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今天和一位matty聊起薄熙来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同时推荐了高新在自由亚洲电台的专栏《夜话中南海》栏目给他。高新先生在自由亚洲电台的专栏《夜话中南海》我一直有在追更《夜话中南海》，这个节目是1998年开始的，而我是2003年开始阅读该专栏，也回头把1998年到2003年的专栏文章也都读了。该节目以中共高层人事动向为关注点，以其内部错综复杂的派系分野，势力分布及权力斗争的历史演进为主要内容，以人事异动及权力分配将如何影响未来政策走向为主题。主持人高新先生长期从事中共高层研究，已撰写了十七本专著。

后来看到一篇BBC中文网2004年的一篇报道，才发现高新就是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的高新。

高新（1956年10月1日－），文革时成为下乡知青。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师。1989年参与六四事件，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1989年旅居美国，已婚未育。现为研究中共高层人事问题，并不积极地从事政治活动。

「广场四君子」刘晓波,侯德建,高新,周舵今昔

BBC透视：「广场四君子」今昔

作者：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

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2004年5月29日报导:岁月匆匆，转眼又快到了六四事件15周年纪念日。

15年前的那场运动波澜迭起，15年来的风云变幻一言难尽，我这里只选其中一个小小的话题——"广场四君子"的今昔。

"火上浇油"？"火上泼水"？

在1989年那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街头运动中，所谓的"四君子绝食"是运动后期的一个规模不大、意义不小的波澜。

说"规模不大"，是与之前的大规模学生绝食活动相比。

自1989年6月2日在天安门广场开始的这次绝食活动的参与者只有四人：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刘晓波和高新、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周舵以及来自台湾的著名词曲作家兼歌手侯德建。

说"意义不小"，是与此前越来越升级的运动诉求相比。

据"四君子"自己的说法，他们绝食的初衷不是为了"火上浇油"，而是为了"火上泼水"。

我辗转找到了"四君子"之一刘晓波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讲话录音。以下是其中一段录音的文字记录：

"我觉得这次大学生运动的一个重大失误就在于，它只强调和政府之间的对抗关系，而忽略了、甚至淡漠了自身的民主建设，建设这个组织根本就不民主的话，我们假定一个最好的前提：学管代替了军管，这恰恰不是这次民主运动的胜利，恰恰是它的最大失败、最大可悲之处。"

15年后的今天，能够采访到所有这四个人可真不容易。四人如今分居三地：刘晓波、周舵仍然留在北京，前些日子，我能够通过电话找到他们，能够电话不被掐断，实属万幸，随著"六四"的临近，如今我再打电话，已经是"千呼万呼无人应"了；高新流亡美国，我的一个同事专程前去采访他；侯德建六四出狱后返回台湾，心情很灰，曾潜心研习《易经》和算卦，据说他基本上不接受传媒有关六四话题的采访，我的另外一位同事在采访台湾总统大选时找到他，也被他婉言谢绝。

我怀著绝望中的侥幸心态，又试著拨了一次侯德建的手机号码。出乎我的意料，这一次，当侯德建听到当年绝食的其他三位战友都已谈及此事、又听到我说的"四者缺一"之遗憾时，停顿了一下，然后说："这样吧，过20分钟后，你再往我家里打个电话。"

谈到当时的"绝食宣言"，如今已经改行从事电影制作工作的侯德建说："整篇绝食宣言是晓波起草的，我只加了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来绝食，不是寻找死亡，而是追求更真实的生命。我想，这是我们一直很想提醒很多同学、甚至有些要绝水的同学的话，因为那样做是对自己的身体非常不好、会有很糟糕的后遗症的。"

六四后流亡美国的高新在谈到当年的"绝食宣言"时则说："这个绝食宣言的中心意思，其实就是反对以暴易暴，因为当时广场上弥漫著一种情绪，一种悲情意识。"

然而，高新也承认，虽然他们绝食的初衷是呼唤理性，但最终造成的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广场内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人听你的绝食宣言念的是什么，他们只想著又一轮高潮来了，他们只想著，又有知识分子出来绝食了，我们的革命行动可以一波一波、再接再厉了，而且，确实也有人在筹划所谓的接力绝食。就是说，谁进去以后，谁都会处在一种非理性状态，这个非理性状态是谁给打醒的，是军队给打醒的。"

高新所说的"军队打醒"，就是举世震惊的六四惨案。在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所谓"清场"过程中，"四君子"曾经与军队谈判，试图保证当时留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能够安全、和平地撤离广场。

