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知道的关于肥胖的一切都是错的
读了HuffPost Highline 2018年的这篇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Obesity Is Wrong（你所知道的关于肥胖的一切都是错的），作为胖女孩本人，也着实感同身受，很受启发。小到坐在沙发上必须要抱一个抱枕在肚子前才觉得安全，大到被体型困扰无法出门、拖延许多人生大事，细碎如总觉得有人在盯着自己的腰间赘肉、天气再热也从不穿无袖衣服，总想着“等我瘦了就可以”，甚至明知不合身的衣服也要买下来，因为等我瘦了就可以穿，等我瘦了就可以过那样的人生。还有那些不请自来的人生意见与莫名鼓励：你试试这样减肥；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办法；你是我见过穿衣最好看的胖子；你是胖子届的某某······这些经历我都有过。这篇文章写的我不了解的是，因为体型而自我消化的耻感、生出的“生活障碍”原来也困扰着那么那么多人；医疗系统对胖人的忽视，社会的误读，亲近之人的无意识伤害，政策的忽视统统需要为已成为社会现象的肥胖及肥胖羞辱负责，改变也因此困难（起码比“你瘦了就好了”难得多）；隐秘的耻感让胖子虽被歧视却难以建立社群联结彼此支持；与其他进步主义一样，胖子自我认同的行动也被资本裹挟，成为形式主义的摇旗呐喊；体重与健康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及，一点可能的自处思路。如果你也有同样的困扰或不确定是否曾无意识释放了恶意，可以读一读。
本想概括一下文章大意，但概括了几段发现作者写的许多受访人经历对读者理解语境与胖人的处境必不可少，于是由概括到翻译+转述；删减了一些描述、举例。习惯英文阅读的朋友还请直接读原文：https://highline.huffingtonpost.com/articles/en/everything-you-know-about-obesity-is-wrong/ 不过我也只删节了一小部分，所以只读中文的话应该也不会影响理解，小标题是我自己加的。另外，文内作者提到的研究表明及数据都在英文原文内提供了引用的超链接，我无法独立查证，需要查证的朋友可以点进原文寻找相关研究。
无授权翻译整理：麦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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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坏血病讲起：16世纪到19世纪300多年间，约有200万船员死于坏血病，这个数字比死于战争、海难、梅毒的人加起来还要多。同这数字一样惊人的是，医学专家都知道防治办法，但出于推广治疗的成本考量，在明知柑橘类水果有效的前提下，转而使用了更便宜但无效的麦芽汁。像这样政策的短视—公共卫生再重大的发现也要先经历一番与传统、成见、经济考量的博弈—也延续到社会如何应对肥胖问题上。
根据CDC数据，过去四十年间，美国有80%的成人、三分之一的儿童达到了临床意义上的肥胖，而医学界对此的第一反应却是指责肥胖的人，比如常见的一些说法：肥胖是个人的失败，使医疗系统更紧张，让GDP缩水，把军事实力变枯竭······羞辱完胖人后还要加一句：我这是为你好。害怕长胖及对瘦不下来的恐惧促使人们节食，人们每年花在节食上的钱比在游戏、电影上的消费还要高。情感代价也是不可估量的：受访者反复确认记者不透露他们的名字，哭着描述给他们造成创伤的经历：有人节食到晕倒，有人费尽心思避免伴侣在灯光下看到自己的裸体，有人说照个镜子就能毁了他好几天的心情，觉得自己好胖，觉得自己不该这么胖。作者自己的母亲也同样深受困扰，“母亲的体重是家庭闹剧的联袂主演；她接我放学时从不下车，家庭相册许多年不见她的身影，花几个小时做肉饼然后坐在一旁吃胡萝卜—体重是这一切背后从不被明说的理由。”作者第一次问起母亲有没有因为肥胖被霸凌过时，母亲回忆起零星事件，紧接着说“体重对我更大的影响是我总是拖延一些事，因为我觉得胖人做不到。”
但事情本不必如此，六十年前医生与科研人员就清楚两件事：一是节食无用，自1959年，研究表明95％到98％的节食减肥尝试都会失败，三分之二的人体重会反弹更多；196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3%的体重流失会导致新陈代谢率下降17%，全身性的饥饿反应使荷尔蒙激增、体温下降，直到人的体重回升到最高点。像这样减重意味着一生都要与身体的能量调节系统斗争，一生与饥饿斗争。
