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饼案」中的媒体和倡议失衡：社会抗争的叙事，出现了什么问题？
作者：程盼、赵坷心
英文简略版：On the Unbalanced Coverage of the XueBing Case 此前发布于 Made in China Journal，此为中文版。
2024年6月14日，在被任意羁押近1000天后，中国女权行动者/独立记者黄雪琴和劳工行动者王建兵两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亦称“雪饼案”）终于宣判。其中，黄雪琴被判处5年刑期，王建兵被判3年6个月刑期。雪饼两人近年来在广州组织定期聚会和深耕催化行动者社群，试图重建多年来被打压的公民社会网络。该努力被当局视为潜在的重要威胁。对两人的突然抓捕，既是中国政府针对曾经极为活跃的广州公民社会另一次重大的政治打压，同时也彰显了当局的打压重点向民间地下社群网络的转移。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注意到，在针对“雪饼案”的媒体报道和社会倡议中，存在明显的报道失衡和偏向，并没有真实反映该人权案件的政治意义和两人对于社会运动的贡献。我们选取了20篇主要的外文原创报道[1]，其中12篇有直接与声援团队的采访，另外8篇为原创的资讯整合或引用公开声明等撰写的报道。
我们发现其中没有一家媒体在标题及题图同时提及黄雪琴和王建兵，尽管两人在本案中是共同被告。深入分析报道内容显示，全部媒体均倾向女权行动者黄雪琴的报道，其中有近12篇没有提及除王建兵刑期资讯以外的任何内容——王建兵的名字只是被“顺带”提及；而在覆盖两人的报道中，雪琴相关内容所占篇幅也远多于建兵（平均三倍以上）。
而纵观标题和内容，媒体的关注重点也大量聚焦在雪琴本人推进中国#MeToo运动的经历上，而非两人真正被起诉和控罪的重要因素——言论自由和组织聚会等，其中甚至有4家外文媒体对此完全没有提及，而多数媒体也仅是一笔带过，没有展开论述。对雪饼案报道的失衡令人沮丧而有失尊重，因为其呈现了对中国行动者的社会反抗和贡献的简单化。尽管本文分析对象为外文报道，但中文媒体也没有做得更好。另外，这一明显的不平衡关注，同样也存在于一些民间自发的声援行动中。
谁是雪饼？雪饼案因何而起？
“雪饼”即指代黄雪琴和王建兵（昵称“建兵”）两人。2021年9月19日，两人在王建兵家中被广州警方带走，并被单独关押，随后传出两人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黄雪琴为知名的女权行动者和独立记者，曾因推动北航罗茜茜被导师性骚扰一案而掀起中国#MeToo运动浪潮而为人所知，此外亦因撰写了香港“反送中”运动的观察而被警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三个月之久[2]。
王建兵则是一名极为低调的资深公益人和劳工行动者。自大学毕业后，他投身公益行业，早期在西北偏远地区从事农村发展、儿童教育等工作，后来到广州从事社会组织培育和残障社群赋能工作。2018年起，建兵开始从事相对敏感且边缘的职业病工人的权益倡导和社群工作。
被捕前，雪饼两人在广州行动者社群中积极组织定期聚会，试图重建多年来被打压的公民社会网络。历经多次的政治打压，曾经活跃的广州公民社会社群转向沉寂、行动者被孤立和原子化，雪饼所组织的聚会正是希望打破这一困顿局势，为年轻行动者建立一个安全空间，重新聚拢志同道合的伙伴。
然而，也正因为两人的努力重燃了社群的活力和行动，警方对此颇为关注。从公开的起诉书及判决书中可以清楚看到，雪饼两人所组织的聚会被罗织为“非暴力运动[3]”的尝试，两人在日常社交平台和聚会中的言论表达则被定性为具有“煽动”意图。尽管这一聚会并未涉及明确的政治反对，但其凝聚的社群网络及其衍生的社会批判，显然令当局将其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失衡报道中对两人社运贡献的忽略
如前所述，雪饼被恶意重判的一个关键政治因素是两人在广州组织的每周聚会。这一长期的聚会，既是对逼仄的政治空间的一种间接回应，也是当下一种新形态的社会反抗策略。然而这一重要细节被诸多报道所遗漏，显然是对雪饼两人在重建行动社群方面的努力的忽视和缺乏尊重，同时也是社会反抗记录的重大缺失。
被罪化的每周聚会是由王建兵发起，后来由雪饼两人及另一同案人员共同组织[4]。在亲身目睹了过去十年民间社会空间缩小和恶化的变化后，王建兵意识到创建一个新的“公共”空间的必要性——行动者间可以在困难时期相互支持，探索新的联结和行动范式。因此，他在自己的客厅里开始了每周的聚会，讨论内容从社会议题到学术探讨、从社群能力建设到桌游娱乐，都是从参与伙伴本身的需求出发。他也尝试将这一做法用来组织尘肺病工人社群。