至于当时的谈判过程以及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死人，有诸多的说法和争论，这个留待史家来考证，我则著重谈谈此后15年来"四君子"的变化。

江山依旧，人事全非

六四以后的15年中，除了在政治领域中中共仍然大权独揽之外，中国在其它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君子"的个人生活遭遇和思想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

谈到四人的分化，周舵如今说："高新在美国，侯德建在台湾，根本就联系很不方便；刘晓波有三年是关在监狱中，所以，我们之间的沟通也不够。总的来说，我觉得，高新走的是一条学者的道路，他现在已经成为研究中共高层人事问题的专家了，他并不是积极地从事政治活动；侯德建是完全地淡出政治了，他是在搞易经这类的东西了；晓波则完完全全地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对政府持一种完完全全的批评态度；我呢，基本上是以一个研究自由民主理论的研究者的身份来介入政治。所以，我们四个人当然是有差别的了。"

比起人生际遇的分化，"四君子"在思想上的分化可能更具有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是六四后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思想分化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例如，在对"八九"那场运动的评价上，四个人就有明显的不同。

高新认为："整个八九，你不得不承认，那是一场最后失去控制的群众运动、街头运动。"

周舵则把"八九运动"的影响分为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从短期来看，我是觉得，六四很明显地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倒退，我主要指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倒退。十三大以后，本来已经有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准备出台，六四以后，不但全部停顿，而且有非常大的倒退；但是从长期看呢，这个效果就不肯定，主要要看我们从六四当中怎样吸取经验教训。"

刘晓波却不同意所谓"八九运动"是一场激进主义运动的说法："六四后，国内很多知识分子把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跟六四套，其实，那完全是两回事。六四再激进，它采取的方法、手段、以至于口号都是和平的，所谓激进，只是学生在策略上就怎样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这个方面的分歧，实际上在道义上来说，学生没有什么激进不激进的，而且，我觉得，六四时民间情绪的升级都是在政府错误决策的引导下出现的。"

侯德健则在15年后这样反思："我期盼的东西，第一是和平的，第二是理性的。其实，我蛮害怕街头的群众运动，有人说，群众聚在一起，他们只有13岁，13岁的意思就是说，它很难体现理性的这一面，多半会流于情绪化，如果中国的民主与法治不用流血、而且不用街头运动就可以达到的话，那是我的第一志愿，尽管会稍微慢一些，我都愿意让它稍微慢一些。"

民主缓行？民主速行？

另外，在何时、以及如何推动中国民主变革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更是大相径庭。

高新认为，在社会、经济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推进民主有很大的危险："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在共产党统治下，一直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它已经失去了一个正常的社会氛围和人文环境，在这样的前提下，你突然要搞起一个民主运动来，就好像把一个在冻箱里冻了很长时间的一个玻璃杯子拿出来，突然放在开水里一样。我觉著，（我们应该权衡）冒著激进民主导致社会失控的风险，和在渐进民主的过程中，中国老百姓和中国知识分子还要在非民主或半民主的环境下再忍受相当一段时间，这两害哪个更轻？我觉著，先保证中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保证中国整体上的经济建设能够按部就班地继续向前稳步前进的前提下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应该是首选。"

刘晓波却表示，中国应该现在就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说，中国现在进行民主改革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第一，中国经济现在还在高增长中，它有这种经济上的发展来支撑政治上的转型；第二，中国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以前相比大不一样了，对它在政治上的改革会有非常强大的国际性的支持；第三，大陆民间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了，这对改革是非常有利的。"

周舵则认为，他对中国民主之路的看法介乎于民主缓行论和民主速行论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老毛病就是，总是搞黑白截然二分、二元对立，要么就是不能搞民主，要么就是赶快搞，越快越彻底越好，真理恰恰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所以，我主张一种渐进民主的模式。"

谈到当初的战友如今出现思想分化的原因，刘晓波说："我觉得，这种变化是一种非常自然化的东西，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当时因为大家都投身于那么一场运动中，会有短时间的一致，实际上人的背景不同，对一个社会的长期观察和观点也就会不一样。看高新写的东西，他现在似乎更倾向于把希望寄托在官方的变化上；侯德健呢，我和他只是偶尔地通几次电话，但我知道，侯德健说，六四还是他心中永久的一个痛；周舵呢，他的变化就是，他前些年做了一段时间生意，这些年他在家中潜心读书，我大致是赞同他对海外民运的某些批评的。"

15年的时间当然不算短，当年共同绝食的战友在人生道路和思想观点方面出现分化，毫不奇怪，但他们仍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终极价值目标仍然是民主，所不同的只是如何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策略。

大概，这一共同的价值观是如今分居三地的"四君子"在漫长的15年中仍然能够维系他们之间的友谊的基石吧；大概，这也是他们在15年后听到这首当年广场上万众随唱的歌曲《龙的传人》时仍然能够共洒一掬泪的原因吧——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

枪炮声敲碎了宁静的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

多少年炮声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你擦亮眼......

