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rature Review】奇葩说的三个辩题：从彩礼、家务劳动和母乳喂养看女性和身份弱势

记得有一次听《随机波动》，Zhiqi（没记错的话）说女性更容易把母亲的人生经历当做参照，而男性则倾向对照父亲的人生。

对大部分人来说或许是的，但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由于我妈完整地参与了我离家之前的每个阶段，相比起我爸，我似乎更容易拿她的人生和自己对照，也更能共情她的遭遇。

近日闲来无事看奇葩说，趁我对这个节目还有一些热情，想来梳理对其中三个与女性有关辩题（第5期、第10期和第11期）的思考。

我的研究课题和女性议题并不沾边。探讨这类话题一来和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二来是自己的兴趣。但最重要的是，我认为大部分女性议题讨论的内容应该属于通识教育的范畴（关于这点，这篇文章就不做论述了）。

我不是专业的辩手，难以从辩论的角度出发探讨辩题，只能谈谈我从辩题中看到的女性身份。就我个人而言，在这三个辩题里，我看到了一类父权体制下和女性相关的弱势身份——女儿和母亲相较于儿子、父亲的弱势；妻子相较于丈夫的弱势；和家庭主妇、职业女性相较于职业男性的弱势。

第10期：我是独立女性，该不该收彩礼？

这是这季奇葩说里一道让我本能反感的题。我认为收不收彩礼，不该问那些选择走入婚姻的女性。问独立女性该不该收彩礼，就好像问被劫持的人质该不该反抗。看上去是希望与一切不美好做切割，但本质却是把责任一股脑推给受害者，却不对凶手追责。

这道题的荒谬之处在女性的独立压根没法通过彩礼证明，因为绝大多数女性在有关彩礼的问题上并没有发言权。

首先，彩礼、聘礼这一类的习俗属于父权制传统。本质上是将女性商品化，把女性变成一种可以转让的家族财产。

在父权制体系中，婚姻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交易。

老话说，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其背后含义是，第一，女性在结婚后，需要离家到夫家生活，并且生育的后代必须冠夫家的姓氏；其次，离家意味着对女性身体和劳动力的控制权将从父亲的手里转移到丈夫的家庭中。

对女方家庭来说，把女儿嫁出去是一种劳动以及生育上的损失，而彩礼的出现，则是为了弥补这种损失。男方家庭以物质或者货币的形式对女方家庭偿付，而不是直接对女方偿付，以获得所谓权力让渡的合法性。

这道题的荒谬之处在于，成婚的女性是被交易的对象，而不是交易方。她们既无决定权，也不具备谈判需要的议价能力。

除了女性被商品化之外，彩礼折射出的是依旧盛行的重男轻女观念——在家庭性别秩序中，女儿相较于儿子的弱势地位。

父母需要为儿子结婚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的传统依旧存在。对这类父母而言，只有帮儿子完成婚姻大事，才算尽到养育孩子的责任和义务。

这既是一种人生意义，也是一种认知上的刚性需求和保全面子的行为。如果父母不能为儿子结婚置办房产、无法支付结婚时需要的彩礼，那么自己的儿子就容易被排斥在婚姻市场之外，最后沦为光棍。

这种传统导致的一个现象就是彩礼功能的异化和剥削。

首先是彩礼变得越来越贵——从集体时代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到“三金”（金耳环、金戒指、金项链），再到如今的货币、房产和豪车。

在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当下，女性作为一种抢手的性资源自然会推高彩礼的价格。

马东在节目里说，彩礼是一个在今天社会没有的词。但从谷雨数据2020年发布的关于中国彩礼现象的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婚姻都收过彩礼，其中山东是最流行送彩礼的地区。价值十万元的彩礼是所有彩礼金额中出现比例最高的。浙江彩礼的平均价格在18万元（RMB）左右，位居全国第一。据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彩礼送了首饰，近四成的彩礼顺带送房、送车。 虽然62.5%的受访者表示，彩礼金额最终由女方长辈确定，但经过女方本人确认的只占14.4%，并且实际上彩礼礼金在婚后由女方支配的只有20.1%。