另外一个医疗机构早就知悉但不断否认的事实是：体重和健康不是一回事。总体上肥胖人群的心血管健康状况确实比瘦子更差，但个人并不是平均数，研究发现任何地方都有1/3到3/4的被归为肥胖的人代谢健康，并未表现出高血压、胰岛素抵抗或高胆固醇的迹象。同时，大约1/4的非超重者是流行病学专家所说的“不健康的瘦子”。2016年的一项平均跟踪受访者19年的调查发现：不健康的瘦子患糖尿病的几率是健康的胖子的两倍。不论体型，习惯才是真正重要的，从蔬菜食用到常规锻炼到握力等数十个指标都比外貌更能反映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讽刺的是，六十年来我们都在用流行食疗的方法应对肥胖，期待着再试一次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个体故事
Corissa Enneking：
她起床、洗澡、抽根烟压低食欲；开车去家具店上班，穿着四寸的高跟鞋站一整天，午休时一个人在车上吃一杯酸奶。下班后，头晕目眩，双脚酸痛，数出三块丽兹饼干，在厨房的柜台前吃完，然后在食物日记上写下卡路里。有些日子，她回到家就直接上床睡觉了，饿得筋疲力尽，头晕目眩，在堪萨斯州的高温下瑟瑟发抖。她会在晚餐时间左右醒来，喝些橙汁，或者吃半块燕麦条。偶尔，她会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醒来又重新开始。
她上一次这样节食时，被妈妈拖去看医生。“我女儿病了，她不吃东西。”尽管饿了六个月，Enneking还是穿着加码衣服，依旧不能在J.Crew买衣服，同事顾客依旧不请自来地给她提减肥建议。
Enneking告诉医生她过去体型更大，她这样反反复复减了三四次肥了—看不吃东西能坚持多久，能喝液体就不吃固体，睡觉充饥。她一直都很饿，但她学着喜欢上饥饿感。真吃东西的时候她会惊恐发作，她老板也注意到这些异常的行为了。
“嗯··· 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已经有效果了，”医生说，还劝她坚持下去，安慰她一旦体型变得足够小，她的身体消化食物的方式也会不同，她的饮食就能增加几百卡的热量，她也会重新来月经，那时候不费力也能维持体重。
“如果把体重因素排除在外的话，”Enneking说，“我有进食障碍，我的医生却在祝贺我。”
Enneking的经历却很典型，几乎任何一个胖人都能告诉你类似的就医体验：白眼，半信半疑的问题，拒绝、延迟、取消治疗。医生本该是值得信任的疗愈者，却成了胖子独特的持久的创伤源头。不论你去看什么病、有多痛，在医生那里听到的第一个建议都是：只要你放下零食，一切都会好起来。
——————系统痼疾
【医生与肥胖患者的面诊时间更短，就诊过程融洽度也更低。像"不遵医嘱（noncompliant）"、"自我放纵（overindulgent）"、"意志薄弱（weak willed）"这些负面词汇更高频地出现在肥胖患者的病例中。】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向医生介绍偏头痛患者的病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医生反映，肥胖患者态度更差，不太可能听从他们的建议。2011年，《太阳报》对南佛罗里达州妇产科医生的一次民调发现，14%的医生拒绝给体重超过200磅的新病人看病。
这些医生展现的正是社会对胖子的成见，一名西海岸的麻醉师告诉记者，比较大只的病人一进入麻醉状态，医生们就开始在手术台上交换那些你以为高中生才会说的身材羞辱。类似的，在华盛顿做心理咨询师的Emily告诉记者，她去妇科医生那里切除卵巢囊肿，医生指着核磁共振成像上她身体的脂肪影像说：“你看，你身体里那个瘦女孩想逃出来。”“我担心自己得了癌症”，Emily说，“她却把这一切变成了关于我体重的教学时刻。”
【另一些医生真诚地认为激励胖子减肥的最好办法是羞辱他们。】生命伦理学家Daniel Callahan在2013年的一篇期刊文章中主张加大对肥胖者污名的力度。“人们根本就没意识到自己肥胖；或者是他们哪怕意识到了，也没有足够动力做点什么。”他告诉记者，是耻感帮他戒掉了烟瘾，所以也能帮胖子戒掉肥胖。
这一想法与一代人针对肥胖与人类行为的研究相去甚远。用D.A.R.E.式（注：Drug Abuse Resistance Education）式的“只管说不”来羞辱吸烟吸毒者，使得成瘾者更不愿意向家人医生坦诚习惯，可能实际上加重了药物滥用。而且，吸烟是一种行为，而肥胖不是。在肥胖人士通过节食反反复复减了一次又一次，终于寻求医生帮助时，用更刻薄的语言告诉他们再试一次，只会让他们再次失败，并责备自己。
