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读的第一篇李慎之先生的文章是《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记得是2001年左右读到的。后面这篇文章还被收入《哈维尔文集》作为推荐序，之后还购读了《怀念李慎之》和《李慎之文集》，记得是从丁东先生处购得的。

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但是中国文化如果仍然富于生命力，它必然有自己的超越性与终极关怀资源。秦晖先生试图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来描述这种资源。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的圣徒精神：穷则兼济天下，为无权者之权利，知其不可而为之；达则独善其身，以有德者之德行，己所不欲勿施人。李慎之先生正是这种精神的代表。

“反右”以后，90年代以来，慎之先生无疑是“穷”者。但他善其身而不“独”，为“济天下”而勤于思考，奋力呼吁，岂是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不为的、独善其身的聪明人”（朱自清语）所能比？而50年代初，尤其是80年代大部分时候他官居高位，可谓“达”者，这时的慎之先生固有“济天下”之心，但更有律己容人的襟怀，倡导宽容与自由，反对借“兼济”之名对“天下”滥用强制。 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更需要“实践原创性”。

后来读到这篇名文，才发现这篇文章首发是在2000年第一期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再次感谢时任主编程晓农及何清涟夫妇。了解该杂志的兴起和消失可阅读程晓农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被破坏始末”一文。

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

李慎之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一样是威武雄壮的阅兵，一样是欢呼万岁的群众，一样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团团员，一样是声震大地的礼炮，一样是五彩缤纷的焰火……，一切都那么相似。但是，五十年前我是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而五十年后我已只能从电视机的屏幕上感受盛况。作为一个年近大耄的老人，而且身有废疾，虽说还能站能走，但要走那么长的路、站那么长的时间去观礼，已经是无能为力了。不过，感觉最明显的，其实还是自己的心情和脑子里的思想与五十年前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

1949年9月30日下午，26岁的我临时受命去迎接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据说这是斯大林亲自派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的，是当时唯一的外国贺客。我在天津迎到了贵宾，10月1日上午乘专车到达北京，在前门车站迎接的居然有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到贵宾下榻的北京饭店参加欢迎宴会后，我本应回机关去，不料当时街道已戒严，我只得随代表团到天安门观礼。代表团团长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余成员就由我们陪着在临时搭的西观礼台就坐。从下午3点一直呆到晚上10点，虽然几乎长达一整天，却并无倦意，整整7个小时都是在极端兴奋中度过的。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阅兵式，也未见过这样的礼花、这样几十万热情的人群。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了”的声音，甚至他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名单中若干委员名字时的声音。

那时，我不断回忆自小从启蒙到觉悟、继而参加革命、以后从延安一路走到北京的经历；想到不久前政协会议通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铭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不禁热泪盈眶；再想到毛主席11天前在政协开幕辞里讲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语，更是惊叹他的话总是那么简洁、有力、响亮。百感交集之际，竭力想把种种感受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但想来想去竟是“万感填胸艰一字”，只能在脑子里不断重复着:“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到了晚9点多钟，当从匈牙利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回来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在天安门广场上带领着北京各大学的学生涌向金水桥、向城楼上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我心中的上述感受达到了顶点。以前我曾长期不能理解“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口号，但在此刻似乎已理解了、接受了，而且自己也想跟着喊了。

不过，还是有人把我自觉绝然无法用文字表达的那种感情表达出来了，他就是胡风。“十一”后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连载了他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虽然现在我已完全记不得那诗的内容，但仍能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毛笔手书的这五个字的模样。“时间开始了！”我怎么就想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呢？“时间开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风那时的思想和心理。而且决不止胡风和我两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自由、平等、博爱的路，新民主主义的路；不仅如此，后面还有更神圣的事业，我们将建设社会主义，还要建设毛主席所说的“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世界上只有苏联走了这条道路，有苏联作样板，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一定可以不久就赶上苏联、与它并驾齐驱，然后再把全世界──什么美国、欧洲、印度、非洲……都带上由社会主义而达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去。我历来是不怎么赞赏胡风的才气的，但“时间开始了”这一句真是神来之笔，怎么偏偏是他，能想得出这样的绝妙好词来！

我绝对想象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风自己也绝对想像不到的是，六年后他竟被毛主席御笔钦点为“国民党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从此锒铛入狱，沉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纪，直到胡风去世三年后的1988年，这个案子才最后昭雪平反。我当时绝对想象不到的还有，建国八年后，从来没有成份问题、也与历史问题无缘、且一贯被评为“模范”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照毛主席的说法，“右派分子实际上就是反革命分子”，称右派分子不过稍示客气而已。“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然而在那个年代，这类事件还仅仅是开始。

除了1949年的开国大典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89年的国庆。“十年大庆”、“二十年大庆”时，我都在劳改中。“三十年大庆”，我记得并未举行。1989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庆，那时距“六四”不过四个月，5月19日下的戒严令还未解除，北京的外国人几乎走光了、旅馆的空房率达80-90％。国庆那天，白天是不敢有什么活动了，晚上我则以因反对“六四”镇压而犯严重错误之身、被邀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联欢晚会。凡出席的人都要先到机关集中、然后再坐小巴去会场，一路上要穿过许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门，那天晚上才发现，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灯火黯然，而且行人绝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小堆人坐着打扑克，别人告诉我，这都是“公安”的便衣。只有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转到天安门广场后，才能看到耀眼的灯光和盛装的男男女女。在观礼台上倒是见到了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大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只是默默地观赏焰火，广场上的歌舞实际上是看不清的。四十年来，真是风狂雨暴、苍黄反复，却不知有几人于四十年前曾预见到。