可见，在彩礼这套系统里，女性的参与空间是被高度挤压的。

其次，是彩礼导致的剥削现象。例如，子代剥削父代，兄弟剥削姐妹。

父辈为了完成儿子的婚事，通过借债的方式来支付彩礼，导致父辈背负高额债务，代际关系严重失衡。

还有的为了凑足儿子成家时需要的高额彩礼，保证香火的延续，强迫女儿早婚。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减轻继续养育女儿需要的花费；另一方面，可以用女儿出嫁时收到的彩礼来支付儿子结婚时需要的彩礼。

总之，彩礼反映的是男性家长身份的强势。妻子和女儿作为弱势的一方，需要被迫服从丈夫及父亲的领导和指挥。

由此衍生的则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造成男性的经济地位明显高于女性，妻子被迫成为依靠丈夫提供生活资料的被供养者。

这种落后的传统的确应该被废除，但不该把彩礼单拎出来，并全部推到所谓独立女性身上。

第11期：老婆年薪好几百万，要不要当全职爸爸？（另附第五期：妈妈疯狂应援男明星完全不着家，该不该阻拦？）

一个事实是，现实中大部分面临选择是否全职从事家务劳动的主体是女性，但这道辩题依旧将选择权交给了男性。

年薪百万的预设条件，以及节目中对全职从事家务劳动的讨论充满了男性对全职妈妈、家庭主妇这类身份的想象，并把这种想象以“全职爸爸”之名投射在自己身上。

在我的认知里，把女性和家务劳动捆绑，并将家务劳动视作女性天职、女性在家庭事务中受到的剥削一类话题，已有了非常丰富的论证。我期待节目凭借自身流量优势，将这些论证呈现给更多的观众。

但当我听到连傅首尔都觉得女权是追求女性特权，并且将破除男性对冠姓权的统治看作女性追求特权表现时，我既希望学者们能持续保持与民众沟通，又能够想象他们作为科普人的无力。

对大部分的全职妈妈来说，有休闲时间、并享受家务带来的乐趣基本上是自欺欺人的，因为时间和金钱的限制会阻碍这种乐趣。

我当然知道，还有一种全职妈妈，凭借丈夫不菲的收入，物质生活可以得到极大的满足。丈夫不仅完全承担生活开支，而且会另付妻子的其他个人消费。家庭事务也可以通过雇佣的形式外包，而妻子只需要做好一名管理者，对日常事务进行总体的安排和规划，防止出现混乱。

但我们得承认的是，这部分全职妈妈在现实中是少数。

对大部分的全职妈妈来说，她们不仅是统筹，也是家庭事务的执行人。她们虽然能够得到维持家庭日常生活的开支，但却没有本人的经济支出，因为她们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没有获得应有的金钱报酬。

由于年薪百万的前置条件，正方和反方都存在试图美化家务劳动的辩护。例如，这个全职身份“可以持续保持与社会的联动”、“有大把的时间看综艺、打游戏、出门与人social”等等。

这些辩护淡化了全职妈妈、家庭主妇身份背后的劳动产出、价值以及情感付出。

全职妈妈、家庭主妇这类统称将女性多个身份打包出售，包括妻子，母亲，甚至是女儿。如果一个全职妈妈生活在多代同堂的家庭里，那么她就需要参与甚至负责照顾和护理老人的活动。在孝顺文化的意义中，则有一个类似女儿的身份。

假如把当下我们所处的社会作为语境，那么全职妈妈、家庭主妇这类身份在现实中又有怎样的角色描述？

首先，家务劳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家庭都会有差异。

最基本的买菜、做饭、洗碗、洗衣服、打扫房间，可能还包括生育、哺育、孩子的教育、对伴侣的照顾，以及上面提到的，和上一辈一起居住的家庭也许还包括对老人的照顾和护理。

所以，家务劳动所包含的活动多且繁杂。

家务劳动的工作时长和自由度并不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在她其中一项针对女性家务劳动的研究中显示，家庭主妇的工作时间在社会中几乎是最长的。