回过来头来看看《夜话中南海》的历史文章，梳理一下薄熙来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

先来读一下2018年的几篇专栏。

民众上街可以改变中国？恰恰相反！（高新）

2018-01-05

日前从网络上读到一篇被广为转载的“陆闻”，标题是《 右派学者贺卫方：民众上街可改变中国》。说的是新年前后中国大陆知名右派学者贺卫方在饭局上发表简短演讲。 贺卫方称，民众在网络直率地批评重庆当局践踏人权，让红色文化沉渣泛起，令薄熙来和王立军如芒在背，感觉到自己在做坏事，最后“崩盘”。 他显然认为，民众的言论对薄熙来王立军倒台有重要影响。 基于此，贺卫方认为，民众的力量能够改变中国，无论是在企业内，还是在街头。目前，民众对中国的幻想已经改变，对中国走向何方也有自己的看法，不再盲目。 当前，中国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强到跟14亿民众对抗。 一位参与饭局的人称，他感受到中国最需要贺卫方这样的人，他人品好，是真正有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精英，是国家真正脊梁。

笔者也认为贺卫方先生坚持理念使命感难得，大胆直言勇气可嘉，但他以薄王事倒台为例论证“民众的力量能够改变中国“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薄熙来和王立军倒台的直接原因外界无人知，这里无需赘述。

人们都还记得，薄熙来主掌重庆市大搞唱红打黑的那两年多时间里，重庆市先后有多名姓因言获罪，其中广为外界所知的主要有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为偶发感慨讽刺“唱红”被判处劳教两年；重庆渝北彭洪在天涯转发重庆打黑漫画《保护伞》，加点评“这把伞好怪哟”，因这句简单感慨被宣布劳教两年。重庆方洪因李庄案讽刺薄熙来为“一坨屎”被判处劳教一年。

当时，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在微博发信息说：“重庆扛起了中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唱红歌，大跃进，浮夸风，个人崇拜，蔑视法律。一切都那么像。拿什么拯救你，苦难的公民！”重庆彭水警方以此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证据对任建宇治罪。另外，任建宇在获罪之前曾经让女友帮他在网上订购一件印有“不自由，勿宁死”字样的文化衫。这件衣服后来被警方作为罪证没收。警察对他的女友说，“不自由还不如死？一个正常人怎么会这么想呢？”

与任建宇被下狱的时间相隔不久，一个网名为方竹笋的重庆市民于二零一一年四月下旬在在腾讯微博上发文讽刺薄熙来和王立军的“打黑”之黑，内容是：“勃起来窝了一驼屎,叫王立军吃,王立军把这驼屎端给检察院吃,检察院端给法院吃,法院端给李庄律师吃,李庄说,这驼屎太臭了,谁窝的,谁自己吃。”此文上传次日，该网民被传唤至当地警局网监科,科长说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但不得再犯。该网民遵命立刻回家删除所有自己在腾讯微博上的“负面内容”。没想到原来也确实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当地警局接到了上级指示，说是此网民的反动作品不但骂了“王局”，更骂了薄书记，薄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互联网上辱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严重罪行绝不能放过。于是这位网民又被重新传唤至当地警局直接下狱，先是宣布给以治安拘留十天的处罚，到第七天时即又宣布了判处劳动教养一年……

薄熙来倒台，习近平上台后不久湖南邵阳有一名网友因发一个调侃的帖子，被警方以“公然侮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网路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的吓人罪名抓捕。

这个名叫杨盛的湖南人当时自撰一首打油诗：“子骑父作马，父愿子成龙，梦想实现；君欲国维稳，国盼君宪政，倒退学贼。”上网张贴此诗时，幽黙的作者特别选配上一组图片，上半是习近平出巡照加他最近一句讲话：“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下半部是其父中共元老习仲勋文革时被挂“反党分子”牌批斗的历史照片。当地警察部门出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透露，杨盛将自己的这份别具匠心之作QQ上载信息两次，不出两小时即被接获通报的治安警察上门拘捕。