现在，又是十年过去了，国家似乎又繁荣起来了。就为准备这次大庆，据说花掉了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华。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见，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但它国小民穷，绝达不到北京的规模。因此，这两天报上所登的外国对“五十年大庆”的反应，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国庆盛典、世界第一”。观看庆典的群众肯定是高兴的，这样的大场面，人生那得几回逢？就是练队练了几个月、到正日子时还要从凌晨一直站到中午的学生，也一定是高兴的。小孩子、青年人最可贵的就是永远不败的兴头，不管多苦、多累、等得多久、多单调，只要一踏上天安门，就是一辈子的幸福了。

庆典的标语和彩车所展示的、电视和报纸上所宣传的都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五十年，整个历史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然而，许多重要的事情却被掩盖了、埋葬了。

五十年前，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国建立后的大政方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很重要的一段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最初读到的时候，心头不免一震；但马上就想，这不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气魄表达马列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一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以后若干年中，常回想起自己当年在西柏坡时所上级所传达的毛主席指示，“要敢于胜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扫龙庭坐天下”；又过若干年，听到毛主席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才恍悟到，原来其中有一个贯通的东西、一个规律，即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那是我在开国之时不但理解不了、而且也想象不到的。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毛泽东明确宣告，不能“施仁政”、而要“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此后的几年里，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从土改、镇反到三反、五反、肃反……，几乎没有间歇过。按马列主义理论来讲，这些运动还算是针对阶级敌人的、是未完成的革命之继续。但1955年4月的潘汉年案和5月的胡风案（还不提至今没见人说得清楚的同年2月的高饶案），就已经反到自己的营垒里来了。偏偏就在1956年上半年发生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的事件，随之发生了柏林事件、波兹南事件，冲击波扩大，在下半年又发生了波兰、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觉得大势不好，于是运筹帷幄、定计设局、“引蛇出洞”。虽然他在1957年2月刚公开宣布过，“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却又匆忙在六月间发动了反右派运动，无端端地从人民内部“挖”出了55万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

然后，乘“反右”胜利的东风，他又在1958年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以及“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三年之内饿死了几千万人，为“大炼钢铁”而剃光了不知多少个山头。期间，为了给大跃进鼓劲，他在1959年又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反到了开国元勋、建军元戎张闻天、彭德怀这样的人头上。以后，因为伤害的人实在太多、经济实在太困难，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出来为毛泽东打圆场、弥补一下错误，搞了一个“三年调整时期”，国家的元气才稍有恢复。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反戈一击，于1966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八亿人口中受牵累而遭殃者竟达上亿之多。阶级斗争的矛头也日益转向内部，从刘少奇到林彪、刀锋最后甚至直逼为后人讥为“愚忠”的周恩来头上，只是因为周、毛先后谢世，斗争才未充份展开。

因此可以说，到1976年为止，共和国近三十年的历史都是腥风血雨的历史。毛主席一生的转折点就是胜利、建国，是他那作为新中国建国大纲和方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后来说，社会主义从建国就开始了；实际上，他自1940年起宣传了十年的“新民主主义”，从来就未真正实行过。当然，这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建设是有进步的。不过，各国、历代不都有此类进步吗?几千年前的埃及法老就造出了金字塔，秦始皇还筑起了万里长城呢。何况，以二十世纪的技术、加上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努力，难倒没有停滞不前就值得自我称许、欢欣鼓舞吗?

靠着毛泽东时代高压统治下积聚起来的反弹力，1979年以来的邓小平时代总算冲开了一个缺口，平反了冤假错案、活跃了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私人言论也确实自由多了……。但有公民权利意识的人们还是认为，这个体制的实质并没有变，其意识形态也未真正改变。中国人被“解放”已五十年了，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之创伤远未治愈，而且仍然处在精神奴役的状态中。过去五十年间，我们的民族经历了那么多的大耻辱、大灾难，可在这次五十周年大庆的宣传中，这些大耻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不仅如此，各种宣传机器还开足马力、借这次国庆之机夸张中国的国力，甚至夸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尚书》中言，“满招损，谦受益”。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极端民族主义而放任它发展，实实在在是十分危险的。

这种矫饰的国力和我们被掩盖和篡改了的历史一样不真实。过去几十年间月月讲、天天读的都是毛主席的书及指示，很多灾难、耻辱的罪魁祸首明明是毛泽东，现在却用一床锦被把他的罪过遮了起来。在官方的五十年大庆“史”中，大跃进的失败和饿死数千万人还是被归因于“自然”灾害，十年文革的罪责也仍得由林彪和“四人帮”承担；不仅曾当过两年“英明领袖”的华国锋消失了，甚至连为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出过大力、立过大功、多年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胡耀邦、赵紫阳的名字也都不见了。虽然眼前的中国号称是一切都遵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可这样的“历史”中有多少不是谎言呢？历史的真相果能遮得住吗？“莫为无人轻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日本人对中国发动了那么残酷的战争、犯了那么大的罪，然而却拒不忏悔，还要赖帐，装得没事人一样，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人的谴责。照说中国人对“自己折腾自己”的错误应该更加自知忏悔了，看来却未必竟然，我们不是至今也还得生活在上述谎言中吗？难道东亚民族都没有忏悔的传统和品格吗？

深刻地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前三十年的极权专制，本是中国脱胎换骨、弃旧图新的重要契机，也是掌权者重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或曰正当性）的唯一基础。可1989年后这一历史进程竟然中断了。过去十年来虽也出版了不少有关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书，然而其多数缺乏理论深度，既谈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谈不上全民的启蒙，不过是些遗闻轶事之述。反省之难，难在领导者禁止人们真正地了解历史真相、禁止人们思考。当局一不开放档案、二不许进行研究，其结果是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我们这一代人中许多历历在目的事件，当今的青年已懵然不晓，甚至视之为天方夜谭。