在她采访的四十位全职家庭主妇中，大部分受访者一周在家务上花费的时间约为70至89个小时，最长的高达105个小时，几乎远远超过了现在一个996员工每周的工作时长。

50年后的今天，很多家庭主妇的工作时长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一项日本电视台的调研显示，全职家庭主妇每周的工作时长也要在90个小时左右。

家庭主妇的工作环境虽和一般职场有别，但也不是一个可以完全实现自治、没有老板约束的地方。

实际情况是，家庭主妇所谓的自治会被其他因素干扰，包括对需要完成的家务量、家务安排的影响等等。

对一个家庭主妇来说，家务劳动的标准很多时候并不是由她单方面可以决定的。这里面还涉及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干预，例如她的丈夫、孩子，甚至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长辈。

她和其他家庭成员在完成家务的标准上是否存在差异？

如果卫生不达标，她的丈夫会不会愤怒？这可能不仅仅是一种两性情感层面的影响，甚至很多女性因此遭受家庭暴力。

她会不会面临丈夫和长辈的指责及埋怨？

她又如何面对、消化这些负面反馈？

这些反馈又如何影响她对家务标准的制定？

她的孩子会不会因卫生状况不佳而生病？

对家庭的责任感往往导致女性在家务劳动的完成度上设置很高的标准。由于任务量超过了负荷，一旦达不到，她们可能会产生很强的负罪感。

在奥克利的书中，有一段一名货车司机的妻子对家务劳动的描述。这名货车司机的妻子每天需要清洁厨房地板两次，原因是她的孩子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地板上玩耍。她觉得让孩子爬在肮脏的地板上，容易因此感染上什么。她也知道并不是不做家务就会有人拿鞭子抽她，而是如果今天不做，明天的家务就会翻倍。

当家务劳动的成果被多个家庭成员共享时，设置家务劳动标准的复杂度就会相应增加。

上了大学之后，我有很长时间的独居经历。因此，对于家务，我有很强的个人支配弹性去决定完成家务的频率以及标准。和父母住的近的时候，我妈会三天两头来看我，顺便指导我做家务。她对家务的要求非常高。如果我按照她的标准去实践，我的工作量则会大大增加。

所以，以上我想说明的是，家庭主妇的工作环境并不完全由家庭主妇自治。这里面情况很复杂。

很多回归家庭后的女性将打理家务和照顾家庭当作一项工作来承担。

由于付出了自己大部分心血，她们希望获得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和认可，以及社会的尊重。但现实是这种期待很容易落空。

如果把全职妈妈当成职业，那么丈夫就很容易站在老板的位置上对作为雇员的妻子提出要求。家庭成员越多，监工的人就越多。一旦婚姻出现闪失，全职妈妈面临的就是失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研究显示，女性从事家务劳动一样会出现与产业工人异化和压迫相似的问题。

因此，全职妈妈、家庭主妇这类身份并不是逃避劳动剥削的庇护所。相反，这里面的压迫和剥削可能更多。

节目里没人讨论全职从事家务劳动后劳动薪酬的问题。

全职妈妈、家庭主妇从丈夫手里拿到的，支付生活开支的费用并不叫劳动薪酬，因为这属于家庭成员的共同生活支出，并没有为她们的劳动产出单独付薪。

所有人都默认，家务劳动产生的价值由于无法体现在市场交换中，于是，这种价值就被自动隐形了。

在奥克利的研究中，有一位家庭主妇提到自己讨厌做家务是因为做家务在事实上是无偿劳动。她曾说给别人做家务获得报酬比在自家做家务要更快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家庭主妇的劳动不仅可能换不到及时的正向反馈，甚至还会遭致贬损。家务劳动的社会属性导致了它比一般工作更容易消耗它所带来的乐趣。

女性承担了大量的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限制了她们的经济潜力。根据最新《世界妇女报告》的数据，全球女性每天花费在无偿家务和护理工作上的时间是男性的三倍，大约4.2个小时。按照熊浩老师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于是女性的话语权又被进一步地削弱。

有男性辩手声称他们要做好女性的后盾。但他们心里想的也许是，如果做不好，我是可以撤的，但至少先把态度摆出来，这就足以让我和别的男人不一样。结果是，大部分家务劳动依旧由女性来承担。

