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特色感想作业

 感想在大陆的基础教育阶段是一种很流行的作业，各种集体活动都可以伴随着老师布置的几篇感想：看参考书目要写读后感；观看电影要写观后感；几个淘气学生违反校规也要写一篇接受惩罚之后的感想……在政治学科化的背景下，一些重要讲话和大学习任务下达之后，感想变成了获得成绩的硬指标，这真是令人头大。这几年，大陆特色的感想还从学校里火到了其他领域，包括自证其罪、交代材料。甚至有些调查报告都属于广义上的感想，感想确乎离我们很近。在集会游行示威都不能乱搞的大陆，一篇小小感想也政治化了。

                                                                读后感

（一）高尚犯罪的诱惑

     在走上了弗拉基米尔大道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贵族一夜之间变为一个连农奴都比不上的苦力，这才开始被迫思考罪与罚的关系，忍受着自己从未感受过的待遇，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思考着许多的问题，这样一种经历让他对于社会和人生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段经历的映像也体现在了他的作品之中。

     牢狱里面也是一个小社会，即使人们本质上都是犯下了重罪的刑犯，刑期也长短不一，但入狱前的生活和态度多少都会反映在他们的生活之中。陀氏也不例外，贵族出身的他迅速地在牢狱里面发现了自己的贵族朋友们，并且了解到了他们之前的一些经历，在这些贵族之中，有因谋逆沙皇而被判重罪的，有谋杀亲父东窗事发的，有杀死长官被依法重罚的。在外人看来这些罪行应该有区别，可是法庭的处理却没有任何区别，都是让他们服刑，这使得他感到一种困惑，难道高尚的行为也可能是罪行吗？我是否有资格评价自己的罪行是高尚的行为呢？

     在牢狱之中，贵族们拿出了自己的茶叶泡来喝，但是却发现周围人的目光如刀剑般锐利，那是一种依然存在的阶级差别，喝醉的狱友甚至直接上前举起物品想要砸碎他们的头颅。在牢狱里面，穷人对于主子天生的畏惧荡然无存。

     因为谋逆沙皇，陀氏的伙伴们都被判了重罪，甚至被处死。而他能来到此处，实属沙皇法外开恩，在刑场上刀下留人而已。在这西伯利亚的严冬里，他感觉到自己心中的所谓高尚行为已经因为自己的妥协和投降蒙上了阴影，但是又没有完全失去，以至于自己有意无意的会去想到这个问题，认为自己的做法会得到“人民”的认可，他陷入了肯定自我和怀疑自我的漩涡之中。

     可是当他处于一个大家都已经无法再坏的环境之中时，他原以为自己是为了“人民”而反对沙皇，至少比弑父的人高尚点，却发现根本无人关心自己的经历。相反，曾经居于底层的罪犯还处处为难他，享受着侮辱“贵族”的乐趣。他原以为苦役对于自己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酷刑，无论是粗制的黑面包，公家发的劣质衣物还有繁重的工作都让他感到这是一个和之前世界不同的，幻灭的世界……如果说别的东西他还可以接受，那么监狱里面的菜汤他确是无法下咽的，同样的菜汤也出现在了《罪与罚》里面，作为受罚者接受法律秩序和开始新生活的象征。但是在那时候，一个贵族是无法吞下充满蟑螂的菜汤的。

     在抛去了对于自身“高尚罪行”的想象之后，陀氏将过去那个骄傲的自我也一并抛去了，他的思考愈加深入。成为贵族意味着他能接触到大多数人不能接受到的事物以及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其违法行为得不受追究的注解。圣人或者超人可以以他们自己的观点去解释法律，乃至将其全盘否定，可是这并不妨碍社会普遍的正义观念对他们进行裁判。高尚的犯罪这种想法调动起他们的欲望，既可以实施所谓为民请命的犯罪行为，并且得到人们的尊重和赦免，也可以如恐怖分子般犯下灭绝人性的勾当。一人之高尚实难谓之高尚，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主上觉得他意图卑劣，他也可以等闲置之，因为一人之卑劣亦难谓之卑劣。

