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史達林遇上毛澤東(當習近平遇上龍心)：中蘇(京港)共產黨合作史

史達林雖然在歐洲失利，在亞洲推進共產主義倒是頗有斬獲。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在長年內戰後勝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蘇聯領導層即刻宣布與中國的新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並與新政府的敵人，也就是國民黨政府，斷絕所有關係。

無庸置疑，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增強了蘇聯在冷戰中的地位，但同時也帶來了新課題——如何打造新的蘇中關係。雖然共產中國的確對蘇聯有所依賴，但其勢力已超過一般所謂的「衛星國」。史達林有理由懷疑，共產中國會重演「狄托主義」的戲碼。果真如此，憑其遼闊幅員及其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力，共產中國搞「狄托主義」給蘇聯帶來的後果可能會更嚴重。此外，經濟問題也是造成蘇聯與共產中國之間不時摩擦、緊張的主因之一。為支持飽受戰火蹂躪、百廢待舉的友邦「新中國」，蘇聯必須提供各項恐怕只會有增無減的援助。這對還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恢復、經濟疲弱的蘇聯而言，無疑是一大負擔。

在共產中國建立以前，史達林就把經營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牢牢抓在自己手裡。透過軍事情報單位的安排，史達林和毛澤東可以透過無線電通訊直接溝通。當時，毛澤東的軍隊駐紮在中國東北，蘇方為確保無線電通訊正常運作，派遣了密使到中國。這些人同時還充任毛澤東的醫生。雖然與史達林之間固定有書信往來，毛澤東仍多次表示希望有機會親自造訪蘇聯。對毛來說，蘇聯行大概不僅是出於公務需要，還有非比尋常的象徵意義。毛渴望藉著造訪蘇聯確認自己的地位：他是中國人民的領袖，也是史達林的夥伴（就算是「小夥伴」也好）。不過，毛這廂堅持往莫斯科「衝」，史達林這方卻也想盡辦法拖延、「緩衝」。畢竟，史達林在一開始是避免表現出與中國共產主義分子有緊密接觸的，尤其這樣的接觸又是繞過當時代表中國的政府。此外，中國內部的情勢不明，共產黨能否在短時間內取得最終勝利？誰也說不準。

就這樣，莫斯科堅守拖延戰術，毛澤東的蘇聯行改了好幾次期，最後，毛失去耐心了。一九四八年七月四日，毛澤東語氣頗為堅定地告知史達林，他預計於七月中前往哈爾濱，然後從哈爾濱飛莫斯科。十天後，毛收到史達林的回覆，內容很明顯是要「壓」住這位一直要往莫斯科衝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

由於新一波的糧食徵購行動開始了，擔任領導的同志們從八月開始就會到全國各地工作，一直待到十一月。因此，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請毛澤東同志切勿在十一月底以前抵達莫斯科，如此方能和所有領導同志們見上一面。

毛澤東不得不同意照辦，但這次，他不再掩飾自己的不滿。史達林想出的藉口不太高明，甚至足以讓對方感到受辱。毛公開表示，他了解史達林的真實心意。蘇方駐中聯絡員認為有必要向史達林特別著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莫斯科再度拖延的反應：

根據我對毛澤東超過六年的認識，他聽翻譯時說，「好，好」，臉上還掛著微笑，絕不表示他對收到的電報感到滿意。這其實顯而易見（…）他深信，他馬上就能到莫斯科去了。顯然，這其中有個人需求。他迫不及待要收到回覆電報（…）毛澤東早已開始打包行李，連皮鞋都買了（他和所有本地人一樣穿布鞋），厚呢子大衣也縫了（…）他現在表面上看來平靜，彬彬有禮，殷勤周到，完全就是中國式的客氣。至於他真實的內心世界，那就是深不可測（…）。

毛的蘇聯行成了嚴重的政治問題。一九四八年八到十二月，當中國共產黨連續在幾場關鍵戰役中取得勝利，毛澤東依舊堅持必須造訪蘇聯。他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發出的電報中寫道：「有些問題我必須親自向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當家的做報告。」一九四九年一月初，毛澤東再度表示，希望前往莫斯科「見大當家同志」。不過，史達林依然故我。一九四九年一月，莫斯科再度取消毛的蘇聯行，但提供了「替代方案」：派政治局成員米科揚到中國。根據米科揚後來的證詞，史達林與同志們討論毛的蘇聯行時，曾解釋為何拒絕毛來訪：「西方大概會認為，毛澤東來莫斯科是為了接收指令（…）這可能會傷害中國共產黨的名譽，也給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機會，將這件事操作得對中國共產主義者不利。」這個說明確實符合史達林務求謹慎和維持表面中立的對外事務方針。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當米科揚還在中國時，屢傳捷報的中國共產黨離「完勝」階段越來越近。米科揚訪中期間，蘇方和中國共產黨也就蘇對中軍事和經濟援助展開談判。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條約也被重新檢視。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其相關協定是蘇聯政府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和蔣介石政權簽訂的，其基礎是同盟國在雅爾達會議上達成的共識。根據此共識，史達林承諾加入盟軍的對日作戰，條件為美國和英國必須支持蘇方收回俄羅斯帝國在一九○五年因日俄戰爭敗戰而在遠東（譯註：包括在日本和中國東北）失去的利益。中國政府承認蘇聯衛星國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認可蘇聯在旅順建立軍事基地的權利，也同意蘇聯長期租借大連港。蘇方也實際控制了連接中國旅順、大連和蘇聯領土的中國長春鐵路。多虧有相關條約和協議，蘇聯不但在太平洋獲得不凍港，也在戰略要地占有進攻基地。中國內部對這些不得不為的讓步普遍反應不佳。蘇聯在中國的勢力擴張越看越像是危險的政治「倒退走」，無論是莫斯科，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圈，對此皆了然於心。問題關鍵就在於雙方分別做了多大讓步。

