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与沙文主义
历史学家与沙文主义
拉玛钱德拉·古哈/文
王立秋/译
译自Ramachandra Guha, “The Historian and Chauvinism”, The India Forum, https://www.theindiaforum.in/article/historian-and-chauvinism。翻译得到作者许可。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请标明相关信息，请勿作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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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在实践他们的技艺的时候，必须警惕他们的学科的，或方法、认同和意识形态的沙文主义。
人倾向于极端依附他们的家族、他们的种姓、他们的村落、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民族。这种对自己的个人的、或政治的圈子的过大的忠诚，就是“沙文主义”。号称客观的学者也可能是沙文主义者。这肯定适用于历史学家，他们在追寻关于过去的真理的时候，也可能为对他们继承的框架的过度忠诚所限。
印度历史学家特别倾向于学科的沙文主义，即这样一种狭隘的信念：只有有历史学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人，才能教、或实践历史学。这是一个我乐于抵抗的教条，因为我上一次正式学习历史学，还是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高中主修科学，本科和硕士学的是经济学，博士读的是社会学。通过一连串的意外，我才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所幸，我也不孤单。研究古代印度的大历史学家达蒙达尔·达尔马难陀·高善必就是一名科班数学家。研究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印度的大历史学家桑贾伊·萨布拉马尼亚姆拿的学位，都是经济学的。
要成为一名职业历史学家，接受历史学的高阶训练不是不必须的。必须的是对历史学实践的学习，或者说自学。你必须学会做原创的研究。你必须学会找别人没看过的文献。你必须学会以令人信服的、有趣的方式来打造你的叙事。但你不必有历史学的学位。
“科班”历史学家
在印度的大学中，学科的沙文主义以多种形式出现，在那里，院系之间的边界严格的不可思议，它们是按最古怪、最老式的方式来界定的。不同学科的教师在职业上几乎没有任何往来，而且，在我们的大学中，也不鼓励、并且经常禁止学生选修其他院系的课程。
……我们需要抵抗的第一种形式的智识的沙文主义，是学科归属的沙文主义。
那些有历史学的硕士和博士学问的人，也没有机会和其他学科的老师一起学习。这是一种耻辱。因为历史学是一门包容性很强的社会科学，的确也是一门综合的社会科学。你可以在历史学的基础上，从政治学和社会学学习。你也可以在社会学的基础上，从政治学和历史学学习。所以，我们需要抵抗的第一种形式的智识沙文主义，就是学科归属的沙文主义。
伟大的生于英国的印度人，J.B.S.哈尔登曾写道，
我认为这是可欲的：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主要研究，应该在他或她没拿过学位的科目中完成。要拿学位，你得以鹦鹉学舌的方式学习大量的事实和理论……要在一个你为了在考试中获得一等荣誉的科目中做高度原创的工作是很难的。
哈尔登是上个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生物学家之一，但他自己拿的，却是数学和古典学的学位。然而，使他相信，最好的、也往往是最具原创性的工作来自于一种学科间的或跨学科的视角的，并不只是他自己的经验。班加罗尔的国家生物科学中心(NCBS)可以说，继承了哈尔登的遗产。它也许是印度最好的研究中心，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都如此。NCBS的许多科学家原本受的，是工学或物理学（甚或计算机科学）的训练，他们是后来，才转向学科意义上的“生物学”的。在NCBS，个体的学者不是学科沙文主义者，他们的研究大多也是与其他学科的科学家合作进行的。不幸的是，我们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院系对这个模型深恶痛绝，它们倾向于在狭隘的、院系的井里工作。话虽如此，个体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工作中，也必须力图超越、跳出、克服和战胜教条式的学科归属的沙文主义。
兼收并蓄的方法
