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文集-152】我兩次痛宰日軍 （黃埔十四時期一總隊 砲科 唐民彝）

1. 抗戰時期的砲兵

 對日抗戰開始，目睹日軍侵略我國土，屠殺我同胞，激起全國同胞的憤怒，知識青年紛紛投考軍校，學技殺敵。我砲科畢業後與同學數人分發到長沙砲一團，到團後得知團三個營第一營各連配屬六，九兩戰區，第二營配屬第三戰區，第三營配屬第五戰區。真感覺到我們砲兵部隊少得可憐，因為部隊分發交通不便，有些同學由見習官當到連長了，還沒有見到過團長與營長。我們全團是德造卜福山砲，可套駕由馬牽引及分解由駱馬駝載，最大射程一萬二千公尺，精度好，是抗戰時期最優良的砲種，也是最辛苦的部隊。當時各戰地為了阻止敵人重武器運動，只好重點配置，變成了要塞砲，而能活動於戰場的只有山砲同迫擊砲了。

2. 每次戰役最痛苦倒霉的是砲兵

 我分發到第二連是在洞庭湖邊擔任湖防。到連未久即參加第一次湘北會戰，是役連長陣亡，砲損失兩門。第二次長沙會戰，我軍轉進至株洲附近，前有破壞道路，後有追兵，一門砲無法撤出，於是連續兩次戰役後只剩一門砲了，抗戰時期我軍向前推進少，向後撤退的多，步砲協同觀念不夠，步兵先撤，砲兵在後，於是砲兵不及撤出，不得已丟砲，也是砲兵的常事。

3. 我兩次痛宰了日軍

  第三次長沙會戰，我連配屬第十軍守城，城巷戰時乘夜轉移陣地到岳麓山扇子嶺佔領陣地。次日晨，敵軍數百人在城北湘雅醫院空地席地開飯，我陣地直接瞄準正對該處，我認為機會不可失，以快速對敵人群射擊，敵死傷約兩百餘人，敵還擊，我已變換陣地，這是一次兩次會戰以來目睹痛宰日軍。

  民國卅三年九月，由於美軍太平洋戰事節節進展，日軍為支援太平洋作戰及確保台灣海峽安全，於十月初強力攻陷福州。我率砲一連配屬閩海守備區李良榮將軍指揮，以砲兩門於福州城北小北嶺佔領陣地，居高臨下對福州城直接瞄準。某日敵運兵車六輛滿載敵軍，與我陣地橫向西行，我以機會不可失，兩砲快速對敵車陣射擊，將敵約兩三百人全部殲滅。

 對日抗戰已是第七個年頭，我由見習官到連長，在戰場上所受的屈辱與憤慨，以這兩次目睹痛宰日本軍人，算是出了一點怨氣。

 民國卅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知道大勢已去，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了，我率連到達杭州，看到《浙西日報》一位作者的還杭吟：「劫後湖山依舊好，歡呼帶淚若有屈；生多流亡群，死多未寒骨；虜集受降營，奸作喪狗逸；收得盡仇者鐵，洗不盡親者血」。也算是我當時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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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感想（抄錄者）』

 當我在抄錄本文時，對這位抗戰先賢文中所提到的傷亡數字曾有過疑問。

 因為根據其敘述，兩次痛宰日軍時，每次的傷亡估算都在兩三百日軍。如果說第一次敵人聚餐未及防備的話還有情可原；但第二次當敵人分乘多輛汽車時，僅用兩發砲彈就能殺傷兩三百人，我起初對此數據是抱持有疑問的。畢竟日軍訓練有素，就算六台車輛並排在一起，兩發砲彈炸開後也總有四散逃竄的倖存者。

 雖然在此我可以忽略這個疑問，而只是單純的讓讀者去思考和辨別，但本著盡可能驗證真實的想法，我進行了相關搜索。

 下面是大陸媒體的一篇舊文，其中敘述了第三次長沙會戰時，在岳麓山處我國軍砲兵的重要作用，且其內容與本文作者所陳述的史實吻合。

 http://hunan.voc.com.cn/article/201508/20150811085025684.html

 由此亦判明，文中作者所介紹的卜福（原文如此）山砲，即為德製卜福斯105毫米榴彈砲。同時，我又查找了一下有關150毫米榴彈對人員的有效殺傷半徑數據：

• 爆炸中心點20米半徑內，人員直接會被炸成粉末。
• 半徑50米內無數彈片四射，人員幾乎沒有活命的機會
• 半徑150米內還不算保險，完全有可能被榴彈片擊中。
• 半徑200米範圍外人員才算安全，但榴彈爆炸時如沒有防護，則也會產生暫時性耳聾。

 由此縈繞在我心頭的疑問得到了解答：本文作者所提及的傷亡數字即便在當時沒有實地的確認（假設是估算）的話，也是完全有可能達到兩三百人的。第一次敵人聚餐，第二次車輛集中，爆彈爆炸時，至少200米半徑內的敵人死傷率是極高的！

 要知道，在抗戰時期，我軍和日軍的戰損比一直居高不下（曾經達到過6:1），而本文中的幾發砲彈便能造成敵軍至少過百人的傷亡，不能不說是極為難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