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師在武漢肺炎下的思考（下）：早已存在的另類疫症
另類的疫症：病入膏肓的社會
英國黑人研究學者 Kehinhe Andrews 在《The Other Pandemic》中指出，武漢肺炎揭露了我們如何對不同的生命的差別對待：就在武漢肺炎爆發期間，全球已有大約二百萬孩童因貧窮而死亡。另外，每年都有大約九百萬人死於饑荒。相對之下，Andrews 執筆時，武漢肺炎的全球總死亡人數為 36,000（現在則為大約有 28–29 萬人），全世界立即視之猶如一場核爆（套用聖公會大主教的用語），卻對其他因貧窮和饑荒的死亡視若無睹：我們在遏止武漢肺炎疫情時願意採取的極端緊急的措施，無論多合理，其實只是暴露了我們對身處世界不同角落的貧窮和饑荒所做的膚淺：掏出幾個小錢給慈善組織，就算了事。
Andrews 說，這是一個令我們不安的真相：我們早已對地球南端較貧窮的地區 (Global South) 的貧窮和被奪去的生命習以為常，其幅度根本不是我們這些身處西方（也包括香港）的人能想像的。就在我們享受全球化資本主義的豐饒的同時，我們忘記它同一時間在貧窮地區正在帶來的死亡。這是每天上映的另類疫症。
用 Saidiya Hartman 的話，連同其他在例外伊拉克等戰區死亡的人，這些是「沒有風浪的災難、每天都發生的緊急狀態，和社會制度分配的死亡」，針對的就是那些被認為可以取替，可以丟棄的餘剩或多餘者 (remaindered and surplus)。
同樣被視為餘剩和多餘的，也包括發達國家社會上的低下階層：在新自由主義對福利國家的攻擊下，政府都對醫療和福利大幅度削減撥款，這些照顧低下階層的制度，能夠令他們更容易得到可以負擔的醫療，和有合適的居所和生活及衛生水平。這些最終只會令社會整體更能面對疫情。但新自由主義卻選擇將這些功能交給市場，最後當這些制度被削弱時，我們面對疫症的能力亦然。
在此不得不提的是不少右翼政府（包括英國的保守黨）在疫症初期立即大刀闊斧地為低下階層（包括因為疫情失業者）提供短期的援助，這反映政府其實並非沒有能力去照顧社會上的弱勢社群，只是他們不認為「太平盛世」時有這個政治壓力去逼使他們去做；大家都甘於對這些弱勢階層視若無睹和安之若素：就像我們對非洲等地受貧窮和饑荒催逼的孩童視若無睹和安之若素一樣。
在這裏齊澤克、Wendy Brown 和 Saidiya Hartman 也提醒我們，我們這些對被逼留家（工作）感到厭煩甚至沉悶的人，其實本身已是社會上較優越的一群：起碼，我們可以透過電郵和視像會議，繼續在隔離時工作。
但那些必須在外工作，例如在醫院的醫護人員、維持公共交通的司機、超市送貨、生產必需品的工廠、在超市工作等的各種工人（你還可以不斷加長這張名單，例如收割農作物的工人），他們怎麼辦呢？只因他們冒險地在外工作，我們才能安全地留在家中隔離。但弔詭的是，他們往往只賺取社會上最低的工資。武漢肺炎充分顯示，其實他們才對社會最重要。
當然，同樣道理也適用於仍然能夠有安全的家可以隔離的我們：不少無家可歸的人，或住在貧民窟的人，或住在猶如集中營的難民營的人，可能連乾淨的清水也沒有。能夠留在安全而不算過份擠逼的家，可以扭開水龍頭就有乾淨的自來水，還可以抱怨看太多 Netflix 上太多網很沉悶等等，對很多人這些統統都不是理所當然的。正如 Nela Porobić Isaković 說，能夠隔離，可以留家工作，可以在孩子停課期間在家教育他們，還能填滿我們的食物和日用品櫃子，還可以有醫療，和在疫情過後迅速「回復正常」，這些在在都說明我們的社會階層、性別、種族、年紀和身處的地區。
因此，就算我們將「疫症對所有人一視同仁」掛在口邊，正如 Saidiya Hartman 提醒我們，事實上，最終最容易被病毒毀滅的，仍然是社會上的低下階層：或是由於他們必須暴露在外和接觸不同的人，或是因為他們的生存環境並不理想，他們更容易受感染和病逝。
如何糾正社會的另類疫症？
正如齊澤克指出，改變並非任何一個國家或政府可以達致的：我們應該由國家機器以外的社區動員開始，逐步延伸至強大和有效的國際合作。倘若這令擁抱全球化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者感到不安，只要想想我們怎樣在疫症期間以政府的力量徵用和製用大量的呼吸機：就像在戰爭期間政府大量製造和製造槍械一樣。齊澤克借用 Will Hutton 的觀點，說最終的目的，是取代現在那個經常出現危機的不受規管的全球化自由市場，引入一個互相支援並互相協作的全球化行動。同樣必須受取替的，是國族民粹主義，那些什麼「美國第一！」的口號：武漢肺炎清晰告訴我們，倘若要生存，我們就必須互相合作。
