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丨《It's Only A Joke, Comrade!》

编译：芥芥子

我们很容易忘记“有趣”和“严肃”并不是对立的；严肃的事情可以很有趣，有趣的事情也可以很严肃。笑话是我们告诉自己的关于我们对世界的体验的故事。他们可以捕捉、挑战、重新想象，并缓和这种经历，将紧张和情绪保持在一种暂时的、好玩的状态。正如哲学家和民俗学家所说，如果神话是我们向自己解释世界的图像，那么笑话就是它们更有趣的兄弟姐妹——是具有挑战性而非指令性的；是提问而非回答；是探索而不是躲在公认的智慧之下。          ——Jonathan Waterlow

本期引荐一本Jonathan Waterlow在2018年出版的新作《同志！这只是个笑话》（It's Only A Joke, Comrade!: Humour, Trust and Everyday Life under Stalin (1928-1941))，本书致力于发掘斯大林时代民间笑话的隐秘世界，探索幽默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生活。Jonathan Waterlow为英国牛津大学学者，同时为作家、播客主持人、历史学家和专业编辑，其运营一款播客为Voices in the Dark.

笑话、日常生活与交叉排线（Crosshatching）

这本书讲述的是，在现代历史上最戏剧性、最不稳定、最不可预测、最痛苦的几十年里，普通苏联人是如何以及为什么用他们的经历来笑和开玩笑的。这本书不仅讲述了他们讲的笑话(有很多)，而且还讲述了这些笑话可以告诉我们的关于他们的观念、他们的自我意识、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社会世界。幽默帮助他们应对和避免绝望——至少是暂时的——并且与他人分享使他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帮助抵御严酷现实的寒意。研究他们的笑话使他们的经历重现，并与许多长期持有的观点相矛盾——这些观点认为这一时期是以可怕的原子化和对斯大林的盲从为特征。

长久以来，历史学家往往对宏大的政治事件更感兴趣，而非公民的日常生活。即使当日常生活的历史浮出水面时，尽管它们是丰富多彩的，但流行的观点通常还是以非黑即白的方式对待。简而言之，流行的观点通常被解释为“一个二元拨动开关，处于“反苏”或“亲苏”位置，但介于两者之间”。笑话一旦出现，都会被本能地归入“反苏”类别。

任何笑话的意义更多地取决于上下文而不是其内容。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对不同的人来说，相似甚至相同的笑话可能意味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他们也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地方对同一个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等等。根据上下文的不同，一个给定的笑话可能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告诉官僚，它可能会起到直接攻击的作用；但是，当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的普通人之间讲笑话时，它通常首先会化解愤怒和紧张，然后将这些影响扩散到听众和讲笑话的人之间。就像更普遍的民意一样，我们需要更多的细微差别，而不是在肯定和拒绝之间的二元切换所能提供的。作者指出，许多历史学家现在谈论的是“灰色地带”，而不是二元对立，但尽管“灰色地带”是对非黑即白的概括的改进，但它们仍然是一种逃避。

“灰色地带”是“很复杂”的委婉说法，但止步于此还不够，更重要的问题是，肯定和反对的界限是如何模糊在一起的，同时代的人是如何理解这种混合的。它不是让人迷失的毫无特色的灰雾，而是官方和非官方的复杂交织，这不是一种无差别的污泥，而是一种复杂而充满活力的生活文化。根据定义，作者认为，这里没有简单或确凿的答案，但仍然可以做得更多，而不仅是说它是灰色的。

作者进一步的，则对其引进的交叉排线（Crosshatching）这一概念进行解读。交叉排线意为两组平行线相互交叉。通过改变这些线条的密度和角度，它们共同创造出细致入微甚至令人惊叹的细节图像；看似简单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在它们的融合中，形成了有意义和强大的图像。作者在整本书中使用“交叉排线”的概念来描述官方和非官方话语、价值观和假设的反复但往往是无意识的混合，它们之间的交叉不断产生对20世纪30年代生活和如何生活的新理解。这个比喻特别有用，因为它有助于引导人们远离官方和非官方之间、国家意识形态和普通人生活现实之间的正面碰撞和冲突。相反，它让人们能够欣赏这些元素相互积极参与的方式，而不是假设它们永远绕过或相互抵消。

幽默的意义

西塞罗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说家之一，他自己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爱开玩笑的人”，在他写于公元前50年代中期的演讲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些关于笑的问题。“什么事?”他困惑，“是什么引起的?”然而，尽管在所有人中，他对幽默的艺术和力量非常敏感，但他很快承认了自己的无知：“即使是自称专家的人也不真正理解的东西，对它一无所知也没什么可耻的”。尽管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对幽默的重要性感兴趣，并接受了幽默对我们的世界体验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的重要性，但西塞罗的话仍然适用。

幽默可以遏制和控制他们周围的紧张和矛盾，形成一种有效的安慰剂来缓解无力感，让可怕和沮丧的现实变得温和，即使只是片刻。但这不仅仅是一种止痛药。它可以化解紧张和恐惧，但在此过程中，它使人们能够继续他们的生活，而不是陷入绝望或被迫拿起武器反对该制度。它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并维持了信任纽带；有时它重申了个人主权的感觉；而在其他情况下，它提供了关于如何尽可能最好地度过难关的重要建议。