类似的因为对习近平大不敬而受到“法律惩处“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2015年上海艺术家戴建勇因在外张贴恶搞习近平头像贴纸，被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

2016年安徽大学生王伟，因在微博上发布一张习近平的PS照片，被行政拘留十天；四川江安县一名网民微信上与朋友进行私人谈话时，表达了对习近平的不满，称其为“怂包”，结果被公安局网安大队查处，并被以利用网络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抓捕。四川江安公安微信发布消息说：29岁的江安镇人袁某某为发泄不满情绪，在微信群里发布辱骂国家领导人的不当言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2017年，山东省招远市人王江峰因在多个社交平台，转发“毛贼”及“习包子”的帖子，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2年……

最新的例证是不是2017年年底，北京维权人士刁继军涉嫌参与制作讽刺习近平的视频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批捕，同案的第二名北京维权人士李学惠早前被逮捕，同安的第三名维权人事丁灵杰则是被北京当局跨省抓捕……

在内地不同城市的两个律师朋友先后告诉笔者说，有理由相信各级公检法都已经收到来自中央政法委的指令，要求对习近平“发泄不满情绪“者”严惩不贷“。

如上事情足以说明从践踏人权和言论封杀的角度，相比习近平，薄熙来实在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习近平在薄熙来的基础上不但是变本加厉，而且是越来越有恃无恐。

笔者五年多前即在本专栏《如果不是王立军坏事，今天的薄熙来正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呢》一文中回顾过：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期间，除胡锦涛之外的其他八位时任政治局常委先后考察重庆，包括2008年12月温家宝考察重庆；2009年2月贾庆林考察重庆；7月李克强考察重庆；2010年9月李长春考察重庆，11月周永康考察重庆;12月习近平考察重庆；2011年3月贺国强考察重庆，4月吴邦国考察重庆，5月底至6月初贾庆林再次考察重庆。

把这八个时任常委在薄熙来主政重庆的不同时段里分别考察重庆的行程和讲话内容全都调出来对比一下就不难得出结论，时任总理温家宝和第一副总理李克强当时的考察内容全部都是纯经济工作性质，此其一。其二，当时此二人分别考察重庆时，薄熙来的“唱红”和王立军的“打黑”都还没有开始。贾庆林第一次前往时“打黑”和“唱红”也都还没有正式登场，所以在李长春、周永康、习近平以及贺国强、吴邦国都已经到重庆与薄熙来一起登台唱过“红歌”之后，贾庆林又专程前往“补上这一课”。

如此说来，估且就把当时没有态度的李克强也假设成与胡锦涛和温家宝一样看扁薄熙来，当时那届中央政治局的九名常委中的“挺薄派”也是占了三分之二，而且这挺薄派的核心人物并不是周永康，而是习近平。当时的习近平以党总书记接班人身份亲自前往重庆与薄熙来一起登台“唱红”，与王立军共同慰问所谓的“打黑”英模，与薄熙来和王立军之间曾经是那样的默契，说他们的“唱红打黑”等“很多经验都具有示范意义”。按照薄熙来的说法，当时的习近平居然已经以王储的身份先后九次下发批示，要求“对重庆的一些作法认真总结和推广”。

观察习近平上台五年多时间来的所言所行，说他施行了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相当符合实际。

薄熙来本应是习近平主政的最得力助手（高新）

2018-01-08

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笔者已经介绍了当年“民众在网络直率地批评重庆当局践踏人权，让红色文化沉渣泛起”恰恰不是令薄熙来最后“崩盘”的原因。以薄王倒台为例论证“民众的力量能够改变中国“实在是大错特错。观察习近平上台五年多时间来的所言所行，说他施行了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才最为符合实际。

当年的习近平高调现身重庆为薄熙来的“唱红”和王立军的“打黑”撑腰打气之后，中共官媒上的一篇网文中说：几天前，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重庆考察调研，对重庆的公租房建设、打黑除恶、唱读讲传等都给予高度赞扬。习近平对这些关乎民生、涉及传统价值理念和社会公平事业的赞扬，当然是对重庆近两年来各项工作给予掌声。只不过，从习近平的讲话中可以看出的是，他又不只是给了重庆掌声。 习近平对重庆未来的高度期待，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肯定重庆“打黑除恶”做得好、为保卫重庆社会平安“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同时，习近平就期望重庆“‘打黑除恶’还要再接再厉地向纵深推进”。 在习近平给予重庆的掌声当中，可以预见的是重庆的某些好做法，或将作为“样板”在其他部分省市、乃至全国广泛推行。