长期困扰印度的历史书写的，第二种形式的沙文主义，是方法的沙文主义。如今，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经验学科。它不是建立在个人的意见、或咖啡馆里的谈话、或你在社交媒体上读到的东西的基础上的。相反，历史-书写以对一手的、未出版的材料的研究为基础。不过，虽然这些材料种类繁多，职业的历史教学，还是偏爱使用特定种类的史料。因此，现代印度的历史学家一度被告知，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文件上。就像他们的老师教导他们的那样，这些历史学家跑去邦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帝国档案馆，在那里研究内政部门、警务部门、商务部门和财政部门的记录。因此，对现代印度的历史学家来说，国家生成的文件，也就变成了主要的、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史料。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历史学家开始涉猎更多的史料了。一些历史学家创新地发掘政客和社会改革家的个人文件；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开始了口述史的研究，对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或参与者进行访谈。这样的拓展深受欢迎，也是早就应该有的了。因为历史，用传奇的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喜欢的术语来说，是一种拼拼凑凑(bricolage)。和房屋一样，历史作品，是从不同种类的材料拼凑而来的。你不可能只用砖就把房子盖起来，你还需要石灰，你还需要水，你还需要木材。类似地，最稳健、经常也是最吸引人的历史-书写，就是使用多样的史料的那种。
尽管我本人也搜查过国家档案馆和私人文件收藏——也做过一些访谈——但给我最大快乐的研究，是阅读过去的刊物。两位在我职业初期给我帮助最大的历史学家提醒我注意报刊史料之丰富。一位，是孟加拉博学家，桑亚尔(Hiteshranjan Sanyal)，他就在我当时在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房间隔壁的房间工作。另一位，是学者-活动家舍卡尔·帕塔克(Shekhar Pathak)，他在奈尼塔尔的库毛恩大学教书。桑亚尔用孟加拉小镇的报纸，来写关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梅迪尼普尔农民的民族主义的著作。而写过一篇关于库毛恩民众反强制劳动运动的前沿论文的帕塔克，则大量地使用了阿尔莫拉和奈尼塔尔出版的印地语报纸。
当时，我正在研究与库毛恩西部毗邻的北阿坎德邦的加尔瓦尔的农民抗议的起源。在桑亚尔和帕塔克的启发下，我准备找一份当地的报纸，来看看它的过刊能不能给我一些政府档案不能给我的洞见。我在我的老家，德拉敦，找到了一份报纸。这份报纸叫做《Yugvani》，由一个名叫阿查亚·戈普什瓦尔·纳莱茵·科提亚尔(Acharya Gopeshwar Narain Kothiyal)的甘地主义者创办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阿查亚在退出印度运动中进了监狱；在刑满释放后，他在德拉敦定居下来，创办了一份致力于宣扬自由斗争理想的报纸。
《Yugvani》的过刊，被细心地收录于小镇钟楼旁的报社办公室里，事实证明，这些过刊对我的研究来说简直是无价之宝。从这些过刊中，我搜集到许多关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农民运动、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抱树运动的许多新的事实。一个额外的快乐，是《Yugvani》的经营者就在隔壁的房间工作。每天他都会叫我过去喝两三次茶，在那里，我会告诉他我发现了什么，而他则会沉思一阵，然后告诉我的我发现的东西的语境。
通过研究过去的报纸，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理解过去的无名的农民的行动。对著名的、有影响力的个体的行动来说也如此。在为甘地写传记的时候，我查询了数十个政府档案，并阅读了数千份手写的私人书信。同时，我也检阅了德班、约翰内斯堡、伦敦、孟买、艾哈迈达巴德、德里、纽约和加尔各答（等地）发行的一系列的报刊。这些报刊发表的报道、社论、书信和漫画本补充了（有时也反驳了）我在政府记录和手稿收藏中发现的关于甘地的材料。
认同的偏见
历史学家易于遭受的第三种形式的沙文主义，是认同的沙文主义。和其他人一样，历史学家的看法，也为他们的性别、阶级、宗教、地区和民族所塑造和影响。男人会以一种特定的，不同于女人的方式看待世界。卡纳迪加人看世界的方式也不同于泰米尔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高韦里（河）之争。达利特人看世界的方式和婆罗门不一样。阿根廷人看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方式也和英国人不一样。