Henry A Giroux 也認為，要糾正這些弊端，我們必須教育公眾脫離消費社會那套私有化和極端個人化 (atomization) 的迷思，若要達致這目標，我們必須要一套能夠持續批判新自由主義的論述：我們必須狠批他們背後那種排外、剝削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論述，並剖析貧窮、階級壟斷、環境破壞和種族歧視背後的意識形態和結構性原因：這樣我們才能採取更有較的行動。George Yancy 指出，我們必須超越那些「我們是獨立自足個體」等的「假論述」，而須像 Judith Butler 提出的，反思我們如何在我們和旁人的關係 (relationality) 中被建構。我們必須接受，我們陷身於、來源自和被一個我們以外和先存的社會支援著。我們並非獨立自足的個體，我們和我們身旁的人的界限，或許不如我們想像中明顯，若是這樣，我們同樣需要一套超越界限的倫理。
我們需要的，或許不是小修小補的「改革」，而是如齊澤克和 Jack Halberstam 提出的徹底和根本的社會重構。
武漢肺炎的疫情正正令我們能停下來重新想像我們的社會，甚至刺激起一些抵抗力量，去爭取一個更公義和公平的社會：用 Jack Halberstam 的話說：既然現在我們如此清晰甚至痛苦地留意到不公平如何區分健康和貧窮的人，被照顧和被遺棄的人，關注的人和冷感的人，不動一根手指頭卻富有和勤勞卻貧窮的人，驕傲和絕望的人，犧牲一切的人和遙距觀望股市的人，我們難道不應堅持另一個世界不但是可能，而且更是必要的嗎？
最後必須指出的是，這些關於社會的弊端的討論不常見於傳媒（特別是右翼的傳媒）。相反，報導多半集中的，都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和怎樣守規矩。被渲染的，往往是某人怎樣不守規矩並因此令其他人受感染的故事。Henry A Giroux 指出，這是一個將疫情去政治化 (de-politicize) 的把戲，企圖令公眾對在潛意識中接受政府其實沒有責任照顧其公民，或社會不應該互相尊重，和在經濟上更平等。同樣的把戲過去在環保議題上也出現過：當我們專注怎樣少用膠袋或回收時，我們就不再專注在背後更重大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結構的問題。若然，對抗武漢肺炎就必須同時對抗這些意識形態的迷思。
結語：回不去的「正常」
疫情肆虐，人人都渴望回到「一切如常」的時候。但如齊澤克和 Eyal Weizman 等學者已經提醒我們，就算我們能回到那個貌似過去的「正常」，其實我們已回不去所謂的「正常」了：我們會更敏感我們的脆弱，西方社會的民眾也會對社會上的不公，包括醫療系統的不足更加敏感並從而推動深入的改革甚至根本的重構。部分社會學/哲學家（例如法國哲學家 Bruno Latour）甚至建議重構一個以對抗氣候變化為根本的經濟。
當然，除了正面的改變外，疫症也會同時帶來負面的改變。Eyal Weizman 從歷史中指出，任何的疫症過後，我們的城市形貌亦會出現根本的改變。歷史上這些加強政權操控人民的抗疫措施，從來都不曾完全被撤回和「回到正常」。最初的藉口當然是恐嚇民眾「疫症可能重臨」，但慢慢地，即使疫症重臨的風險已下降，由於這些措施已變成生活的常態，他們就會正當地存留下來。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十六世紀時威尼斯為了對付黑死病而創設的「隔離區」(ghetto)，並沒有在疫症過後消失，相反，它慢慢演變為極權手下禁閉和隔絕不受歡迎或被視為餘剩或多餘的社群（例如猶太人）的 "Ghetto"。
對香港人而言，這當然代表在「限聚令」等抗疫措施中收緊了（已經無可收緊）的公民社會自由，只會在疫症過後以「預防下一波爆發」等冠冕堂皇的名義持續下去，甚至變本加厲。我們現正身處的阿甘本口中的法外狀態（或傅柯筆下的生命政治極權、德勒茲的「操控社會」和鄂蘭的「法外前線」），將會以成為新的以法統治 (rule by law) 常態的形貌持續下來。惟一的不同，或許是在香港，抗疫不是「繼反恐之後」的法外狀態藉口，而是天衣無縫，合作無間的好伙伴：只要能夠摧毀香港法治的手段和藉口，香港政府都不理好醜，照單全收。
更可悲的是，我們惟一能回到的「正常」，或許只是那個不斷剝削低下階層的新自由主義社會。
這個令社會長期處於法外狀態下的剝削剩餘者的疫症，或許才是更值得我們擔心和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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