邓小平冲破毛的独裁、确立开放改革的路线，确实立下了历史性的功绩。他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曾表示过要改革政治体制，提出过一些很好的意见。然而，他1989年的所为却是无可饶恕的罪过。遍及世界的谴责者其实并不完全了解中国人民更深沉的痛苦：1989年中不只是许多老百姓失去了生命，更重要的是，刚开始破土而出的国人民主觉悟的嫩芽也被压杀了。从此，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停摆了，历来有“以天下为已任”传统型中国知识分子也几乎销声匿迹了。当局虽然有时也说几句关于政治改革的话，如要实行“法治”之类，但既然领导一切的党可以高居于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独立，这样的话也就无非是空话而已。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后经济改革虽然大大红火了一阵、却又归于蹭蹬不进的原因，更是民气消沉、人心萎靡的原因。今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法轮功聚众与打砸美国使馆两件事已足以证明，当局的控制力实际上已大幅度下降。

当此之际，本应谨记古训，“天之示警，亦已至矣”；而为政者却只是师毛泽东的“气可鼓而不可泄”、“个人崇拜人人都可以搞一点”之歪理邪说，以大搞排场来震慑天下耳目，以为这样就可以“安邦定国”，全然不知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1999年不但是建国五十周年，也是“五四”八十周年，然而，“五四”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以及“个性解放”的目标，至今仍未实现。1999年还是“六四”事件十周年，为当局计，其实大可乘这个日子大赦天下并抚恤受难者，如此不仅可重拾民心、给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建立新的基础，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使改革有更好的外部条件。然而，为政者仍是视若无睹，将此机会轻轻放过。

不论现状多么令人难以满意，我还是抱着八年前苏联瓦解后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走和平演变之路，那就只有暴力演变或暴力革命了。我是参加过一次革命且尝过胜利的滋味的，但五十年来的经历使我不得不认同三千年前伯夷、叔齐的话，“以暴易暴，不知其非”。人类的历史已证明，社会的进步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战争或革命则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因此，当世人称赞邓小平的“渐进主义”时，我也是赞成的。但渐进的要义是要进不要停，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船到中流，在水中打转转是可怕的。邓小平的遗训“稳定压倒一切”只讲了中国需要稳定，却没有讲清如何才能真正地稳定。笔者以为，若套用一句毛泽东的话，可以说，以坚持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停滞倒退求稳定、则稳定亡。

从1989年至今，江泽民入承大宝、正位核心也已整整十年了。虽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无尺寸之功，但仅因为“人会老”这条自然规律，他的龙庭也已坐稳，中国已没有可向他挑战的力量了。如果他是一个“明白人”，现在正是他可以用大手笔为中国、为历史、也为他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主动地实现有领导的民主化，对中国最有利，对共产党也最有利。既然邓小平能以“三七开”的评价对毛泽东明扬实批、给中国人大大出了一口冤气、理顺了一部份政治经济关系、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开了一个好头，为什么你不能学他的榜样、在邓小平因历史局限而止步的地方重新起步呢？既然邓小平1992年可以完全违反他自定的四项基本原则、而说出“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话，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为什么你不能说“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给中国的政治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呢？

“六四”已过去十年，邓小平也已死去两年了。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不实行民主，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我注意到了江泽民现在也喜欢引用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在于，要看清什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改善人权才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邓小平已走出了决定性的两步，若再走几步，改革的大业应该可以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路当然还长，但那是下一代人的任务了，是全新的任务了。不要害怕会失掉什么，人民从来不会固守僵死的教条而只珍视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胆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二十年来老有人说，“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但如果是最高领导人主动推进改革，历史历来都是肯定的。

对中国来说，最理想的前途就是由江泽民自己来领导民主化。蒋经国就是在国民党垄断政权六十年后开放报禁、党禁的，十几年过去了，国民党并没有垮；当然，国民党要想千秋万代统治下去是不可能的。对一个革命政党来说，能向宪政政府和平地交班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结局了。毛泽东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就预告过共产党的消灭；他还有句名言，“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全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要开放报禁、党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能够吃准火候、抓住时机、顺乎大势、与时推移，即为“圣之时者也”。

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寒意之世纪末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也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这会不会像五十年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仍归于空幻的梦想呢？

（1999年10月9日完稿）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0 Issue 1

李慎之：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

李慎之（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捷克现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先前以戏剧家而知名，后来又成为著名的异议人士、哲学家，1989年底柏林墙被推倒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和一系列中东欧国家相继发生革命，他在民主化的捷克被选为总统，到现在已就任九年了。在他所拥有的极其耀眼的头衔中，历史将永远记得的是，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

哈维尔出生于1936年10月5日，出生后不到两年半，希特勒的铁蹄就占领了他的祖国。1948年，当他12岁的时候，捷克发生了二月革命。因此，哈维尔一生迄今为止62年的时间绝大部分都是在右的和左的极权主义之下度过的。虽然他几乎没有过过比较正常的生活，但是，由于他相信“潜藏于人民心底的人道的与民主的传统”，坚持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所以始终对极权社会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为争取真实的生活而奋斗。他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了，最后终于成功了。

哈维尔成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所生活的社会是他所谓的“后极权社会”。哈维尔所用的“后”即英文中的Post，也就是对比于前工业化社会的后工业化社会之“后”，相当于“在……之后”的“后”；但我认为，这个“后”在英文中更恰当的对应之词应是与Earlier相对的Later，相当于前汉、后汉之“后”。因为，哈维尔所说的极权主义社会和后极权主义社会，在法统和道德上并无变化，两者的性质上也没有本质区别；而且，如果把他所描述的社会视为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那么，1989年底捷克走上民主化道路、他出任总统以后的社会，如果不算做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又是什么社会呢?