在印度，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历史学家也会把他们自己的个人认同，带入他们的职业工作。因此，在北卡纳达出生的历史学家会写北卡纳达，泰米尔历史学家会写泰米尔人。我有一个朋友喜欢开玩笑说，他是唯一一个不写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研究现代印度的孟加拉历史学家。他本人选择写的，是马哈拉施特拉邦，以及西印度的历史。
不是每个人都会选择效仿我这个朋友。不过，就算你写你自己所属的人群，也不要只从他们的视角来写他们。所以，即便你是写婆罗门的婆罗门历史学家，你也应该使试着理解和你研究的婆罗门互动的（有时甚至被你研究的婆罗门压迫的）达利特人或其他落后阶级(OBCs)或穆斯林或基督徒的视角。如果你写自己所在的地区，那么，通过比较的视角来做你的研究吧，以关于北边、南边、西边和东边的地区的研究为背景来研究它。要是你是男人，那么，请严肃地关注女人的生活和斗争（长期以来，男性历史学家绝对没有这么做过）。
传统上，主导历史书写的，是上层种姓的男性，这当然，需要被质疑和挑战。你也需要达利特人、和女人来写作历史。同时，这点也很重要：高种姓出身的历史学家应该超越他们的特权认同，获得诗人济慈所谓的“否定的能力”，即同情不同的视角或观点的能力。因为，历史学家决不能成为他或她的认同的囚徒。历史的真理决定性地取决于历史学家在超越认同的沙文主义上取得的成功。
作为爱国者的历史学家
我已经说到了种姓的、性别的、和语言的沙文主义。还有民族的沙文主义。我本人来自一个教师、公务员和社工家庭，并且从小就是一个爱国的印度人。的确，我早年的岁月，是在1962年、1985年、和1971年战争的阴影下度过的。我是在印度军事学院的校园边上长大的，在那里受训练的军官经常荷枪实弹地在我家门前路过。白天，附近萨尔萨万基地的战斗机呼啸而过，在天上留下白色的烟雾尾迹。夜晚，我母亲会关上已经用纸版遮住的窗子，这样，巴基斯坦的飞行员就不知道我们村子里有人了。我们一日三餐都是配给、短缺的，我们的饭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黑市才有卖的酵母。
这就是我爱国的，或者说，的确，超级-爱国的童年。许多年后，在写关于甘地之后的印度的那本书的时候，我不得不面对——这一次，是以一名学者的身份——我们与中国、和与巴基斯坦的争端了。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在涉及我们的西部边界（在拉达克）的时候，印度比中国更有理，但在涉及东部边界（在阿鲁纳恰尔）的时候，中国事实上比我们更占理。这是客观的历史真相，这也是为什么冲突会发生和持续存在（因为双方都没有认识到对方可能有理）。
至于巴基斯坦，以及我们和这个国家关于克什米尔的争端，在这里，历史记录也不是完全有利于我们的。1947年与印度结盟的统治者是印度教徒，但他的臣民大多数是穆斯林。在纳瓦布加入巴基斯坦的时候，萨达尔·帕特尔在朱纳加德（那里的统治者是穆斯林而臣民是印度教徒）搞了一次公投。但在克什米尔，印度并没有搞公投。但同时，巴基斯坦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它在1947年和1965年通过侵略挑起了战争，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直往这边输送吉哈德分子，用武力而不是外交来以有利于他们的方式解决争端。
作为一个从来不知道贫困或歧视为何物的上层种姓出身的男人，我会发现，自己很难理解女人和达利特人的斗争。类似地，作为一个爱国的印度人，我本能地对巴基斯坦和中国抱有偏见。但是，在我的书中，我试图按我想的，学者应该做的那样，来写我们的边界争端。我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点，要留给其他人来判断。在《甘地之后的印度》出版后不久，一份德里周报做了这样一个题为《古哈说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论证不是万无一失的》的访谈。几天后，巴基斯坦媒体有报道说（这里我是凭记忆来引用的），“印度历史学家说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不占理”。事实上，正如我已经在访谈和书中澄清的那样，尽管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论证不是万无一失的，但巴基斯坦方面的论证，同样也不是万无一失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场冲突会如此地激烈而持久。
持党证的历史学家
如果历史学家要实现任何形式的，对真理的接近的话，那么，她就必须努力超越学科的沙文主义、方法的沙文主义、和认同的沙文主义。不过，她还必须与第四种沙文主义，也即，意识形态的沙文主义保持距离。众所周知，乔治·奥威尔评论过，“一个作家，决不能成为某个政党的忠实成员”。我会进一步坚持“一个作家，也决不能成为某个政党的不忠实的成员”。当然，作家和学者也有它们自己的看法和偏见。但他们决不能通过加入某个政党，而在自己的独立性、自己的正直、自己的智力妥协。