本书中，作者尽可能广泛地定义了幽默，不仅包括轶事，也有幽默歌曲和诗歌、讽刺挖苦、嘲弄、玩笑、黑色幽默、等级倒置、夸张的语句、放肆的荒谬、打破禁忌、通常会破坏官方期望的行为、仪式和象征。所有这些标签之间的界限都是流动的，当创建分类时，分类就会很快被打破，所以它们永远只是一个粗略的速记。唯一必要的标题是由当代语境定义的：是否以幽默的形式说话或表演？是为了搞笑吗？有人认为这很有趣吗？它是否告诉我们，当代人是如何理解斯大林社会主义的，以及他们在其中的地位？

​当然，作者也指出，并不是每一个趣闻轶事或讽刺言论都蕴含着我们现在可以试图解开的更深层次的意义，也不是所有的幽默在这十年中都是政治性的(尽管该政权几乎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视为政治，所以这个定义的界限是模糊的)。

“政治和社会背景比传统历史更能塑造笑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一个对俄罗斯民间传说了解有限并且出生很晚的外国人，可以坐在1930 年代的轶事档案中傻笑:  熟悉上下文是关键。”

全书简介

《这只是个笑话》一书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内容“从关注笑话本身的内容和特征，到讲笑话的反响，再到分享笑话的心理和社会动机及影响”。

第1章考察了苏联人嘲笑官僚的各种方式，揭示他们的秘密权力。这些幽默的行为包括隐藏的涂鸦、创造性的拼写错误、移动的肖像和横幅来传递讽刺信息。这些相对较小的颠覆，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不可动摇者处于荒谬的境地，在宣传言论中取笑和挑剔。斯／不仅没有受到他广泛传播的赞美的保护，反而经常受到严厉的嘲笑。

第2章考察了对斯大林关键政策的批判性回应，包括国家贷款认购运动、五年计划、集体化、“大恐怖”、1940年劳动法和纳粹-苏维埃条约。它清晰地探索了流行幽默的内容，以及对广泛存在的困难和创伤的创造性反应的范围。讲笑话的人非但没有被恐惧麻痹，反而利用绞刑架式的幽默来削弱宣传。

“乍一看，在这样黑暗的日子里，幽默似乎是一种诅咒，但正如第二章所示，事实上，这正是最需要幽默的时候。从五年计划到血腥的集体化运动，没完没了的强制性国家贷款，越来越多的人怀疑他们的血、汗和眼泪可能都是徒劳的(与纳粹德国的休战加剧了这种怀疑)，人们的日常现实与政权的承诺痛苦地发生冲突。就像同时代的人通过不协调的日常经历，用趣闻来解读这个政权经常血腥的政策一样，他们用最黑色的幽默来应对对谴责的恐惧，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凌晨3点敲他们公寓门的可怕声音。在这些年里，人们并没有被恐怖吓得哑口无言。如果幽默不能把他们从秘密警察手中拯救出来，它总能把他们从绝望中拯救出来。”

第3章中作者重点阐述了其交叉排线（Crosshatching）的概念，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不是一种价值观必须战胜另一种价值观的零和游戏，相反，他们前来是为了交织他们先前存在的价值观，这种混合的核心是一种强烈的愿望，即修辞应该反映现实。他们“解码”了政权的语言，解码了布尔什维克语，使其能够描述普通人所经历的现实。

第4章作者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如何努力控制和遏制所有非官方的幽默，并揭示了其对幽默的看法——从将其视为一种生硬的工具（布尔什维克并非没有幽默感，一度将笑声作为一种说教武器来诋毁其敌人）而转变将其视为一种思想病毒，除了最热心的理论家之外，笑话可以感染所有人。

作者进一步考察了当局如何看待讲笑话的人群，以及它试图遏制非正式幽默。在1930年代，国家对幽默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到1935年，笑话被视为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当局态度的转变，再加上无法预测的追溯起诉，使得个人很难评估他们在开玩笑时所承担的风险。

无论讲笑话的人的意图如何，许多人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一个笑话可能导致古拉格集中营、“反苏主义煽动”定罪以及与家人分离10年或更长时间。然而，当局对幽默的态度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布尔什维克在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中曾使用讽刺作为武器。从那以后，他们仍然坚信，幽默一旦落入坏人之手，任何政权都会感到恐惧。他们试图将幽默限制在官方讽刺杂志或其他精心控制的媒体的页面上，这些媒体仅使用幽默来传达其路线。

最后两章探讨了讲笑话是如何作为一种应对机制运作的。正如控制政权所担心的那样，讲笑话远非代表一种反对行为，作者进一步论证，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适应和规范极端情况的练习。即使是温和的越轨幽默也提供了展示个人能动性和赋权的机会。

在第6章中，作者介绍了“信任团体”的概念，以此作为理解1930年代苏联社交的一种方式。讲笑话是一项冒险的工作，但从根本上说，它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分享关键笑话需要大量的信任。第6章还讨论了“谴责者”的问题，探讨了不信任和谴责的问题，其中很明显，“谴责者”的概念在塑造人们的看法方面往往比对这些人实际上是谁的任何具体知识更为重要。

结语

苏联公民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努力在他们应该唱的曲调与他们和亲人所拥有和分享的经历、希望和恐惧之间找到某种和谐。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几乎可以适应任何事情，在适应的过程中，他们将最初看起来非同寻常的事情正常化。幽默帮助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但他们的幽默也让我们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一旦到了那里，我们就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反应、应对机制、挫折感、社会和心理需求，以及他们着手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熟悉，一个基本的、普遍的人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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