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登及|俄乌冲突两大关键:民族断层与海陆之争

祁賓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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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随后兵分四路挥军乌克兰。东部地区,俄军与顿涅茨克人民军、卢甘斯克人民军合流进攻,以“收复”两共和国的“失地”为目的,形成东乌克兰攻势;东北部战线,俄军与白俄罗斯军协同作战;南部地区,俄军由克里米亚北上占领赫尔松(Kherson);北部战线,俄军由白俄罗斯南下,包围乌克兰首都基辅(Kyiv)。眼下哈尔科夫(Kharkiv)、马里乌波尔(Mariupol)等城陷入热战,俄军依旧掌握主动;俄乌双方也已经历过4轮代表团谈判,但至今未有显著突破。

与此同时,金融、经贸、媒体、科技、认知等非传统战线同步打响,西方对俄罗斯祭出严厉制裁与抵制,知识界亦为此地缘剧变激烈交锋。当地时间3月10日,台湾“中华民国国际关系学会”举办“俄乌情势—反思与前瞻”时事座谈会,“多维新闻”于会后专访与谈人之一、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张登及教授,探讨俄乌情势牵动的国际格局变化,以及对两岸的相关启示。此为系列报道第一篇(共二篇)。

系列报道第二篇:专访张登及|俄乌冲突五结局 北京有何战略选项

多维:俄乌冲突发展至今,可谓是多重矛盾交织之果,不知您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爆发?俄罗斯为何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张登及:外界有很多声音都以俄罗斯“扩张”来解释,但我更想从两个角度来讨论,第一个是乌克兰的“火药”,第二个是乌克兰的“地缘”。

所谓“火药”,意思是“火药桶”,即乌克兰内部的不稳因素,也指亲乌与亲俄的民族断层线。我的另一个比喻是,苏联时期的东欧地区,其实是欧洲的另一个“巴尔干”。2014年乌克兰爆发“广场革命”,推倒了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这对俄罗斯来说是非法政变,但对西方来说则是“民主革命”。这场剧变随后也引发了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以及乌东武装独立的问题。

从族群组成来看,乌东居民多以俄语为母语、2014年时立场较为亲俄,更有俄罗斯暗中提供军事支持,于是趁着克里米亚危机时,自主宣布独立,并开始与乌克兰政府军内战,“火药”逐渐成形。虽然最后在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等人协调下,德法俄乌四国在2014年成立“诺曼第模式”(Normandy Format),并签署《明斯克协议》(Minsk agreements),希望解决顿巴斯问题,但乌克兰一方经常没有遵守,试图收复,从2021年秋起情势开始恶化,成为当今冲突的导火线。

其实回顾俄乌历史互动,走到今日的剑拔弩张令人感慨。乌克兰确为俄罗斯文明的龙兴之地,但后来遭遇了蒙古西征等外力入侵,便成为各个不同民族的控制地。作家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曾说过,“俄罗斯有三兄弟: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其中“小俄罗斯”指的就是乌克兰,可以看出在斯拉夫情感浓厚者眼中,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亲近。苏联时期,也有不少高官出身乌克兰,例如苏共领袖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与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

但当然多数乌克兰人后续的历史记忆与俄罗斯有所冲突,要认为彼此同属一个民族已是非常困难。例如苏联时期,乌克兰曾因苏共农业集体化政策发生大饥荒;二战期间,也曾有乌克兰人协助纳粹反苏,结果遭到战后清算。我们可以看到班杰拉(Stepan Bandera)这个争议性人物,他是乌克兰独立后被纪念的新偶像,但他曾与纳粹合作、参与德国暴行。但乌克兰反俄派总理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授予他“乌克兰英雄”称号,在俄罗斯眼里,这就是“历史修正主义”。后来立场亲俄的亚努科维奇上台,又废除了班杰拉的称号。

而上述历史情感冲突,不仅存在于俄乌之间,也体现在乌克兰人民内部。我们可以看到亚速营(Azov Battalion)这个极右翼组织,其原始组成除了一些激进球迷外,便是怀念纳粹时期的军事迷;被编入乌克兰正规军后,美国也知道这个组织有问题,所以曾经注明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不能拨给亚速营,也是要避免“资助纳粹”的争议。2014年的敖德萨惨案,部分即起于这些极右人士与亲俄派的斗殴,亲俄派最后被逼退入工会大楼,难以查明来源的汽油罐被丢入造成大火,消防队“迟到”一个多小时,导致了48人的死亡。普京(Vladimir Putin)后来多次演讲,都提到这次事件。

所以这次西方对俄罗斯发起高强度制裁,以色列并没有配合,甚至还积极与普京联系、传达协助调解的意愿,西方也没有像对中国那样施压以色列,我认为这与普京“去纳粹化”的口号、立场不无关连。

多维:是的,乌克兰认同分歧确实严重。法国记者博内尔(Anne-Laure Bonnel)曾于2015年拍摄纪录片《顿巴斯》(Donbass),记录乌军与极右民兵对乌东民众的残酷暴行,但因内容“不符宣传基调”而被西媒长期“过滤”。若非此次冲突,这部片可能永难浮上台面,更遑论引发热议。另外乌克兰国民卫队的官方推特帐号(@ng_ukraine)也在2月27日发布一段影片,展示了亚速营战士在子弹涂猪油的过程,并配上一段毫不掩饰的极右语句:“国民卫队的亚速营战士在子弹上涂猪油,来对付卡德罗夫的兽人(意指来自车臣的战斗人员)。”结果引发穆斯林世界的强烈反弹,也让不少西方网友留下“纳粹主义”、“反人类”、“侮辱宗教信仰”的批评,外界这才留意到乌克兰内部极端势力的蔓延滋长。不知您说的第二个维度“地缘”,会如何剖析俄乌冲突的爆发?

