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們都該知道的「印尼工會運作模式」,當外資方面對勞資糾紛時,建議這樣「對症下藥」!
01 為什麼印尼工會影響力大?
摘自印尼中國商會總會文章「強勢印尼工會 外資企業邁不過的坎?」:截自2018年統計,全印尼大小工會約10萬餘家,同時一家企業裡面可能有多個工會組織,是什麼樣的因素讓印尼工會數量龐大且具有足以影響國家政策的走向呢?這要從印尼的歷史背景說起...
印尼第二任總統蘇哈托獨裁執政31年,期間非常壓迫勞工團體,因此自蘇哈托於1998年的5月下台後,印尼正式進入民主化,進而對勞工制度進行了全面改革,不僅讓印尼成回東南亞第一個同意國際勞工組織全部基本條約的國家,甚至是讓工會活動的自由化,允許合法的罷工出現,使得印尼工會如雨後春筍般的快速生長。
由於工會活動的自由化以及在蘇哈托執政時產生的強烈反抗心態,進入民主化之後的印尼,經常出現勞資糾紛,主因為印尼勞動法被很多企業認為過度偏袒勞工,因此很容易勞資雙方產生衝突,並且惡性循環。
也因為在印尼勞動法的保護下,通常都是資方讓步,才能達到止血!
印尼的工會甚至強大到能夠直接影響政府制定政策的走向,舉例:在2014年之前,五一勞動節並非印尼法定假日,只有部分企業有放假,也因此印尼多個工會歷年來多次在五一期間示威遊行,要求五一勞動節成為法定假日,終於在2013年7月時任第六任印尼總統蘇西洛(Susilo)宣布五一勞動從2014年起成為國定假日。
02 印尼工會的主要目的有什麼?
印尼工會主要向資方、政府提出3個方向的訴求,包含提高基本工資、保證福利待遇、取消勞務外包。
1) 提高基本工資:
在疫情2020年爆發之前,根據財經M平方的資料指出:印尼2017~2019年的實質經濟GDP增長率平均約5%,但是以首都雅加達工人的資本工資增長率在這三年來分別是8%、9%、8%。
以上的增長率得以控制在10%以內是印尼現任總統佐科威(Jokowi)通過大量的努力才將增長率控制住,不然在於2014年佐科威上任以前,有些區域的基本薪資漲幅達20%~28%,這也讓外資投資印尼感到卻步的原因之一。
然而,依照現行的勞動法每年最低工資的調整標準是由各省的省長、資方及勞方三方共同決定的,相比台灣的勞動法是有明確制定每年最低薪資,資方有明確的標準來調整員工的薪水; 相比之下,在印尼的外資勢必需花費心力來與工會協商,導致企業營運與投資的不確定性。
因此,每年工會在10~12月就會開始籌備向資方調漲隔年的基本薪資,資方便需有可能面臨罷工或耗費漫長的時間與工會斡旋。
2) 保證福利待遇:
有些在印尼投資的企業為了降低營運成本,雇用的印尼勞工採用臨時工合約或是外包合約,以規避提供印尼勞工完整的福利,例如:減少裁員時必須支付的「遣散費」、高昂的「加班費」、工作保險(類似台灣的勞保)、醫療保險(類似台灣的健保)。因此,印尼的工會便會致力於爭取雇主增加正職員工的比率或是增加其他的福利制度。
3) 取消勞務外包:
為了避免企業大幅採用外包模式來雇用印尼工人,印尼勞動部限定只有交通運输、清潔服務、餐飲類、採礦等5類行業才能外包雇用,但以勞動密集的產業(如鞋業、成衣業等)來說仍可以雇用臨時工,但通常國際品牌會規定臨時工的比率僅能佔總廠區勞工人數的15%(比率依各品牌規定為準),因此,工會會爭取增加正職員工的比率。
然而,工會也有可能會碰上軟釘子,因為企業雇用員工通常會與鄰近的村莊達成協議,例如:除了特殊人才需求,企業一定會優先錄取村民,同時,如果採用臨時工的名額,相關利益者得以抽佣,因此如果工會要求資方增加正職員工的比率勢必會影響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不見得敢與資方爭取提升正職員工的名額。
03 印尼工會為了達到目的的手段有什麼?