笔者在此不厌其烦地引述段马屁文章，意在说明事实上这篇马屁网文的作者对当时的习王储与薄熙来以及王立军之间的默契分析得十分到位，而此文对重庆“样板”在其他部分省市乃至全国广泛推行的期待之所以未能实现，并不是因为习近平头脑冷静下来之后对薄熙来的“打黑”和“唱红”失去了兴趣，而是因为薄谷开来投毒杀人引发出的王立军出逃事件的意外。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假设薄谷开来没有的杀人，我们只需要假设薄谷开来杀人之后薄熙来接受了王立军的讨价还价，以升官许愿换取王立军同意把薄谷开来杀人案永远隐瞒，那么日后发生的故事肯定是薄熙来在十八大上顺利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就算在事先的酝酿过程中胡锦涛和温家宝会提出反对意见，习近平肯定也会以所谓“政治局常委多数”的手段让薄熙来强行入常。众所周知，习近平十八大上台后在政治局常委层面的第一依重对象是他力推为中纪委书记的王歧山，假如没有薄谷开来的投毒杀人和王立军的出卖，那么十八大之后的薄熙来应该是和王岐山一同成为习近平的左臂右膀的。

薄熙来倒台之前，外界关于他在重庆大搞“打黑唱红”的目的是要为自己跻身十八大政治局常委拼政绩的说法，真的是小看了薄熙来了。事实上当时薄熙来的奋斗目标并不是进常委就行，而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这里的“大任”一不是已经笃定要给习近平来坐的总书记，也不是已经笃定要由李克强担任的国务院总理，而是主管意识形态的副总书记，只要坐到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就不用担心“重庆经验”不会在全国推广，就会在十八大之后很快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

总之，当年薄熙来倒台的原因并不是他在重庆主政期间被习近平大力表彰并要求在全国范围推广学习的“唱红打黑“，更不是因为重庆百姓的怨声载道。当年的中共官媒曾经报道说：在重庆考察期间，习近平在薄熙来等人的陪同下观看“唱读讲传”汇报演出......习近平还在薄熙来等人的陪同上走上舞台，与大家合唱《歌唱祖国》。

考察期间，习近平参观了重庆市的“唱读讲传”活动成果展，他语气坚定地说：“‘唱读讲传’活动，是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良好载体，也是生动的群众工作......重庆‘唱读讲传’深入人心，值得称赞。”

薄熙来倒台之后，对薄熙来“恨铁不成钢“的习近平不得不接受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他留下的团派背景的刘云山出任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此后的五年里，刘云山虽然对他习近平从未构成权力的威胁，但工作上循规蹈矩，与薄熙来走到哪里都能够“迅速打开全新工作局面”相比，令习近平无比失望。十九大上刘云山是到点下车，而习近平对他刘云山主导五年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的大为不满，直接体现在将他刘云山这五年里的第一副手刘奇葆逐出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而薄熙来是学新闻出身,也担任过基层的宣传部长,所以如果没有薄谷开来的投毒杀人导致王立军避走美国领馆的遗憾事件发生，习近平恳请他薄熙来在十八大上出任分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是非常可能的。回想习近平接班之前以王储身份君临重庆，在听取重庆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汇报后，习近平心情激动地高声赞扬说：重庆近年来以“唱读讲传”活动为载体，弘扬主旋律，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新变化......很多经验具有示范意义。

薄熙来倒台之后，有外界媒体报道说：2009年，黄奇帆成为重庆市市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薄熙来可谓黄奇帆的“伯乐”。此前，黄奇帆在重庆市副市长的位置上停滞了将8年，直到薄熙来时期才被扶正，以至于重庆坊间将他与徐鸣、王立军并成为薄熙来的“三驾马车”，戏称薄熙来之所以能够轰轰烈烈的搞“唱红打黑”，是因为“文有徐鸣，武有（王）立军，经济有（市长黄）奇帆”。薄、黄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在2012年两会之上得到了印证。2012年2月王立军事件爆发后，黄奇帆随即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当着60家中外新闻媒体近100名记者的面，宣称他和薄熙来是“鱼水关系”，在薄手下“如鱼得水”、“非常来劲”。没想到他的话音刚落，薄熙来就被直接扣留在北京，再也没能回到重庆。

薄熙来倒台次年的全国人大例会上，重庆团开放时，重庆市长黄奇帆遭到了记者最后的逼问，“当年您形容与薄熙来合作如鱼得水，那现在您与孙政才书记的合作怎样呢？”此问话音未落，现场一片哄笑。

