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加速主义者宣言」第1章 性别：其功能与起源
原文：Gender Accelerationist Manifesto
作者：Vikky Storm, Eme Flores
译者：张云清
归档：Craft
《性别加速主义者宣言》是由Vikky Storm和Eme Flores在2019年四月出版的独立出版物。它不是一份严谨或学术的写作，且缺乏引注和具体的论证。虽然如此，它仍可能为某些读者带来一定的启发。译者出于纯粹的兴趣翻译了第一章节，希望读者批判性地阅读文本。
为了尽量保留了原文的结构和词汇的差异，译者的翻译是冗长而堆砌的，且很多时候不符合中文阅读的直觉的语序。对于可能产生歧义的词句，或可能有必要展示原文的部分，或难以确切地翻译为中文的部分，译者在译文之后括号内展示了原文的词句。若上文近处提到过相同的词句，或该词句已被反复提到，译者则可能省略在括号内再次展示原文的词句。若上文近处提到了类似的词句，但此处的词句与其不同，且可能产生歧义，译者则将在括号内再次展示此处的原文的词句。某些原文文本中的细微差异可能没有在译文中被完全顾及，但译者认为该译文有对原文词句的足够的展示，足以被单独地阅读。
译者使用性别包容的语言进行翻译，避免了“他”字在“他们”之类词汇中的使用，而使用”其“、“之”、“它们“、”这些人“或重复所指的成分。“他”仅指“he/his”，“她”仅指“she/her”。“sex”在文中除了一处外，仅译为“性”。“gender”仅译为“性别”。“man”仅译为“男人”。“woman”仅译为“女人”。“male”仅译为“男性”。“female”仅译为“女性”。其它关于性、性别和性取向的词句皆展示了原文词句，具体请参见译文。
物质基础 (Material Base)
在我们能够讨论要做什么(what to be done)之前，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已经做了(what is)。以及——一如既往——在理解一个社会制度(social system)时的起点是它的物质基础(material base)。产生社会制度的物质关系(material relations)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社会制度本身的最佳基础(grounding)。
物质关系是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即是说，它们是联系(relate to)我们和我们劳动与生产(labour and produce)事物的各种方式(various way)的途径(way)。所有的社会都建立于这些关系之上，它们产生我们所有的社会制度。性别(gender)也无异。
那么性别的物质基础居于何处？性别主要由生殖劳动的分工(the division of reproductive labour)产生。生殖劳动(reproductive labour)是任何帮助产生下一代的劳动，包括性交(sex)、分娩(birth)，育儿(childcare)和持家(homemaking)。性别是由该劳动的分工(division)定义的，不同性别作为不同阶级(distinct classes)被期望于(expected to)执行(perform)关于生殖劳动的特定类型的任务(specific sorts of tasks)。
性别在各文化中的差异取决于这些任务如何在各性别中分工。在这其中产生的特定特征(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即所谓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因此，虽然性别是由该物质基础产生，它在其上层建筑中也涉及到各种刻板模式(stereotypes)、着装方式(ways of dress)、规范语言(formal speech)以及诸如此类的混合(amalgamation)，使我们对我们的性别的体验有所不同(differs how we experience our gender)。
而这适用于所有文化。印度尼西亚的布吉人(Bugi people)——不同于我们社会中的两种性别——总共有五种性别。calabai和calalai人分别有着被性别化(gendered)为男性(male)和女性(female)的生物特征(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但其采取通常分配给makkunrai(大致相当于女人(women))和oroané(大致相当于男人(men))的生殖劳动，这为其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社会阶级。然而，更有趣的是bissu，作为第五种性别，扮演着与其余四种性别不同的角色。其从事特殊的仪式性的宗教活动(special ceremonial religious practices)，并称是其余四种性别的混合体(mixture)。当makkunrai和calabai承担着典型的女性的(typically feminine)生殖劳动任务，如持家，oroané和calalai承担着那些典型的男性的(typically masculine)任务，如为其配偶(spouse)提供支持，bissu则超越(transcend)了这些并投身于其自己的任务。
布吉的性别制度展示了性别能够是如何可塑的(malleable)，并且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性别的物质基础的极好的例子。布吉的五种性别是由生殖劳动在布吉人中的分工方式区分开的。其余一切由这种分工产生。
我们的文化不同于其文化，但都基于同样类型(same sort)的生殖劳动的分工。产生性别的原因是这些任务如何被分工，其余所有则随之而来。