共產黨在中國取得最終勝利後，史達林再也沒有理由拒毛澤東於千里之外了。更何況，毛的蘇聯行的確有事務上的必要：形勢變了，中蘇必須討論、解決雙方關係中的關鍵議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澤東從北京出發。十天後，十二月十六日，他抵達莫斯科的亞勒斯拉夫車站，時間剛好是正午。毛的翻譯員還記得，車站時鐘剛好開始打十二下。這樣的「良辰吉時」讓毛澤東在莫斯科的首次登場顯得更加光彩隆重。在某張攝於車站月台的著名照片中，站在第一排的是亮出軍刀的儀隊隊長、身著元帥軍服的布爾加寧、莫洛托夫和毛澤東。穿著寬毛領大衣、戴著高毛帽的毛澤東看來頗有架式，加上他比較高壯，在個子不高的莫洛托夫和布爾加寧襯托下，更顯得突出。同一天晚上，入夜好一段時間後，史達林才在自己的克里姆林辦公室接見這位來自中國的客人。

蘇聯和中國領導人對彼此的第一印象是否正面？答案很有可能是肯定的。畢竟，史達林和毛澤東之間有不少相似之處。兩人都是在大國內的「邊陲地帶」出生，家境貧苦，但還不到赤貧的地步。他們都瞧不起自己的父親，卻都對媽媽充滿愛。雖然生活艱困，史達林和毛澤東都受了教育，並因此得以掙脫出身背景給他們的制約，走出不一樣的人生路。兩個人的閱讀量都不小，在自我教育上都費了不少心思，而且就連閱讀品味也有相似之處：他們都偏好激進的抽象性人文思辨和知識。此外，他們也都寫詩，也視「江湖文學」作品中崇尚「造反」、追求肉體和精神「強人」形象的主角為個人榜樣。史達林和毛澤東都是在年輕時加入革命。兩人的語言天分都不突出，都不會外語，但對自己的母語也沒有百分之百的掌握力：史達林說俄語有很重的喬治亞腔，毛說「官話」則有很重的湖南腔。他們都殘忍、果敢。實際上，在確立個人獨裁專制及治理國家方面，毛澤東運用了和史達林相似的手法，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且無論在史達林生前或死後，毛都重複使用了這些手段：「大清洗」、「大躍進」、「大饑荒」、除掉同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跟在毛身邊的醫生兼聯絡員奧爾羅夫為蘇聯領導層準備了一份對毛的評述，裡面有這麼一段：「不疾不徐，甚至慢條斯理（…）堅定向目標邁進，但不一定走直路，常常是繞道而行（…）是一位天生的演員。他很會掩飾自己的感受，也可以演好符合他需求的角色（…）。」這些特質在史達林身上也可以找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當史達林慶祝自己的七十歲生日時，毛澤東也滿五十六歲了。毛十分尊敬史達林。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私下稱史達林為「老頭子」。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和史達林會面時，毛澤東的言行也是畢恭畢敬的。他沒有要求，也沒有堅持，倒是就不同問題請史達林給予建議，也很專心聽他說話。史達林並不排斥這樣的溝通方式。當毛澤東終究提了不討喜，卻也並非意料之外的中蘇條約相關問題時，史達林開始滔滔不絕了起來。他的說明重點為，蘇方希望可以「形式上」保留現有的、簽於一九四五年的條約，但願意以對中國有利的方式做「實質上」的修正。史達林解釋，之所以需要在政治上加以掩飾，是因為這份一九四五年的中蘇條約是蘇聯、美國及英國的雅爾達協定的一部分。根據史達林的說法，解除中蘇舊約將「給予美國和英國法律上的依據，要求重新檢視雅爾達協定。這個協定要求日本把千島群島和薩哈林島（譯註：也就是庫頁島）南部交給蘇聯。」這明顯是臆測。我們不清楚，毛是在談話當下就心領神會，或者稍晚才理解到這一點，不過，初聽見史達林的說明，毛的確表示同意。接著，雙方進入比較令人愉快的話題。史達林同意援助中國。會面在振奮人心的氣氛中結束。史達林還奉承了一下毛，提議把他的著作整理起來，出版俄文譯本。