当时的黄奇凡皮笑肉不笑地顾左右而言他，非常失望的提问者怎么可能知道，黄奇凡早已经面对中纪委薄熙来专案组不卑不亢地从容回答了同样的问题：习近平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到重庆视察工作的时候特别叮嘱我和徐鸣同志要全心全意当好薄熙来同志的助手和参谋，共同努力让重庆市的唱红打黑工作更上一层楼，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树立榜样！

众所周知，当年被习近平高度赞扬的薄熙来在重庆主政的“政绩突出，对全国都有示范性影响的不平凡的四年“里，”打黑“和”唱红“同样”影响深远，意义非凡“。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中共党内已经盛传王立军在十八大之后会随同薄熙来进京，等待出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

从这个角度分析，当时的习近平在已经内定王歧山执掌中纪委的同时，应该也考虑过安排薄熙来出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

如今我们外界看到的中央政法委书记不再进常委其实是薄熙来意外倒台，十八大召开前夜的临时决定，在此之前把薄熙来也考虑在内的内定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会仍然还是维持十七大的九人制，包括一个专职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和专职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主任。按照这个体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除了兼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总书记，政法委书记是唯一一个也能够指挥枪杆子,掌控专政机器的人.所以这个人必需是对中共政权绝对忠诚，驾驭专政机器必须是心狠手辣，薄熙来绝对是个难得的人选！

习近平和薄熙来抢夺“红色文化”专利权(高新)

2018-01-10

在本专栏的上两篇文章《民众上街可以改变中国？恰恰相反！》和《薄熙来本应是习近平主政的最得力助手》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分析了为什么说当年“民众在网络直率地批评重庆当局践踏人权，让红色文化沉渣泛起”不但根本不是薄熙来和王立军最后“崩盘“的原因，而且在薄熙来和王立军双双入狱之后，习近平恰恰是在整个中国施行了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红色文化“已经从薄熙来时代的沉渣泛起发展至”红“遍整个中国，”红色文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的主旋律，是习近平”百年复兴“和”中国梦“里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之一。

2007年习近平进入政治局常委，薄熙来以政治局委员身份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后，习近平曾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等多个场合推崇过薄熙来在重庆的一段指示内容，大意是“新闻媒体必须坚持红色主旋律，绝不能怕被说“左”，有意回避红色文化“。

薄熙来倒台之后，中共高层曾有内部指示要求大力宣传习近平的“红色基因“论，特别解释”红色文化“、”红色精神“都是”红色基因“的组成内容。从2004年开始，习近平随时都不望强调”要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一位某大学马列学院老师在其专文中总结说：对于不少革命圣地而言，习近平总书记都是“常客”，几乎每半年，习总书记的考察行程中就会出现一个革命圣地，他曾7次到访福建古田，也曾多次到访西柏坡，“红色基因”、“红色传统”等词语也被频频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南京军区时强调说，“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继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精神，传承红色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纪念刘华清同志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发扬光荣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继承红色基因，是习近平总书记红色文化建设思想的核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从中汲取昂扬奋进、团结拼搏的精神动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文章说：基因，支持着生命体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决定着生物体的生、长、衰、病、老、死等一些生命现象。而红色基因于红色文化而言，亦如基因对于生命体的重要性，红色基因起源于革命时期，历经了战火及生死的考验，代表着共产党人革命、向上、坚韧、进取等基因特性，是红色文化的重要内核。继承红色基因，就是要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不动摇，坚持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坚持敢于胜利的革命风范。继承红色基因，是不忘初心的必由之路、力量之源，是习近平总书记红色文化建设思想的核心；弘扬红色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红色文化建设思想的实践品质。为了实现中国梦，中国需要一种精神支撑，确立起新的信仰寄托，寻找新的精神支柱，弘扬红色精神成为必然选择。红色精神是鼓舞、激励社会各阶层支持革命、投身革命、献身革命的宝贵元素。弘扬红色精神，深刻领会红色精神的实质和价值，把红色精神转化为追梦逐梦的实干和行动，是习近平总书记红色文化建设思想的实践品质。