如此对物质关系的谈论常常归于(come down to)将资本主义关系(capitalistic relations)作为事物的基础(base)，但在性别中并不成立。虽然性别和资本主义(capitalism)协同工作(work together)，并且是同一个社会秩序(social order)的一部分，但是它们并不共享同一个物质基础。这并不是说性别的物质基础与资本主义没有关系；生殖劳动是为资本主义生产(capitalistic production)生产新的劳动者(labourer)所需的，而资本主义生产倾向于定义男性(male)生殖劳动的确切性质(exact nature)。
性与性别 (Sex and Gender)
既然性别(gender)是这些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的，而非生物学(biology)的表现(expression)，这将性(sex)置于何处？一些伪马克思主义者(psuedomarxists)声称，性构成了性别的物质基础，但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可笑的(laughable)理解，即将生物学聚焦于(centres)生产关系之前。生物学影响着我们的现实(reality)，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在我们的物质条件(material condition)中寻获其基础(basis)。
然而，性是一回事，但如果它不是性别的基础(basis)，它是什么？这种表述(formulation)本身并非错误，只是颠倒(backwards)了。性别构成了性的基础。我们并非生来就已经有了我们的性(not born with sex already within us)。我们有阴茎、阴道、乳房、胡须、染色体以及诸如此类，但这些东西本身并非性(not sex on their own)。它们是我们的生物学特征(biological features)，但我们将它们归为性(group them into sexes)。当我们将阴茎称为男孩的部位时，我们是在创造并强加性别于身体(creating and imposing gender upon the body)。
这意味着性是我们生物学特征的性别化(gendering)。我们为我们的生物学指派(assign)性别，并声称它们是天生的(innate)。这被用以展现性别阶级制度(gender class system)是一个自然(natural)存在的东西，而非一个强加(impose)给我们的社会制度。通过性别化我们的身体，我们表现出似乎性别是既然，而非一个我们创造的东西。以此，性用于强化和维护(reinforce and defend)性别。
由于性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inherent)东西，而是性别的上层建筑的一个元素，它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最早的人们只能性别化(gender)那些显然可见(plainly visible)的特征，如生殖器(genitals)。仅仅是因为我们对解刨学(anatomy)的理解有了进步，我们才有能力性别化卵巢(ovaries)这样的东西。最近，染色体被性别化了，因为其与我们已经性别化的特征的联系(relationship)。
但是，染色体并非总是被性别化。半个世纪之前，没有人会看着一个有着乳房和阴道的人而将其身体性别化为男性(male)，即使其染色体是XY。然而，在1986年，西班牙跨栏运动员Maria José Martínez-Patiño在1986年奥运会中未能通过染色体测试，以致人们将她(her)视作男性(male sexed)而拒之门外。三年前，她通过了一项性别证明(verification)，表明她是基于旧方法的女性(female sexed)，但是，由于她是XY，她未能通过染色体测试。在以前的时代(epochs)，没有人会质疑她身体的成年女人状态/女人气质(womanhood)，但是，由于染色体的性别化，她的身体被视作男性(male)，而她被回绝(shunned)和羞辱(shamed)。
强制执行与性暴力 (Enforcement and Sexual Violence)
性别是最早的阶级制度(class system)，因此，它先于(precedes)国家(state)，即使在其最早的基本形式(basic form)中亦是如此。这意味着，不同于资本主义、种族(race)、神经规范(neuronormativity)以及其他各种阶级制度，国家不是将性别强加给人们的首要手段(primary means)。这并非是说国家没有强加性别，而是说它是补充性的(supplementary)，而非首要(primary)的。在国家出现之时，性别已经固化了(solidified)自己并且十分善于将自己强加于别人。
那么——如果不是国家——它是如何被强加的？通过性暴力(sexual violence)。当我们查看关于这些问题的统计数据时，我们发现，性暴力在女人中的发生率高于男人，酷儿者(queer people)中的性暴力发生率高于直/异性恋(straight)男人。一些形式(forms)的性暴力在直/异性恋女人中多于酷儿女人(queer women)，一些形式的性暴力在酷儿女人中多于直/异性恋女人。相比于同性别的顺/性别者(cis people)，跨儿/跨性别者(trans people)面临更高的性暴力发生率。这本身就令人难过，而它对受其影响者的生活(lives)造成的实际代价(real cost)不应被忽视。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态(horrifying state of affairs)，不应以任何方式被贬低(diminished)。
