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核酸：打工的人，沒有權利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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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中午，國家衛健委突發規定，要求春節返鄉人員需持有7日以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才能夠返鄉，且需接受當地政府的網格化管理，實施14天居家健康監測。消息一出，全網炸開，政策模糊性與荒謬性令人難以接受，有網友甚至將微博@央視新聞 下方評論歸集為《“返鄉核酸證明”八十一問》，一個個無解的問號。

規定指出，進入冬季以來，農村地區零星散發病例和局部聚集性疫情明顯增加，農村地區防控能力薄弱、疫情防控難度大，春運人員流動將進一步加大疫情傳播風險。故要求從外地返回農村地區的特定人員（“返鄉人員”）必須持有7日陰性核酸報告才可回鄉，這類人群以跨省份返鄉人員為主；並在返鄉後第7天和第14天分別再做一次核酸檢測。

這裡有很多關鍵字，「農村」、「跨省返鄉人員」、三次「核酸」，字字有份量，有說不完的故事，就像上述的九九八十一問。問題在哪？相信沒有人會對春節期間潛在的疫情反撲危機有異議，鼓勵留城過年、減少春節流動是必需且必要的措施，但是特意針對農村人口出臺這樣的核酸政策，就沒有一絲的不對勁嗎？

為什麼要限定「農村地區人員」？

新冠病毒會挑人傳播、看人生病嗎？

的確會，但不是我們所想的那樣。早期新冠疫情全球大蔓延始初，富人是最主要的病毒攜帶和輸入群體——這些能夠有機會、有錢進行頻繁長途旅行的中產人群，把病毒帶到了全球每一個社區角落。然後呢，他她們因有「錢」而享有好的醫療救治資源，但是那些被傳染的打工人社群、窮人社區，狹窄的生存環境和落後緊缺的衛生條件，加重了窮苦打工者的疫情危機。高死亡率的不僅僅是老人，還有窮人勞動者。

所以，病毒會挑人傳播，是中產的、長期省際/國際旅行的有錢人在傳播，但是生病的是貧窮城中村/貧民窟的一線打工者們。中國也是如此，在疫情後期，主要的新冠病例均是在核心大城市、以境外輸入的國際旅行者攜帶者病例為主，從來都不是農村務工人員。

這一次，僅僅是因為偶發的石家莊疫情發生在了農村地帶，就將農民工描述為病毒傳播者，這不公平、更不合理。即便進入疫情穩定常態化的的國內，農村和城市人群可能攜帶病毒的可能性或許已經趨同，又為何歧視性區別對待返鄉的農民工？城市人口的返「市」移動則可以被定義為安全？看來，新時代的戶籍=核酸陰性通行證。

政策剛出來那會，網路上罵聲滿地，「返鄉人員」一詞的模糊性另所有人陷入躁動；爾後，政府才緊急補充解釋，限縮「返鄉人員」定義為從外地返回農村地區人員。這下，網路又開始安靜下來了，僥倖與自己無關；而真正被政策左右的「返鄉」農民工，身份上的「軟柿子」，至始至終都不被允許表達觀點（或被無視）。向來沒有話語權的工人，也不被允許說話，這樣的政策出來，只有無條件接受的份。

檢測是防疫，也是對底層勞動者的「懲罰」

核酸作為流動安全的保證，我們不能否認，也應支持。但是在國家衛健委的檔下，我們分明看不出對底層勞動者的共情，完全是赤裸裸的「恐嚇」壓制——「我並非不讓你回家，但是你要回家的話也可以，你要付出的成本和代價是這麼xxx多，你好好看著辦吧」。政策表面看似有選擇，其實沒有選擇，至少對於返鄉的跨省農民工而言，沒有一丁點選擇。

「出行前一次7日核酸，居家7、14天各兩次監測」。三次核酸檢測意味著什麼？需持核酸報告的返鄉最大人群，就是跨省農民工，每年珠三角、長三角、華北春節大移民，個個都是目標群體。全國各地的一次核酸費用100-200元不等，全部需自費。上海是全國最低工資最高的城市，為2480元/月，即114元/天；也就是說，三次核酸檢測費將去掉一個上海基層工人的三天工資，這還未加上做核酸需要請假損耗掉的工時工資。

這一筆賬必須得算。

幾百塊錢的檢測費用對於城市的中產而言或許不算什麼，但是對於勞動者而言，確實一筆大帳，晃的一下就沒了，比一年或數年回一次家的車票錢花得更加無影無蹤——什麼也沒買到，一張報告貴過自己一天的苦力錢。勞動者常年很少回家，並非不想家，而是回家成本高，農業沒落，被資本市場化，缺乏就業機會，不得不拋家棄子蝸居城市打工，為了省錢不得不只能數年才回一次家。這每一項都不是自願的。

可是，春節防疫並非只有懲罰性「核酸檢測」一條路。當下，已經有多個城市陸續發佈春節就地過年補貼政策，天津、上海、深圳、江蘇等地都在發放現金券或電子紅包（消費券就算了），部分企業也出招補貼留城打工者。這樣的補助政策，一方面可以刺激務工者留城，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疫情再爆發時工人返工、企業復工的雙難境地，對經濟發展絕對有正向作用，遠遠超過發放的現金券價值。這樣的替代性激勵政策才應該是著重要推廣的實質措施，為何不著重呢？核酸作為安全通行證，作為雇主的企業和工人（繳費）的工會（福利）組織，難道不應該承擔員工核酸檢測費用嗎？於單位員工健康、企業穩定生產、國家防疫，都是應做之舉！

當核酸成了沒有得選擇的回家選項，這就變成了赤裸裸的國家式的「懲罰」。農村人不僅要背負戶籍制度帶來的福利不公平，無法享有城市的教育、住房甚至對等的醫療保障，在今日，還需要承擔額外的防疫「懲罰」。農民工作為城市建設者，又何曾見過城市管理者主動承擔對底層勞動者的社會責任呢？以核酸報告「懲罰」經濟弱勢的勞動者，既是政府的懶政，也是國家式的「以罰代管」。捨本逐末的同時，隱藏在背後的是對低收入勞動者基本權益的漠視和勞動價值的缺乏尊重。

勞動者的遷徙權與資本家（有錢的人）的遷徙權是不對等的，同一份核酸錢，背後是不同程度的權利讓渡和犧牲。勞動者的自由返鄉遷徙被要求付出代價，代價的成果是為來年企業/國家創造好的穩定經濟發展環境；但是經濟發展的成果並不會回饋到勞動者工資手上——2020年全年沒有一個城市調整工人最低工資，但是物價水準卻在砰砰往上漲，中央銀行更指出2021年物價水準將大概率「保持溫和上漲」。你信嗎？

所以，農村打工人是沒有權利回家的，春節大概也不是工人的節日，疫情讓這種不平等顯得更為赤裸。防疫的代價，不是給我們漲工資，而是讓錢貶值，讓物價上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