请允许我以个人的轶事的方式，来说明这点。我博士阶段的研究，是在加尔各答做的，主导加尔各答的智识生活的，是以各种方式，忠于印度共产党(CPI)，CPI（马克思主义）、CPI[毛主义]和CPI[马列][CPI(ML)]的学者。在早早判断那个党派归属成问题，但又受周围环境的影响的情况下，我开始把自己描述为“无党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接着，在一次去德里做研究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位出色的，刚从剑桥回来的，名叫巴苏德维·(罗比·)查特吉的历史学家。罗比当时三十岁出头；但我还是比他年轻很多。在我告诉他我的政治态度的时候，他指出，我完全抛弃了对特定意识形态或学说的忠诚。或者说，抛弃了我的学术抱负，而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活动注意上。他说，如果我想严肃地追求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我应该加入公会或农民组织或为革命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如果我想的话——砍几个地主的头，或刺杀几个资本家。至少那样，我就忠于我的政治信念了。
而另一方面，如果我想做一名学者的话，罗比·查特吉说，那么，我就应该停止把自己称作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事先投身某个特殊的意识形态立场，是做原创研究的反题。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历史分析的框架；但是，因为过于把注意力集中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上，马克思主义者提供的，是一种片面的、研究过去的看法。其他进路会更关注在人类历史上同样重要的，文化和宗教的力量。至于环境的因素，也被（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完全忽视了。
历史学家也有和他或她的个人认同一样，不可能被完全压抑的信念和偏见。但我们必须持续地意识到这些信念和偏见，并努力地限制它们，不让它们影响我们的工作。
罗比·查特吉问我，你为什么要事先让自己受限于一个单一的框架或思想家呢？人类的历史是多面的、多色的；为理解它，我们需要许多的工具和进路。无论如何，我可以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取我所需；但你也需要向韦伯主义者，向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家学习。查特吉说，最重要的是，你必须从档案找线索，档案本身就会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使先前的荒谬的猜想和理论失效。让你的一手研究来指导你的结论，查特吉建议说；让你的分析来决定哪些概念、哪些思想家最适于解决你的具体的问题。他的论证令人信服，于是我不再自称马克思主义者。
在大约三十年后，回顾那次对话的时候，我认为，罗比·查特吉可能受到了他自己身为青年历史学家的经验的影响。在印度学习的时候，他的老师是马克思主义者，后者总是教条地告诉他，“经济基础”永远决定了“上层建筑”，经济永远比文化更重要。而在英国学习的时候，他遇到了其他马克思主义的教授，后者在自己的国家要求更多的民主，却又洗白了斯大林和列宁在他们真实的父国，苏俄的罪行。同时，他还读到了伟大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比如说，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斐弗尔的作品，他们对过去的好奇，并没有受他们持有的，关于当下的偏见的污染，并且，他们（和他们英国的狭隘的同事一样）大量地援引其他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
当然，你可以，在卡尔·马克思的启发下，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人阶级上。但是，你不一定非得成为只把自己的框架建立在马克思的著作或马克思主义的正典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类似地，研究达利特人和他们的斗争的学者，也不会把他们的分析范围，限于B.R.安倍卡。（众所周知，晚年，马克思也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毫不怀疑要是安倍卡还在的话，他也会疲惫地说：“我不是安倍卡主义者”。）
超越沙文主义
历史学家，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也有关于他们的城市、邦、和国家的事务的看法。我们都希望世界朝我们选择的方向运动。不过，尽管意识形态的导向是不可避免的，但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却是成问题的，而在我看来，具体的党派归属，对作家或学者来说，是灾难性的。