这些较高的性暴力发生率首要针对(primarily against)性别制度中的下层阶级(lower classes)。直/异性恋、顺/性别男人被置于女人和酷儿者之上，直/异性恋、顺/性别男人经历性暴力的可能性低于女人和酷儿者，而女人往往有着与酷儿者更为相似(more similar)的性暴力发生率。这表明，性暴力被用来首要针对那些被贬为(relegated)下层阶级的人和那些相异于(divergent from)强制执行的性别规范(enforced gender norms)的人。
性暴力在女人和酷儿者中扮演着警察暴力(police violence)在许多别的人中扮演的角色。事实上，虽然警察暴力的确存在，在它被用于女人和酷儿者时经常受到性指控(sexually charged)。尤其是在酷儿者中，性暴力经常出于矫正的目的(correctional purposes)而发生。即，性暴力，特别是强奸，经常用来针对酷儿者，专门为了使其成为直/异性恋、顺/性别。此时的性暴力的角色的是最明确(explicit)的，而它总是为了这个目的。即使当性暴力不是出于这个明确目的而发生，它总是用于强制执行主导的性别制度(enforcing the dominant gender system)于受害者(victim)的目的。
当涉及到性工作者(sex workers)时，这一点可以被特别明确(especially pronounced)。由于性工作者从事的工作在几乎世界各地都是非法的，这些人无法理所当然地(properly)向警方报告其所受到的性暴力，而当其报告时，其通常因参与性工作而被监禁。这意味着，针对这些人的性暴力可以不受国家干预地(unhampered by interference from the state)发生，而这在其余群体中是不可能的。此外，我们发现性工作者更有可能是女人或酷儿者，相比于直/异性恋、顺性别异性恋(straight cishet)男人。这不是失误(by mistake)，而是一个针对女人和酷儿者的性暴力可以免受惩处地发生(be done with impunity)的特定场所(specific venue)。
现代性别二元论(The Modern Gender Binary)
目前没有任何没有性别的(genderless)社会。尽管有许多变体(variation)，但都创造了一种生殖劳动的分工，进而产生了性别制度。事实上，至少在第一批文明发展出第一批书写系统(writing system)时，它们就已经存在了。性别是社会发展出的第一个权力制度(system of power)。
这些是制度们，而不只是一种制度，而现代性别二元论(modern gender binary)被强制执行于几乎整个世界。一些不同的性别阶级制度仍然存在，但是，总的来说，自由主义社会秩序(liberal social order)作为一种全球性的(global)，而非区域性的(regional)社会秩序出现，产生了一个单一的(single)性别制度，而所有其它性别制度都被视作为变态(perversions)。今天，其它的性别制度在一个更大的全球性的制度中充当着抵抗(hold outs)。
现代制度(modern system)是一个欧洲的制度，但它是在殖民主义时期并通过殖民主义发展起来的。随着欧洲人在全球扩张其权力，欧洲人接触到了各种其它的性别制度，但这些人不是看见了差异，而是看见了麻烦(problem)。作为回应，这些人将其自己的性别制度强制执行于被其侵略和殖民各种人们。
当这样一个制度被强加于另一个文化时，它将失去一些特征(characteristics)而获得一些其它的特征，纯粹通过强制执行的过程。因为帝国主义者(imperialists)不能允许旧制度坚持下去(persevere)，帝国主义者需要使其自己的制度更不灵活(less flexible)，这样便无法/不必解释/负责(can‘t account for)旧制度，进而迫使人们在新的制度中找到一个位置。宗教(religion)也为其加入了新的意义(significance)。虽然性别总是具有宗教意义(religious significance)，但是单一的性别制度的强制执行是为宗教机构服务并通过它完成的(in service of and by religious institutions)，以到达比其曾经更甚的程度。基督教的传教士们(Christian missionaries)会强制推行欧洲殖民的(European colonial)性别制度无论其去到哪里，而这些人将之与基督教的宗教道德(Christian religious morality)紧密相连。这导致了灵活性的匮乏(contributed to the lack of flexibility)，因为它为性别注入了宗教狂热(religious zeal)，而宗教狂热在之前并没有发挥如此大的作用。
而这样的强制执行以被强制执行者为代价。此前，许多第一民族的人(first nations peoples)的第三种性别在其社会中被接受且经常担任受崇敬的(honoured)职位，而今天仍然认同为(identify with)这些第三性别的人被压迫和边缘化(oppressed and marginalised)。这样的强制执行也用于破坏文化。与旧的性别制度相连的文化习俗(cultural practices)不再能够进行，而欧洲的文化习俗被强制执行于它们。欧洲的、基督教的婚姻与性别制度一起被传播到全球，并将沿途改变当地的婚姻习俗。[第一民族的人(first nations peoples)可指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也用来泛指原住民。译者注]