【另一些医师之所以造成对肥胖患者的伤害，是因为他们更微妙、更无意识的偏见。】大多医生都身材匀称，在象牙塔呆了十几年。而几项研究表明，瘦的医生对自己的建议更有信心，期望自己的病人减重效果更明显，也更易认为节食不难。新英格兰的科技CEO Sarah对记者说，她曾告诉医生每天吃少点对她而言很困难，医生回答说“你看看我，早餐只吃一个鸡蛋，我感觉也很好。”文化背景不同也在这里起了一定作用，富有的白人瘦子医生试图跟低收入病人拉近距离时常说：“我知道没时间做饭的滋味。”他们的病人可能是要打两份工养活三个小孩的单身母亲，会立马腹诽：“你才不会知道。”医患更融洽的关系也就难以建立了。
新泽西学者Joy Cox在16岁时因为胃痛去医院看病，应该诊断她严重发炎的胆管的医生却冒出一句：如果她别吃那么多炸鸡她就会好起来。“这医生成功在一句话里同时侮辱了我的胖和我的黑，”她说。
【这些问题可以溯源到医学院的教育。根据2015年的一项调查，学生在四年的教学中平均只接受了19个小时的营养学教育—相较2006年缩短了5小时。】医生开始执业时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初级保健医生的单次问诊时间只有15分钟，也就刚刚够询问病人今天吃了什么。更有同理心的治疗方法是不划算的。像血检、CT等检查的报酬在几百到几千美元不等，而医生做一次饮食营养方面的门诊只赚24刀。
在凤凰城做家庭医生的Leslie Williams告诉记者，每当她要看的病人体重达到超重时，她都会在电子健康记录软件上收到一个警报。原因是，不论病人来医院看什么病，关节炎也好，骨折晒伤也罢，医生都需要以书面形式向医院管理者及保险机构证明，他们重视病人的体重问题，并制定了一个减重计划。如果未能做到这一点，可能会算作业绩差，导致在保险公司那里评级下降，或者在他们将病人转诊到专业护理机构时被拒绝报销。
另一个问题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肥胖症专家Kimberly Gudzune表示，许多医生，不论专业是什么，都自认为是体重方面的权威。Gudzune经常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与病人一起制定现实的目标—增长与孙辈的游戏时间，停止服用胆固醇药物--但其他医生却使这些努力付之一炬。她的一位取得显著进展的患者去看心脏病专家时，后者告诫病人应该减掉100磅。这让病人又觉得自己很失败，一切就得从头再来。Gudzune说病人可能索性就再也不来了。
在一个既不培训也不鼓励医生与体重高的患者进行有意义的接触的系统内工作，医生只能又回到推荐流行食疗减重法、给一些老生常谈的白开水鼓励。在一项纪录了461次医患互动的研究中，仅有13%的患者拿到了详细具体的饮食、运动计划，安排复诊的患者仅占5%。病人关于饮食减重的具体的询问也会让医生倍感压力，自觉没有时间坐下来提供基本咨询服务的医生会叫病人浏览网站。2016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尝试过最易失败的代餐饮食的高体重美国人是曾咨询过营养师的人数的两倍之多。
以上种种导致过重的病人更加逃避看医生，有三项研究发现，肥胖女性比不肥胖的女性更容易死于宫颈癌、乳腺癌，造成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是肥胖的女性不原意看医生、做筛查。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员Erin Harrop发现，与刻板印象相反的是，大体重的厌食症女性患者催吐、使用泻药、滥用减肥药的概率是零号身材患者的两倍。她还发现，瘦瘦的女性
要等大约三年才会寻求治疗，而她的肥胖女性研究对象平均要花上13年半的时间。
一位研究肥胖症的心理咨询师告诉记者：“我的很多工作是帮助人们从与医疗系统打交道的创伤中愈合过来。”其余的工作则是帮助他们从与他人交往互动的创伤中走出来。
——————世界总在提醒：你是一个胖子
Sonya不再乘公车了，每次有人从她旁边挤过她都察觉得到对方的恼怒。每次工作会议有同事带百吉饼来，Sarah都会很紧张：她伸手拿的话她的员工会想“看我们这胖老板，”她不吃的话，也会琢磨同事们是不是在暗暗庆贺她的意志力。Emily说反倒是那些好心的人让她不适，有人在街上拦住她表示“你能在35度的高温天穿无袖裙子真勇敢。”Sam则完全避免任何有关体重的话题，“男人不应该一直想体重的事，但我确实一直被体重困扰，哪怕这是我身上最显眼的一点，我也从不聊这个话题。”
