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电影简史之类型片（一）——开端

1929年，在古斯塔夫·埃德伦导演的一部名为《机器人斯文松》（KonstgjordaSvensson /Artificial Svensson，1929年）的默片中的开场阶段，瑞典的电影里第一次出现了声音，这是由当时瑞典最著名的明星之一——弗里多夫·鲁丁所扮演的男主角发出的。但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这段台词是在挖苦和取笑当时的最新发明——有声电影，暗示它只是一种短暂的热潮：“众所周知，电影艺术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电影将会是有声的还是无声的？是要结结巴巴还是保持沉默？这就是问题所在。......不，让我们不要再谈论这个没什么要谈的了。让我们继续向前，回到伟大的、真正的艺术——无声电影中去。机器人斯文松！” 当然，鲁丁很快就会被现实痛击。1929年后，瑞典的有声电影发展已成不可阻挡，无论一些导演和演员有多么迷恋曾经辉煌的默片时代，观众更愿意看到有声音、有对白的电影。当时有三家电影公司看到有声电影的前景，分别于1931、1932和1939年投入到有声电影制作中，但他们的拍摄题材并不相同，有专注艺术电影的，也有专注流行电影的。

与默片不同，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瑞典有声电影很快就被影评界批为质量低下、品位单一。1937年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的一次辩论会上，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对当下的电影几乎都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尤其是那些被称为Pilsnerfilmer（"比尔森电影"）的。从名字就能看出这类电影就是给喝啤酒提供背景的滑稽闹剧，与后来所称的爆米花电影概念基本一致。韦勒·希尔德布兰德（Weyler Hildebrand）导演的喜剧片《小旅店天堂》（Pensionat paradiset / A Boarding House Named Paradise，1937）不幸成为声讨的主要目标，除了因为影片中既有男扮女装，也有泳衣出镜的女性外，更主要的是影片全程“为搞笑而搞笑”的所谓“媚俗”。尽管电影制作方再三强调电影的商业性，如果电影都不赚钱，那公知们未来就没有任何电影可批评了。但影评界和知识界却认为电影从业者在低估和引导观众的品味。

当然其中也有一 些直指社会问题讽刺性的喜剧片，如古斯塔夫·埃德伦导演的《沃普尔吉斯之夜》（Valborgsmässoafton / Walpurgis Nigh，1935）（注: 沃普尔吉斯之夜是北欧地区春季传统节日，纪念圣徒沃普尔吉斯，庆祝活动通常是篝火晚会和男声合唱团表演），这部影片讽刺了当时瑞典惊人的低生育率。

到20世纪40年代初出现了几部广受好评的电影，电影人和影评人之间的紧张对立有所缓解。例如古斯塔夫·莫兰德导演的《夜间骑行》（Rid i natt! /Ride Tonight!，1942），以及由英格玛·伯格曼所写的剧本改编、阿夫·松伯尔导演的《狂乱》（1944年）。

20世纪30年代，全球的电影明星体系已经高度发达，明星类型化也日益明显。尽管一些演员能够在不同类型和角色之间转换，但大多数演员都是根据流行类型的需要来定型的。瑞典电影界也不例外，比如达格玛·埃贝森的角色基本都是管家或家庭主妇； 爱德华·佩尔森的银幕形象就是一个好脾气的父亲；图塔·罗尔夫常常扮演思想自由的现代女孩；鲁丁则更擅长演绎思想迟钝但善良的好男人。这些明星的职业前途与本土观众的喜爱程度息息相关，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瑞典，到更有前途的好莱坞或欧洲其他国家发展。如英格丽·褒曼、莎拉·里安德等。

二战期间，瑞典一直努力保持中立，并幸运地避免了直接冲突。但瑞典本土电影中却没有避开战争题材，如西格·沃伦导演的《无立场男孩》（Beredskapspojkar / Mobilization Boys，1941)，以一种喜剧方式来表现军队中一些颇为可笑的制度，影片更认同的是士兵们同志般的情谊和面对未知敌人的威胁时共同作战的协同智慧，和破坏计划的能力。但一些间接表现战争的影片却似乎更受欢迎，如伊米尔·林格姆导演的音乐喜剧片《卡尔的旅馆》（Kalle på Spången/ Kalle’s Inn ，1939），电影讲述一个小旅馆老板卡尔（注：Kalle在瑞典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男子名，如同小强在中文世界里一样）幸福又苦恼的生活，影片采用了一些歌剧片段，但也有不少当时音乐人的创作。其中一段歌词间接描述了欧洲战争阴云渐渐笼罩，“现在地球上所有的墙都开始摇晃，一群傻瓜放火烧了我们的世界。哦，亲爱的，在积极战斗的你，走上山坡来，和我一起看一看。当你从这里看到我们古老的地球时，我很肯定你会惭愧。”。这部影片的取景地在瑞典南部斯科纳省，片中明媚灿烂的自然与当时欧洲各国的紧张压抑形成强烈对比。这部影片在瑞典本国反响平平，但在被占领国丹麦却引起了观众强大的观看热情，该片在哥本哈根的Nørreport电影院连续放映了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