这也被资本主义的兴起而转变(transformed)。殖民主义时期前的(pre-colonial)性别制度与资本主义兴起前在欧洲主导的经济制度(economic systems)紧密相连。婚姻充当一种保障上层阶级联盟(securing alliances among the upper classes)的手段，以及一种稳定下层阶级(stability among the lower classes)的手段。性别是由宫廷阴谋(the intrigues of court)或在田间或城市中的劳作的必要性(the necessities of toil in the fields or in the cities)所定义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我们发现它越来越多地与雇佣劳动(wage labour)联系在一起，而婚姻也随之转变。生殖劳动的男性部分(male part)越来越多地为资本主义上司(capitalistic boss)劳动，而女性部分(female part)则在家中为他(his)的雇佣劳动提供支持。这对性别的物质基础的影响导致了其在阶级的运作方式和在上层建筑的特征中的转变。
这个新的制度有着几个定义着它的特征。并非所有这些都是同时发展起来，但是他们已被强加于全世界。它们如下：
- 确切的两种性别被主导的权力结构(dominant power structure)认可(recognised)：男人和女人。其它性别被视作为变态(perversions)，并被回绝(shunned)和边缘化(marginalised)。
- 这两种性别被视为与你的生物学相同(identical)，并从出生起就被固定(fixed)。虽然每个性别制度都将性别与生物学联系起来，现代制度将两者等同(equates)。在这个制度中作为一个男人(being a man)不与拥有阴茎相联系(isn’t tied to having a penis)，而是要拥有阴茎(it is having a penis)。而这种性别是不可改变的(immutable)。你无法改变(change)它。如果你生来是一个男人，无论如何你都将被视作一个男人。没有选择(options)或替代(alternatives)。
- 婚姻是一个男人和女人间的经济合同(economic contract)。男人和女人应当签署一份协议(agreement)以保持忠诚(faithful)并在一起，而对其的违反(violation)被视为合同的违约(breach of contract)，因此是坏的。
- 婚姻是一个因为爱而作出的个人选择(personal choice)，而非一个出于需要(necessity)而作出的社会选择(social choice)。在多数情况中，为了联盟(alliances)的婚姻或包办婚姻(arranged marriage)已不复存在。婚姻只是两个即将结婚者的选择。
- 在婚姻中，男人被期望于赚钱来支持女人， 而女人被期望于打扫家务，照顾孩子，烹饪和购物。
并非所有这些特征都是现代制度独有的，其中一些是对旧制度的改进，但它们被强加于每个人，因而破坏了个体的文化(individual culture)和选择。
父权制 (Patriarchy)
如之前所述，性别是一个阶级制度，且是由成年男性状态/男人气质(manhood)对社会的主导(domination)所定义的。这就是为何性别阶级制度的另一个名称是父权制(patriarchy)。性别作为一个社会制度是父权制，而父权制是性别的社会阶级制度(social class system of gender)。在这个阶级制度中，我们发现三个不同阶级，两个是被接受的(accepted)，一个是破坏性的(subversive)。
首先，我们有男人。当分工生殖劳动时，男人是那些负责(tasked with)控制生殖劳动和该劳动之成果(fruit)的人，他们还从事经济劳动(economic labour)以支持那些主要执行生殖劳动的人。对此的例外是性关系(sexual relations)，他们直接参与其中，但他们被期望为是主导(dominant)和控制的(in control)。这充当着男性性质(maleness)的物质基础。上层建筑更广泛(expansive)。我们发现男人被指派为(assigned with)采取行动(taking action)、增强力量(increasing strength)和持续竞争(constant competitiveness)。鉴于他们对生殖劳动的控制和对女人的主导，这是父权制中的统治阶级(ruling class)。
另一方面，女人则被统治(ruled)。她们负责(tasked with)执行最多的生殖行动，包括料理家务(housekeeping)、为家庭准备食物(food preparation for the family)、抚养孩子(child rearing)以及其他类似任务。她们也被期望参与性关系，但关系由男人控制。她们的劳动由男人控制和限制(confined)，其劳动之成果由男人指挥(commanded)。这反映在她们周围的上层建筑中。她们被期望是顺从的(subservient)和被动的(passive)，以接受(accept)为她们而来的东西，以及诸如此类。
这种男人对女人的阶级动力(class dynamic)是父权制最重要的(principal)动力，但其不由仅仅两个阶级构成。相反，我们发现一些人对生殖劳动的认同不同于它被强加于人们的方式(some people relate to reproductive labor differently than how it’s imposed upon the population)。这在性的方面尤其如此，当某人参与的性关系不符合(fit with)父权制所强加的动力时。这包括被同性别(same gender)(男同性恋/女同性恋者[gay/lesbian people])、多种性别(multiple genders)(双性恋/泛性恋[bisexual/pansexual people])或无性别(no gender)(无性恋者[asexual people])的人性吸引(sexually attracted to)的人。此外，性别不同于父权制为其所指派(assigns)的性别的人无法像接受性别之指派(assignment by gender)的人那样被整齐地(neatly)分划阶级(classed)。虽然其个人可能是男人或女人(they might be personally men or women)，这些人并不被社会以相同的方式对待(they aren’t treated by society in quite the same way)，因此其构成了一个不同的社会阶级。其特点是性和浪漫(romance)从繁衍下一代(reproducing the next generation)中的分离(detachment)。