还有，哈维尔的文章里有一处把匈牙利1965年人民起义被镇压后的状态称为后极权社会；如果那样看，似乎自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给被处死的捷共原总书记斯兰斯基平反后的捷克，也可以算作后极权主义社会了。捷克的情势之复杂在于，1968年那里曾有过一个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执政时期，后者很快又因苏军的镇压和占领而归于消失。哈维尔的绝大部分论文都是在那以后写的，在哈维尔的心目中，是不是1968年以后的捷克才算进入了后极权主义的时代呢?

不过，除了在用辞上我不能不提出异议，并且在时代划分的界限上有一点不明白而外，我完全同意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所作的描述与分析。

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呢?后极权主义就是指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和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于是，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社会上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哈维尔屡次以下面的这个案例来开始他的分析：

某一个蔬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向人们传达什么信息呢?他是否真的十分热衷于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呢?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强烈到非得让公众都了解他的理想不可吗?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会怎么样呢?

哈维尔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橱窗上的标语的意义是从来不会过问的。标语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有照贴不误，否则便会有麻烦。他这样做不过是表示，“我，某某经理，懂得自己该作什么，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过上平安日子”。如果这个经理奉命贴上另外一条标语，“我胆小怕事，最守本分”，虽然意思是真的，但是经理却不会对这一内容无动于衷；因为这样做就表示了他是一个怯懦的人，而这有辱他做人的尊严。因此，这个经理贴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这条标语既可以掩盖他唯命是从的可鄙心态，也同样掩盖了权力的可鄙的基础。“他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事实。这个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为什么一个蔬菜店的经理会被编织进意识形态的网中呢?

因为恐惧。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因为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怕自己的前途不稳；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话，因为怕自己不被允许继续学业；青年人加入共青团，参加不论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制度下，因为恐惧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无法在学校里取得必要的升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惧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推荐出来的候选人投票，并且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他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因处于恐惧之中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呢?哈维尔的答案十分简单，即“在真实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英文是Living in Truth!这句话看起来太理想、太虚无飘渺，但是我倒也不想建议译者改变译文，因为如果用大白话来说，它无非是指“过说真话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而已。

但是，不要把这句话的涵义看得太简单了。

在哈维尔看来，“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因为，那会使“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哈维尔把说真话的威力比喻做安徒生童话“国王的新衣”里那个首先冲着国王叫“他光着身子呢”的小孩子一样，它能得到所有人的道义上的支持，因此是威力无比的。

正因为如此，哈维尔说：“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剧烈冲突或者社会和文化界气候发生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都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到来，那最后的打击会来临。”

在捷克，哈维尔相信一定会来临的、但又无法预言的最后打击，终于在1989年11月27日到来了。

哈维尔的主张实际上是“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除此之外，他还加上了第一次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的号召，“从小处着手!”这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或者至少是可以争取做到的。这就是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

哈维尔很少研究分析前期极权主义社会的结构和运作情况。在那个时期，生活的逻辑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开腔，我一定灭亡”。例子多到不胜枚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还有哈维尔本国的斯兰斯基都是如此。哈维尔应该能认识到，从那个时代转变到人们多少可以争取“说真话”、“从小处着手”的时代，桥下流过的水（不，是血）已经很多了。既然历史已经走到了后期极权主义社会，那么也就可以套用中国人十分熟悉的雪莱的诗句，“如果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

人们说真话，动因是什么呢?哈维尔回答说：“良心”。他认为，政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对权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的权术和伎俩。也许，阴谋可以使某个人登上某个权力的宝座，但这只不过是他成功的顶峰而已，因为他不可能以阴谋改进和推动社会。在哈维尔看来，“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甚于所有抽象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上的责任”。换言之，人们有权拒绝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

在这里，哈维尔有两层意思。一层是针对后极权社会的，因为那是一个荒诞的道德沦丧的社会，要摆脱那样一个社会，“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他的另外一层意思是针对历史翻转以后的社会的，他认为，“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象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所支持，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没有共同拥有的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

自从马基雅维利以来，西方政治学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而哈维尔却提出，要以道德、良心作为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正因为如此，他把这样的政治叫做“反政治的政治”。“反政治的政治”初见于1977年捷克的“七七宪章”，哈维尔是宪章的发起人之一，大概这个词就出自于他的笔下，至少也反映了他的思想。几十年间，哈维尔就是凭借着无权者的权力取得了行使反政治的政治的权利。人们现在期待着，他所倡导的反政治的政治能取得进一步的成功。

哈维尔最初以荒诞剧作家成名，我没有看过他的剧作，但是我知道，他所以要写荒诞剧，就是要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寻求意义，他的一生就是追求意义的一生。为了这种执着的追求，哈维尔曾多次被捕、几度入狱，甚至在他当上总统的那年的头几个月，他基本上也是在牢里度过的。他说:“监狱生活是我人生道路上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也许，在1979年底到1983年初他最长的一段铁窗生涯期间，他写给妻子奥尔加的几百封信，是他的哲学思维和生命体验的最集中的呈现。如他自己所说:“这些使我有机会用一种新的方式审视自己，并且检验我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态度。”

在哈维尔看来，他所处的后极权主义的世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它是无姓名的、无面目的，没有个性化的人，没有“我”的；“人民”代表了一切，顶多再加上“祖国”、“阶级”这么几个词。

