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街上都需要勇氣】

十一國慶，重兵駐守，防暴警和速龍佔領了銅鑼灣，好好一個購物地帶，卻成為了警察樂園；所謂國慶，毫不喜慶，現場輪流舉起藍旗（集會或遊行屬違法，否則可能使用武力）和紫旗（叫喊口號有分裂國家意圖，可能被刑事檢控），警員輕率就圍起橙帶封鎖線，不問情由把記者和巿民堵在裏面。以武裝戒備威嚇港人愛國，可見一個政府的可憐可悲。

下午兩點幾在百德新街，大家還未知道警方的新玩法，但見幾乎每個防暴警的頭盔上，都多了一部360度全景攝錄機、腰間陀住一捲厚厚的橙帶，然後在毫無衝突，甚至連口號、標語都欠奉的平靜街頭，警方就用橙帶圍起了幾個方格，把記者推到一邊，巿民推到另外一邊。

穿上穿密碼圖案的男人

記者查證後獲准離開，隔離方格約五十個巿民呢？他們有大人有細路、有西裝友、有買了一個大袋零食的𡃁仔。人群中還有個男人，穿著一件黑Tee，上面暗藏「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密碼，那是國安法生效之後，在網絡瘋傳的一幅「心領神會」口號圖案。

足足一個小時之後，男人始獲放行。我上前問道：「警方對你怎樣了？」他生氣地說：「我自己一個人行街，咩人都唔識，他發了一張限聚令告票給我！一個人點犯法？」他手上拿著一個紙袋，剛在皇室堡買了條牛仔褲，單據仍在，「我show畀差人睇，佢照告。」我問男人，穿這件衣服上街，有沒有顧慮，他刻意扯起嗓門說：「朋友送㗎，我見幾靚咪著，我唔知有咩意思喎。」他嘴巴否認，但我們彼此意會，反正這是一個有口難言的時勢。

男人堅持他不會繳交罰款，「我寫硬抗辯書。」然後轉念之間，他聲音放軟，「冇希望了，香港冇希望了。我是香港人，在這裡大，但睇住佢一點一點被破壞，百般滋味在心頭，唔識講⋯⋯」

他為香港而哭，「去年六月開始已唔開心，至今喊過好多次。」今年中秋遇上十一國慶，男人說他最記掛香港的年輕人，「香港的後生仔，是被針對的一代，有能力就向外闖吧。我就會留低繼續生活，同你鬥長命，睇吓邊個死先。」

一個人犯了限聚令

另一個同樣被圍困的男人，胸前掛滿工作袋子，加一個長鏡頭相機。他的遭遇跟（暗號）男人一樣：「我自己一個，差人發限聚令告票畀我！」相機男是影片製作公司的攝影師，公司接一些媒體的外判拍攝工作，因此常常會到示威現場工作。他說，不過是上週9/22的事（警方修改警察通例中的記者定義生效前一日），那天他到知專設計學院對開，拍攝陳彥霖去世一周年的祭壇，當時亦被警員截查，「我show公司卡片和證明信件，解釋之後就獲放行。」但這天他展示同一樣的文件，卻遭警員發出限聚令告票。

相機男說，他跟警員說明只是自己一個人工作，卻不被理會，「差人話我犯了非法集結、犯了限聚令，我話我係freelance記者，但他們說我不是。」

什麼也不做已是最大抗爭

巿民上街抗爭愈來愈困難，大批武裝警員高度戒備，輕率地拉帶圍封，濫發限聚令告票，行人基本上動輒得咎，欲辯無從。零星有人嗌「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防暴警立即就舉起紫旗，兼用咪喊話，指口號有分裂國家意圖。於是整日在銅鑼灣，行人留連不得、舉標語不行，只餘有心人一邊急步快走一邊匆忙喊上幾句口號，終亦有大約五、六十名巿民在平靜街頭被拘捕，給帶上了警車。

連站在街上都需要無比勇氣，街上難見亦難分究竟誰是示威者，但總會在悶聲之中爆發出幾句口號，彼此和應，快閃地確認大家的存在。亦有一隊約二十人的FA team當值巡邏，直到晚上九點才離場。他們等車時遭警員截查身份證和核對急救證書，我問其中兩個僅十餘歲正念中學的女生，為何整日人咁少，他們仍然上場？少女說得意志堅定：「有警察，就有我哋。」另一女生補充：「有警察才要防止有人受傷。」

一星期前（9/22）警方突然修改警察通例中的記者定義，freelance記者（包括我）／學生媒體／大部份小型網媒一夜之間成為「不被認可」的記者。但昨日上場的記者卻似乎更多，碰口碰面，很多都是被DQ了的行家。現場氣氛如此平靜，只有被消失的示威者、被消失的示威活動，以及被消失的逛街自由，警方封鎖線拉得如此頻密，人人瞬間被圍困被限制出入，連以前經常要狂奔的畫面亦不復再，那記者十幾個鐘頭跟防暴一起逗留在銅鑼灣幾條大街上，究竟有咩好做？

當政權要拿新聞界來開刀，我們一眾被DQ的、（暫時）沒被DQ的記者，單單穿著反光衣站在街上，即使只是用眼睛觀察，即使看起來「冇咩好做」，都已經是一種最大抗爭。在國慶這一天，人民更多的自由失去，可見一個政權的可憐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