还有那些关于“做一个好胖子”的压力的故事。Jessica有四个小孩，这意味着生日聚会、家庭聚会、泳池社交的活动源源不断，到处都是食物的诱惑。“你的理智整天想着每个食物含有多少热量，哪个你能吃，有谁在看。”总有人跟她说“啊？你能吃这个吗？”她也学得小心了，只吃几口圣女果，喝点水，活动结束了匆匆打包起汉堡意面蛋糕，回到家等孩子都睡了，她在黑暗中才把剩饭都吃掉。吃什么都要偷偷摸摸的，买一盒冰激凌，偷偷吃完，再买一盒新的放在冰箱里，这样全家人都不知道她吃过一盒冰激凌。
肥胖羞辱就是这样起作用的：它既明显有又隐蔽，既公共又私密，时时刻刻，无处不在。不断有研究发现，体型较大的美国人（尤其是女性）的工资普遍更低，更不易被录用、提拔。在一项2017年的调查中，500名招聘经理面对一位体重超标的女性求职者，在没有任何其他信息的情况下，21%的招聘经理形容对方不专业。更糟糕的是，只有少数几个城市和一个州（密歇根，好样的）禁止基于体重的职场歧视。
随着体型较大的美国人越来越多，针对他们的偏见也越来越严重。超过40%的肥胖人士表示被羞辱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个远高于其他少数群体（经受日常羞辱）的比例。而这是有实际危害的，根据一项2015年的研究，感到被歧视的胖人比没觉得自己被歧视的胖人寿命更短。这些研究显示：围绕着超重的偏见可能比超重本身更有害。
而体重歧视的一个残忍的后果是：它让胖人吃得更多。在应付压力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会增加食欲，降低运动的意愿，甚至提升食物的味道。
在UCLA研究污名（stigma）的Janet Tomiyama表示，人们对胖子的厌恶的一个糟糕而原始的逻辑是，“我们对与我们不同的身体很敏感。在我们的进化史上，这可能意味着疾病的风险，或是对部落的威胁。”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污名他人的事会发生在一个三岁小孩的身上（喊胖胖的同学坏、蠢、懒）。肥胖是校园霸凌的头号原因，然而公共卫生机构的相关政策、电视、广告牌宣传的策略依旧基于“肥胖羞辱”的逻辑。有十几个州的干预政策是让孩子带回家“BMI报告卡片”，靠这个减重不太可能，但却极有可能增加胖孩子被家人霸凌的风险。
许多人最惨的被歧视经历即来自家人。Erika（健康教育工作者）至今还记得父亲曾形容她的词：“壮实（husky）”，她爷爷说她“短粗（stocky）”。母亲倒不评价她的身材，但小自己两号的母亲沉迷于自称“身躯庞大（enormous）”。当社交场合上饿肚子行不通时，11岁的Erika就会溜进树林里催吐。201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89%的肥胖成年人被伴侣霸凌过。前文提到的咨询师Emily整个青春期到20几岁时都在“和自己根本不感兴趣的人上床，仅仅因为对方肯跟她睡觉。”她觉得男人是稀有的消耗性资源，她浪费不起，“我渴求男性的注意力，性是得到注意力的好办法。”她和一个很暴力的人在一起，对方在做爱时说她的身体很美，大白天时又说她的身体令人作呕（revolting）。“我试着离开他时，他会说‘你再去哪儿找我这样的人，能受得了你恶心的身体。’”Emily最后确实离开了他，现在和一个瘦瘦的男孩在一起，他们在街上牵手并行时总是被人们盯着看，“我跟胖子交往时从没发生过这种事，瘦子被胖女人吸引是不被允许的。”
【体重偏见还会与其他形式的歧视重叠。】201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非裔美国女性比白人女性更易受体重污名的影响，拉丁裔、黑人青少年暴食的几率要高得多。有色人种富人比穷人更易患心血管疾病，这一结果正好与白人相反，一个解释是：在越发白的世界打拼、更高的赌注让少数族裔压力更大，也就更易患心脏疾病。
【体重污名独有的一个后果是：使受害者彼此隔绝。】歧视给大部分少数群体带来了归属感、一个主流对面的社群。对高体重人群的调查却揭示，歧视他们的人持有的偏见，他们自己也持有。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中，参与的肥胖人士形容其他肥胖者的词语包括“贪吃（gluttonous）”“邋遢（unclean）”“迟钝（sluggish）”。
Andrea（波士顿退休护士）从10岁起就加入商业节食计划，她清楚瘦下来有多难，清楚比她更胖的人都经历了什么，但即便是她也很难不评判胖人。“他们怎么能让自己胖成这样呢？”她说，“这更像是一种恐惧。如果我放任自己，我也会跟他们一样胖。”