王建兵将聚会取名为“夜航船”，蕴指在夜里摸黑航行的行动者可以在相互扶持下找到前进的方向和力量——这也是建兵和雪琴共同的愿景。聚会前后，建兵会忙上忙下为聚会伙伴提供水果、零食和茶水等，并在事后清理；聚会中，建兵则转为协作者，尽力让每一个伙伴都有机会表达和倾诉自己的困惑或想法，雪琴则多参与主题策划和讨论等。这种长期的支持和社群建设，对于重新凝聚原子化的个体行动者和碎片化的中国民间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更加地下化的行动策略，同样可以在2022年末反疫情封控的“白纸抗议”中看到，被政府针对的抗议者多具有丰富的地下支持网络。而据“释放雪饼”声援团队表示，尽管在受访时和公开平台均有向多个媒体强调被罪化的聚会，但这一关键事实似乎甚少出现在这些媒体的报导中。
撇开对王建兵在劳工行动等的报道缺失不谈，关于黄雪琴的绝大多数报道也仅是集中在她在中国#MeToo运动中的参与和贡献上，而忽视了她本人推动民间社会的行动——这包括她在“夜航船”聚会中的核心角色，以及组织行动者社群能力建设（如“十堂课”工作坊[5]）等努力。然而，在不少报导中雪琴在#MeToo运动的参与被单一描绘成政府检控她的核心原因，致使有读者或团体甚至误以为其本次入狱是因#MeToo而起[6]。这显然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符。失衡报道显然不仅令公众对此案产生片面的严重误解，更是对她在行动社群培育上更广泛贡献的忽视。
对低调和幕后行动价值的轻视
这样的失衡结果，阻碍了公众对社会反抗的多面性理解，揭示了社运报道中更深层次的报道伦理问题。对社会反抗的简单化处理以及偏重知名行动者/事迹的叙事方式，予人一种低调的草根行动仅是高调行为的补充或者不如其重要的感觉，造成对幕后工作价值的贬低。
在雪饼案中，尽管低调，王建兵在社群组织中的重要性却不容被忽视。他在组织每周聚会方面所做的努力，恰恰展示了那些支撑社会运动的、往往不为人知的劳动和关怀工作（care work/reproductive labor)。而这些幕后工作为更广泛、更可见的社会行动奠定了基础。然而，主流论述对王建兵关键贡献的忽视，不仅映射了对草根社群组织努力的忽视，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厌女性（misogyny）”偏见和父权制规范，即贬低社会运动中关怀劳动的价值，无论性别如何。必须澄清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社运中的关怀劳动仅由女性承担。相反，这凸显了报道在仅仅强调 #MeToo运动的同时，却无意中复制了这些运动所要挑战的父权规范。
低调不应成为阻碍行动者获得社会肯定和尊重的借口。然而，缺乏平衡的社会报道延续了只有高调/知名行动者才值得认可的主流叙事。讽刺的是，这一现象也与媒体想要实现的社会公义目标相悖——抗衡威权政府对社会抗争有罪化的贬低论述，凸显被不公正审判的行动者的价值和贡献。这一现象显然不局限于雪饼案：大量的社会反抗难以被看见，尤其是针对女性抗争者或关注劳工、残障等边缘议题的行动者等；甚至，高调行动也常常掩盖了不太显眼的行动者所做的重要幕后工作。这一文化同样造成了，只有那些获得媒体关注的行动者才会被视为是重要的，而作为社会运动的支柱——至关重要的草根反抗——则在论述中被边缘。
声援行动中的身份政治
额外地，我们注意到在针对雪饼案的声援行动中，同样存在倡议失衡的现象。一些海外声援活动仅关注黄雪琴在#MeToo运动中的参与，而忽略了劳工行动者王建兵作为同案人的存在。尽管这些声援行动试图强调当局对#MeToo运动的打压，并借此推进女权议题的倡导，但王建兵本人在支持性骚扰幸存者的实践——尽管极为低调——却未被纳入声援行动的内容。这一以性别身份为主导的政治动员，无形当中既简单化了雪饼案的本质，同时亦令案件中的其他交叉性被忽视。作为运动的观察者和雪饼案的支持者，我们认为这一声援取向的伦理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无意去弱化身份政治作为一些社会动员的重要方式，相反，我们肯定其比如在#MeToo运动中的重要性。然而，雪饼案中一些来自女权社群的失衡倡导，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重要问题：过于强调（性别）身份政治而忽视其他交叉性的声援团结，是否是真的团结（solidarity）以及是和谁的团结？雪饼案中，外界声援对于性别身份的单一关注，不仅造成了一定的案件误解，也让其中更为微妙的幕后关怀劳动、以及更边缘的劳工议题被掩盖——这不单是因为这些议题长期缺乏影响力，也与倡议者的身份政治论述取向息息相关。过于聚焦单一身份政治的盲区，往往是对其他更为边缘的交叉身份/议题的选择性忽略。