雖然當下的氣氛稱得上友善懇切，但與史達林的會面帶給毛澤東的感受應該相當矛盾、複雜。當然，中國領導人得到了許多承諾，表面上也受到足夠尊重。不過，若就事論事，針對關鍵議題，也就是和共產中國重新簽訂平等的中蘇條約，史達林實際上是拒絕了毛澤東。對毛而言，這樣的條約具有重大政治意義。我們可以從後來發生的一些事件看出，毛並未放棄向蘇方爭取簽署新條約，但決定伺機而動。

接下來的幾天，毛就在歡慶式的哄鬧忙碌中度過了。這樣的氛圍無助討論正事。為了慶祝史達林的七十歲生日，大量外國賓客陸續抵達莫斯科。十二月二十一日，因史達林大壽而特別舉行的慶典式會議在波修瓦劇院盛大召開。毛備受尊榮禮遇。他坐在史達林身旁，就在主席台的第一排，而且也是外賓中第一位致詞的。當時在場的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拉克西事後回憶：「當毛澤東走上講台時，場內鼓掌歡呼聲大作，其熱烈程度大概是波修瓦劇院史上前所未見。我親眼看見，這樣的盛況和歡迎確實對毛澤東有所影響……。」

然而，絢爛的「煙火」過後，毛澤東仍不得不面對眼前的窘境。史達林拒絕與中方簽訂新條約，這件事可壞了毛預先設想的牌局。若只看「公務」部分，毛此趟蘇聯行的價值可謂正隨著時間流逝而減少。多數歷史學者將接下來幾天在莫斯科發生的事詮釋為毛澤東與史達林之間暗中進行的「精神角力」。史達林不加掩飾地提醒毛澤東，「誰才是老大」。為了反擊，毛澤東用自己的方式向「老大」施壓。日後，當史達林已不在世，毛將堅稱，他當時可是鍥而不捨地要求蘇方配合他。這應該是誇張的說法——毛的行動並非如他自稱的決絕，他也未大膽提出多項主張。事實上，他宣稱自己生病了（他當時的確不是處於最佳狀態），接著就刻意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迴避公眾。他拒絕參加各項表定活動，甚至宣布，將提早一個月回中國。這一招果然奏效。史達林讓步了。

對於史達林為何改變心意，有許多不同的說法。不過，很有可能，史達林根本從未改變心意，「始終如一」。有證據顯示，他自始就不排斥與中方重訂協議，但擔心氣勢如虹的新中國領導人在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影響下會獅子大開口。為避免這樣的狀況發生，史達林決定先來個下馬威，打出「否決牌」，藉此對中方代表施壓。不過，毛看來也不是省油的燈，對史達林的把戲大抵心裡有數。他倆可謂棋逢對手。在獲得史達林應允，就中蘇關係問題繼續談判後，換成毛澤東開始拖時間了。他一副對談判不感興趣的樣子，態度沉著、冷淡。根據計畫，新一輪的中蘇談判應該要等到其他中國領導人也到莫斯科後再開始，但毛要他們慢慢來。這些中國領導人先是在本國逗留了一段時間，接著又繞遠路，搭火車緩緩朝莫斯科前進。

一直要到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和史達林才再度在克里姆林辦公室聚首，身邊是他們的同志。兩人確認，簽署新的中蘇協定實屬必要，並正式要求相關人員起草協定內容。經過幾番攻防後，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其他補充協定在克里姆林簽訂了。蘇方實際上失去了從雅爾達會議及一九四五年中蘇舊約獲得的巨大利益。舉例而言，根據一九四五年簽訂的中蘇舊約，蘇聯擁有對中國長春鐵路和旅順港的使用和經營特權，為期三十年，但根據一九五○年的新約，這些特權必須於一九五二年底以前歸還中國。此外，中國在一九五○年就已開始回收蘇聯在大連租借的財產。總而言之，蘇聯失去了在太平洋上的不凍港和金額頗高的利益。某些研究者甚至認為中蘇新約及相關協定的「慷慨」程度是「國際首見」。這樣說或許沒錯，但中方可是付了代價的。中方不再主張對外蒙古的權利，也和蘇方簽了祕密議定書，禁止第三國資本及公民於滿洲和新疆從事商業活動或任何租賃行為。這些措施讓蘇聯得以在兩國間的「緩衝帶」維持優勢。

當時看來，蘇聯雖然放棄了許多地區性的利益，卻贏得全球性的優勢。不說別的，光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加入蘇聯陣營這點，就夠有意思了。中國成了亞洲地區反抗西方強權運動的引力中心和實質援助者。如果在此之前蘇聯的官方宣傳每每不厭其煩地說明，資本主義世界如何陰險惡毒地圍堵社會主義建設，則眼下的事態發展或許正恰恰往相反的方向挺進：備感威脅的是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