由于这个第三个阶级是由其于前两个阶级的不同所定义的，它被命名为酷儿(queer)。酷儿者(queer people)是所有那些对其被父权制所指派的生殖劳动分工的认同不同的人(all those who relate differently to the division of reproductive labor assigned to them by patriarchy)。因为关系不同(different relations)，酷儿者天生(inherently)是对阶级制度作为整体(class system as a whole)的颠覆(subversive)，形成(constitute)了父权制下的革命阶级(revolutionary class)。
这种酷儿性质(queerness)时现代性别制度的一个独特的特征(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其它性别制度没有相同的阶级制度，因此，对人们有者不同的类别(categories)。事实上，在旧的性别制度被维持(maintained)的地方，默认谈论酷儿性质是不准确的(isn’t accurate to default to talking about queerness)。许多认同为(identify with)旧性别制度中的性别的人凭藉(by virtue of)现代性别制度强加于其而成为酷儿，但其中许多不是，因为处在具有那些性别的社群中的复杂性(the complexities of being in communities with those genders)。
对性别说“是” (Saying “Yes” to Gender)
阶级(class)，阶级，阶级。我们被主导(dominated)和控制(controlled)。被分类(sorted)和划分(divided)。但是我们于何处融入(factor into)这一切？人们认为这样的阶级仅仅是被强加的，但是这无法解释(account for)我们与其实际互动的方式(ways we actually interact with it)。这不是简单地被强加于我们。我们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active participants)，我们执行(perform)它。
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听Judith Butler的分析：述行性的行为(performative acts)，即你所做的构建身份(construct an identity)的微小行动(little actions)，是理解性别如何运转(functions)于个人层面(individual level)的关键。我们在我们所做所说的最基本的事情中发现它们，“我是一个女人”，“不，我不能玩这个。这是个男孩的玩具”，“男孩就是男孩”。这些行为(acts)产生了一种身份(identity)，在我们之中和别人之中(both within ourselves and within others)。通过参与这些行为，你认同为(identity as)女人或男人，并认定(identify)别人为男人或女人。
这几乎不是自由地完成的。制度的暴力(the violence of the system)是固有的(inherent)和系统性的(systemic)。我们在性别的暴力(the violence of gender)的包围下执行(perform)这些行为(acts)。但是我们仍然执行它们。性别不满足于(content with)将自己强加于我们。相反，它强迫我们对它说“是”。
这用于一种控制和生殖的方法。性别不是与生俱来的(inherent)，但它通过指派(assign)给我们一个阶级并强迫我们对这个阶级说“是”来蔓延(spreads)。“是的，我是一个男人。这就是我，我从来都是。我不能逃避(escape)或否认(deny)它。”这不过是一个我们被强迫重复的一个谎言。但是通过足够地重复它，我们开始相信它。性别变得自然的(natural)、不可逃避的(inescapable)、永久的(eternal)。它不再是一个被强加的身份，而成为关乎我们是谁的一个永久的部分。通过反抗(objecting to)我的性别，你是在反抗那个与生俱来的我(that which is inherently me)。
这正是性别的最大的防御机制(defence mechanisms)之一：我们自己(ourselves)。我们坚持它(insist upon it)，并拒接(reject)那些背离(turn away)它的人。对于那些离经叛道的人(those who turn from the path)来说，这成了一个亵渎的行为(unholy act)。的确，这在我们看来似乎没有别的选择。我们说是/这么说(say yes)，因为我们只能这么说(that's all we can say)。存在任何其它方式的可能已经被变得难以置信(It is made inconceivable that it could be any other 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