整体，但是斯宾塞一方面根据牛顿力学（力和质点）和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自然的将社会的质点落到了个人身上，个人能力的增长和竞争之间存在天然关系（符合古典经济学），又受功利主义影响，社会发展目标是达到最大幸福，所以他反过来说，有机体是服务于个人的（这同养样符合社会分工的观点）。斯宾塞之所以弯弯绕绕这么大一圈，是因为他本质上还是个自由主义者，他希望用有机体和进化论证明自由主义。因此很容易发现，一方面，强调个体竞争，以及这一点是符合自然过程的（换句话说，不用政府干涉），另一方面，社会有机体的进化同样也符合这个决定论（渐进进步，反法国大革命），而最终的目标是自由和最大幸福。

严复的接受方式则是非常具有自身期许的。他首先看到了斯宾塞的一个整全性的概述，认同了社会的进化论，尤其受到了生物竞争观点的影响，和斯宾塞注重个人的完整性表达这样自由主义的概念不一样，严复更多关注到了种群之间的竞争——优胜劣汰这一点上。学习西方思想与政治法律制度就是为了富强，否则就会被社会进化所淘汰，与斯宾塞通过将社会和社会进化归因于自然规律是想论证一种决定性而不受人干涉的目的，而严复则完全相反，认为国家应当兴办教育，改善民德，最终实现富强。也就是说，无论对是自由，还是最大幸福这种斯宾塞本来就相当功利化解读了的目标，严复甚至来的比这还要实际，这些东西是实现富强的手段，也就是说，没有富强是因为没有自由。这样的做法也还是符合了总体的中体西用的态度，随着一战爆发和进步主义的废墟将至，严复也逐渐失望并且迅速保守化。

王国维对于德国哲学的研究更加倾向于知识论，这一点和他的个人性格和研究兴趣存在很大的关联，这点不仅在于他的康德研究（关于王国维对康德研究的考证见P207—214），更甚于后来对于叔本华和尼采的推崇。他对于叔本华的肯定一方面是由于他个人的悲观主义气质近似，另一方面是由于叔本华的体系对他更有吸引力。叔本华是首先将知性和直观（感性）直接联系起来的哲学家，知性本身是范畴与因果关系的范围，与康德先由感性形成直观，再由知性加工形成经验这一过程不同，叔本华认为，只有在知性起作用的情况下，感官接受到的信息才会由于范畴已经施加了倒果为因的影响，直观才得以形成。也就是说，通常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直观，在叔本华这里却有了睿智的性质。同时，王国维盛赞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体系同样还遵守了他知识论的主张，是由直观所构建的，更重要的是，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体系所论及的方面更多是人生哲学，即人是在欲望无法满足的痛苦，或者欲望被满足而带来的无聊之中，这是由意志而非理性来决定的。我在这里将不多讲叔本华的内容，作者的目的是通过对王国维早期研习哲学的经历，论证王国维对哲学这一学科以及哲学家的理解和关注，一方面比起严复来说更加专注于内容本身，另一方面表现他个人独立的品性，为了寻求个人问题的解答，而非“为了...”的功利性目的。

​二、对教育的观点

严复强调教育的作用，在于“增进民德”，严复同样对彼时中国教育为何失败提出了许多批评，例如没有形成归纳法为主的知识论和科学方法，以及由于汉字与文言文难度过高不方便学习，成为了士人阶层垄断知识的工具等。但是，与前文所写的观点类似，自由主义思想将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看作人类幸福的基本因素，而儒家伦理是将个人修身看作治理国家的基础。而严复明显采取的是后一种理解方式，尤其是在对待“个性”“自由”与“幸福”的态度上，在翻译《论自由》时，他虽然注意到了自由主义的核心议题在于划分个体与集体的权利，即他所理解的《群己权界论》，但并非认为这些属性本身有什么价值（甚至对其后果保持怀疑），只是由于发展个人能力可以“兴民德”最终推动社会进步才更为推崇。（同样，假设与之相反的价值同样能够实现线性的进步目标看，他也会接受）