胖子没有像出柜那样宣布自己身份、标记自身成为一个群体的一部分的一刻。胖子生活的这个社会仍旧认为体重是暂时的，减重是迫切的、可实现的，习惯了自己的身体是在“歌颂肥胖”。这样摇摆不定的状态、这些谎言让胖人发现彼此、自我认同都变得很难。全国肥胖认同推广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to Advance Fat Acceptance）的负责人Tigress Osborn说，“没有人相信我们的‘一切会好起来’的故事，人无法拥有一个周围所有人都认为不该存在的身份。”
Harrop（进食障碍研究人员）几年前在学校组织了肥胖学生俱乐部，却以响亮的失败告终：只有几个胖人出现过；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瘦子聚在一起头脑风暴怎样成为胖子更好的联盟。Harrop认为失败的原因也很简单，“肥胖人士和不肥胖的人都成长在一样的厌恶肥胖的文化里。”
——————食品供应链及系统问题
同其他地方一样，美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执迷于体重而忽视了真正要命的食品供应问题：饮食是导致死亡的首要原因，其致死人数是枪支暴力及车祸加起来的五倍以上。比吃了多少更重要的是吃什么。研究发现食物质量的健康风险与食物对体重的影响无关（the quality of our food affects disease risk independently of its effect on weight.）。例如，在相同热量的情况下，果糖对胰岛素敏感性和肝脏功能的损害比其他甜味剂更大。每周吃四次坚果的人，无论体重如何，糖尿病的发病率会降低12%，死亡率会降低13%。高糖、低纤维、多添加剂的食物会破坏人体调节能量、饥饿感/饱腹感的生物系统，但这样的食物占了我们饮食结构的60%。
改变价值数万亿美元的食品系统绝非易事，由玛氏、孟山都、麦当劳主导，从工厂化农场到学校午餐，食品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孜孜不倦地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但改善肥胖人士的生活，我们现在就可以做的是—开始将人们的关注重点从体重转向健康，从羞辱转向支持。
医疗系统的失败之处在于其对待任何肥胖病人没有任何区别—你是胖子就减肥，你是瘦子就保持下去。Stephanie Sogg（Mass General Weight Center的心理医生）说，承认每个人与食物、运动、形象极其复杂的关系是她提供治疗的核心，而不是注脚。"我80%的病人在第一次就诊时都会哭，"Sogg说，"对于像体重这样情绪化的事情，给出任何建议前都需要长时间的聆听。如果你不知道这些奶酪汉堡对别人意味着什么，告诉他们'别再吃奶酪汉堡了'是永远不会有效果的。"医生对待病人比病人对自己更好是有好处的。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的专家在决定奥巴马医保下哪些治疗应该免费提供时发现：肥胖症护理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患者的饮食，而是他们在减肥期间得到了多少关注、支持。获得超过12次以上营养师治疗的参与者，其糖尿病前期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明显降低。而那些得到较少个性化护理的参与者几乎没有任何改善。
尽管工作组明确建议为体重较高的患者提供“大量的、多元的行为咨询（intensive, multicomponent behavioral counseling）”，绝大多数保险公司及州政府的医保计划只将其解释为一两个疗程（多年的研究证明这一流于表面的方法不会奏效），健康计划只把肥胖当作个人问题来看待。
政府各个层级都表现出同等的疏忽。美国每年对营养研究的投入为15亿美元，而对药物研究的投入约为600亿美元。农业补贴中只有4%用于果蔬，按卡路里计算，最健康的食物的价格比最不健康的食物高出八倍，这个差距也被逐年拉大。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郊区的扩张和长时间的通勤所带来的心血管风险都有据可查；相关机构则加剧了这些风险及其对穷人不成比例的影响。仅有13%的美国儿童步行或骑自行车上学；在校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每天上体育课。成年人中，从2005年到2016年，单程通勤超过90分钟的工人人数增长了15%以上，这是美国人对公共交通投资不足，同时对高速公路、停车场和商场投资过多的可预见的结果。40年来，当政客们告诉人们要多吃蔬菜，多走楼梯少乘电梯时，在他们领导的这个国家，每天的运动、吃得好已经成了奢侈。
