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吻（七日书 day4）
我坐在海德公园的草地上，眼前一男一女两个中国人正在激烈地争吵。
现在是我领政府救济金的第十个月。
第一个月，我住进了政府分配的难民营。我跟一个福建的哥们住在同一房间。那天我在餐厅吃饭，那哥们火急火燎地大步冲向我。门口登记的保安只见他一溜烟进了餐厅，忙跟在后面叫停他。我打着手语跟保安解释。那哥们头也不回，眼睛瞪得老大，除此之外没有表情。
应付完保安，他把我拽到咖啡机旁的角落里，神秘兮兮地露出裤子口袋里的东西。定睛一看，是我的身份证。那是他在七楼楼梯口的门边找到的。我刚想接过来，感谢他，一抬头，他还是那副骇人的神情。回忆涌现，父亲教训我时就这副模样，眼睛瞪得老大，除此之外没有表情。他嘱咐我把身份证藏好，千万别被别人看见。他经常替我操心，叫我在内政部面试时说自己未满十八岁，还叫我说自己是被拐卖到英国的。
我像烦我的父亲一样烦他。
第二个月，政府把我安顿到别的地方。终于不用再跟那哥们打交道了。
我住在一个叫德雷克的海滨小镇。我没有工作许可。微薄的救济金，大把的时间，很快就让我无所适从。必须找点事做。在我的住处，玄关右侧的墙上是一块公告牌，上面张贴着各种慈善组织和活动的信息。我给每一张公告都拍了照片，用手机破译了这些天书。
我看中了其中一张公告。那是一个读书研习的活动。第一周，我们读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洛圣诞探案记》。没有读完，但以我读侦探小说十年的阅历，已经猜出凶手就是莉迪亚了。苏阿姨是领读我们的退休教师。周五下午，我跑去跟她分享了自己的推理思路。她说我的推理烂透了，但我的英语好极了。我才意识到自己在跟她用英文交流。后来，她推荐我去当地的社区大学上课。
中国人特别会应付考试。入学测验过后，我就被分配到了高基础的语言班。接着，我又顺利通过了随堂测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拿到学业证书时，我已经不满足于这些纸上功夫。我疯狂地说英文，就连做梦都在说。
我感觉心里痒痒的。
社区大学吸收了很多难民作为学生，我的同学亚当就是其中之一，他经常跟我一起踢足球、喝酒。他后来去慈善店做了志愿者。那天，在慈善店的橱窗旁，我一边用手数着口袋里孤零零的硬币，一边打量一把二手吉他。熟悉的身影从店内仓库门前一晃而过。亚当以一个铲球的姿势滑到我身边，露出十六颗大白牙。我们相互碰拳。我在柜台上递给他钱。他接过钱，数钱，打开收银机，关上收银机，打印小票，递给我小票。我接过小票，他又露出二十六颗大白牙。
我感觉心里更痒了。
带着这股抓心挠肝的火气，我找到了在镇上教堂工作的大卫。我告诉他，我想讲英语，我想做志愿者。于是，我被介绍到了现在的岗位上。之前，我每周一去教堂领免费的浓汤面包午餐；现在，我在教堂的慈善咖啡厅为其他难民准备免费的午餐。
如果不是这份工作，我也没机会参加这次活动。海德公园的蛇形画廊要举办一个以中国新年为主题的现代艺术展。我的上司珊迪，不知受了哪个大老板赞助，弄到了一张门票。她送给了我。精美的卡片上用烫金字体写着“大展宏兔”四个汉字。
几天后，车票寄到了我的住处。我踏上了旅程。
我抵达海德公园。时间还早，我靠在一张长椅上静静等待。刚刚下过雨，土地还潮湿。我的鼻子似乎疲劳了，闻不到雨后尘土的香气。不久，我的眼睛也疲劳了，看眼前的人群就像数广场上的鸽子，根本分不清谁是谁。直到我的视野中出现一个亚洲面孔的人，接着是两个、更多。我知道他们来此的目的与我一样。
场馆前已大排长龙。耳边，夹杂着不同方言的中文此起彼伏。他们有些是游客，有些是留学生，有些是移民。我被挤在他们中间，像惊弓之鸟，生怕有人用中文跟我搭话。这种排队真是煎熬。
我告诉自己，我饿了，不能继续排下去了。我狼狈地脱离队伍，一头钻进附近的超市，扒拉来四镑钱的自选套餐。结账时，收银员清点完物品，示意我付钱，亮出极其标志的的笑容。他灿烂的大白牙闪得我一激灵。我一把抓住篮子里的饮料，以一个铲球的姿势滑到货架旁，把饮料归位，然后去酒精专区拎来四罐Budweiser的啤酒。
我重返公园，席地而坐，开罐独饮。
等我回过神来，已是下午四点半。展览已结束半小时。我竟然松了一口气。起身准备离开。
“拜托你们能不能不要提那么蠢的问题？”一句刺耳的中文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循声望去，在展览的场馆旁有一个设计成八角帐篷外形的开放式前卫建筑，里面摆放着桌椅、酒柜，刚才排队的客人正聚在里面。
我翻出口袋里的门票，背面赫然写着，展览结束后有免费的酒水可供享用。
一个穿红色晚礼服的女人笔挺地站在那个帐篷最边缘的位置，侧对着我。她右手端庄地举着香槟高脚杯，左手指着自己的正前方的一个穿牛仔外衣的中年男人。那男人用手捻了捻脖子上的金链子，就像和尚转念珠，支支吾吾地念叨些什么。
