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體制，WHY

這篇文章當然不可能周全回答這個問題。本身這個問題恐怕就可以寫一百本專著來回答。所以這裡只從一個很小的切點（雖然很小但是起碼也可以寫十本專著，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小的切點的一個很小的切點的一個極簡的論述）來嘗試回答。

這個切點，是“選舉制度”。

“民主”這個理念落實到“投票選舉”的實踐時，其實是一個非常會計式的東西，充滿了計算計算和計算。而日本的選舉制度，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是所謂中選區単記非移譲制。

所謂中選區，是將全國分為若干選區，每個選區選出至少1名（通常是3到5人）議員。其計票當選方式，則是“単記非移譲式投票”，也即是每個選民只能選一人，然後根據每個候選人的得票數進行排位，取得票數最高N人（假設該選區選舉名額為N）為當選人。

這種制度的一個後果，就是不利於大党進行黨內配票，容易形成黨內競爭（這也是自民黨長期派系橫行的原因之一，注意只是之一）。但是，同樣基於這個原因，在人口多數地區要相當得票數才能取得一個席位的情況下，人口少數地區通常有機會以很少的票數就取得一個席位。也就是有比較嚴重的“票票不等值”問題。

而自民黨本身來自於日本民主黨和自由黨的聯合。50年代為對抗日本左派政黨統合，保守陣營聯合催生出自民黨。它本身不是“中央集權”政黨，一開始的地方派系色彩就非常濃厚（當然這實際上又要牽涉到日本本身漫長的封建歷史以及明治維新以來地方派系的影響，包括“大老”制度，刪繁就簡不多展開），所以在地方選舉上，能夠提供非常強力的動員能力。這恰恰與中選區単記非移譲的投票制度不謀而合。

中央層面的派系鬥爭和地方層面的強力動員，二者矛盾卻合二為一，同時基於韓戰和冷戰的外部因素，日本戰後極速重建和經濟騰飛的內部因素，自民黨就算在60&70年代新左翼運動高漲的時代也沒有被動搖其執政地位。由此也開始了著名的“55年體制”。

但在1993年，第40回總選舉，自民黨的“55年體制”崩壞，淪為野黨。

實際上有趣的是，這次總選，自民黨在眾議院500個席位中仍然獲得223個席位，雖然較前回大幅落選50席，且議席不單獨過半，但仍是國會第一大黨。

然而泡沫經濟破滅、冷戰結束、以及自民黨自身貪污瀆職醜聞的極速擴大，都使得自民黨以与黨身份組建內閣的路變得非常艱難。同時，自民黨的內部鬥爭也在這一時期發展到高潮。細川護熙等人退黨另組新黨，對自民黨是一次相當沉重的打擊。

所以雖然仍然獲得國會第一大黨的是自民黨，最終，卻是由八個小黨聯合組成了所謂的“非自民・非共産連立政権”，也就是細川護熙作為首相的細川內閣。

值得注意的是，自民黨政權在這一時期的崩壞並不是當時一瞬間的事情。實際上自民黨的得票率從60年代末開始就一路下滑，從50年代的高達60%以上，到1993年已經只剩下36%。而這個形勢在自民黨重回与黨之後並沒有改變，雖然選舉制度有所變更，但其得票率在整個90和00年代長期在30%徘徊。然而由於選舉制度的因素，這個得票率仍然可以支持自民黨組成政權。當然，這個政權的組成方式，和55年體制崩壞以前，有了很大不同。

（當然有趣的是，1996年的總選，因為小沢一郎的新進黨取得大比例席位，自民黨重回政權的路徑，是與相對左派的國會小黨社會民主黨合作，從而組建了森內閣。這段題外話，倒是能說明自民黨自身其實不乏柔韌性。）