因此，哈维尔开始直探本源，追求存在的意义。他说:“只有我们从存在中分化出来，进入异化的世界，我们才能认识到存在的根源。”从存在分离出来的“我”，“只能通过他自己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存在，接近他所追求的那种存在（即存在的完整性）”。这些话也许有些拗口，但其实与中国古代哲学所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即是“分分不已”的命题，相去并不很远，世界上各种哲学的初始命题和终极命题大致都应该是差不多的。

哈维尔并不讳言，他对存在有一种神秘的信仰。他说:“追求存在，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一个追求存在的人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世界、道德、事物的意义，对他自己持有一种信心。希望、惊奇、博爱、对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这一切揭示了他与生活的关系。”

他还相信，有“一个无所不在，绝对存在的地平线，……它存在于任何事物的背后，又居于任何事物之上”。对此，人们永远应当谦卑。

我们中国人几十年来饱受唯物主义的思想训练，也许会不习惯哈维尔很少提到但是决不讳言的对神的信仰。其实，中国哲学中本来就有“敬畏天命”的传统。这是一切深思的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是，也许受了“无法无天”的思想的影响，近年来有人以“与自然交朋友”来对“天人合一”作极其庸俗的解释，使得我们对中国哲学中最深刻的神秘性越来越生疏了。

哈维尔在存在与人的关系中看到了良心（即良知），这是我们中国人不难理解的。在中国，“天地良心”、“人心通于天心”、“良心即天理”这样的话，现在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口上笔下，可悲的只是，这样说、这样想的人越来越少了。哈维尔的特异之处是，他从人的同一性（Identity，我将它译为“自性”）中看到了人的责任，每一个人对万事万物的责任。

良心和责任构成了哈维尔的哲学的核心。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话“非常笼统、模糊和不现实”，但是他保证，“所有这些看上去朴素的字句来源于非常具体的对世界的经验”。“实事求是”不也仅仅是两千年前一个汉朝的皇子说过的相当模糊笼统的话吗?但是在经历过二十年极左路线之后，又有多少中国人不懂得它在生活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比良心和责任更具体一些的是，哈维尔特别强调公民和公民意识，这未免使我感到一丝悲哀。我在二十多岁时曾当过一阵公民教员。在去年有次讨论政治改革的会上，我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就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哈维尔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因此行文晦涩冗杂，但是即使如此，读他的著作也不能不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就在他出任总统时的就职演说“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中，他在历数国家面临的问题之后说:

“这些都还不是症结所在。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这样说时）我针对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这些话同我们二十多年前还想要“解放全人类”的横霸之气以及现在侈谈中国哲学“可以拯救全世界”的虚骄之气相比，反差何其鲜明!

他在肯定民主自由已经在胜利中之后又说，“但是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它将来也不会得胜。只有那些相信自己了解一切，相信在自己之上再没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纵历史的人才会安于得胜的观念。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的时刻，得胜的只是一个真正的希望。”

对最高的存在的谦卑永远是哈维尔哲学的一部分，也应当是每个人的哲学的一部分。

哈维尔坚持反政治的政治，当初甚至反对组织政党、反对提出政纲，他唯一的主张就是，人人凭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做实事，不过他始终强调要“干”。他说，每件事情坚持或失败就在于“干”……。事情在“干”，原则上总比“不干”要强。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里说，“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答复。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仅仅几年之后，历史就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中国现在正处在后极权时期，哈维尔的思想和实践，对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借鉴和启发呢?

当代中国研究 MCS 1999 Issue 4

李慎之：中国转型时期的代际政治

代际政治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一种特殊政治形态。主要的政治分界不是在同一代人的中间，而是在两代人中间。同一代人的政治分歧，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同一代人的政治争论，不过是茶杯中的波澜。只有在人事的代际交替时，才会出现具有实质性的政治转变。尽管每一代新人登上历史舞台都会在政治上卷起一阵旋风，但只有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才会出现典型的代际政治。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的政治阵营诸如左翼与右翼、激进与保守均是跨代的。一九六八年一代的崛起，也不足以打破这种基本的政治均衡格局。不少美国人之所以成为民主党或共和党人，是基于家庭原因，尊重和继承父母乃至祖父母的党派倾向。美国宪法200年来保持基本不变，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制度原因。在本世纪的中国，更多出现的却是子辈对于父辈的背叛和决裂。五四青年一代对于参加过同盟会的父辈，感情上已经格格不入，无法接受他们抽大烟、娶小老婆、在妓院中策划革命。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后来虽然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对于中国革命的目标模式却没有很大的歧见，因此在党派上变节就不会带来心理上不可克服的障碍。四五运动的参与者以“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的激烈方式，宣告了“红卫兵”与其“红司令”的决裂，也就是共和国后出生的一代与创建共和国的一代的分道杨镳。尽管在意气风发的八十年代，几代人曾一度在改革道路上同行，但是在经历“六四”创伤以后，代际间的共识已经无法达成。转型时期代际政治的产生有两个基本的原因：社会急剧动荡，思想频繁更新。如果社会持续朝着一个方向演化，不论是向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代际政治均不明显。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外忧内患不断恶化，因此在五四一代与一二九一代之间就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断裂。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政治路线左右摇摆，顺境与逆境反复交替，社会动荡正如毛泽东所预言，“七八年来一次”，这恰是孕育代际政治的温床。华夏秩序被“船坚炮利”打破后，中国不得不在西方强势的世界体系中重新定位，中国传统思想早已被边缘化，新的本土思想源头尚未涌现，思想上基本处于无国防无抵抗的状态。一波接一波的外来思潮，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定下了思想的基调。由于没有自己的思想根底，中国的政治演化成为世界主流思想嬗变的多少有些滞后的衍生现象。如果说毛泽东、邓小平是共和国的第一代（五四运动的一代），胡耀邦、赵紫阳是第二代（一二九运动的一代，政治成熟于三十年代），江泽民、李瑞环是第三代（建国前后的一代，政治成熟于五十年代），接下来的就是第四代（四五运动的一代，政治成熟于七十年代）。现在的代际政治主要涉及第三代与第四代人，但是，也不能忽视正在浮出水面的第五代人（后“六四”的一代，政治成熟于九十年代）。