许多"失败的"肥胖干预都是成功的"饮食更健康、锻炼更充分"的干预措施。一项对44项国际研究的综述发现，以学校为基础的活动项目并没有影响到孩子们的体重，但提高了孩子们的运动能力，使他们的运动时间增加了三倍，每日看电视的时间也减少了一小时。另一项调查显示，让孩子们进行两年的运动、改善饮食并没有明显影响到他们的体型，但的确提升了他们的数学成绩—这一效果在黑人儿童身上更显著。
人们在众多研究中都能看到：最有效的健康干预措施并不直接干预健康，而是缓解贫穷造成的困境，为穷人腾出运动、游戏、育儿的时间。妇女工资相对更高的发展中国家的肥胖率更低；健康食品变得更便宜时，生活就会得到改善。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试点项目中，领取食物券的人每花1美元购买健康食品，就能额外获得30美分，水果和蔬菜的消费量因此增加了26%。这些政策不太可能影响人们的体重。但它们几乎一定可以显著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
再来谈最难搞的问题：人们对胖人的糟糕态度。根据《污名与健康》（Stigma and Health）杂志编辑Patrick Corrigan的说法，去污名的努力即便再善意，也很难奏效。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告知10到12岁的孩子们肥胖的遗传、医学因素。孩子们随后甚至可以背诵这些信息，比如胖小孩并不是自己选择变胖的，但他们对邻座的胖孩子仍抱有负面态度。类似手段用到五六年级的孩子们身上甚至增强了他们欺负胖同学的意图。同时，名人代表，会带来Corrigan所说的 "Thurgood Marshall效应"，即：与其抛弃刻板印象（也许胖子并没有那么坏），不如把优秀的少数看成是例外（嗯，他和其他那些胖子不一样）。
Corrigan表示，有效的做法是让胖子跟每一个与其打交道的人明确表示：我们无须为体型道歉。“当你可怜一个人时，你会认为他们效率低、能力差、更脆弱，你不把他们看作有能力的人。摆脱污名的唯一方式是拿回权力。”
肥胖认同运动的希望也在此（"我们在这里，我们是球体，习惯了就好（We’re here, we’re spheres, get used to it）”是90年代的口号之一)。但这一信息也早就被服装品牌、减肥公司和肥皂公司利用。Weight Watchers将其品牌重塑为 "生活方式计划（lifestyle program）"，却仍然承诺其会员可以减出幸福来。主流服装公司打着“body positive”的营销旗号，却拒绝生产适合自家广告牌上的大码模特穿的衣服。社交媒体为胖子身材的正向代表提供了平台，形成了社区，让人们更容易找到彼此。但它也助长了这种安慰剂式的的、狭隘的、被菲尔博士（Dr. Phil）认可的形式主义：歌颂在Instagram上卖 "胖基尼"的女企业家，同时忽视那个因为三年内增重100磅而被从管理职位解雇的女人。
“肥胖认同运动不在于让人们自我感觉良好，而在于人不会因为医生的错误诊断而被剥夺公民权利，甚至死亡。”
在这个拒绝改变的世界，还是要靠每个胖子自己决定如何承受。前文提到的心理咨询师Emily大约三年前决定要坚持自己，她第一次在餐厅要一个桌子而不是包间时，满头大汗，满脸通红，胸口起伏，那感觉好像说出“我坐不下”这几个字嘴巴都会变干。现在她已经完全习惯了，参加会议时可以自然地询问与会者能不能跟她换椅子，因为对方的椅子没有扶手。“一个高个子提出这种要求不会觉得奇怪，我为什么要觉得奇怪呢？”她的瘦子朋友也开始主动在餐厅替她提出座位要求。
与Emily的交谈让记者想起与Ginette Lenham的对话。后者的病人在体重这件事上一直活在过去或者活在未来，他们等待着自己变瘦再回到学校、申请工作；病人们恳求她帮助自己重返高中时、婚礼时、第一次参加铁人三项时的体重，那个可以让生活回到正轨的体重。Lenham不得不解释：这些梦想是陷阱，没有神奇的解药，没有时间机器；只有一种革命般的行动：胖并快乐着，哪怕世界告诉你这不可能。
“我们都需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她说，“别人的身体与你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