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2019|數位化的淺思

本來這篇打算叫做《碎片（三）》的，因為不知道起什麼名字的小文都歸於《碎片》名下。但看到《我們在Matters寫字》的提議，剛好在年末的這個節骨眼上，索性以「數位xx」為主題，給自己今年的閱讀和思考做一個粗略的小結。

起因是，昨天參加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發起人胡教授的講座。除了「事實」「真相」和「新聞」「民主」這些字眼外，期間亦多次提到「數位原住民」這個概念。又趕巧最近正在還債寫關於「知識付費」（pay for knowledge）和修改關於「反轉新聞」（reverse news）的文章，因此有了這個念頭。

關於數位化（数字化，digitization/digitalization），Wikipedia給出的解釋是：

數位化是指將信息轉換成數字（便於電腦處理，通常是二進位）格式的過程。  

在如今科技突飛猛進的媒介時代裡，數位化絕對不是什麼新鮮事了。2019年於我，無論是經歷的課程（如數位語藝、數位調查、視覺傳遞），還是閱讀的書目（如《復旦新聞與傳播學譯庫·新媒體系列》），大多可以劃入這個領域之下。由此，聚焦在數位化的語境下，組織出了三個個人感興趣的議題，也藉此分享一些淺見。

首先，是「數位落差」（digital gap/divide，数字鸿沟）：

指社會上不同性別、種族、經濟、居住環境、階級背景的人，接近使用數位產品（如電腦或是網路）的機會與能力上的差異。

曾經我在熬夜拍片或加班剪片時，常常會發那種三更半夜的朋友圈，然後被我的外婆和奶奶數落。每每說起這件事時，總有朋友驚訝於她們在使用微信，是的，她們二老都會在朋友圈點讚、關注微信運動的步數排行以及在家族群內轉發某些信息。而同樣的，我在公車上也偶爾會看到一些外來務工人員拿著碩大的「山寨機」和類似於小靈通的「磚頭機」。絕對沒有比較的意思。

其實想說的是，由於「數位落差」而帶來的新型「階級差異」。從David Berlo的傳播模型（Sender-Message-Channel-Receiver Model of Communication）來看，對於傳播者而言，媒介形態的變化，「守門人」（gatekeeper）的角色已經發生根本變化；接受者也已轉變為新形態的產消者（prosumer）。訊息本身所攜帶的真相意義早已灰飛煙滅，導致媒介的放大功能和偏誤效果加劇，由此對社會分化和群體認同產生的影響日益深刻。廣義上來說，知情權、詮釋權、傳播權和隱私權等等問題的發酵。個人認為，資訊不對等（information asymmetry）已經成為當今訊息世界的首要矛盾。

走過2019，媒介對於政治、經濟、文化的介入和滲透更加直白。資訊不對等所牽連出的問題和產生出的後果，無異於埋下了炸彈。如此前的香港事件等等，舉不勝數，而未來還有台灣的大選。訊息戰（information warfare）早已打響。

其次，「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数字原住民）。對應於像父輩的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原住民」的概念即是指：

從小就生長在有各式數位產品環境的世代。

呼應到上一部分所描述的數位落差現狀。相較於老一輩，如今的數位世代更加「分裂」，無論是在信念態度還是思想行為上都是如此。時間的片斷、渠道的隨意和訊息的碎裂，「原住民」們的思維邏輯、思考方式、处事手腕和人生價值在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進程中必定被當前的媒介生態所影響。資訊越來越即時、密集和雜亂，不實訊息（disinformation）和假新聞（fake news）的充斥，注意力經濟(the economy of attention)的興起，流量藝人的催生··· ···一切的一切都在衝擊著「原住民」的認知。前文「gap」中的某些部分，某種意義上來說或許也源自於此。

雖然有種一棒子打死的感覺，但我總覺得所謂的知識付費，實則是在收割焦慮。我絕對讚成認知盈餘（cognitive surplus）下的合理分享。但如今的知識付費總是給我一種轉賣「二手知識」的感覺。用非系統化的知識碎片來填滿認知裂痕和時間空擋，某種意義上的確可以得到自我滿足和社會認同。但對於知識系統性的了解、掌握甚至是運用，我是持著一個悲觀的態度。或許這也是為什麼老師們總強調「回歸原文」的原因吧，所謂的「文獻回顧」即是如此的作用。

走過2019，下半年的兼課經驗讓我更加正式的看待這個問題。大部分的課堂討論，要麼無法發展成為對話（可能是我的問題哈哈哈），要麼也只是散發出輕佻浮躁的味道。若把互聯網的普及算作是「數位環境」，那我也只是經歷過「軟盤」（floppy disk，磁片/磁碟）的時代。但當我面對同齡人和學生們時，依舊讓我慘痛的認識到當今媒介的「荼毒」。

對於越來越多的「原住民」而言，私以為，喚醒思考、搭建邏輯和形塑價值觀絕對重要。在「數位落差」的傳播中真相的缺席，和「數位原住民」結構中思考的泯滅，誠如@IrisChen文章中所提到的獨立思考，批判的思維何等必要。

最後，則是關於「數位勞動」（digital labour，数字劳动）：

網路用戶組成了一類被資本剝削的無償勞工（Terranova，2000）

在當前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進程中，資訊已然成為一種商品。而沉迷於網上衝浪的我們，則成為了孜孜不倦的「數位勞工」（digital worker）。我們提供我們的注意力和點擊，構成了如今的拇指經濟。一方面，我們指責「無良媒體」散播的訊息，但另一方面來看，正是我們供養了「無良媒體」，比如反轉新聞。那麼，我們所生產的「價值」是什麼？好比我們在Matters平台中，所收穫的到底是我們賦予「讚賞」的心理價值，還是Likecoin所帶來的實際價值（如果是的話）。

同時，若從Bourdieu提出的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和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來看，無論是微○、臉○、知○還是抖○快○，鎖上屏幕後，我們所苦心經營的社交媒介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收入、知識、人脈亦或是聲望？以及，這一切又是如何與整個社會發生連結，並作用於媒介生態中的？

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化身為代碼，成為商品（commercialization），並且樂此不疲。Fuchs提出了「玩工」（playbour）的概念以更替「勞工」。但玩歸玩、鬧歸鬧，回歸根本，我們還是在「無私的」付出，無非成為更「厲害」一些的「知識勞工貴族」（the knowledge labour aristocracy）罷了。

走過2019，在「數位落差」趨勢下的「數位原住民」們在辛勤「勞動」之餘，套用Dewey的話，「How we think」？

零零散散寫了這些，雖然套在一個主題之下，但其實也不過是自己的一些思考。不過，就像博一時老師說的「要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置」，或許吧。

有個學生之前問我，關於讀博：

走過2019，我在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