在八十年代中期，一些新权威主义者曾经认真思考过代际政治问题。他们的理想方案是巩固第二代领导人的权威并延长其政治寿命，加速第四代人的接班进程，通过上压下挤，实现直接对接，在权力政治上封杀第三代领导人的时代。然而，天不遂人愿，第二代与第四代的政治直通车没有开通，第一代与第三代的隔代交接班却成为现实。为什么第四代人与第二代人的感情沟通要胜过与他们在血缘上更接近的第三代人呢？第四代人与第二代人在“文革”中经历了更多的磨难，因而有着更多的思想共鸣。当胡耀邦在干校苦读，当顾准与李一哲殊途同归，进行着类似的思想探索时，第三代领导人既不是造反的主体也没有成为被造反的主要对象，正在以“紧跟”、“照办”的心态，小心翼翼地在科长、处长的宦途上攀升。第四代与第二代中精英分子的产生，基本上是靠自己的本事和努力。例如第二代的于光远在清华大学是高材生，参加一二九运动后组织民先总队也要靠自己独立摸索。第四代人上大学读研究生，凭的是考试分数，重新确立思想导向，靠的是自学与自身社会经验的积累。而第三代领导人的产生途径却大异其趣，从总体上说，他们是历史上罕见的逆向淘汰的幸存者。经过反复的淘汰，竟然还能够剩下个把具有某种睿智和胆量的人，朱熔基可以说是当今政坛上的异数。反右运动反掉了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可以说精华已尽。“文革”后选拔第三梯队，明文规定要从“逍遥派”中找，也就是说，不要任何具有独立意志与自主思想的人，越是浑浑噩噩越是孺子可教。第三代出国留学更查祖宗三代，选拔第三梯队基本上也是血统挂帅，不是高干子女就是烈士后代。在八十年代坐直升飞机上来的第三代领导人，并没有邓小平“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也没有“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骄人业绩，仅靠钦定接班人的地位，是难以服众的。中国第三代领导人与第二代领导人的区别，很象苏联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两代人之间的区别。赫鲁晓夫、米高扬这一代人是经历过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他们身上还具有革命家的气质，有决断，能担当，敢于冒风险。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的成员则是在内战结束后接受教育，在大肃反（相当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后走上领导岗位。他们大多接受的是工科教育，从工程师转变为党政干部，按照党官僚阶层的内部机制逐步晋升上来，并没有鲜明的政治旗帜，也没有显赫的政绩。作为工程师，他们讲求的是操作工艺，擅长的是运行维护；而政治家所需要的全球眼光、历史感、创新冲动和意志力，则是他们特别欠缺的。第三代人中尤其缺乏思想家和社会科学家。在第二代人中，八十多岁的于光远、李锐、胡绩伟等人，具革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七十多岁的王元化、李慎之等人，更加大胆地揭橥新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旗帜，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一股活力。而第三代人中滕文生、桂世镛、王梦奎、郑必坚等出人头地的“笔杆子”，与其说是思想家，不如说是意识形态官僚，除了为所谓“邓小平理论”提供官方解释外，完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创新性的思想。

在七十年代末，第四代人被称为“怀疑的一代”、“觉醒的一代”。他们曾经是“祖国的花朵”、“毛主席的红小兵”，但是“文革”的严酷现实使他们的偶像坍塌，乌托邦幻灭，开始“怀疑一切”的艰难跋涉。他们的怀疑从毛主义到列宁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昔日的神圣教义变成了多元化思想中的普通一元，甚至被当成一种蛊惑宣传而打入另册。他们的觉醒意味着一种历史性的转折，扭转了二十世纪以来几代中国人不断向左转，日益激进化的大趋势。由于四五的一代在思想上经历了寻寻觅觅、反复求索，因而他们对信念的执着并不亚于五四的一代。由于他们在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四五运动和八十年代的民间文化结社中有着政治参与和自发组织的丰富经验，在对国情人性的了解与政治成熟程度上，绝非基本上属于“三门干部”的第三代钦定的“接班人”所能比拟。从出科技人才的角度来说第四代人确实是“被耽误的一代”，许多人三十多岁才上大学、读研究生，已经错过了科技研究的黄金时代。但是对于思想家和政治家来说在社会底层的磨炼并不意味着是一种“耽误”。在重新进入大学的校门后，这一代人既沐浴了八十年代新一轮的欧风西雨，也经历了高校竞选运动的民主实践，普遍具有一种自由与民主的意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经过疾风骤雨、惊涛骇浪，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并没有泯灭。这一点，或许是第四代人与第五代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

许纪霖最近说：“在民间思想界，自由主义到九十年代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参见《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号）在民间思想界，第四代人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执牛耳者，其中佼佼者有：汪丁丁、秦晖、孙立平、杨东平、刘军宁、王焱、朱学勤、许纪霖、雷颐、徐友渔等思想家型的学术带头人。第二代的李慎之、王元化等给予了他们有力的支持。第三代人中的滕文生等，只能在自己把持的官方舆论中自说自话，完全没有在理论上与之交手过招的能力。