（二）凌厉处罚的假象

     “傍晚，我在牢房上锁前的昏暗的暮色中沿着围墙的立柱徘徊，沉重的忧伤压在我的心头。在我以后的全部监狱生活中从未有过如此忧伤的感受。囚禁的第一天是难以忍受的，无论在哪里：在监狱也好，在单人囚室也好，在劳役中也好……不过，我记得，有一个问题最吸引我的注意，这个问题在我以后的牢狱生活中始终萦回脑际，挥之不去——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解决的，对我来说，它至今仍然无法解决：这就是罪行相同而惩罚却不平等的问题。”----《死屋手记》

    在将罪行的高尚性问题想清楚之后，关于惩罚和执行的问题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中扎下了根。他对这个问题思考了多年，乃至出狱之后还在思考。

 为什么会有同罪不同罚呢？陀氏一开始表示的是对于法官的怀疑，劳役营里从来少不了杀人犯，有人抢劫的时候失手杀人，有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女免遭侮辱而杀人，有丧心病狂的人对孩子下手……但是这些人却都要在劳役营里面服极刑……看似是坚持了同罪同罚原则，但对于那些情有可原之人，确是无疑的重罚。迫不得已而犯罪的人是不是更情有可原呢？正当防卫可以说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于人性的判断，那就是大多数人在面临危险的时候，会选择反抗危险而对行凶者出手，否则自己就会成为待宰的羔羊。法官若是将其也投入大牢，那就是和善良对着干的事情，万一法官都被收买了呢？万一有人能够左右判决的作出和执行呢？万一有人能够强迫这位无辜的人认罪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起了沙皇左右自己的死刑判决执行的过程，只要这位尊上一声令下，法院的判决即更变革。此时谁敢一枪打死自己，就是违法了，真正的法律其实是王上，或者是其他有权者的指示，而非反映社会正义观（良知）的那些东西。对于法官的怀疑是没有依据的。

 良知尚存的那一些罪犯的处罚，从他们犯下罪行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良知会在心中审判他们，让他们痛不欲生。对常人来说，他们犯下案件的时候可能还感觉没什么，但是在因被抓捕走到了要面对刑罚的当口，就感受到了刑罚的威力，开始受到内心情绪的惩罚了……可是还有这样一些罪犯，他们已经失去了人性，不会为自己所犯下的任何罪行感到内疚和愧怍，即使是监狱和苦役，对他们来说已经完全失去了惩罚的性质，他们会觉得犯罪被抓只是因为不走运罢了。

 更毋言一些在严寒的冬天，在外面的世界已经连面包都吃不起的平民，自愿地犯下一些小错以换取来监狱里面吃一顿饱饭的权利，他们甚至将监狱生活视为一种活下去的机会而不是惩罚。

    在法制体系并不能反映良知的情况下，人们对于自己的罪行都不会有相同的感受，那么对于惩罚怎么会有相同的感受呢？陀氏一开始觉得苦役是惩罚，但是在被免去一死之后，他发现苦役似乎对自己也不是一种惩罚。将苦役视为惩罚的人是认为自己做的事应该被惩罚的人，对于一些不存在这种想法的人，即使是绞刑也不足以被称为惩罚。   

 对于一些罪人，用极刑处罚并不符合实际情节。而对于另一些人，处罚无法使得他们感到畏惧并且悔改，他们会觉得不走运。这些都是看他人受罚的轻重比较，无关自己对于处罚的态度，对于前者，任何人都可以从法律和道德的差距上提出几点疑问。而轮到自己受罚的时候，趋利避害的思维会发生作用，这些观点都是建立在以法律之是非为是非的基础上的。