这位马列教师总结说：他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国梦不可或缺的价值导向，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立足于红色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传承红色文化，是习近平总书记红色文化建设思想的最高追求。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也已经介绍过，薄熙来入狱之后，他在重庆市的最亲密助手黄奇凡怒怼中纪委薄熙来专案组，正告他们自己之前和薄熙来的关系首先是得到了习近平的认可，一句“习近平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到重庆视察工作的时候特别叮嘱我和徐鸣同志要全心全意当好薄熙来同志的助手和参谋，共同努力让重庆市的唱红打黑工作更上一层楼，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树立榜样“，令自己安然过关！

薄熙来倒台之后，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奉命肃清薄熙来的“流毒“，并不似外界媒体所说的”红色文化“、”复辟文革“的”流毒“，而是要努力向党内外说明”红色文化“不是薄熙来的专利。去年五月人民网特别报道过一个所谓”在习近平总书记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福建省委举行的”红色文化高端论坛“。奉命前往讲话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人代表中央表态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传承好红色文化，对于坚定全民族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意义十分重大。

该“高端论坛“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向党内外说明”红色文化“建设恰恰不是始自薄熙来，而是始自习近平。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福建红色文化建设，重视保护红色资源、弘扬红色精神。 2014年7月和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福建期间，再次作出重要指示：“把福建革命老区的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17年，留下了丰厚的治国理政思想、经验和党史遗存。 近年来，在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的有力领导和精心指导下，福建全省掀起红色文化建设热潮，也为兄弟省份红色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今天，以“探讨红色文化的深刻内涵，交流学习红色文化建设经验，传承红色基因”为主旨的红色文化高端论坛在福建永安隆重举行，这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实际行动，是继承红色传统、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举措!

中共十九大之后，《红色文化学刊》应运而生，教育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专门举行座谈会，把红色文化说成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九大之后，为了让党内外彻底信服“红色文化的“的宏扬和推广功不在薄熙来而在习近平，全国各大媒体奉命统一刊发习近平十二年前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的旧文《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求是》杂志奉命发表专文《弘扬“红船精神” 打造红色文化》，《光明日报》奉命发表《从“红船精神”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声称坚持习近平所说的文化自信，就是坚持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自信。“红船精神”体现了我们党的初心使命、奋斗宗旨和精神状态， “红船精神”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基本内容。 “红船精神”既是传统革命文化的重要的、核心的内容，也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层意蕴。

难怪有人讽刺说，将来薄熙来一旦恢复自由之身，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习近平就谁是“红色文化”的始作俑者打专利官司，届时薄熙来的代表律师肯定是谷来开，习近平的律师团团长最可能是李庄。

习近平正在完成薄熙来的未竟之志（高新）

2018-01-12

胡石英最近又指使手下故作不经意地把一张题为“胡石英院长与习近平副主席、王歧山副总理、刘源上将等一起成长的兄弟姐妹”的太子党聚会合影“随便”贴到网上，照片中除上述四人，还有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陈云长公子陈元，以及薄熙来胞弟薄熙成等。（新浪博客）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和薄熙来抢夺“红色文化”专利权》刊登和播出后，更有新的动向表明，习近平正在完成薄熙来未竟之志的步伐越来越快。

近几日，中共决定召开十九届二中全会讨论修宪的新闻热点完全被“中共修改历史教科书试图改变文革定性” 灾难性消息所淹没，高伐林先生在他的博客文章里评论说：“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历史。”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这句经典语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专制国家中的常见现象及背后的实质。

最近在中国大陆连续发生的多件“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历史”的事件，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一则题目为《人教部编初中历史课本送审版删文革十年一课》的报道内容中透露：中国教育部统一组织新编（部编本）的八年级下册（初中二年级下半学期）中国历史课本送审版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课删除，将该课原内容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合并，从而新设“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一课……。新版与旧版有关文革内容的不同之处大致有：旧版中的“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在新版教材被改为：“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可见新版中将“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当中的“错误”二字删除。此外，标题中的“动乱”与“灾难”两个词语被删除。在总结部分，新版加了一句：“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

虽然中共有关部门奉命对如上新闻作出“澄清”，但从内部人士斗胆贴出的历史教科书的相关内容的新版与旧版的对照内容看，高伐林先生认为： 教材编撰者对课本中有关文革介绍的规格和角度有了重大改变，不是那么简单，更不是像人民教育出版社所说的那样轻描淡写。简而言之就是：“文化大革命”，过去各版教材都是单独一课，新版部编本教材则删去这一课，将其与“十年探索”一课合并，统称为“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降低了规格，篇幅大为缩减。在叙及文革原因时，过去是毛泽东“错误认为”，新版则删去了“错误”二字，只留“认为”。