第四代人中的政治角色，也开始在言行举止上标新立异。朱熔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不能把出售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针对的就是在地市级和县级党政机关占据要津的第四代政治人物。他们热衷于国企改制，扶植私营经济，即使“经济沙皇”的三令五申也会被当作耳边风，依然我行我素。一九九七年底，方觉以中青年官员中的民主派发言人身份，发表了“启动民主进程、加大经济自由、承认多元文化、调整对外政策、修正统一方针”的政治纲领文件。他的文件在拟定过程中征求了多少中青年官员的意见，是否能够反映习近平等省级官员的主张，现在还是一个疑团。但是，在中青年官员中具有与方觉类似思想者大有人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一九九八年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指出：“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动摇，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能力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分不清是非，甚至跟着错误的东西跑。”如果任其蔓延下去，“将会毁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开展所谓“三讲”教育，就是要遏制第四代政治人物的“和平演变”趋势。然而，对于熟谙“文革”历史的人来说，挪用毛泽东的一套政治伎俩，已经达不到任何欺骗与威慑的效果。

对于正在浮出水面的第五代人的思想和政治特征，学者们刚刚开始研究，还很少能够提供比较有把握的判断性意见。但是至少可以说，代表第五代人思想风貌的青年学者，更愿意表现自己与第四代人差异性的一面，而不愿反映与之认同或者继承的一面。否定普世价值、全球文明、标榜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揭橥后现代主义或者新左派旗帜的学人，似乎多是第五代人。苗凡卒在《天涯》一九九九年第二期发表他对“新人类”的观察，他们出生于六十年代以后，成长于七、八十年代，从“新人类”的成长过程来看，环境和条件与过去很不一样，社会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金钱的力量突显出来，个人的力量日见得渺小，英雄主义走向末路。他们很愿意与众不同引人注目，却并不介意一种边缘状态。从宏观上来说，他们不喜欢忧国忧民，他们成长在一个社会加速发展的时代，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危机和灾难，所以不喜欢把一些局部的毛病理解为全球性问题。他们绝大多数人愿意成为工具型人才，他们愿意在一些十分具体的位子上做一些十分具体的工作，他们喜欢简单的人际关系。他们会玩爱玩，他们的青春期延长了，总是在学着什么做着什么，但总是缺乏一种坚定的行动意志。第五代人中的官员似不大可能像同代人中的学者那样轻易地出人头地。当年，第四代人中的从政者搭上了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快车，眼下，他们在地市级和司局级岗位上恰值年富力壮，得心应手，岂容一茬新人越级取代。除非第五代人中爱国爱党的“洋博士”愿意越洋“空降”，为第三代领导人分忧分劳。这似乎又不符合“新人类”的价值取向。

第四代人与第三代人之间的政治角逐，将会成为下个世纪初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情节。代际政治的重头戏，将会在中共十六大以后上演。第四代人中的体制外民主派，已经亮出了政治反对派的旗帜，如果要想了解体制内民主派的潜在动向，与其相信种种小道消息，不如认真阅读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回忆录，尤其是布尔拉茨基与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曾经有人期盼“水落石出”，由乔石取代江泽民，现在也还有人祈望江朱火并，朱熔基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要想把握中国未来的政治进程，不能不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代际政治有所了解和研究。

文章来源：李慎之文集

李慎之：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发韧与复兴

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它传入中国不过100多年。然而正如佛教一样，既然传入中国就必然会生根发芽，与中国传统相融和，其意义与作用远非佛教可比，中国由此而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

自由主义当然也不仅仅是北京大学的传统传统中国至少有一批知识分子接受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曾有几十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但是，最早把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确确实实是北大人。

第一个把“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国的就是曾任北大校长的严复。他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但是因为“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怕中国人不能理解自由的真谛而误解为可以“为放肆、为淫佚、为无法、为无礼”，特地费尽心思译作《群已权界论》，给中国带来了自由的经典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

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使北大正式成为中国引进和发扬自由主义的基地，并出现了中国学术哆上自稷下学宫以后从来没有过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学术得以脱离政治权力而具有完全独立的品格。以后，1919年形成了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

继蔡元培之后，自1923年起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也把“大度包容”作为办校方针，继续为北大、也为中国培养自由主义的元气。蒋梦麟宣告“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要驶飞艇才好。”自由主义虽然以北大为发祥地，但是一经传布，其感染力是很强的。渐渐地以全国各大学为中心，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比北大成立晚几年的燕京大学，其校训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自由主义流行在许多校园中和社会上，又通过《大公报》、《申报》这样的媒介扩大了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北大可以永远自豪的是，它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播种者和启蒙者。

自由主义意味着：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幸福的自由，都有发展自己的创造性的自由，只要不损害他人的自由。自由的人最能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在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宣告，他们的理想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是对自由的一种贴切的表述。

人人都享有自由，才可能形成一种制约的机制，使社会有序发展，如此才能堵塞产生专制暴君的门路。

但是，中国毕竟是几千年皇权专制传统极深极厚的社会，经过几十年学人和思想家的努力，自由主义在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社会，也只是浸润到了薄薄的一层。它的根扎得太浅，它的嫩苗十分脆弱，在历史的狂风暴雨中，它曾濒临灭绝的境地。

曾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的陈寅格一生尽瘁学术，谨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在王国维纪念碑的铭文中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的后半生经历了极其险恶的政治压力，然而他到死也没有向政治权力低头，实践了他早年说过的话：“不自由，毋宁死耳！”

1957年以后，“大批判”在全国已成了不可抗拒之势，当自由主义在中国眼看就要灭绝日，写了《新人口论》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在猛烈围攻下，仍然在1959年11月发出《重申我的请求》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他还说：“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正是这样有尊严、坚强的风骨，才使北大播下的自由主义精神得以维系于不堕。