 然而若法律之是非不会被行为人思考的时候，苦役还会被接受苦役的人视为是惩罚吗？陀氏的心中已经生出了疑问，在目睹了多名轻罪犯人出狱之后因为再次犯罪回到狱中之后。对于惩罚的性质，以及可以改变人的是可以惩罚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也生出了反思，惩罚是种法律设置的强迫行为，而对于恶行的定义来自王上的指示，如若自己问心无愧或者干脆没有人性，对自己的行为作出非恶行的评价，便自此不会再去畏惧惩罚。只有自己的思想改变了，才会对惩罚作出公正的看待

 若他真的是一个骨子里面的反对沙皇的人，那么无论是什么外加惩罚都不会阻止他站在沙皇的对立面，也就是人民这一面。他的身体越受难，灵魂便越崇高。他在接受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合理性之后，才认识到真正不会接受沙皇的法律的人，恰是那些从未将法律当一回事的人。

（三）自封的英雄

 因此惩罚的设立，是对那些认同法律而认为苦役是惩罚的人来说的，趋利避害的逻辑让他们看到不法行为是应当被避免的。可是当这个人感到法律秩序压抑了他，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向法律秩序发起挑战。在沙皇治下，无论什么法律秩序都存在一定的范围，他们并不是无限的，至少人们还能享有掌握自己部分生活的权利，只是法律规定他们不能享有以外的权利。英雄可能以违反法律为荣耀，但是违反法律并不意味着法律秩序就此消失，后者依然存在并且给这位英雄的行为以违法的评价。沙皇的法律也不都是恶法，对于故意杀人犯来说，他们也以违反法律为家常便饭，法律也依然存在，并不因为杀人犯之违法更为激烈就宣告消灭。

 在目睹旧制度的种种怪异现象之后，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去攻击法律秩序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想让法律体现自己的声音。如果他们代表了进步的力量，那么法律秩序就往往需要做出让步，这种让步不单纯是在执法层面的让步，而是改变秩序对个人权利、义务的分配。这是一个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进行协商和碰撞的过程，其中必然伴随着一些人对于法律的违反，

 那些革命家干的就是这种事情，原以为只要沙皇死了，沙皇定下的法律就会化作乌有。人们就可以在废墟之中建立起新的进步的法律秩序。只是他们并不知道反动力量并不是沙皇一人，杀死了沙皇，沙皇还有继承人；杀死了沙皇的继承人，反动的力量也会找到新的代理人，法律秩序只是反动力量的统治工具之一，通过实施不法行为的方式去打击反动力量而不是反思反动力量的源头并且治理之，或许并不能触及反动力量的根本，或许做到的只是让反动力量发现法律秩序在镇压民众这件事上的不足，并且一步步完善自己的各项反动措施。

 无法将反动的力量归结在沙俄已经启动的改革进程之后，杀死沙皇并不能解决一切，沙皇是反动力量的代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认识。当陀氏入狱，他才发现一个法律秩序如果只靠权操于上的人的推动是基本无法搞成的，反动的力量不仅存在于那些人身上，也存在于他所称为人民的那些人身上，甚至也存在于自己的身上。自己的同仁只是给芸芸大众打上了有待解放的人标签，在准备革命的时候并未仔细研究人民对于沙皇和对于他们的观点，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决定人民的地位，那么自己和他们想要推翻的沙皇，又有什么分别。

 因为惧怕反抗而让压迫变得更为深重的人不值得同情，革命看似是对压迫的反对。可从另一种视角来看，盲目的革命也是他们这些自以为将要执掌大权的人对人们施加的新的压迫，他认为自己是他们这群人之中最有能耐的一批人，能够通过否定法律秩序的方式引来新社会，同时任何反对这种想法的人都是革命的敌人，必须被抹除。在革命胜利之后，新的超人取代了旧的超人，未去反思反动力量的源头，最终会带来新一轮的压迫。

 回忆起沙皇的卫兵传来沙皇停止行刑的命令的那一刻，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识到了妥协的时刻已经来临。从他对惩罚感到畏惧开始，就会为欲加之惩罚寻找理由，那一刻他已经改变之前对于法律的藐视态度，成为了法律的拥护者。