与有智力的，看法与我们相反或有分歧的人打交道，可以是很有教育意义的经验。
历史学家也有和他或她的个人认同一样，不可能被完全抑制的信念和偏见。但我们必须持续地意识到这些信念和偏见，并力图限制它们，不让它们影响我们的工作。在这里，看看或听听“另一边”是怎么说的，是有帮助的。就像身为男人，我必须学着同情地写女人；身为中左派，我必须永远注意右翼的、有智力的作家说了什么一样。无论何时，只要我在英国，我都会刻意读一读《观察家》，和《新政治家》不一样，《观察家》不会单纯地肯定我关于世界正在去往何处的知觉，也会提供一些关于莫迪、川普、退欧、全球化和类似问题的另类见解（要是印度也有一份撰稿者以比得上《经济和政治周刊》的智力和优雅写作的右翼期刊的话，我肯定比现在读《经济与政治周刊》更热烈地去读它）。与有智力的，看法与我们相反或有分歧的人打交道，可以是很有教育意义的经验。
在他或她的职业工作中，历史学家决不能为对种姓、宗教、民族（国籍）或意识形态的忠诚所限制。在他或她的个人行为中，他或她有时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或保护自己的认同。如果他或她看到自己种姓的人受歧视，那么，他或她会起来抗议。如果他或她看到自己喜爱的圣地损坏或被忽视的时候，他或她会筹资修复它。而尽管在评估国际关系史的时候，你必须忘记自己的护照的颜色，但在你的国家受到别国袭击的时候，历史学家心中的爱国者会强迫自己武装起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就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并在二战中被纳粹杀害了。不过，在这两次冲突之间，布洛赫写了许多有意识地超越了我谈到的那些沙文主义的书和论文。
在努力写作非沙文主义或反沙文主义的历史的时候，学者们可以从一位一眼看上去不太可能是权威的权威人物那里寻找灵感，这个人就是圣雄甘地。与其他民族运动的圣像——比如说奥罗宾多、尼赫鲁、和拉贾吉——相比，甘地不是一个特别博学的人。他的阅读与其说广或深，不如说古怪。他读的书是宗教和伦理方向的，不是历史著作。不过，在甘地的著作中，却又一些有趣的，关于历史学家的技艺的反思。比如说，1930年，他区分了历史和深化这两个范畴。他说：“不过，对我们来说，《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不是历史著作，而是关于宗教的专论。或者说，如果我们称之为历史的话，那么，它们叙述的也是人的灵魂的历史；它们没有讲述数千年前发生了什么，而是描述了今天，在每个人的心中发生了什么。”
“身为历史学家，你能伪造整个穆斯林的历史吗？就算你能做到，你能使整个印度都忘记那段历史吗？你能逆转水的流向，使它往高处流吗？在英国人离开之后，就抹除与英国的关联的一切后果，这可能吗？”
甘地认识到，对历史学家来说，超越他们的民族的、或文化的偏见，不总是可能的。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期间，他建立了自己的大学，艾哈迈德巴德的古吉拉特大学。在1928年6月在该大学的演说中，甘地评论说：“教师应该思考，印度的历史可能是什么。写印度史的法国人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写印度的历史；英国人亦然。考察原始记录和研究印度境况的印度人当然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写它。你相信英国人对英法冲突的记述是绝对真实的吗？写它们的人可能写得正确，但他也是从自己的视点来写的。他只会写英国获胜的事件。我们一样。法国人也一样。”
甘地认识到这些偏见，并且不希望鼓励它们。因为他反对所有形式的思想与行动中的（也包括历史写作中的）沙文主义。如果印度教徒重写过去，以美化或放大他们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的话，那和莫卧儿人或英国人做这样的事情一样地不幸。在作家-政客K.M.门希把他的历史小说《Prithviballabh》寄给甘地的时候，甘地饶有兴趣地，同时又有些困惑地读了它。就像他质问门希的那样：
身为历史学家，你能伪造整个穆斯林的历史吗？就算你能做到这点，你能使整个印度忘记那段历史吗？你能逆转水的流向，让它往高处流吗？在英国人离开后，就抹除和英国的关联带来的一切后果，可能吗？
1945年3月，一个名为戈普·葛布克萨尼(Gope Gurbuxani)的通讯记者问甘地：“历史学家怎样才能最好地服务于他的国家，他怎样才能写出一部进步的印度史？”
对于这个问题，甘地的回答是：“他可以通过写作关于人民的真实而原创的历史来服务他的国家。如果有进步的话，那就描述进步；如果他发现的是衰落的话，那么，他就得记录衰落。”
在七十多年后，甘地的信条，依然有意义。历史学家使用的史料的范围越广，他的作品就越具原创性。他对事实（包括关于他自己的社群或民族的令人不快的事实）的压抑越少，他写的历史就越真实。
阅读历史