高伐林先生比较说：过去对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国人群情激愤，但日本的教科书并非统颁教材，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这一种，据称采用率才千分之四（数字可能不准，不同的年份，可能数字也有变化）。而中国修改“部编本教材”，覆盖面百分之百！这种修改行径，难道我们无动于衷？

高伐林先生还引述了万維博客“南来客”刚贴出的《【七绝】闻新版历史教科书删文革》： 风气方开一代先，敢教文革化青烟。天朝新版春秋史，遍数功德少十年。

正如高伐林先生所说，“南方客”写得真好。

在习近平登基之后的五年时间里，围绕习近平图谋否定邓小平对“文革“之否定的相关介绍和评论，散见于笔者在本专栏的二十多篇文章里，主要有：《重评“文革”习近平蓄谋已久》，《习近平的“文革”复辟先从政治局会议开始》，《人民日报只想告诉人们：习近平为何不准拿文革“说事”！》，《司马南：从薄熙来知己到习近平知音》，《李慎明和他的前主子都曾是人类浩劫的受益者》，《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在当今中共官场占了很大比例》，《“习氏宪法”将恢复全国人大是党的从属机构的“文革宪法”内容？》，《习仲勋当年最坚决否定的正是习近平如今最积极确立的》，《蔡奇、李鸿忠谁更象“林副主席”再世？》，《习近平不准“拿党史和国史说事”否定的正是自己的父亲》，《习近平用人为何对“黑五类”情有独钟“？》，《习近平用新党章回归毛泽东否定邓小平》，《习近平为何不准“拿党史和国史说事”？》，《不准拿党史“说事”，只是因为党史太见不得人》，《不准拿党史“说事”，只是因为党史太丑恶》，《毛家帮果真绑架了习近平》，《习近平加持令毛左势力有恃无恐》，《王伟光重提阶级斗争将获习近平政治犒赏？》，《为了政权的“固化”，习近平必须“圣化”毛泽东》，《中南海里的“仇将恩报”》等等。

在《重评“文革”习近平蓄谋已久蓄谋已久》和《人民日报只想告诉人们：习近平为何不准拿文革“说事”！》两篇文章里，笔者引述了在美国发行的《世界日报》的社论内容，该文针对中国大陆“民间“歌颂文革的荒诞现象抨击说：：对文革的追捧和正面评价，在大陆一直有深厚土壤和市场。但是下面的土壤没有上面的播种施肥，不可能长出苗子来。

近年中共高层对文革态度，较邓小平时代暧昧，特别是习近平上任后。虽然中共中央没有否定1981年中共11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习近平对中共“前后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之说，为另类解释“决议”提供了广阔空间。习近平将文革等灾难称为“探索性的失误”，言下之意，那不是制度问题，只是政策失误而已。

“上有钟情，下有土壤”，一语中的，标题即是社论主题的简练而又精确的概括！

该社论的最后一段说：文革会不会卷土重来，或文革是否再次发生，都是假命题。文革不是不会再次到来，在中国政治和生活中，文革其实一直没有消失和停顿过，只是烈度与方式有程度的不同而已。大陆目前的“文革热”，不是个别人士或小圈子的事，也不是今天才冒出来，它是中共制度与文化的必然和永续产品。在现今习近平高度集权和重整朝纲的当口，文革遗风只会滋长，几乎没有消停的可能。

所以，问题症结不是因为“下有土壤”，而是因为“上有钟情”。德国至今尚有纳粹的“土壤”，但就是因为制度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制度了，所以德国的“司马南”、“孔庆东”之流若敢公开活动，轻则身败名裂，重则法律制裁！

而如今的中共历史教科书之所以要对“文革“进行轻描淡写，并把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行为，用胡平先生的话说是把贬义词换成中性词，毫无疑问是奉旨行事。对此，网传曾经与孔庆东一起被薄煕来“包养”，薄熙来倒后移民美国的“高级五毛”司马南早有预见，此人曾说：“有人用‘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不叫反思，而是反攻倒算”。

司马南在两年前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对于您提到毛泽东的错误问题，习近平十八大接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之后，有一个新说法，或许能够回答您。他讲，前后30年不能相互否定。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平常，事实上很重要。它表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建国之后全部历史一个总的态度。这个很著名的论断建立在前后30年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这个基础之上。

司马南所说的是，五年前的2013年1月5日，登基才两月时间的习近平即训示说：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下篇文章里，笔者将着重分析习近平是否，何时会出台一部关于历史问题的新“决议“来取代、否定邓小平当年的旧”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