同時，與55年體制崩壞伴隨的，是90年代末從“中選區単記非移譲式投票制”的制度，轉移到“小選挙区比例代表並立制”。

所謂“小選區”，也就是每個選區只單獨選出一名議員；而“比例代表制”，則是全國劃分為11個“ブロック”（塊），每個ブロック以候選名單得票率進行議席分配。以此整合，6成席位由“小選區”選出，4成則由“比例代表制”選出。同時，因為實行並立，所以一個候選人可以同時參加小選區和比例代表制的提名。這一選舉制度的引入，顯然對大黨有利，對小黨不利，比較大可能形成穩定的兩黨政治。譬如實行這種類似選舉制度的台灣，即相對形成了穩定的藍綠兩大黨的格局。

但是有趣的是，在日本並不是如此。

90年代末，日本進入所謂“失去的20年”，阪神大地震、沙林毒氣事件、泡沫經濟破滅，世紀末的焦慮瀰漫在日本社會的各個層面，增長乏力的經濟表現、終身僱傭年功序列的企業文化，嚴重的老齡化和少子化，都讓年輕世代難以獲得社會資源和話語權，年輕世代的投票率也不斷下滑。由是，後現代的社會問題一個接一個浮現。

在政治的層面，對應這一社會現象的，是自民·公明兩黨聯立政權的確立。

如上所述，小選區比例代表制有利於大黨的選舉制度。自民黨作為日本第一大黨，以及手握地方強大的動員能力，在地方的多數選區都能取得優勢，然而在類似東京這樣的國際都會，自民黨的保守老人形象開始成為負擔。同時因為無法獲得單獨過半的席位，自民黨要取得政權，勢必需要與國會保守黨派取得聯合。

從2000年開始的歷次總選，自民黨在小選區的得票率維持在40%上下，而在比例代表制的部分，則在20到30%徘徊，其議席佔比也維持在40%左右。對應這一變化，自民黨選擇的合作對象，是公明黨。

日本是一個宗教極度自由的國家，本身傳統的神道教就是信仰“萬物有靈”，佛教在上千年的“神佛習合”歷史中也深深扎根在列島。而社會停滯帶來的種種問題下，讓人心所依賴的自然是宗教的力量。各種新興宗教極速發展起來，在社會各個層面都有深厚的民眾支持。其中最大的新興宗教之一，即是攀附佛教而誕生的“創價學會”。而公明黨，正是從創價學會衍生而來，是可以利用宗教進行政治動員的政黨。雖然其地方動員的能力不足，但是在整體社會層面卻有相當強大的號召力。（也因此對公明黨一直有非常強烈的“政教不分”的批判，但是因為種種原因這種批判一直停留在紙面，公明黨本身也一直在推進與創價學會綁定這一印象的淡化。）因此，公明黨能夠幫助自民黨在比例代表制的層面，取得優勢。其20%的得票率，等於是給對手40%的傷害。

這一自公政權的合作穩定運行了十余年，到了2009年，因為金融危機等因素的衝擊，麻生內閣在短短一年時間支持率就從50%極速衰退到20%，民主黨在第45回總選取得超大優勢，以308/480的席位數，摧枯拉朽扳倒自公政權。但是左派政黨長期在野根本無法與日本文官系統結成穩固的施政結合體（這又是一個日本獨特的政治問題，不展開了），短短3年換了三任首相陷入根本無法繼續執政的泥淖，民主黨自身也進一步分崩離析，至今都沒能恢復左翼統合的力量。2012年，自民黨在民眾對左翼政黨深深失望的情緒中，以60年代以後就沒有獲得過的超高議席數再次回到舞台中央，重新建立自·公政權，並在2014年和2018年的總選中強化這一優勢而一路持續至今。這一次捲土重來的，當然還有2007年短短擔任過一年內閣總理大臣的安倍晉三，以及他著名的“安倍經濟學”。

安倍內閣能夠執政長達8年，安倍本人也成為日本明治維新以來任期最長的首相，這無疑是會記入歷史的成就。而社會整體的變化，當然也是安倍能夠如此漫長執政的根基。這些，就是另一個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