自由主义还意味着人必须自尊、自强、自律、自省，并对他人要尊重、要宽容。自由主义者不但乐于听取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而且保护反对意见。他的信条是：“我虽然反对你的意见，但是坚决认为你有发表你的意见的权利。”他只是决不宽容扼杀别人的自由的专制者和独裁者。

自由主义可以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可以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漫长而曲折的路要走。但是我们一定要走向这个目标。我们可以抱有信心：

第一， 我们已经有了100年的传统。中国的更古老的传统虽然有许多是阻碍自由主义的，但是在像儒家和道家这样的主流文化中也可以找到自由主义相容，以至相互促成的资源。太史公蔡鹤卿先生就是一个极好的榜样。

第二，我们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须发展经济的自由主义，而经济的自由主义正是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基础。历史证明，凡是经济最自由的国家，其绩效总是最好的。

第三，我们现在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义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孙中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百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点。这个大潮流对中国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

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二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100多年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

（本文是《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的序，本刊转载时略有改动）

《方法》1998第8期

李慎之：谈王小波

我并不认识王小波，虽然我同他的老丈人和丈母娘是几十年的老相识，因此也认识了他的妻子李银河。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李银河和林春两个小姑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里面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跪着看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20年过去，看过的名人名文也不少，现在大多记不得了，但是这句话始终还印在我的心里。王小波惟一与我打过的交道是，大约六七年之前，我收到一本书，叫《王二风流史》，扉页上写着“李慎之叔叔指正”，我草草地看了一遍，觉得文字清新简练、轻松活泼。内容照中国人传统的观点看，可能有点“黄”，但是我看也没有什么。因为是写知青的插队生活的，后来转送给另一个也插过队的知青了。我知道这是银河叫他送给我的。小波逝世的时候，我因为中风躺在外国的医院里；他逝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因为病还没好躺在中国的医院里，零零星星看到一点追悼评论他们文章，不觉渐渐产生了一丝越来越深沉而弥漫的悲哀，因为这些文章勾起了我对小波文章的片断回忆。小波和别人都说他是一个小说家，已经完成并且奖的作品是长篇小说《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但是，我直到前几天以前才听说过，当然谈不上阅读。事实上，我对小说的了解是很不够的，小波引起我注意的只是零零星星的一些文字。譬如，文化大革命，我总以为是当代和以后的中国人决不可以忘记的。倘说文化，这是中国博大精深的“五千年文明”结穴的杰作；倘说国耻，这才是真正的国耻，已经到了20世纪的下半期了，只有我们中国才能闹出这样的话剧来，我总以为中国人倘要在21世纪还能好好地活下去，就要不断地深刻反省文化大革命。（正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我已经不敢说“彻底批判”了）但是近10年来，好象大家渐渐都把它淡忘了。只有小波还念念不忘，常在文章里提醒人们。比如他谈到自己“改造”的经验：当年我假装（对劳动之苦）很受用，说什么身体在受罪，思想却变好了，全是昧心话。说良心话就是：身体在受罪，思想也更化了，变得更阴险，更奸诈……文革当然已经过去了，但是这种说昧心话的风气还远远没有根绝，甚至还很流行。记得一年多以前，我在美国康桥小住，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同学会约我去座谈。面对着一批二三十岁的博士生，我发觉他们简直不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他们可都是“跨世纪的人才”啊！无怪乎小波还要在文章里专门解释“积代会”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真怕即使这样解释了以后，年轻人还是不懂。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所谓思想界发生了一个转折，其原因，在我看似乎是十分简单的，中国传统还在发生作用，无论是权势者还是知识者，老一套又来了。稍稍改了的一点又退回去了。10年前有许多我有幸引以为同道的青年人，现在都“沉潜”了，抛开“下海”的不说，有的转向“学说”，有的转向“功业”，使我有时很感慨鲁迅先生曾有过的对青年人的慨叹。但是，我渐渐也“理解”了他们，青年人不像我这样的老头子，总是要奔一个前程的。然而，特立独行如小波，却更使我感到可贵。90年代还发生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思潮——小波称之为民族主义，我则以为是借着爱国主义的名义泛滥的国家主义思潮。许多人大谈起中国文化如何“博大精深”来了，吠影吠声，很是动人可闻。但是，我有一次偶然看到一段文字：

总的说来，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我当然不会反对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上最聪明、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了。

这样痛快淋漓的讽刺，引得我再看一看文章的作者到底是谁，原来就是王小波，题目是《智慧与国学》。在目前的这股思潮中，连辜鸿铭也被捧为“学贯中西的文化怪杰”，敢于直斥之为“虐待狂”与“自虐狂”的，就我的见闻所及，也只有小波。这两天，因为银河给我寄来了小波的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又初次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下层——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灾难。这种流行性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群众变得不可理喻。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深的隐患。宣传科学，崇尚理性，可以克制这种隐患，宣扬种种不可信的东西，是触发这种隐患。作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不可为一点稿酬，就来为祸人间。

这是对中国文化最深刻的认识，也是最深刻的忧虑。其实，这样的现象，西洋也是有过的，把人活活烧死的宗教裁判所和追捕烧杀女巫的行为就是。他们今天的局面是经过几百年反复的理性的反思而得来的。这也正是我们所以对文化大革命持续反思的原因。鲁迅先生说，中国要有希望，必须多有不自满的人。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小波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产生了一开头所说的一丝越来越深沉而弥漫的悲哀。这样的人中国本来说不多，现在又少了一个。然而，这两天看了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以后，我发现，小波还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有些是我不懂的。我敢说我已经了解了小波，更不敢谬托知已、强作解人，我只能写下这些话，献上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的哀思，给予一个本来应该比我多活几十年的中年人，为小波，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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