其次，我认为即使男性真的回归家庭，在父权制的背景下，男性依旧可以在家庭性别秩序中处于优势地位，实现对家庭作为再生产领域的控制。所以这仍然和很多全职妈妈、家庭主妇的处境不一样。

但是，以上女性受到的压迫可以简单归因于商品交换制度的不完善吗？换句话说，只要给钱问题就能解决吗？

我想家庭事务的有偿化的并不单单在于钱。

第一，家庭主妇所承担的家务劳动不应该当成一种理所当然地奉献；其次， 家务劳动应该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工作，而不是女性无法摆脱的自然任务。

总之，钱并不是家务劳动有偿化的最终目标。

这里面还涉及到性别分工的刻板印象。在辩论的过程中，我们听到，什么“爸爸天生带不好孩子”、“全职爸爸的每一双AJ都是妻子的馈赠”，“全职爸爸可以在众多妈妈中成为全场C位”。这些话的背后还是在影射家务劳动是女性的天职，而男性从事家务劳动是自己有余力之外参与的活动。

男性做好了，是加分项——一种能力强、绅士主义的体现。但如果男性只从事家务劳动，就会被说成是吃软饭的。女性从事家务劳动，做好了是本分，做不好就不是好妈妈、好妻子。

即使从事同一项活动，获得的社会评价却可以如此不一样。

本质上这是一种性别偏见，就是女性在结婚和成为母亲之后被认为更擅长家庭内的事务，因而需要承担更多家务劳动，而男性在收入上的比较优势使得他们可以更多地投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

家务劳动在现实中并不是中性的。

从实践性别的角度来说，男性和女性往往会做一些与他们自身性别期望相符的行为来获得别人的认同。例如，很多女性以自己对家庭的牺牲、奉献来标榜自己，将其视为人生意义。

其次，这里面还包含了夫妻间在婚姻中的权力关系、他们各自的议价能力。

如同上面提到的，这里的议价能力取决于一些在市场交换中看得见的因素。例如，教育和收入资源。拥有这类资源越多的一方理论上能对应减少家务劳动的分配。

当然，还有很多例子是妻子的收入比丈夫略多一些，但实际情况是，妻子依旧负责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加上生育和母乳喂养男性没法完成，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很多关于家务劳动是女性天职的论述。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实现女性解放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让女性参与社会劳动。

马克思主义认为女性解放是伴随着社会解放实现的。但马克思主义忽略了家庭作为再生产领域的存在。即使解决了经济问题，女性解放也不一定能够实现。

由于大部分女性的经济潜力被限制，因此她们在经济上更依赖她们的丈夫，所以承担更多家务劳动就变得顺理成章。

引用上野千鹤子的话说，父权制才是导致女性被奴役的重要原因之一。

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指的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这种统治通过防止女性接触经济中必要的生产资源，或者通过控制女性的性机能来维持。

所以，女性相较于男性在经济中必要生产资源的匮乏不能简单归因于一种基于性别的能力差异，而是一种系统性、制度性不公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大部分的女性会选择回归家庭，去做所谓的全职妈妈、家庭主妇呢？

从就业市场和家庭性别秩序的优劣势角度来看，对在就业市场和家庭性别秩序中都处于劣势的女性来说，成为全职妈妈、家庭主妇是一个不得不做出的选项。这群女性回归家庭的选择是就业市场和家庭双重父权制作用下导致的。

由于面临职业类型隔离和职业地位隔离，她们大都从事一些以女性为主体的，但收入低下、缺乏职业发展前景的、只能收获有限成就感的工作。

所以，当她们有可能成为全职太太和家庭主妇的时候，就难以维持自己原本的事业。

再加上，丈夫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了工作上，疏于对家庭事务的照顾。在父权家庭性别秩序的作用下，女性在家庭中的责任会被提及，从而对女性回归家庭形成较高的期待和要求，而女性离开就业市场正好满足了这种期待。

我们会听到这类女性有如下表述：觉得自己的工作既不挣钱，也不特别重要，加上孩子还小，家里事务繁忙，所以索性辞了工作，专心在家带孩子。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性别秩序双重劣势的作用下，她们选择辞职以保证家庭收益最大化。