作为倡导者，在当局针对人权捍卫者的持续打压中——无论是女权主义者还是劳工活动家——都可以看到：对一个人的打压便是对所有人的打压。当事件本身具有明显的多元和交叉性（多数如此）时，只放大某种身分，是否会形成新的议题等级（hierarchy）？我们认为，当声援倡议选择优先考虑某些身份而非其他身份时，如果未审视交叉性背后共同的结构性不公，或会在无形中继续边缘化其他身份、个体以及议题，不利于声援行动的团结。声援团结应当是对共同压迫结构的回击，尽管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不应当有议题上的认知争夺和议程竞争。不同议题倡导本身并非一定互斥。善于借用事件推行自身议程，当然是社会倡导者推动社会改变的重要工具，但我们必须避免边缘化或忽视其他群体/议题，乃至幕后工作。
反思媒体和社会倡议的角色
尽管报道失衡本身的问题显而易见，有读者可能会倾向于将媒体缺乏对王建兵和定期聚会的报道归因于其经历的低调和公开信息的匮乏。然而，首先要指出的是，理解社会事件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本身就应该是媒体和社会倡导者该有的职责，以对抗权力者对于社会反抗的简单化甚至谬误式的论述。其次，本文反思社运报道中的结构性忽视，正是希望指出，作为媒体和倡导者要做的不是去固化这样的不平衡（尽管无意如此，但是偏向性的报道和倡议仍然间接地强化了这一困境），而应是去挑战社会当下的畸形价值体系。社会正义的实现不仅是推动对具体议题的改善或关注度，同样也包括对隐性结构和主流论述的反思和重构。
诚然，我们能理解媒体在处理雪饼案中呈现的偏向性：基于黄雪琴的知名度和#MeToo议题的广泛认受性，相较于挖掘王建兵故事的难度和建立聚会叙事的复杂性，显然侧重黄雪琴的故事更容易用于向读者传递中国政府对于人权捍卫者的迫害现状，也是一个更为省力的采编角度。然而，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报道模式，至少从行动者角度而言，却不利于呈现完整的抗争叙事。一方面，这样的报道模式只会简单化、工具化中国具体的社会抗争，以引导、迎合或强化相应读者对于中国政治的想象。
另一方面，这也会令媒体作为社会监督和公众教育工具的功能存疑。雪饼案尤为明显，其重要性绝非止于ta们所关心的女权和劳工权益，而在于两人所传递出来的新的组织策略——建立紧密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地下支持社群，践行社群赋能。然而，大量主流、颇具影响力媒体对于两人深耕公民社会网络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显然是在社会反抗记录中的一个重大损失。
讨论雪饼案中的报道失衡，并非要否认媒体和声援倡议对两人乃至更广泛中国人权社群的支持和影响（事实上，此刻的社会反抗更加需要坚守的、严谨的媒体关注和倡议），而是希望指出这一失衡现象正是当下社会结构性不平等的缩影。对雪饼案核心政治讨论的缺失、对幕后低调行动价值的轻视，以及由身份政治主导的声援倡议，皆无法完整刻画出中国社会反抗的面貌。此外，对媒体教育角色的重申，亦是希望媒体的记录可以成为未来社会反抗的借鉴资源。
我们理解，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下，媒体报道取向仍然受到诸多关于市场版面、政治等因素影响。本文作为一个反思的引子，呼吁在媒体和声援倡议上增加对多元行动者群体的平衡关注，无论是否知名或具可见度的贡献，这都将有助于未来推动一个更具包容性和进步性的社会运动。
注释：
本文选取报道主要针对外文媒体，没有将中文报道纳入讨论，考虑到中文报道（主要为香港和台湾媒体）基本都以“炒稿”或非纯原创为主，没有直接进行采访报道，其在雪饼报道方面易受到其他主要媒体报道的影响。在选取的20篇原创外文报道中，基本都是各地区或相对主流的国际媒体的原创报道，其他未列入的外文媒体多直接或间接引自上述提到的报道，从代表性上考虑故没有单独列入进行讨论。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本文讨论对象为外文媒体，中文媒体在针对雪饼两人内容比例和案件关注方面上，同样存在本文讨论的相关问题。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为一项常被中国政府用来打压人权捍卫者的强制手段，当事人被秘密单独关押和酷刑审讯，无法会见律师和家人。联合国专家认为该行为严重违反人权规范，等同于“强迫失踪”。
非暴力运动”这一概念一直被中国政府视为“颜色革命”的代名词，政府对此敌意极强。
据起诉书载明，聚会组织者共三人包括另一陈某，该当事人被另案处理。
“十堂课”工作坊是黄雪琴在被捕前一年、开展的针对年轻人的线上课程，邀请学者/行动者分享和讨论国内和海外社会事件。
存在的误解在不同平台和线下均存在，此为一些在推特上的例子：x.com/ivorytowerjour...; x.com/KrauseForIowa/...; x.com/MattLupoli1/st...; x.com/captain_seo_/s...; x.com/craigjcalhoun/...; x.com/behlihyi/statu...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