张登及:“火药”的民族断层线论述,可以延伸出历史记忆、价值体系、政经体制、尤申科与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领导风格等“非物质性”解释;“地缘”则让我们从国际博弈的视角,看到了空间、位置、资源等物质性因素。

传统地缘政治在讨论国际结构时,往往是创建在“认同稳定”、“疆界强固”两大前提下,但其实地理的影响力会受时空条件的限制。所以我主张“历史以地理为舞台,地理以历史为剧本”。地缘政治的定义是:“在历史条件限制下,空间、位置、资源会约束国家的战略选项,并决定其命运。”因此我前面要先谈非物质因素的解释,才能更好切入地缘政治的物质论述。

在我看来,地缘政治从未随冷战退场,只是躲在幕后。俄乌冲突本质上,仍是海权与陆权的集团之争。

其中海权集团以英美为代表,意欲维持19、20世纪的海洋霸权。放到今日就是西方坚持的“自由航行”(Freedom of Navigation)。而陆权国家则因欠缺海洋优势,对待海洋方式变成“确保近海要塞、拒止其他海权逼近、适当机会扩张”。美英海权与俄国陆权张力在乌克兰近年周边冲突就很明显: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黑海舰队根据地,2021年英军曾经闯入黑海,结果遭到了俄舰炮击;若北约当真接纳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加入,俄罗斯也将彻底失去在黑海的优势。

西方学界讨论陆权,典型的对象便是发动二战的德国、以及随后崛起的苏联。英国学者麦金德(John Mackinder)等对陆权的描述,可以简化为两个区域与一段名言:由欧亚非大陆组成的“世界岛”(World Island),以及“世界岛”的战略要地、位处乌拉山、长江、喜马拉雅、北极圈之间的“心脏地带”(Heartland、Pivot Area);据此可以得到一个有名的推论:“控制东欧,便能控制心脏地带;控制心脏地带,便能控制世界岛;控制世界岛,便能控制世界。”盛传于世的日本战前“田中奏折”中所谓“满蒙积极政策”也有类似说法:“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虽然麦金德之说未必精准,却能呈现海权与陆权的博弈关系。

冷战时代美苏之争,便是海权对陆权的高强度围堵,而乌克兰等东欧地区的变天,也可以看成海权国家要瓦解陆权国家对“心脏地带”的掌控;如今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同样引发了欧美等海权国的紧张,后者提出各种价值论述,包括“反对威权扩张”等。其实从地缘政治的战略来看,是西方不能坐视陆权国突穿近海进入远洋,以及要防止中国整并“心脏地带”。而来自海权国的封锁,正让中俄两个陆权国家开始背靠背。其实中俄未必真要掌控世界岛,但拒止海权国的压迫却变成战略要务。

但过度压迫陆权也可能有反作用。今天这般竞争态势,其实不少西方学者都曾示警。记者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曾在1998年北约第一次东扩时,访问过提出围堵政策、人称冷战之父的凯南(George F. Kennan)。彼时高龄94岁的凯南便抨击,北约东扩是极其危险的行为,最终不只会引发新冷战,更会招致俄罗斯强烈反弹。他判断美国根本无力保卫那么多新盟国,而美国国会更完全不懂外交,所以走出了错误的一步。“美国的建国先贤若是地下有知,会死不瞑目。”

当前流行的另一个地缘政治学说是“攻势现实主义”开创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提出的。他的地缘政治主张,背景和麦金德又有不同:21世纪初开始,体系发生东升西降、权力移转。他假定地理诱因导致邻国过多的陆权国都偏好“攻势”,像美国这般“大岛国”就应该成为“离岸制衡者”(off-shore balancer),卸责陆权国相互厮杀,就像过去的英国一样。米尔斯海默主张,美国眼下要做的,应是结合盟友阻止中国成为区域霸权,因此必须协调改善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而不是卷入“心脏地带”的冲突、争夺乌克兰等东欧地区。

结果这种“联俄制华”的主张,让他现在受到西方学界广泛批评,最近很多学生还连署要求学校调查他“是不是受到俄罗斯资助”。其实他有点冤枉,因为早在小布什(George W. Bush)时期他就反对中东战争,诉求美国尽快回防中国。米尔斯海默在中国大陆也受到相当的认可,读者很多。主要原因是他虽呼吁美国制衡中国,但理由不是为了“自由民主”,而是他坦率承认大国自然会维护自己的霸权,阻止他国挑战。美国就是如此。

其实21世纪初期的冲突并非突如其来。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还有米尔斯海默提出的“大国政治的悲剧”,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从伊朗、朝鲜到乌克兰的摩擦。国际政治有着无政府状态的残酷性,所以我们不能像福山(Francis Fukuyama)那样,期待全球化可以弭平一切、创造“历史的终结”,我们还是要尊重地理的历史特性,才能确保自己的选择空间。


原文发表于2022/3/14《多维新闻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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