对在就业市场上处于优势，但在家庭性别秩序中处于劣势的女性来说，她们大多都是被要求成为全职妈妈和家庭主妇的。

在回归家庭之前，这类女性在就业市场上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由于丈夫在职业上的强势地位，导致她们不能从家庭中获得有效支持以发展职业，反而被要求全力承担家庭事务以支持丈夫的职业发展。

所以，这类女性被迫以他人的成就为满足，从而变成一种代偿。

这类女性在一开始回归家庭的阶段可能有很强失落和牺牲感。为了合理化这种情绪，可能把这种被迫的选择理解成应然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秩序。并且，对下一代的教育和发展抱有很高期待。因为自己没法实现，所以会把自己的期待加注在下一代身上。一旦期待落空，就会产生一种自己的牺牲都白白浪费的感觉。

再来，在就业市场上处于优势，在家庭性别秩序中与丈夫几乎没有优劣势之分，甚至优于丈夫的女性来说，她们回归家庭可以归因于传统性别秩序对家庭的强大影响。

如果疏于对家庭的照顾，传统的母亲和妻子伦理会导致女性产生自责及愧疚感。特别是对小孩照顾的不足会让她们内心不安。

这种心里状态会成为女性职业发展的阻力，从而形成一种家庭性别秩序对市场性别秩序的倒逼，内化女性在家庭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意识。

因节目中陈铭提到了母乳喂养，所以接下来我也顺便梳理我对这个议题的认识与理解。

在母乳喂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矛盾和张力。

首先，社会的整体环境是鼓励母乳喂养的。作为一种母婴之间相互依存的强烈体验，母乳喂养非常容易被浪漫化和神圣化，尤其在一些关于母乳喂养的宣传中。

2016年世界母乳喂养周有以下这类宣传语，例如：“母乳是婴儿最好的食品”、“支持母乳喂养，获得人生第一块金牌”、“母乳喂养，增进母婴感情和爱心”、“母乳喂养，神圣职责，幸福体验”。

然而与此同时，当前的社会环境却使得母乳喂养变成了一件极为困难的事。

首先，在大量女性参与市场化劳动的今天，很多企业没有配备专门的母婴室供育后女性进行母乳喂养。

我们可以看到，把工作场所视为公共领域，家庭视为私人领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二分法划分。女性和家庭之间的捆绑关系、女性身体的私密性，让母乳喂养很自然地成为一项被要求在私人领域执行的活动。

但就像陈铭在节目中提到的，母乳喂养的时间和空间并不能完全由育后女性自身控制。如果不打破这种绝对的公私划分，对产后被要求尽快恢复工作的女性来说是很难执行母乳喂养的。

在父权制资本主义的大背景下，工作场所是一个有限的公共领域。其中，时间和活动都受到外部严格的控制及监控，毫无私密性可言。并且，这样的环境假定了每个工人都具有身体完整和自主的能力。最关键的是，如今的工作场所是以男性工人为主导的。因此，不受女性在生物性繁殖或家庭护理方面责任的束缚。

女性参与社会劳动被要求与自己性别特征相关的活动做切割。所以生育、哺乳这类活动，在现代工作场所中被裁定为一种“乱序”。

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不得不在工作场所进行哺乳的女性会被污名化，认为她们破坏了公序良俗。这种负担导致女性需要在养育孩子和职业追求中被迫做出取舍。

其次是，在怀孕、分娩和母乳喂养这一系列女性特有的生理现象中，女性自身主体性的缺失。

对于这些女性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关节，女性自身却丧失了对它们控制权。她们的看法和知识，在医学专业人士面前，完全不值一提。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医学凝视和男性凝视的双重压迫。

首先是医疗行业社会权力的不断扩张。这表现为医学专业人士拥有判定什么是疾病、什么是健康的绝对话语权，以及现代医学对私人空间和日常生活长期深入的渗透。

由于医疗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制度，任何无法行使正常的社会功能，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都可被认定为生病。而一旦生了病，则可被认为是一种道德水平低下，自我约束能力差的表现。