就像历史学必须是非-沙文主义者那样，历史的读者，也必须是非-沙文主义者。不幸的是，事实很少如此。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尼赫鲁大学的学生认为，关于现代印度的定论，出自于他们自己的比潘·钱德拉。现在，为人民党(BJP)投票的学生，也倾向于主要从V.D.萨瓦卡那些找线索，而忠于国大党第一家庭的人则相信，我们国家的历史的最好文献，是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这三人中，只有钱德拉是学者，而他的作品，也早就被其他不那么沙文主义的学者的著作取代了）。
……历史不是数学。甚至在基于最严格的研究的时候，甚至在以最开放的思想写就的时候，它也绝非完美的真理。它只是对真理的接近、或远离。
就像严肃的历史学家不能只依赖一种史料那样，讲究的历史读者，也不能只信任某个版本的历史、或某本书。对学习历史的学生来说，广泛地阅读，研究不同代际的人写的、不同论证的作品，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他或她才能在深入研究、和清晰论证的基础上，决定该相信哪个历史学家。或者更确切地说，该更不怀疑哪个历史学家。因为历史不是数学。甚至在基于最严格的研究的时候，甚至在以最开放的思想写就的时候，它也绝非完美的真理。它只是对真理的接近、或远离。
历史的教训
我想用历史学家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来为这篇文章做结：历史的教训是什么？为成为更好的总理或CEO，我们可以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学习什么？现在，就像我相信，历史学家必须避免党派归属那样，我也认为，他们必须避免给政府或公司提建议。想想那个还算著名的常春藤历史学家吧！他向小布什保证，在美国军队入侵伊拉克的时候，伊拉克人会拿着花来欢迎他们。我们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他们被（准确地）视为入侵者。现在，一个不受这个经验妨碍的学者，又手舞足蹈地要求美国总统（按实际存在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模型）建立一个历史顾问委员会了。
我自己的看法是，历史学家不应该给当权者递折子。历史学家从事的是教育、启蒙、讲述真相的工作；他们干的不是解决问题的事。当然，历史学家可以希望，他们的书，在学院外也有人读。人类，所有人类，都会对其他社会、其他时代好奇。从事任何职业的任何人都能够享受和欣赏一本技艺精湛的、行文优雅的历史著作。但就他们的职业行为而言，他们从里面读出什么东西，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主动帮助布什的历史学家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另一方面，奥巴马本人也读过许多历史学家写的，关于林肯的书，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在任命自己的幕僚和内阁的时候，在更广泛的行动中，他都应该采取一种比他的前任更兼顾两个党派的进路。因此，通过阅读论证精巧、研究严肃的历史作品，将军、总统、CEO或运动偶像是可以犯更少的错，和在他们选择的职业中更进一步的。但历史学家不能老想着要给这些大人物建议；他们也不应该告诉他们历史可以（据说）教给他们什么。
如果说，历史真有教训的话，那么，这个教训就是，不存在永恒的胜利者，也不存在永恒的失败者。希特勒说要建立一个千年帝国，但他的政权，在短短十二年后就倒台了。英国人把他们的帝国首都从加尔各答迁往德里，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会在这里做几个世纪的统治者。他们花了十八年的时间来建设他们的新首都（1911年至1929年），然而在又一个十八年后，他们就离开了印度。
这个教训既适用于个体，又适用于联合的实体。无论是帝国、国家还是公司，也无论是运动员、科学家还是政客，永恒的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是不存在的。我曾问一位孟买听众：“弗斯·库里恩、曼莫汉·辛格、拉坦·塔塔、和薩辛·坦都卡的共同点是什么？”他很快就给出了答案：这些个体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退休，因为他们不能设想一个他们不再顶点的时代。
历史的教训也适用于历史学家。因此，最后一种形式的，历史学家必须超越的沙文主义，是自负和自我膨胀的沙文主义。我的第一位智识导师，一位名叫C.S.文卡塔查(C.S. Venkatachar)的老公务员告诉我，“所有的历史作品都是临时的”，它们就是为了被超越而被写出的。而它们的确也都被超越了。无论历史学家是多么地为他或她刚出版的书而感到骄傲，他或她都应该知道，有一天，这本书也会让位给一位更不受学科的、方法的、意识形态的、和他或她的认同的沙文主义限制的历史学家写的，关于同一个主题的，一部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