女人根本不给男人解释的机会，“难道因为我在英国，因为在这个艺术馆工作，就一定每天都会遇到名人吗？你在中国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在大街上遇到名人呢？”
我凑上前去看热闹。
那个男的又提高了音量，想在气势上压倒女人。但他小看了她的妙语连珠炮，次次加大音量，次次被镇压。如此五六次后，他节节败退，连连摇头，踉踉跄跄地朝帐篷外撤离，差点被自己肥大的裤腿绊倒。
我接住了他。问他因何事而与女人起争执。他说他是中国来的游客，那个女人是这次活动的策展人之一。展览结束后，他向她搭讪，刚说没两句，就吵起来了。
“你对她说什么了？”我问。
“我就问她，”他的目光突然被什么东西吸到了我的身后，慢慢上移，好像可怕的魔鬼突然从我背后耸现，“问她在英国是不是经常能遇到阿黛尔。”
我猛一回头，是魔鬼般精致的面容。干练而锋利的短发，潇洒而冷艳的偏分刘海，猩红的眼影，妖娆地扭成8字形的耳环。她在冷笑。
我震惊了一秒，沉默了两秒，然后放肆地大笑了三秒。
我告诉那个男人，“你说的没错，英国确实遍地是名人。上次我在超市，忘了带银行卡，阿黛尔正好路过，帮我付了账，”我借着酒劲表演了一段哑剧，“你现在去前面路口的公交站台坐十分钟，说不定查尔斯王子就会跟你上同一辆车。在中国你可遇不到这事！”我手舞足蹈，胡言乱语。
“你就陪他瞎掰吧，我要下班了。”她哼唧一声，转身离开。
我叫住她，右手抢过她手里的酒杯，“为什么这么上火？”左手举起一罐没开封的啤酒，晃了晃。
她示意我可以为她斟酒。
“他们提问前都不动动脑子。这些问题问出来，不是纯粹让我难堪吗？”喝完第一杯，她指了指身后的那帮客人。
“我在这里遇到好多中国人，明明可以大大方方地跟别人打招呼，却偏要表现得那么小气。有时候别人主动跟他们打招呼，他们竟然假装看不见。”喝完第二杯，她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我不敢想象他们能忍受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十年、二十年。我从来没去过自己的老家。我在广东待了五年，杭州五年，北京五年，上海五年。我在伦敦已经待了五年，我不敢想象自己还要再待五年……你呢？是来留学的吗？”喝完第十杯，她指了指我。
老天，我还是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是的，以前是留学生，”我差点被评上社区大学的年度学生。
“学什么专业的？”
“英语文学，”我读过《波洛探案集》。
“现在做什么工作？”
“翻译，”我帮福建那哥们跟保安打手语。
我一口气回答了三个最难堪的问题。但这是值得的，她从原先的怒火中烧，变得只是稍微有些咄咄逼人。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这种强势的人。我知道很多男人，他们需要那种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的女人，他们会在一个熟悉的地方，陪自己熟悉的人过一辈子，但我不是那样的女人。”也许是因为酒精，她的表达欲特别强。
“可是你也得承认，”我的嘴唇已经麻了，“那些听话的女人根本没有吸引力。真正有魅力的人，永远是有主见的。”
“可是她们有市场啊，而且很大。”她用手指缠绕着地上的草打转，视线根本不在我身上。
“那也不能证明她们就有魅力……”我忽然意识到什么。眼前的这个女人，不正是最有魅力的女人吗？她指着别人的鼻子破口大骂、炫耀我根本听不懂的现代艺术的术语、大谈自己正在阅读基辛格的《论中国》，多么傲慢，又多么可爱！
我一把抓住她的肩膀。她倒吸一口气，脸上铺开丝绒般的红晕。
我疯了。血液直冲颅顶。我吻了上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又猛地推开她。
我在做什么？
还没等我回过神，她又猛地抱紧了我。
为什么？她为什么不扇我一巴掌，她为什么不报警？她那么聪明，那么敏锐，却看不穿我骗人的把戏？她毕业于著名艺术院校，从事体面的工作；而我，没有收入，甚至没有身份，是个十足的失败者，十足的骗子。为什么如此深情地拥抱一个人渣！
我好委屈，“哇”得一声，哭了出来。她也哭了，声嘶力竭。两个泪人就这么紧紧抱了好久。
那天以后，我们就没再见面。珊迪问我那场展览怎么样，我随便糊弄了她几句，也就再没提起这件事了。我回归了正常的生活，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那样的女生了。她是社会的精英，是理性的代名词；她又那样自大、那样迷人，以那样一种姿态哭泣。
我永远也无法知道她哭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