医疗化现象的弊端就是让我们在疾病和健康面前变得毫无选择。我们照顾自己健康的能力越来越弱，而对专家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其次，医疗领域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领域。

父权社会下产生的医学知识，其实是存在广泛性别刻板印象的。例如，现实中很多对月经的负面描述把月经和所谓的女性气质做关联，但这种所谓的女性气质实际上是月经导致的生理不适所产生的情绪反应。然而，这种叙事却强化了社会整体对女性生理现象的负面态度。

再来，拿母乳喂养这件事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推崇母乳喂养的宣传都是从婴儿的视角出发，讨论母乳喂养对新生儿的重要性，但鲜有关注母乳喂养中母亲的需求。

在母乳喂养的困难程度未被降低的同时，大量推崇母乳喂养的论述却开始和官方宣传以及政策挂钩。例如，1990年的伊诺森蒂宣言就要求需要保证新生儿4到6个月的母乳喂养；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将新生儿的母乳喂养周期推荐至6个月；同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就将母乳喂养和新生儿的合法权利挂钩，并作为育后女性需要履行的义务来宣传。

强调母乳对新生儿的好处的确是一种有效推动母乳喂养的手段。例如，很多宣传会强调母乳喂养如何增强儿童免疫力，预防猝死综合症、湿疹和哮喘等疾病。以及有研究人员称，他们找到了母乳喂养对儿童心理发展的有益证据，即使对儿童整体心理健康的影响还涉及到其他社会经济因素。

但这种宣传假定了所有育后女性都适合母乳喂养，母乳喂养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没有任何困难。

并且，物化了女性作为生殖机器的存在，将母乳喂养和一种道德义务挂钩，成为衡量好母亲的标准。

这种宣传的问题在于，它会让哺乳困难的女性怀疑自己是否是个例，好像全天下女人都能做到，但唯独自己不行，由此产生一系列影响健康的负面情绪。

除了节目中陈铭提到的职场哺乳困难、母婴室不足的问题外，母乳喂养的主要困难还包括母亲奶量不足、在喂养时感到的不适和疲倦、哺乳期间突如其来的身体变化、哺乳期过后的身材走样，以及自身工作导致哺乳时间和精力的限制。

一旦这类问题得不到解决，母亲则会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容易被负面情绪所吞噬。

我在研究中很常看到这样的论述，母乳喂养期间女性需要特别照顾自己的饮食，以及很多女性表示自己非常害怕生病，整天都在考虑应该怎么吃以更好地照顾自己的孩子。

她们不能总是吃自己想吃的东西，因为无论自己吃什么，最后都会变成宝宝吃的。在哺乳期间连吃一顿自己想吃的都会导致母亲产生很强的内疚感。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并不是所有育后的女性在母乳喂养阶段都能产生与婴儿之间愉悦的互动。有的体验甚至是痛苦且暴力的，这反而会破坏这类女性感受成为母亲的快乐和信心，并且产生一种与新生儿之间的疏离感。

所以，影响女性母乳喂养的因素是很多且很复杂的，包括各种身体，社会和经济因素。例如生活条件、健康状况、母亲和孩子的生心理需求，以及女性自身的精力和时间等等。

我想，不能简单将母乳喂养理解为所有女性的天然能力，将其视作一种必须实现的母亲的角色期望，把女性身体的完整性和母乳喂养挂钩，更不能以此作为一种要求女性的道德规范，受到公众审查。

我们所面临的一个现实是，大多数女性几乎无法在“男性如何做好一个丈夫、父亲”的议题上插嘴，但男性却可以在何为“好母亲”、“好妻子”的标准上侃侃而谈。

男性容易把自己母亲所谓的光辉形象套用在妻子身上，但却浑然不知，那个母亲形象也极大可能是在自己父亲，以及母亲的父亲的规训下形成的。对于女性来说，这种一代又一代的规训好像变成了一个无法逃离的闭环。