當工會向資方提出的訴求沒有被接受時,會採用以下行動方式:
1) 放慢工作效率:
當工會想要醞釀罷工時,會在工作上表達他們對公司無法答應請求的不滿,會放慢效率或故意讓品質出問題。
2) 向媒體投訴:
有時候工會為了放大訴求,轉向媒體投訴,並且誇大外籍幹部的行為或是放大工廠管理的缺失,例如污水排放等等議題,藉由炒作這些對公司形象不利的議題,來弱化資方的立場以達到工會的目的。
3) 全體罷工:
當勞資談判破裂(資方不願談判或談判陷入僵局)時,工會需要於7日前以書面通知資方及當地勞動事務官員關於罷工,並且明載:時間、地點及理由,同時工會幹部需要簽署罷工活動會以合法、合序及和平的方式進行表示負責。
因為罷工是印尼勞工的權利,因此資方不能處罰、恐嚇或對於參與者有不利的調職及報復行為。如果是因為雇主違法造成的罷工,在罷工期間,仍需要給付薪資。
對於資方接收到罷工的書面通知時,請不需要感到緊張,因為要全體罷工並停擺一家工廠的運作,是需要有當地警察局的核準涵,因為到時候會派出員警進行維安,除非有觸動到女性、重大傷害、全體薪資等重大議題,才有機會起動罷工示威的情況。而且,如果工會沒有於7日前書面通知,為了保護公司資產,資方可禁止罷工人員進入生產區或是工廠。
04 資方要如何擊破工會不合理的要求?
1) 盡快與工會幹部當面約談:
通常工會成員拋出一個議題或訴求後,會採取「歹戲拖棚」的手段,甚至可能耗上1個月之久仍不會與資方達成協議,因為大部分的工會成員不願承擔「決定協議內容」或是「簽署協定」的責任,因此資方一定要盡快找出工會的領頭羊,但是很大的比率不會是擔任「會長」的那位成員,而且擔任「會長」的成員大多是魁儡,實際的主導者另有其人,因此當面約談有辦法盡快找出主事者。
2) 技巧性的見招拆招:
與印尼工會成員談判,永遠是計劃趕不上變化,因為他們總會把談判的節奏用亂,因此資方的代表需要是個反應敏捷、能夠當下決定的談判者,如果無法代替資方當下決定並簽署合約,會導致斡旋的時間更長,而且工會也會想出更多的議題,讓先前談判的內容破裂。
3) 塑造「無形壓力」的談判環境:
談判的過程中,可以嘗試採用「無形壓力」的方式向工會成員施壓,因為印尼人大多欺善怕惡,因此資方平常就需要維護對外的公共關係,以利在與工會談判過程中,能夠邀請軍人或是當地有聲望的長老陪同資方代表參與會議,他們能夠讓資方取得談判中的「主場優勢」。
4) 了解工會運作生態:
大部分的印尼工會幹部想要贏得面子又賺到裡子,所以工會幹部會主打協助員工爭取福利,或維護不平等對待來向資方爭取,但從中獲得的利益往往只讓工會組織幹部能夠買車買房,但其他員工仍然過著同樣的日子。
但為什麼一般勞工仍會支持工會呢?
通常工會成員都喜歡作亂或是與當地的其他勢力有勾結,而印尼人大多欺善怕惡,深怕與工會成員正面衝突而遭到報復行為,因此對於工會的兩面手法,也不會有人去檢舉或是正面表態意見。
因此,在這樣的姑息養奸文化下,形成一定要由工會代表與資方從中協調,勞工權益的爭議才能平息。
5)「固定公關費」視為必要支出:
資方與印尼工會成員及其他外部勢力(如軍人、村長)維持良好關係,「固定公關費」不可少,因為如果平時能夠培養人派,當工會提出訴求時,資方得以用較少的資源來平定事情。
不過,資方也千萬別以為平時給予「固定公關費」,這些勢力就會幫資方; 但也可以確定的是沒有給就什麼資源跟幫助都會得不到。
舉例1 :沒有支付公關費的情況
一間公司有1,000名員工,工會要求資方將員工上班的通勤費補助從一天印尼盾3,000元 (約新台幣6元)提升到一天印尼盾9,000元(約新台幣18元),每月公司需要支付的通勤費為印尼盾2.25億元(約新台幣45萬),一年便需支付新台幣540萬。
舉例2:有支付公關費的情況
一間公司有1,000名員工,工會要求資方將員工上班的通勤費補助從一天印尼盾3,000元 (約新台幣6元)提升到一天印尼盾9,000元(約新台幣18元),但資方跟工會斡旋後,將金額下降至一天印尼盾6,000元(約新台幣12元),每月公司須支付的通勤費為印尼盾1.5億元(約新台幣30萬),一年則需支付新台幣360萬的通勤費。
同時本次的談判資方給予工會成員「公關費」金額折合約新台幣10萬元,這樣資方一年總共只需支付新台幣370萬的成本在通勤費。
因為當工會幹部得到的越多,全體員工的基本薪資或是福利漲幅也會越低,對於資方而言支付「固定公關費」比起支付調漲後的資本薪資或是福利來說更為划算。
結語
以上的見解是彙整相關資料文獻以及採訪在印尼擔任人資的前輩的經驗談,不見得每家公司應對工會的方式都能夠依照本篇文章中的方法,但希望讀者能夠了解工會的運作及應對的基本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