王国维受叔本华的影响，一方面认为大学不开设哲学科没有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本身是个人为了解决人生之疑惑进行的独立思考，学院无法进行哲学教育，另一方面又对师范学校削除哲学科表示非常反对，因为在他看来，教育学对于学生真善美的培养是离不开哲学的指导的，不能以功利的角度来兴办教育，注重实用学科。同时他撰写了大量文章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下新学人士对于精神价值和精神学科的漠视。他认为兴办新式教育非但没有解决传统文化中读书做官这样的实利主义倾向，甚至在思想引进时还特别加重了这一部分，这很明显是与当时的主流背道而驰的。

三、作为知识分子的人生

严复与王国维虽然在后期同样均转变为保守派成员，但是二人的心路历程的差异同样也是巨大的。严复在辛亥革命之后，类似于英国保守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将其归罪于卢梭的自由与平等思想，并且对境况类似的德国思想如尼采等产生了归属感（对比于王国维，严复认同尼采的缘由相当喜感），他提出“人知世间一切竞争，不视理而势力，力平而后理申。”不难看出这依然是一种出于实利意义上的认同，彼时的一战同样也摧毁了渐进主义者对于物质文明和科学带来进步的信心。与之相比，王国维的转向则更加的独立以及和自身相关。第一，他由一开始便不认同彼时大量新学派的主张，并且对其内部大量的攻伐与争吵感到厌倦。第二，他同样也发现了，在那个时代从事哲学研究非常绝望，他主办的《教育世界》刊物影响甚寥，同时也发现彼时的西方思想界也一段时间没有新的大师出现。第三，他对哲学本身感到了绝望，他由于自身的需求与兴趣投入哲学研究，希望解决人生的困惑，但到最后发现这条路径根本无法解决问题。他醉心叔本华，研究尼采和康德，但到最后同样对叔本华和尼采哲学产生了怀疑，认为其颇出于主观气质。出于逃避与绝望，政治上跳到了新时代的反面，离弃了过于政治化的新学而回归旧学，拒绝了与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伍。

言外之论一：关于本书内容

​本书关于材料的选取，整理方面做的相当出色，尤其是作为人物的思想史研究，本身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构造”的问题。本书的一个章节写王国维在初读康德失败后，通过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附录找到了入门康德哲学的钥匙，而本书的最后如同图穷匕见一般在附录第二节突然收录了对于哈耶克的读书笔记，这与整本书的内容其实关系非常小。所以大概率有某种暗示，即本书对二人的一些思想的评价，以及隐含的对比结构的结论，是建立在哈耶克思想的基础上的，这一点仔细看正文的话是能够发现的，我相当赞许此种安排，主动展示作者用心是诚实的体现。

此外，知识分子研究经常需要处理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同样也经常被作为研究的切入点：1.言论和行动的关系问题（例如苏格拉底） 2.思想转变的原因和解释（这与3不重复，属于理论本身的自洽性问题） 3.个人生活（价值，情感，经历）与思想体系的影响。本书对这三个问题的处理比较好，1详见于对王国维的哲学研究考证部分，2详见于严复的观点转变，3详见于严复翻译和王国维人生历程。同时代有联系的人进行的隐含的比较结构。只不过主流的对人物的解读大概还是以3为主，甚至有些过于夸大了日记和书信的价值，但人生本身就是多面相的，再了解一个《看真实的xxx》同样还是总结者的建构，尤其对于研究对象是理论家而言的时候，3最好不要作为自己的问题意识，否则容易产生自我意识的投射（懂的都懂吧），我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路径，思想的完备性和完美主义追求是许多至少理论家都具备的，那么断裂之处就是其最好的突破口。

言外之论二：关于实利思维

从尤其是严复和王国维对于外来思想的接受历程上看，本书经常若有若无的提示了以下事实：从20世纪前后对于西方思想的接受史来看，国人对于实利性较强的思想的接受程度远高于精神性较强的思想，而对本身就实利性较强的英国思想，还要怀疑甚至剔除其具有精神性的部分。这一点或许并非某种受到“救亡图存”的影响，而是本身就是更为深层次的刻印。例如非常典型的，对一些来自德国与俄国的思想同样经历了这一过程，甚至当下的绝大部分知识的接受也处于这一状态。具体到上一段的问题上来，实利主义影响（或许ism后缀都是多余的）一个相当大的困难与问题在于，对于上一段所写的2方案，这样的人大致并不具备上述的态度。不具有精神性的人，自然不会在意精神性的断裂与危机，双重思想都是习以为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