所以在第五期“妈妈疯狂应援男明星不着家，该不该阻拦”这道题上，我一直在等刘擎老师的观点，即这里的“疯狂”和“不着家”是由谁界定的？

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位女博主说：“即使妈妈真的追星不着家，最有发言权的难道不是爸爸吗？”。她认为，在健康的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是高于亲子关系的存在。如果爸爸没意见，子女并没有阻拦的权力。

我无法认同她的落脚点是讨论一个女性到底应当附属于她的孩子还是丈夫。

在女性自身主体性不断被剥削的今天，在一个讨论妈妈爱好的问题上，我们却看不到妈妈的参与、听不到妈妈的想法，而是先问她的孩子“该不该”。

多数人也许只关注女性争取正当权益时男性的愤怒，把男性的愤怒和性别对立划等号，认为发声女性是制造对立的元凶，却看不见原本所谓的和谐是一群受压迫的女性的隐忍构建的。

在男性如何共情女性遭遇的话题上，我认为男性共情意愿的缺失大过了能力本身。害怕失去作为男性的性别红利阻碍了共情的意愿。

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来看，也许没有绝对弱势的个体，但却存在身份的弱势，而弱势身份容易遭致不公平的对待。

每个人或多或少在某些身份上是弱势的，并且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弱势可能是流动的，随机的。我想很多人在这次的疫情中深有体会。

或许等你有一天摔断了腿，你就会发现所居住小区的基础设施对残疾人有多不友好。而现在我们讨论的弱势身份很多都是和女性捆绑在一起的，我想男性首先需要理解这一点。

References List

Alburo-Caeñte, K. Z. K. (2014). Breast is best? A feminist re-reading of breastfeeding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the Philippines. Philippine Quarterl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115-137.

Bartlett, A. (2002, May). Breastfeeding as headwork: Corporeal feminism and meanings for breastfeeding. I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Vol. 25, No. 3, pp. 373-382). Pergamon.

Ignjatović, S., & Buturović, Ž. (2018). Breastfeeding divisions in ethics and politics of feminism. Sociologija, 60(1), 84-95.

Lee, E. (2007). Health, morality, and infant feeding: British mothers’ experiences of formula milk use in the early weeks.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9(7), 1075-1090.

McCarter-Spaulding, D. (2008). Is breastfeeding fair? Tensions in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breastfeeding and the family. Journal of Human Lactation, 24(2), 206-212.

Oakley, A. (2018). 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 Policy Press.

Rollins, N. C., Bhandari, N., Hajeebhoy, N., Horton, S., Lutter, C. K., Martines, J. C., ... & Group, T. L. B. S. (2016). Why invest, and what it will take to improve breastfeeding practices?. The lancet, 387(10017), 491-504.

Schmied, V., & Lupton, D. (2001). Blurring the boundaries: breastfeeding and maternal subjectivity.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3(2), 234-250.

Think China (2019). No bride price, no marriage in China. Accessed from: https://www.thinkchina.sg/no-bride-price-no-marriage-china

Van Esterik, P. (1994). Breastfeeding and femin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ynecology & Obstetrics, 47, S41-S54.

方英. (2009). “全职太太” 与中国城市性别秩序的变化. 浙江學刊, 2009(1), 211-216.

联合国，世界妇女报告：妇女承担大量无偿家务，进入劳动市场的妇女不足50%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zh/news/statistics/women-report-2020.html

鲁婷, & 陈娟娟. (2009). 浅析中国 “彩礼” 婚俗存在原因 (Doctoral dissertation).

澎湃新闻：2020国人彩礼地图：哪个省的彩礼最贵？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571285

澎湃新闻：关爱妇女，请从尊重家务劳动开始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93818

陶自祥. (2011). 高额彩礼: 理解农村代内剥削现象的一种视角——性别视角下农村女性早婚的思考. 民俗研究, 3, 259-269.

王艳, & 姚兆余. (2011). “全职太太” 生存状况研究. 法制与社会, 10.

吳嘉苓 (1999). 性別、醫學與權力. 刊於《性屬關係(上):性別與社會、建構》，王雅各編，頁 385-418，台北:心理出版社。

新京报：[观点] 家务劳动何以成为女性天职？我们和女性主义者聊了聊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250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